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私人遗嘱要简短得多。他在遗嘱中对自己做出的决定做了解释，“娶一个姑娘为妻，她与我建立了多年的真诚友谊，并自愿在这座城市几乎已遭围困之时来到这里，为的是与我共同面对生死”。另外，他对如何分配他的私人财产做了说明，并委任“我最忠实的党内同志马丁•鲍曼”为遗嘱执行人。遗嘱的结尾写道：“我本人和我妻子不愿受撤职或投降的羞辱，选择了死亡这条道路。我们的共同意愿，是立即在这儿火化，在这个我为我的民族服务了十二年之久，绝大部分的日常工作都在这儿完成的地方。”还在当天下午，就派出了三名信使，他们各带一份结婚证书的副本和希特勒的遗嘱，一名到邓尼茨处，另一名到陆军元帅舍尔纳那儿去，第三名前往慕尼黑的党的中央所在地。

其中一名信使，德国通讯社的官员海因茨•洛伦茨在离开地下避弹室前，戈培尔把一份匆忙写好的“元首政治遗嘱附件”交给了他。在附件中，戈培尔说明了他为什么决意留在柏林。出于人之常情的缘故，他说“他永远也下不了决心，在这危急的时刻留下元首一个人”。在这处处都“谵妄背叛”的情况下，至少应该有几个人“无条件地，就是死也要忠实于他”。他认为，元首可以被看作是为德国人民鞠躬尽瘁的一个榜样。附件最后写道：“出于这个原因，我与我的妻子，也代表我的孩子们——他们尚年幼，还不能表达自己的态度，但当他们的岁数足够大时，他们会毫无保留地同意这个决定——表明我决不离开帝国首都的决心，这一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即使它被占领。我更愿意在元首的身边结束我的生命，如果我不能以此为元首服务，不能跟随他去战斗，那么这个生命对我本人来说，是不再有任何的价值了。”

四月二十九日是个春光明媚的星期天，北方指挥部报告说，柏林市中心的房屋争夺战正“没日没夜”地激烈进行着。这时，只有狭小的政府部门所在地蒂尔加滕，从动物园火车站向西到哈韦尔河的狭长地区和几个小的据点还在德国人手中。报告还提到了城南的“哗变”以及“有力的镇压”，否认了慕尼黑一家电台所散布的“元首已经阵亡”的消息。一份给凯特尔的无线电讯再次命令发动“闪电般、像钢一般坚硬的”进攻，要求“温克、舍尔纳和其他人”“迅速派兵来解围，以证明他们对领袖的忠诚”。过了一会儿，克莱勃斯让人与约德尔取得联系，可说了几句话线路就中断了，因为——后来才发现——用于建立与地下避弹室无线电通讯的阻塞气球被击落了。

中午时分，希特勒要求威廉•蒙克了解前线的最新战斗动态。蒙克打开一张柏林市中心地图，简短地说道：“北面，俄国人马上将抵达魏登达梅桥，东面到达卢斯特加滕，南面靠近波茨坦广场和航空部大楼，在西面，已经到了蒂尔加滕，离开帝国总理府三百至四百米。”当希特勒想知道蒙克还能坚持多久时，听到的回答是：“至多二十至二十四小时，我的元首，不能坚持更长的时间了。”

听完这句话后，希特勒命令替他养狗的弗里茨•托尔诺夫中士去把母狗布隆迪毒死。这条狗决不可以落到俄国人手里，他说，单想到这一点他就受不了。显然，对他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试一下氢氰酸的效果，该毒药已在前几个星期挨个儿地分给了大家。自从希姆莱背叛后，他就不敢再肯定党卫军搞来的毒药是否能在瞬间药性发作致人死亡。可当托尔诺夫用一个钳子把安瓿瓶压碎后往狗张开的喉咙倒下去时，这条狗“像突遭雷击般地”倒地而死。不一会儿，像一位目击者所看到的那样，希特勒来到地下避弹室的出口处，“与这条狗告别”。返回地下避弹室时，另一个人肯定地说，他看起来“就像他自己的死者面型”，“一言不发地把自己锁进了他的房间”。在这同时，托尔诺夫在避弹室的上面靠近大院出口的地方，开枪打死了五只小狗。

