他的身上一定要洋溢着必胜的意志，并以此激励军队和民众，统率军队和领导人民去奋勇杀敌。

为了更好地让统帅担负起总体战的职责，统帅的职位一定要在和平时期就确立好。因为统帅的职责是，在战争爆发之际集中全国之力量（前方的和后方的力量）供其调遣。

和平时期，统帅要相信，凭借种族遗产的民族精神能够团结整个民族，并通过这种民族精神对青少年、成年人，尤其是军官，进行教育，巩固他们的信念。此外，统帅还要对人民进行教育，让他们牢牢记住，对执政者、国家官员乃至民众来说，民族的团结是进行总体战的共同财富。

考察与战争有关的各项方针，是统帅不可推卸的责任。

统帅要对财政和经济进行审查，确定它们是否符合总体战的要求，并要为此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保证人民的正常生活，保障经济发展，确保人民和军队的供给维持在正常水平。

统帅负责统率全军，他要处理部队平时训练和军事装备等事宜，通过发布动员令、战略展开指令和最初行动命令，使军队的行动统一起来。他是战争的首脑，一定要通过作战和宣传，给敌国人民和敌国军队致命性打击。

同时，统帅还要充分利用战争经验，维护和激发部队的战斗力，维护好后方人民的生存和精神团结，坚定人民勇于作战的意志。

统帅应为政治规定出作战中政治所应遵循的大政方针[3]。

在下达战略展开指令时，统帅的处境并不一定都是好的。动员和战略展开这两项任务是紧密交错的，安排和计划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至少一年）。如果统帅刚好在这一年就职，那么他就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前任所制定的战略展开指令的影响，因为别人制定的战略展开指令未必与他的观点一致。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勉为其难，接受前任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但是，对统帅来说，极为重要的一点是，只要有一丝可能，统帅就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实施战略展开指令，绝对不能“按前任的意志工作”。

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最后一任总参谋长毛奇将军的行动，就是最好的反面例证。在战略展开问题上，他和施利芬将军各执己见，针锋相对，谁也不服谁，但是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却始终未能摆脱施利芬将军思想的影响，虽然他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修改了前任的战略展开计划。所以，“人贵自立”这句格言用在统帅身上，比用在任何人身上都更为恰当。

陆战中，统帅要在寻求决战的地点亲自指挥部队，至于次要任务，比如牵制敌人兵力投入决战，则可以另外委派一名司令官前去执行任务。

世界大战中，德军最高统帅部因为最高统帅是留在柏林还是在西线和东线各任命一位司令官的问题争吵不休。我认为，这种争吵毫无意义，在当时我就持反对意见，我认为统帅应当将决断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

他的职责就注定了他的职权不应当受到任何削弱，也注定了在他和负责决战任务的军队之间设立一个中间机构是多余的。因为，他的独断独行是神圣的，不允许任何人妨碍他。

任何中间机构必然会影响，甚至阻碍统帅意志的彻底贯彻。统帅的职责是多方面的，他不但要消灭敌人的陆军部队，还要关注其他战场，比如海战。此外，他还要考虑数不清的问题，并要作出决定（这些都是总体战对统帅所提出的要求）。

而这一切都是统帅的地位所决定的，任何人都无法改变。

由于通信器材有助于总体战的统帅了解敌人的情况和我方情况，所以，它可以作为一种全新的方式影响作战的进行。不过，我们也要看到，我方统帅能借助通信器材了解情况，敌方统帅也能够做到这点。所以，一定要动用强大兵力尽快落实我方的措施，并排除万难扫除我方内部的一切障碍。要知道，敌人给我们设置的障碍已经够多了！

在世界大战中，我的主要工作虽然是参谋，但是我却有幸参加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加里西亚的作战。在指挥西线德军的防御战和进攻中，我鼓励将士们奋勇杀敌，我对我的职位充满责任感，我凭借我的能力和作战经验（在这一点上，指挥局部战斗的指挥官则无法与我相比）努力工作。

我在工作中，经常收到有关前方抱怨的消息，但是只要不对其他地段的作战产生影响，我就只能视而不见，不给前方将士派去援军。这个决定对我来说如千斤重负。但是，为了我军能够在其他地段获取胜利，我只能承受这巨大的精神负担。

现在，集团军群和集团军司令部都在统帅的绝对领导之下，统帅可以直接对他们发号施令，对以往只能下达有限命令的单位，统帅也可以提出相关要求。和世界大战时期相比，这明显进步了很多。

同样地，集团军群或集团军司令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对各自的下属提出要求。只有这样，行动才能够统一，才不至于出现不正常的现象。比如，1914年8月，自以为是的下级竟然危及和延迟上级意志的落实，结果上下级经常发生冲突。又如，德军最高统帅部把决断权交给集团军司令部，却又下达一些含糊不清的命令和指令，结果造成第6集团军在洛林的行动和第1、2集团军于1914年9月9日的行动失利，对此，德军最高统帅部要承担责任。

正如统帅要求下级服从一样，集团军群则要求上级发布明确的命令。如果下级认为上级的命令无法执行，那么他们至少要利用通信器材向上级询问情况。这好像给人这样的印象：我在提倡下级闹独立。其实，这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本意是说作战需要统一性。

根据作战经验，我认为军队必须要有严格的上下级关系。下级的自主性必须在这种严格的上下级关系下发挥。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统帅的意志才能得以贯彻[4]。

在统帅认为不适合对作战直接下达指令的地方，可以只提出他的基本思想，留待有关的下级指挥官去实施。但是，他一定要密切关注行动的实施，因为他依旧是最高负责人。在整个战争中，统帅都是最高负责人。

