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投降(2 / 2)

本来说好各小队之间要保持联系,但不一会儿就表明这是无法做到的。刚进入地铁车站,人们就走散了。没过多久,各小队在黑暗的隧洞里更是分不清东西南北。几个突围而出的人离开了他们的队伍,想从一个车站出口出来,却被上面密集的枪弹扫射和扔下的阵阵石块赶回了车站。由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事先商讨中制定的计划,即偷偷地穿过俄军的阵地到达城北,在奥拉宁堡的前方或其附近与一支说是在继续抵抗的部队汇合,被证明是极端荒谬的。

在东奔西跑中,几个突围的人不知怎么的又碰到了一起。鲍曼在凌晨两点左右已跑得精疲力竭,人们看到他犹豫不决地坐在索西街一户人家门口的石阶上。另一部分人拣小路,穿地窖,越过后院,前往位于舍豪森大街上的舒尔特海斯啤酒厂,那是临时集合点之一。许多人在还在进行的、大多是坦克对坦克的巷战或争房夺屋的战斗中送了命。在魏登达姆桥边,赫格尔和希特勒的第二机长贝茨倒下了。瓦尔特•黑韦尔,或许是为了实现自己对希特勒的承诺,在威丁酿酒厂里自杀了。

蒙克和他的参谋部人员以及京舍、鲍尔、林格、拉滕胡贝尔、福斯和其他人碰到了一起,他们现在的小队,是人数比较多的一个,该队一部分人在第二天都被苏军所俘虏。其他的人,如阿克斯曼、施威格曼和地下避弹室的女秘书们,成功地到达了西边。当俄国人占领帝国总理府时,在地下避弹室里发现了布格道夫和克莱勃斯,他们的面前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喝了一半的酒瓶,已死在了地图桌边。马丁•鲍曼一直说是走丢了。但战争结束不久就有迹象表明,他与党卫军医生施图姆普费格大夫在勒尔特车站附近一起自杀身亡了。七十年代初,在对他的骷髅进行分析时证实了这一点。后来,尸体被火化,骨灰撒到了波罗的海里。

尽管魏特林“要求”停止抵抗,但城里的几个地方战斗仍持续了五月二日全天,并在后面一天仍然未告结束。但大火已不再燃烧,或是因从处处废墟堆中升腾起的烟雾过浓自行熄灭了。由于线路中断,一部分军官并不知道投降的消息,另一部分军官依据最后接到的指令,不惜一切代价死守阵地,他们指出,呼吁或道听途说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作为士兵,他们只服从命令。

一些失利的部队,但总人数仍有几千人之多,他们把所有的谈判都看作是“背叛”,决心战斗到底。在五月二日,他们中的一支部队还炸毁了兰德韦尔运河下方的隧道,里面有着无数的伤员和寻求保护的平民。但没有形成一场大灾难,因为水很快流光了:连大自然都不屑于无休无止的屠杀了,人们如是说。

在另一个地方,一支战斗部队在地下通道里架起了轻型火炮,把剩下的所有炮弹对准冲进来的苏军士兵猛轰。一队党卫军队员拿走了驻地食堂里所有的库存酒,大家喝得酩酊大醉,正像一则报告中所说的那样,钻到了“敌军坦克的履带下方”。蹊跷的是,在苏军刚占领政府所在地前的早晨,帝国总理府周边的所有大楼和炸塌的围墙上,都插上了纳粹的卐字旗。人们的第一个猜测,认为有可能是共产党人的抵抗组织所为,他们想对占领者表明,所有斗争的目的已经达到。但没多久就真相大白,原来是地段指挥员,二十七岁的多次奖章获得者埃里希•贝伦芬格尔上校,他发现了一个存放旗帜的仓库,随即决定把它们都插出去,向敌人表示一种宁死不屈的姿态。“我们在大好形势下在这面旗帜下战斗”,这名在四月的最后那些日子里仍被希特勒提升为少将的年轻军官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在目前糟糕的情况下展示它时感到羞愧”。没过几天,为了不蒙受被俘带来的羞辱,他和他的妻子一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大多是被击溃或被驱散的一小部分党卫军部队,最后又聚集起来,试图突破俄国人的阵地。在保卫城市中战斗最为惨烈的,是先前驻守法国的党卫军 “查里曼大帝”师,他们主要是在航空部周边地区进行了殊死的抵抗。驻守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党卫军部队以及现在只有不足一百人的拉脱维亚军团也浴血奋战,几乎到了自我毁灭的地步,因为他们从没想过当俘虏,现在他们能指望的无非就是决定自己的命运。