地下避弹室里，笼罩着一股奇怪的空寂。有人去报告一件事或是送达一个报告，都是尽快地一到就走。“每一个人都害怕待在那下面”，地下避弹室的电话接线员罗库斯•米施在记录中写道，整个气氛“就像是待在一口棺材里”。定时来参加形势分析会的人一筹莫展地围坐在那里，摆弄着散乱的军事地图。几乎没人相信匆忙中制定的军事计划还会成功。事实上，大多数战斗部队并没有执行地下避弹室所发出的所有命令，而是凭着自己的判断在组织着抵抗。

为了躲避洞穴里的压抑感，不时地有些暂时派不上用处的人，离开这令人窒息的过道，跑到高一层的地下室前厅或是帝国总理府的地下室去。一部分房间现在用来安置护卫队的警戒分队，或是安置附近地区来避难的百姓，一侧的好多房间做了战地医院，里面躺着三百多个重伤员。两位医生带着护士们急匆匆地在过道里走着，在护理着病人。这边的人在血迹斑斑的桌子上做着手术，那边的人抬着死去的人或装满切下来的脚和手的大盆，穿过拥挤不堪的人群，往地下室的出口处走着。人群中有众多的党的高级领导人、行政官员和高级军官，他们为这个政府忠心耿耿地尽心尽力，有权得到特殊的、跟他们的职位相称的保护。房间中混乱不堪的场面，颇像“世界末日到来”时的黑色舞台背景，一则报告说道，在那儿，“大家都想用酒精来麻痹自己的悲伤。上等的葡萄酒、利口酒和精美的食品都从大储藏室搬了出来”。另外，每个人再次看到，他们只要到某个地方，马上就会加入“人们该在什么时候，怎样自杀”的谈话。一位在地下避弹室待过的人描写自己是“住在验尸房里的居民”，在这个房间里，住着的都是死人，只是佯装还活着而已。

十点半时，会议室里突然发出声响。一名通讯兵进来报告说，通过一偶尔监听到的短波电台播放的消息，说墨索里尼死了。两天前，领袖与他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在卡姆湖的一个小地方被捕获，第二天未经审讯就被枪毙了。但使希特勒更为担心的是死后发生的事。在多种场合他都表现出一种担忧，那就是被苏联人带回莫斯科，装在一个“运送猴子的大笼里”，当作“珍稀动物”让愤怒的暴民参观欣赏。墨索里尼的死唤起，也加深了这一可怖画面。因为两人的尸体被拉到了米兰，倒吊在洛里托广场旁一个加油站的路灯杆子上，愤怒的人群抽打他们，朝他们身上吐口水，还用石块砸他们。

这个消息使那些还在苦苦等待的人们倍感压抑。还在傍晚时分，希特勒——他似乎仍在指望着首都能够解围——给约德尔发去一份电讯，里边提出了五个近乎绝望的问题：“迅速向我报告：一、温克的先头部队到哪儿了？二、他们何时发起进攻？三、第九军现在何处？四、 第九军会朝哪个方向突破？五、霍尔斯特的先头部队在哪儿？”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可迟迟没有回答，最后一点信心都化为了乌有，此时，希特勒突然立起身来，走进会议室去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作别。戈培尔带着他的妻子来了，在场的还有布格道夫和克莱勃斯，再加上拉滕胡贝尔、黑韦尔，还有女秘书们，希特勒的私人女厨师曼齐里小姐，以及几名高级别的党卫军军官，总共是二十个人。希特勒和每个人一一握手，和这个人或那个人都要说上几句，但由于给地下避弹室供电和提供新鲜空气的机器噪音太大，几乎听不清他那近乎耳语的声音。他面向大家说，他不想被俄国人俘虏，因此决定自行结束生命。他宣布所有在场的人不再受誓言的约束，希望他们能跑到英国人或美国人那儿去。他对拉滕胡贝尔说，他会待在帝国总理府指令他待的地方，“永远在那儿站岗”。

