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或是像曾经说的那样，要感谢那些似潮水般不停地涌来的“有关鞑靼人的报告”，给他带来了他所感受到已全面完成使命的感觉：再次身陷绝境的幸福。一次开会时，他以难以掩饰的热情说到在所有的指望中应选择“光荣的结局”，“在羞愧和耻辱中继续生存几个月或几年”；另一次，他祝贺被围的政府部门所在地成为一座“最后的小岛”，它会“英勇地”反击；或者对围着地图的人保证说，“如果在保卫首都的战斗中死去，那么就是死得其所”。交织着疯狂、反叛和屈从等感情的整个情绪，在四月二十五日的形势分析会上的多次插话中表露无遗。

“对我来说是没有疑问的了：这次战役已在这儿（柏林）达到了高潮。如果在旧金山会议上同盟国之间确实存在分歧——这种分歧会产生的——那么只有在我给布尔什维克这个庞然大物在某个地方予以致命的打击时，才有可能出现转机。然后其他人或许这时才会相信，只有一个人有能力制止布尔什维克这个巨物的前进步伐，这个人就是我，就是党，就是这个今天的德意志国家。”

“如果命运是另一种选择，”晚些时候他这样说，“那么我将作为一个丢尽脸面的难民，从世界历史这块版图上消失。但在上萨尔茨贝格自杀，而不是站在这儿，在这儿阵亡，对我来说是不可饶恕的胆怯行为——不该让人们说：您作为领袖……”

“只要我还能领导，我仍是领袖。我不能坐到某座山上去指挥。对我个人来说，我完全不能忍受的是，为了那些本该我自己做的事情而去枪杀其他的人。只是去保卫贝格霍夫？我不是单为它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甚至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这一点希特勒在一次总的回顾中做了说明，这也可以说是总结他政治生涯的一个文件吧。按照他身边人的说法，他自从回到柏林后，在二月里，与戈培尔和莱伊一起，在地下避弹室度过了多个夜晚，后来一次是在四月，有几次经济部长瓦尔特•冯克也在场。在这些聚会上，他没完没了地谈论他的一生，不只是检验他政治上碰上的条件和机遇，而且一一历数他犯下的过失和错误。接下来，围桌而坐的这个人或那个人，就会给这总是冗长而又混乱的滔滔话题提供些佐证和相关情况。

希特勒思索的第一点，是他想建立德英联盟这一“王者想法”的失败，这让他一辈子都耿耿于怀。他年复一年地向大英帝国主义示好，他也这样做了，是想以此来达成一个共识，就是不让俄国和美国插手这旧世界事务。就这点而言，没有其他人像他那样可以成为“欧洲的最后一次机会”。但全世界的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是指责奉行这一政策带来的严酷和残忍。“可欧洲，”他补充说，“并不是可以用优雅和说服力来征服的，必须使用暴力来拥有它。”这也包括去强迫不恰当的、被历史的进程证明是落伍的罗曼语族的世界大国法国和意大利，让它们放弃它们那不合时宜的大国政策。

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英国，他说，可英国在那些短视的、怀有偏见的政治家的领导下，一而再，再而三地没有听从他的建议。他抱怨说，如果命运给衰老的、头脑僵化的英国以“第二个皮特（指英国政治家威廉·皮特。）”，而不是温斯顿•丘吉尔这个偏向犹太人的半个美国酒鬼，那么，这个岛国就会倾其全力来维持这个帝国，为它的幸福而战斗，而德国就可以在背后无忧的情况下，去遵循自己的目标：“我的人生目标，这也是民族社会主义得以强大的原因：彻底消灭布尔什维克主义。”

因为向东的征战，正像他所认为的那样，是德国历来所推行的政策。放弃东征，要比永远都难以避免的冒一场失败的风险更要糟糕：“（我们）注定是要打仗的！”他这样说道。不幸之处在于，这场战争军事上的准备太晚了，而心理上的准备必须更早就开始。因为德国人民对这场托付给他们的伟大的命运之争远远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对此我该有二十年的时间，来培养这一新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优秀人材。”可他没有这么多的时间。自古以来，德国人的悲剧就在于“从来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所有其他的一切都是由其引发的，比如缺少内部的平衡。现在他明白了，这是他个人的“不幸，领导了一个如此反复无常又易受影响的民族，世界上没有第二个这样的民族”，像德意志民族这般变化无常，在它的过去以少有的冷酷“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同时，他继续说道，他犯下了许多错误，做了过多的妥协，是根本没有利益所在，也是没有必要那样做的。头脑清醒下来后，他认为须将他与意大利领袖（墨索里尼）的友谊看作是众多错误之一，正是这一系列错误现在有可能让他丢失胜利。与后者的友谊，妨碍了他在北非和整个伊斯兰世界推行革命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在墨索里尼可笑地让领着赏钱和专搞恐吓的奴才们宣布他为“伊斯兰之剑”之后。更为糟糕的是在军事方面。意大利的参战眨眼间就为敌人拱手奉上第一场胜利，并因此给他们注入了新的胜利信念。再者，极为“愚蠢的”入侵希腊行动，使对俄作战推迟了六个星期，而且导致了莫斯科城外寒冬突然降临这一灾难的发生：“一切都完全变了样！”他叹息道。是理智让他与意大利建立起“残忍的友谊”，可是他出于对好盟友的感情一再做出了退让。

最后，希特勒认为，是他自己不够强硬，这使他输掉了到手的胜利。只有一点他感到自慰，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与犹太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清除了德国人生存空间中的犹太毒素”。但在其他方面，他太过优柔寡断：他没有无情地清除德国的保守党人，而是打算与这些“温文尔雅的政治家们”一起来推行革命的政策；他在西班牙和法国时，没有把工人从“化石般冥顽的市民阶层”手里解放出来。他本该在世界各地策动殖民地人民揭竿而起，埃及人、伊拉克人，以及整个近东地区——“伊斯兰世界在焦急地期待着我们的胜利”，他解释道。发动他们起来暴动，是多么轻而易举的一桩事：“想想我们的前景吧！”如果他失败，他说，这并不在于他的极端和激进，而是在于他的半心半意，在于他没能坚持到最后。他早就持有的，数百次宣布过的观点，就像他现在看到的那样，没有改变，只是没有坚定地照着它去做，这就是：“生活不会同情弱者！”

因这一失败，最后几次的形势分析会的记录表明，他到末了感到深深的自责。在夺权的那段日子里，他在四月二十七日的会议上说，在兴登堡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去世的前几个月里，他常常被迫做出妥协。他应该是更激进一些的，他一脸悲愤，如果没有这以往的“围着这个老家伙的小集团”，是可以多“干掉”“几千人”的。戈培尔附和着说道，遗憾的是奥地利在一九三八年被吞并时没有举行反抗：“我们本可以把所有的东西砸个稀巴烂。”他的这番话，对我们了解希特勒政权的深层推动力量是颇有启发的。

希特勒借机重申自己“不离开柏林”的这一决定，他回答戈培尔说，他之所以要留在首都，是为了将来用更好的法律去对付任何形式的软弱。就是在这同一个话题里，希特勒说出了一句悲伤的话，这句话道出了他时时感到绝望的真正原因：“表现得这样好，事后会后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