为了履行职责，统帅要特别要求下级应当不隐瞒一切而将部队的真实情况上报。这个要求看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却很不容易，尤其是在那些不太可靠的下级那里，这个要求基本上没法落实。他们在胜利的大背景下，容易夸大战绩，在失败的氛围之下，又容易高估损失。倘若不对这些情况进行调查，那么下级的报告往往有夸大的成分。

统帅只有完全了解自己的军队，才能够作出恰如其分的决定。准确真实的报告，对统帅下定决心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多数情报是不可靠的。

世界大战中就发生过这种事情，由于西线右翼胜利的报告和第6集团军右翼在洛林会战后对态势估计过于严重的报告，造成了德军最高统帅部作出了致命的错误决定，从西线右翼抽调两个军到东线，交给我指挥。我认为，如果非调兵不可，应该从洛林方向的集团军中抽调，可是，事情并没有按照我的设想发展。当然，这件事情也不是我提出来的。

统帅应当相信他的下属，相信他们拥有独立自主的能力，能够带领自己的部队完成上级交给他们的任务。只有这样，统帅的决定才不会遭到阻碍，他才能具备掌握决定，并将计划付诸实施的自由。

统帅向其下级司令官及时、详尽地通报其意图，这对下级深入理解作战目的有较大的帮助。统帅和他的司令官一定要在这方面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

统帅既是军队的教育者和领导者，也是军队战斗力的维持者和推进者。为此，他一定要重视一些重要的问题，比如装备和作战观点是否与现实要求相符合，是否应作重大修正等。

我到德军最高统帅部任职后，将兵力的密集部署改为疏散部署，并用机枪替代步枪，增强火力。在战争中，随着技术器材的大批量使用，验证其效果要比平时容易得多、准确得多。至于战术的效果则更加显而易见。

除了关注陆军作战部队外，统帅还要关注兵站、后方部队、空军、海军和后备部队等方面，并注意检查军纪和精神状态[5]。在对待人民上，统帅要时刻注意观察人民是否在为军队和民族的生存而努力，是否下定决心和军队一起，团结一致，致力于维护民族生存的伟业。

与此同时，统帅还要高度重视国内经济状况，军队和人民的供给问题。哪里发来急需补救的消息，就要立即行动，加以处理，哪里出现弊端，就要认真查办、纠正。一定要将任何对军队和人民有害的事情统统消灭在萌芽状态，这是统帅义不容辞的义务。在这方面，总体政治必领与统帅合作。

统帅应当全神贯注地阅读有关敌军和敌国人民精神状态的报告。因为，现实表明，在如今部队人数高达数百万的情况下，就算取得决战的胜利，也很难将每个敌人消灭或俘虏。

通过获得决战胜利和摧毁敌人的经济、对敌人实施封锁、利用海军断绝敌人的供给，辅之宣传，都是达到摧毁敌国人民顽强抵抗意志的手段。

总体战对统帅的要求是无边无际的，它对统帅的功绩和能力的要求已远远超过对过去历代统帅的要求，甚至在腓特烈大帝之上。

统帅在民族的历史上较为罕见。

和平时期，军队领导能否成为战时的统帅，只能交由战争来裁决。我认为，只有在总体战领导的职位上奉献一切，致力于维护民族生存的人，才能称为人民的统帅。从这个角度上看，统帅和人民是一个整体，不然，统帅对人民来说便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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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腓特烈大帝是统帅的标准。自他之后，人们对何为统帅已模糊不清，从而危及作战和人民，我上述所言，也适用于盟国（奥匈帝国）的总体战。正因为如此，经验告诉我，国家的独立体制是作战中实施统一指挥的障碍。1914年，冯·康拉德将军（奥军总参谋长）反对任何将奥匈军队隶属于第9集团军的方案，后才逐渐让步。大规模作战行动需由两国“协商议定”。为在东线作战，德国提议成立联合司令部，由奥匈帝国弗里德里希大公爵任最高司令，我任总参谋长，但遭奥匈帝国的拒绝。1916年8月，因东线战况危急，终于在东线总司令之下成立一个联合司令部，统辖由加里西亚至波罗的海的战线。后来，冯·阿尔茨将军接替冯·康拉德将军职务，终于成立了一个“最高指挥部”（虽然只是徒有其名），由德皇担任统帅，但这个指挥部并没有改变多少两军不协调的状态。敌人的涣散程度也不亚于我们。但是，他们平时就缔结了永久军事同盟，对平时战备和战时战略展开均有明文规定，而德国与奥匈帝国之间却未能就此达成协议。两国的联盟仅仅是政治性的。1918年3月21日，由于德军攻入法国，敌人才成立了联合司令部。事后才知道，这是极为明智之举。常有人说，拿破仑一世是统帅的样板，这是一种误解，他不过是共济会手中的傀儡。共济会使他登峰造极，又将他打翻在地，1812年令其远征俄国，实无任何依据。

[2] 相当于第一副总参谋长，负责作战；第二总军需长负责后勤。

[3] 我已听说，政治家们对我的这一观点大为恼火，特别是对政治应为作战服务的思想愤愤不平。然而克劳塞维茨就曾教导过，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政治家们为此激愤不已，把我的观点视为注定失败的“军国主义”的观点，但这却丝毫改变不了现实所提出的要求，而这些要求也正是我为作战和为维护民族生存而提出的要求。但愿“军事科学家”们也能记住这一点！德国政治在世界大战中的作为，已表明这些要求的必要性。

[4] 我在《战争中的违命》一书中，重点指出了下级指挥官违抗上级指令的危害。

[5] 制止军队中的酗酒现象是不言自明的事，从世界大战中可明显看出酗酒对战绩和军纪的严重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