夜里三点左右，在焦急的等待中，凯特尔和约德尔终于来了回音。他们根据希特勒提的问题，用四个句子做了简短回答：“一、温克的先头部队在施维洛夫湖处受阻。二、因此第十二军无法向柏林进发。三、第九军带着大批难民陷入包围。四、霍尔斯特的军团受压制在负隅顽抗。”此外还加了一句话，说整个形势已彻底无望：“无法在任何地方向柏林发起进攻。”

第二天，即四月三十日早晨，凌晨五点时，重炮已经在开始射击，把地下避弹室的人都从睡梦中吵醒了。约一个小时后，蒙克被叫到地下避弹室。希特勒穿着晨服，趿拉着便鞋，两眼因熬夜而涨得通红，坐在他床边的椅子上。他镇静地抬起头，问还能坚持多久。蒙克回答：至多不会超过几个小时，因为四周的俄国人离开只有几百米了，尽管目前还可以抵挡一下。听完这话，希特勒说，西方民主体制是颓废的，会输给力量充沛、组织严密的东方民族。说完后，他把手伸向蒙克说：“祝一切都好！我感谢您。不仅是为了德国！”七点整，爱娃•布劳恩来到地下避弹室的出口处，像一名哨兵所说的那样，她说是要“再一次看看太阳”。过了一会儿，希特勒自己也隐隐约约地出现在了楼梯上方的半明半暗处。但当炮火又猛烈起来时，他往上走了一步，然后返身往下走，消失在朦胧之中。

中午时分，召开了最后一次形势分析会。魏特林将军报告说，苏军已发起了对国会大厦的攻击，少数先头部队已经进入了福斯大街的地道，贴近了帝国总理府。由于自己的部队不再能提供形势报告，因此他只能像以往多次所做的那样，从国外电台的报道中收集情报。他说，城市快要守不住了。他还补充说，或许元首该试一试“从这儿突围出去”，突破包围前往波茨坦的温克部队，对此希特勒回答说，这已没有意义：“我的命令反正没有人执行了。”当魏特林请示在所有的弹药库存用完后该怎么办时，希特勒回答说，他永远不会投降，也禁止他和任何一名指挥官投降，说完后，他与克莱勃斯将军走到一边做最后的密谈去了。直到此时——不知被延误了多少时间——他才同意个别部队向外突围，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他没有允许任何一支部队这样做。过后不久，最后一道“元首命令”传到了魏特林手中，命令是这样说的：“在缺少弹药和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我同意帝国首都的保卫者们突围。应该以小分队的形式突围，然后与还在战斗的部队会合。如果不能会合，就应化整为零，分散到森林里继续战斗。”

会议结束后，希特勒最后一个走出会议室。他朝奥托•京舍走去，嘴里在反复说着，他不管是死还是活着，决不可以落到俄国人手里。他会自己结束生命，“布劳恩小姐”也会像他性格鲜明地一再强调的那样，不会做出其他的抉择。他希望被火化，“永远让人发现不了”。然后他要京舍许诺，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证消灭他的尸体。这一指令对他来说显然十分重要，所以他把它写在了纸上作为命令签发。京舍立即与希特勒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取得联系。后者的办公室设在帝国总理府附近的地下车库一侧。京舍吩咐他火速取来足够的汽油，万不得已时，可以动用停放在那里的车辆燃料箱里的油。当肯普卡问用这油派什么用处时，京舍回答，他在电话里什么都不想说。不一会儿，几个党卫军士兵冒着苏军猛烈的炮火，顺着围墙的屋檐，借着隆起的土堆的掩护，把好几个汽油罐放到了地下避弹室的第一进房间里。

下午两点左右，希特勒在他的女秘书和素食女厨的陪同下，用了他的最后一餐。在经过了这些天里无数次的感情爆发和抽搐发作后，他显得安静和镇定自若，围坐在希特勒起居室内桌边的人们吃着喝着，给一名女秘书留下深刻印象，觉得像是“一场死亡的宴席”。前一天晚上，希特勒给了她一颗铜质子弹，里面藏有一个毒药安瓿瓶，并且对她说，他知道，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临别礼品。出人意料的是爱娃•布劳恩没有在场。