人们尽量避开仍在战斗的地区。但即使入夜,也没有人敢跑到大街上去。在这被摧毁城市夜间,时时响起可怕的声响:从远方传来的隆隆炮声,伴随着暴风雨中的闪电般突然加速的马达轰鸣声,零星的机枪连发射击声,还有妇女们的叫喊声。阵亡的士兵和死去的平民成百成百地倒在瓦砾之中,但没有人来理会他们。

凡处于那种境地的人,都认为战争结束了。到处都可看到打输了的德国国防军士兵,他们在排水口砸自己的枪,没头没脑地往废墟里扔手雷,或是在废弃的车辆中拉响导火索。接连几天,许多房子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碰了一下似的,整幢整幢地倒塌了。几天前被占领的一些城郊地区,慢慢恢复了生机,出现了疲惫不堪但幸免于难的人群,他们或提箱子,或肩负背包,里面放着从炮火中抢出来的家当。党徽、元首画像和纳粹卐字旗已不见踪影。希特勒自杀的消息很少有人相信,因为根据官方的报道,他是在“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斗争到最后一息”中阵亡的,这与还在广为传播的观点十分吻合。

在被占领的离开战场较远的市区,明显地形成了一种无序的野营生活。穿着土褐色军装的红军战士在大街上来回巡逻,周围是已不再燃烧或在暗火中仍徐徐冒着烟的废墟,这飘浮着的烟雾在白天把整个城区弄得暗淡无光。在许多广场上,是露营的部队,其中有许多女兵,她们在被烧毁了的或横七竖八躺着的武器之间摆着姿势拍照留念,有的把皮鞭在街石上甩得啪啪作响。在其他一些地方,俘虏们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候着问话,不远处的大炮还在喷出一闪一闪的火焰。在前进的过程中,苏联军队征用了大批的牛,现在它们站立在四周,直到一头一头地被宰杀掉,然后被唱歌跳舞的人们放在露天的火上烤着吃。到处是由毛发蓬乱的草原马拉着的俄罗斯小马车,车里装满了不值钱的猎获物:锅碗瓢盆、衣服、喷桶、手风琴、布娃娃或一些可随身带走的东西。车上有时还有狗拉的小车。其间,不断地有开着摩托车的传令兵来来往往,表情显得极为严肃。每一个大的十字路口,都竖起了用西里尔文字写的指路牌。

同时,越来越多的战俘不分白天黑夜地拥到事先指定的广场上。他们垂头丧气、筋疲力尽,胳膊上大多扎着白色袖章,他们是从地窖、地洞或下水道的出口处爬出来的,其中有许多年老的人民冲锋队员、十五岁的预备役炮兵,以及撑着拐棍或缠着血红绷带的伤员。他们默默地排到一个队伍里,被带着胜利的骄傲,胸前大多佩有许多勋章的苏军士兵们驱赶着、护卫着,走进一个巨大的灰色人群里。在夜幕降临时,探照灯又亮了起来:在照得如同白昼的灯光里,公路干线上各种运兵车和牵引车在缓缓爬行,构成一幅清晰的群鬼乱舞图。在道路的两边,在废墟的阴影下,站着一堆一堆的人,大多是些上了年纪的妇女,她们沮丧地看着车队靠近,从她们身边开过,随后消失在不知什么地方的远处。

听到了投降的消息,莫斯科一片胜利的喜悦。一眼望不到边的人群拥向街头,他们高声叫喊,把帽子扔向高空,互相热烈拥抱。这场伟大的战争在付出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后结束了。仅仅攻占柏林这一战役,红军就死去了三十万人。德国方面阵亡将士达四万人。至于平民死亡人数,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被俘士兵将近有五十万人。

近半夜时,莫斯科城里的三百多门大炮一齐开炮,每炮连射二十四次,把炮弹隆隆地射向夜空,紧接着的是精彩纷呈的大型烟火表演。全城欢庆“攻克柏林的历史性胜利”。庆祝活动持续了一天之久。声音之响,连远在布提卡监狱的牢房也清晰可闻,魏特林、两名参谋部军官以及几名在地下避弹室待过的人,作为第一批战俘被关进了这所监狱。一名人民冲锋队的二等兵,也在被俘人群之中。倒霉的是,他引起了苏联人的怀疑,因为他像美国新任总统一样,也叫杜鲁门。可他只是波茨坦的一个香烟小贩。