没多一会儿，希特勒立起身来，说了句“是时候了，该结束了”，就径直朝戈培尔走去。一向标榜自己是“最后一个忠实可靠者”，也把荣辱和生死置之度外的他，眼看着死亡在不可抗拒地逼近，却突然劝希特勒离开柏林。可希特勒再次重复了所有的理由，其中包括戈培尔自己提出的，而且或许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这些天里，当这个人或那个人劝说他时，他都是用这个问题来表示婉言谢绝的：他该去哪儿？他是不愿意“糊里糊涂死在大街上的”。末了他说：“博士，您是知道我的决定的。它不会改变！”对戈培尔本人，他最后对他说，他听凭他与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一起离开柏林。可这次戈培尔没有服从，他保证说，他不会从元首身边走开。

接下来是一个一个地告别。当希特勒陪戈培尔和他此时刚赶到的妻子向门口走去时，迎面碰上了他的贴身警卫海因茨•林格。林格请求与他道别，希特勒对他说，他应该与其他人一起往西面去。当这名淳朴的下属问他，自己该为了谁、为了什么目的突围出去时，希特勒回答说：“为了将要出现的一个人！”林格说，他会忠于元首，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并举起手臂行礼，希特勒一言不发地朝他自己的房间走去。

不一会儿，他与他的妻子一道来到会议室的过道上。他穿一身朴素的军装，左胸上方别着一枚铁十字勋章和那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的伤员勋章，他来到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同事当中，这次是正式与他们告别。戈培尔和他的妻子与鲍曼排在前面，然后依次是克莱勃斯将军、布格道夫将军、赫威尔大使和大本营里的海军联络军官，海军副元帅汉斯-埃里希•福斯。排在后面的是拉滕胡贝尔、京舍、赫格尔和林格以及女秘书们。他在妻子的一旁，从排列着的队伍前走过，对队列中人们说的干巴巴、喘吁吁的客套话他没有理会，走过后就独自一人走回了他的房间，只是爱娃•布劳恩在玛格达•戈培尔的面前待了一会儿。在地下避弹室的第一进房子里，此时已集合了元首护卫队的几名党卫军军官，他们是被京舍叫来的。

这儿有个要解答的疑问是，希特勒是否直到现在，在与那一排人作别以前就派人把他的机长汉斯•鲍尔叫来了。当鲍尔和他的副手格奥尔格•贝茨走进房间时，希特勒握住他的手，对他多年来的忠心耿耿表示感谢，随即又开始说起了导致他如此结局的胆怯和背叛。现在他无能为力了。鲍尔试图最后一次劝说他突围，说已经备好了随时可起飞的飞机，飞行距离可达一万二千公里，可把他送往阿拉伯或南美的某个国家，或者是飞往日本，希特勒无精打采地拒绝了：他决意放弃，他应该有勇气去吸取教训。他说，明天就会有成百万的人诅咒他，“但命运不会因此变为另一番情景”。

然后他也请求鲍尔，做好焚烧尸体的必要准备：“他和他妻子的尸体决不可落到那帮猪猡手里”，遭受像墨索里尼那样的下场。分手时，他把安东•格拉夫画的腓特烈大帝画像送给鲍尔，在过去几个星期里，他常常神思恍惚地与他对话。有一次，地下避弹室的一名电话接线员看到他在夜里端坐在他的起居室内，一支点着的蜡烛，被通风装置里灌进来的风吹得飘忽不定，烛光下的他，像阴魂附身般两眼紧盯着那幅画。当鲍尔转身要走时，希特勒才回过神来。在他的墓碑上，他说，要写上这样的话，他是“他将军们的牺牲品”。

事情的进程还被耽搁了一下。因为玛格达•戈培尔“泪流满面”地突然出现在现场，她“极其激动”地要与元首说话。希特勒明显流露出不快的神情，但最后还是为京舍所说服，接待这位绝望的妇人。作为希特勒狂热的拥戴者，玛格达•戈培尔在很早以前就做出了决定，那就是在情况危急时，带着她的孩子们一道去死。人们多方劝说她放弃这个念头，但无济于事，连希特勒的劝说她也固执地回答说“不”。她的理由是，她不能让自己的丈夫一个人去死，如果她和他一道去死，那么孩子们也该死去。可现在，她和戈培尔本人却发生了动摇。她情绪激动，最后一次劝说希特勒离开柏林，而她的丈夫正在门外等着消息。但希特勒现在不想再听这些劝告了，他用几句话就打发了她。“一分钟以后”，京舍的报告中说道，她就“哭着离开了”。阿图尔•阿克斯曼也心急如焚地跑过来，要和元首说几句，但京舍把他拦住了，说他要严格执行命令，不再放任何人进去找元首。

地下避弹室里，又像前一天一样，重新笼罩着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可怕寂静。人们或三五成群，或独自一人坐在那儿，在等待着什么。可这生命——它注定在难以揣测的戏剧上演前有一个漫长的等待时间——似乎不应无声无息地终结，所以此时在设在地下避弹室第一进房间的饭厅里跳起了舞，在轻歌曼舞中，几个星期以来地下避弹室人们绷紧的神经松弛了下来：长时间来，规定要严守纪律，尽管到后期有明显的松懈，可现在，这些规定在强烈地感受到一身轻松和生命将终结这种情感的冲击下，已经不复存在。喇叭里放出来的，是欢快的乐曲，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却在这地下迷宫的每个角落都是那么清晰。一名副官跑到上面来，让大家声音轻一些，他说，元首在准备杀身成仁。但饭厅里的大多数客人都喝得醉醺醺的，没有人搭理他的请求，仍旧在饮酒作乐。

后来发生了什么，很难说得一清二楚。一些证人说，三点半左右听到了一声枪响。秘书格特劳德•荣格在与希特勒告别后，觉得地下避弹室里地方狭小、空气混浊、情绪低落，就来到上面的房间想透透气。她在楼梯平台上碰上了戈培尔的孩子们，他们萎靡不振地蹲坐在地上。她给他们取来一些吃的东西，给他们朗读了几段小故事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并试着回答他们提出来的一个又一个关于心中恐惧的问题。猛然间，她回忆道，听到了一下手枪响声，九岁的赫尔穆特高兴地大叫：“击中了靶心！”可其他的证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尤其指出柴油机在不间断地工作，通风机也在发出嗡嗡的声音，是不可能听到任何声响的。

不过，无论是在大房间还是小房间里，那些与希特勒告别过的人们，此时都在焦躁的不安中等着，直到林格——为了让自己保持镇定，守候在护卫室的他接连喝了好几杯白酒——出现在希特勒的起居室门口。据他说，他在闻到火药味的一刹那，就找到待在过道里的鲍曼对他说：“帝国领导先生，事情发生了！”

他们两人随即走进旁边的房间，京舍跟着他们走了进去。希特勒已瘫倒在用花朵图案装饰的长沙发上，两眼圆睁，头稍稍前倾。他右面的太阳穴处，张开着一个铜钱大的窟窿，从窟窿处流出来的一丝鲜血，淌到了下面的面颊上。地下躺着一支口径为七点六五毫米的瓦尔特手枪。旁边的地上有一摊血，后面的墙壁上则溅满了鲜血。他的身边，躺着他的妻子。她身体蜷缩着，穿一件蓝色连衣裙，两腿蜷曲，发紫的嘴唇紧紧地闭着。她没用手枪，她的那支枪在桌子上放着。房间里弥漫着火药和苦杏仁的味道。几个在场的人说，希特勒显然是听了地下避弹室医生维尔纳•哈塞大夫的建议，咬碎了一支氢氰酸安瓿瓶，并同时朝着太阳穴开了枪。另一种有出入的说法，说是他对着自己的嘴巴放了枪。党卫军的拉滕胡贝尔将军从种种议论中推断，希特勒只是服了毒药，然后由另一人根据此前下的命令用手枪打死的。事情的真实过程没人能讲清楚。