五月二日下午,三点刚过,红军在几乎没有遭到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帝国总理府。它并不是像许多描述或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是在激烈的战斗中攻占的。据资料说,第一个冲入地下避弹室的红军战士是中尉伊万•I.克里门科,他因这英勇行为被嘉奖为“苏联英雄”。可这次也像占领国会大厦一样,是一次“非官方的”事件,符合理想的照片是第二次补拍的。

早上九点左右,留在地下避弹室的总技师约翰内斯•亨策尔听到隧道中传来女人说话的声音。使他大为吃惊的是,从洞口走出来的是十二位穿着军装的红军女战士,原来她们是红军一支卫生队的。她们七嘴八舌,激动地比划着什么,这使亨策尔明白,他不必害怕她们。看到他以后,其中的一名妇女,显然是带队的队长,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她问他希特勒在什么地方。可第二个问题是打听“希特勒的妻子”,这表明是什么原因把她和她的同伴们带到这儿来的了。亨策尔还没把让他回答的问题讲完,刚应她们的要求把她们带到爱娃•布劳恩的更衣室,她们就急不可耐地拉开衣柜,打开大的抽屉柜,把她们以为用得着的东西,一股脑儿地塞进随身携带的包和袋里。这些女兵“高兴得大喊大叫”,正像这名工程师所说的那样,不一会儿就出来了,她们在空中挥舞着“至少一打胸罩”以及其他一些镶有花边的衣服,最后兴高采烈地离开了。

走出地下避弹室时,她们碰到了这时刚赶到的两名苏军军官,他们没有和她们打招呼。他们也向亨策尔打听希特勒的下落,听他讲元首的婚礼、他与爱娃•布劳恩的自杀和尸体被焚烧的情况,感到既好奇又目瞪口呆。接下来,他们让他把戈培尔家住的房间指给他们看,他们惊愕地看了一下死去的孩子们,随后重新把门给关上了。后来表明,根据所有有证有据的猜测,他们两人是科涅夫元帅部队的,两天前斯大林曾要求他们停止前进,因为柏林应该由朱可夫来占领。但前一件事更多地暴露出人的弱点,后一件事对于“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历史”来说则显得太专横。因此,两者到今天都没有出现在苏联有关柏林战役的叙述之中。

占领帝国总理府的同时,一场带有滑稽性质的短暂闹剧开始了。它不仅在很长时间内愚弄了世界,而且还虚构说希特勒仍然活着。在地下避弹室出口处附近,占领者们在花园范围内众多的死者中,找出了大约十五具基本烧焦或残缺不全的尸体。他们将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尸体制成标本,靠着一名化妆师的帮忙,把他制作成死去的希特勒。他们把尸体置放在两个碎石块之间,在五月四日那天作为一件引起轰动的战利品展现给世界公众。但不久他们就收回了自己一手制造的头号新闻,先说那是元首的“替身”,最后说是个“伪造品”。一段时间内,曾考虑从某个地方弄来一个死者,把他作为这个德国独裁者的尸体展示给大众,但请来的专家们当时就发现,这个人穿着织补过的袜子,这肯定会引起每个明眼人对尸体真伪的怀疑。又过了一段时间,谣传搞到了另外一具尸体,但鉴于前面不成功的经验,这次没有正式宣布是希特勒的尸体。“尸体在那儿躺着,”他们这样说道,“躺在还在冒着烟的被子上,脸烧焦了,脑袋被一颗子弹打穿了,可那可怕的变了形的模样,肯定是希特勒无疑。”

五月底,当斯大林关注此事时,展示一个又一个新的希特勒复制品的做法戛然而止了。他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以艾夫里尔•哈里曼、哈里•霍普金斯和查尔斯•博伦为首的美国政府代表团时说,他估计希特勒根本没有死,而是逃跑了,与鲍曼、克莱勃斯将军等一起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藏起来了。斯大林在有些场合说德国的元首乘了一艘潜艇跑到日本去了,在其他场合提到阿根廷,一段时间还提到了西班牙的弗朗哥。这些热衷于编造谎言的人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那样说,最后不了了之,尽管有些说法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深深植根于苏联政权本质之中的,是倾向于相信存在阴谋、背后交易和奸险的诡诈,这种倾向在希特勒神秘失踪这件事上,找到了极大的发挥空间。不久就出现了这样一些证据:人们说,这位独裁者让他的每一名追随者都发誓,在世人面前说他们亲眼看到他在死后与爱娃•布劳恩一起被放到一个木柴垛上烧掉了;另一个版本说,他命令他周围的人抹去所有关于他藏身之处的痕迹;还有的说法是,四月三十日拂晓时分,一架小型飞机载着三男一女从东西干道上起飞,往汉堡方向飞去,然后加进了据说是从秘密警察处得到的信息,在这座汉萨城市被英军占领前,一艘神秘的潜艇起航远去,目的地不详。如此这般的传说还有很多很多。