由于时间紧迫，京舍在大脑里出现短暂的一片真空后回过神来，立刻来到房间里等候着的人群中，他并拢双脚后跟说：“报告：元首死了！”戈培尔、克莱勃斯、布格道夫和其他人面无表情地跟着他来到希特勒的办公室，林格已在那儿用一条床单把死者裹起来。他与赫格尔一起，抬起希特勒的尸体，从站立在两旁的小小送葬队伍中穿过，把他放到了会议室，据在场的这个人或那个人说，希特勒的两条腿露在床单外面，毫无生气地晃来荡去。后面跟着的是抱着他妻子尸体的鲍曼。

戈培尔第一个回过神来。他说，他现在要去上面威廉广场上他的部里，他要到处转转，直到一颗子弹结束他的生命为止。正在大家像犯了罪似的谈论着发生的事，忧心忡忡地讨论着下一步怎么办时，车辆负责人埃里希•肯普卡突然冲了进来。看样子他是一无所知，开口就指责京舍，要他说个明白，这乱七八糟到底是怎么啦，京舍是不是“发疯了”，在炮火如此猛烈的情况下，竟然要走了几桶汽油。京舍把他拉到一边，仍带着一脸的惊恐，告诉他说：“领导死了！”听到这话，肯普卡慌了手脚，眼睛盯着他说：“怎么会呢？”据他自己说，他大叫了起来：“昨天我还和他说过话！他很健康，心情也很好！”

在克服了第一波恐惧后，肯普卡来到楼梯底下，帮着其他人一起把希特勒的尸体往上抬，京舍则抱着他妻子的尸体。在院子的出口处，停下来好几次，因为落下的炮弹把林格、赫格尔和其他人一直往回赶着。往外冲了好几次，才把尸体在离开地下避弹室几米的地方放下来。鲍曼随后走上前去，把盖住希特勒脸的床单掀开一只角，盯着看了几秒钟，随即又回到出口处的人群中。尽管炮弹不断往下掉，四周火光熊熊，他们还是顶着飞起的弹片、墙上掉下来的碎块和地上被炸得蹦起来的泥土，往尸体上浇了多达十桶的汽油。然后他们点上火柴往尸体上扔，可因火焰风暴凶猛总是点不着。京舍为了快一些，搞来了一颗手雷，可林格从他的袖口中抽出几张表格纸，把它们卷成火把状。在炮火稀疏下来的当儿，他点燃了纸筒，大步往前把它扔向尸体。

随着几声劈啪作响，一股熊熊大火冲天而起，围观的人群笔直地站在那儿。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从里面的楼梯往上走，走出被短暂关上的门，举起手臂行希特勒礼。黑色的浓烟和卷起的碎片遮盖住了燃烧的地方。最后，他们从门缝里看到的，是躯体先是被烧得蜷曲成一团，然后是四肢在炽烈的火焰中像幽灵般猛然直立起来。

在此同时，苏联军队顶着防御者的猛烈抵抗正向国会大厦逼近。出于某种原因，或许是这座建筑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底被烧和随后的审讯所谓共产党人纵火犯有着晦暗的关联，苏联领导没有把帝国总理府或勃兰登堡门，而是把柯尼斯广场上这遗弃的废墟选为“柏林的象征”。还在抵达奥得河时，他们就向多个部队分发了插上“德国克里姆林宫”的特别旗帜。

还在黎明前，苏军部队就开始攻打这座四周都用围墙围起来的建筑，但在交火中，尤其是从附近克罗尔歌剧院断垣残壁中射出的子弹，阻止了他们的前进。他们动用了大批的坦克、火炮和火箭筒，它们中的某些武器被安置在了对面内政部的楼面上，在整个上午发起了多次冲锋，但仍然没能到达铁路隧道那灌满了水的涵洞。中午时分，在猛烈的炮击后发起的又一轮进攻也因遭遇顽抗而告失败，所以苏军领导层决定等待夜幕的降临。直到此时，才有小股进攻者挺进到国会大厦的台阶前，并用两台平射迫击炮在外墙上轰出了一个缺口。很快，入口的大厅内就塞满了蜂拥而入的士兵，他们迅速四处散开，在一团漆黑中，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一个楼面一个楼面地争夺着。

直到莫斯科时间深夜，实施进攻国会大厦的第六十九近卫军团的“第五号旗帜”，由被挑选出来的党员战士护送着，升上了国会大厦的屋顶。后来发现，几位炮兵在数分钟前已在这座建筑物上升过旗了，但他们的行为被宣布为“非正式的”而不予承认。天亮后补拍的升旗照片上，出现的才是“正式的”升旗人。主管此事的司令官佩雷夫约金将军的报告明显地与实际情况不符，而且用的是一种诗一般朦胧的语气：“直到傍晚，当太阳开始西沉，晚霞把整个地平线燃得通红时，我们的两名士兵把胜利的旗帜插上了被炮火毁坏的圆顶。”

事实上，尤其是在迷宫般的地下室，苏联部队像没头苍蝇似的撞来撞去，常常陷入对方的枪林弹雨，直到五月二日中午时分还在激烈的交火中。防守士兵用完弹药后，他们在黑暗中用刀、铁锹和步枪枪托开始了肉搏战。当附近的巴黎广场开始打扫战场，国会大厦最高几层的一些红军战士把名字刻在墙壁上时，这儿的厮杀仍然在继续着。最后，在外面手持桦木枝扎成的扫把，被叫来清扫碎石块的家庭妇女向这儿走来时，苏军士兵在拱顶地下室使用了火焰喷射器。至此，这儿的战斗才告结束。

可战争并没有结束。苏联人几个星期以来到处散布说占领国会大厦就意味着战争的结束，可这只不过具有象征性意义。四月三十日那一天，朱可夫元帅催促崔可夫将军，问他是否能按预定计划，在五月一日这个节日攻占整个柏林，后者回答说，由于德国人的抵抗出乎意料的顽强并仍在持续着，所以“没有很快就投降的希望”。泽洛夫高地之前的战术失策再一次让他们付出了代价。

下午，又一次向拉滕胡贝尔讨汽油，因为放在地下避弹室花园出口处的尸体没有完全焚烧。汽油一到，哨兵马上跑到高处，把它倒在烧焦了的尸体上，并随手把空桶也往死人方向一扔了事。党卫军下级指挥员赫尔曼•卡尔瑙快傍晚时来到焚烧处，只能依稀辨认出骨架了。他试着用脚把它们踢到一个低洼的地方去，本来还是呈一长条形状的骨灰，却鬼使神差地一下子成了一堆扁平。卡尔瑙心里不踏实，晚上八点时分，他又一次来到焚尸处，只剩一些东西在飞舞了，正像他所说的那样，“一片片絮状物在风中飞扬”。

结局仍旧是难以预测的。京舍保证说，他在临近傍晚时，委派了一名党卫军军官负责把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的遗骸处理掉，而且没一会儿有人向他报告说已将它们清理完毕。但令人费解的是，无论是他还是在场的其他人，依他们亲眼所见，都不相信希特勒自己会委托他人如此处理焚烧后的尸体。就连同样对希特勒做出承诺的鲍尔将军，也不相信应该彻底地清除尸体。有人说，鲍曼和拉滕胡贝尔两人在天刚黑时只在地下避弹室的出口处露了一下面。另一名证人说，夜色降临时，有人把烧剩下的尸骨铲到了一块帐篷布上，然后抖到了附近的一个炮弹坑里，在上面盖上了土，并在土堆上方竖了一根木桩。可没有人敢说，在这近二十个小时里，炮弹在接二连三地爆炸，到处是熊熊大火，是否来得及做完这所有费力的事情。

拉滕胡贝尔说，他后来来看望这个焚烧地点时，泪水夺眶而出：“我跟随了元首十年，现在他躺在了这儿。”事实上，这种违反常理的做法并不出人意料。在关于他生命结束的慷慨激昂的设想画面中，希特勒认为安葬他的地方应该在一个可以发号施令的高度，在一个钟楼的屋顶上，这个钟楼俯视着他家乡林茨旁新垒起的多瑙河河岸。现在，他在被摧毁了的帝国总理府后面的瓦砾堆里找到了归宿，他被埋在了发出震耳欲聋般巨响的炮弹所翻起的泥土里，四周是被炸开的水泥碎块、瓦砾山和高耸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