不久,西方危言耸听的新闻界,也捡起了这一诱人的有利可图的题目,直到进入九十年代,仍在不断地报道新的细节:化装成女人的希特勒,在他死后的一段时间里曾现身于都柏林;另一种说法,像伦敦《泰晤士报》所报道的那样,他把他从世界上消失导演成一出引起轰动的戏剧,打算登上一架满载炸药的飞机,然后在波罗的海上空引爆。某些地方的善于制造新闻的记者们,拾起了斯大林提起的说法,他们披露说,希特勒用了一个叫做“阿蒂鲁普斯”的简单化名,他的晚年是在“法西斯分子弗朗哥的总统官邸里”度过的,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一日,他在那儿因“心脏病”突发而死去。

事情的真相或有据可查的东西,因这一切反倒越来越为人们所遗忘。一九四六年四月底,红军派出的一个处理该事务的委员会,来到了元首地下避弹室的花园出口处,它的任务是在明白这是场逐渐把自己一方搞得稀里糊涂的闹剧以后,搞清事情的真实情况。陪同他们的,是在地下避弹室里待过的几个幸存者,他们是在城市被占领时被俘的。他们架起了摄像机,又一次仔细地追拍了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伴侣两人尸体被烧的情景。可这一材料竟然不见了,对京舍、林格、拉滕胡贝尔和其他人没完没了的审讯所获得的信息,同样消失在某个秘密的档案馆,根本没有派上过任何用处。

所谓的希特勒、爱娃•布劳恩和另外几个地下避弹室成员的尸体,因斯大林的断言也一无用处了。因此,人们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底先把它们掩埋在了位于柏林-布赫地区的反侦察局办公大楼旁,后来派出一支部队,把装有这些尸体的长木箱,先是运往菲诺夫,再从那儿运往拉特诺,最后被运到了马格德堡。因有人追问这些尸体的下落,苏共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七〇年三月决定,把这些尸体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挖出来,并“用焚烧的方法加以彻底的消灭”。关于“档案行动”的最终报告写道:“一九七〇年四月五日的前一天晚上,尸体被彻底焚烧,随后与燃烧后的煤渣一起被碾碎,接着被倒进了河里。”

问题是,经多次转运抵达马格德堡的长木箱里到底装的是哪些人。极有可能的是,反侦察局虽然花了好大的劲,可仍然既没有找到阿道夫•希特勒的尸体,也没有找到他妻子的尸体。哨兵的说法是可以证实这一点的线索之一,他们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夜间又去寻找焚烧的地点,说是把残留的骨灰都给掩埋了,而且在希特勒死后十多个小时里,对帝国总理府和这座花园的轰炸没有片刻的停顿。不仅是泥土被炸弹像耕地似的多次犁过,而且有带燃烧油的炮弹在落地时爆炸开来,燃起可怕的大火。仔细分析这些情况后可以判断,那最后一点可以分辨出来的残骸也被破坏殆尽了。在碎石里找到的,最后确实得到确认的,是经请来的牙科医生检查后,被证实是希特勒的几颗牙齿和“爱娃•布劳恩下牙床的塑料齿桥”。

尸体从未找到这一说法的另一个证据,可以从苏联调查委员会从未公开展示过希特勒夫妇的尸体中见出端倪,这与约瑟夫•戈培尔和他的妻子相比完全是另一番情况。假牙技工弗里茨•埃希特曼曾作为证人在苏联的战俘营里待了几年,他后来说,俄国的调查官员在一九四五年五月给他看了一个“雪茄烟盒”,里面除了希特勒的全副牙齿和爱娃•布劳恩的齿桥外,只有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以及一枚金色的党徽,就是玛格达•戈培尔最后戴在胸前的那枚。这枚党徽估计是在地下避弹室的出口处周围的碎石里,连续翻寻了几天后找到的,最后,就干脆把它说成是元首的徽章。可以肯定地推断,烟盒里存放的所有东西,确实都是希特勒留在世间的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