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在于，布塞的部队已是七零八落，仍在绝望地抵挡着马上就要形成的包围圈，而斯坦纳的部队根本就不存在。虽然多次发布严厉的命令，要求组建这样一支部队，但一方面这些命令自相矛盾，一方面是前线阵地上混乱无序，所以这一要求是无法做到的。此外，人们还忘记了把这一情况通知负责防务的总司令海因里希将军，当他现在得知这个情况后，忙不迭地与克莱勃斯取得联系。

海因里希报告说，斯坦纳的行动，是无可指望的，会危及他的部队。他坚持至少该把面临包围的第九军往回撤，如果他的请求得不到采纳，他将辞去职务：他说，他宁可作为一名普通的人民冲锋队员去冲锋陷阵，也不愿意去执行一项让士兵做无谓牺牲的命令。可克莱勃斯不为所动，虽然前者提醒他，他们两人应该为部队担当责任，但这一提醒也无济于事。“这个责任，”克莱勃斯教训这位打电话的说，“由元首承担。”

海因里希对形势的判断有多么准确，在他与德国国防军最高统率部的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一起于第二天来到斯坦纳的指挥所时就已显现了出来。还在开始讨论该做些什么前，这位党卫军的将军向他的客人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有谁看到我的部队了吗？”会晤结束时，海因里希提到了希特勒的反击命令，以及特别带给斯坦纳的那句话：“帝国首都的命运取决于您作战的胜利！”当海因里希补充说，显然也是影射他对面这位有如此高军衔的党卫军成员：“您必须进攻，斯坦纳——为了您的领袖！”后者不知所措，直愣愣地用眼睛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大发雷霆：“可他也是你的领袖！”

混乱时时在加剧。四月二十二日早上，二月底刚任命的市警备司令赫尔穆特•莱曼中将被解职了，希特勒，特别是戈培尔曾多次指责他优柔寡断。接替他的是到目前为止一直担任部队训练和思想监督工作的纳粹最高统帅率部军官恩斯特•克特尔上校，他一反常规地连升两级，被提拔为中将。克特尔在当天余下的时间里向所有人告知这堪称荣耀的任命，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完成人们对他寄予的极大期望，因此在当天晚上就被免去职务，继续去做他的上校了。

在此期间，一个谣言在四处传播，说是魏特林将军已把他的指挥所从柏林的东南面移到了城市西面的德伯里茨。当布塞和希特勒得知这名将军竟敢擅自做主时，分别发出命令，要求立刻将他解职，并押送至附近的军事法庭执行枪决。这位将军没有被吓倒，他迅即来到帝国总理府下面的地下避弹室。在通往那儿的一条地下过道上，他迎面撞上了克莱勃斯和布格道夫，他责问他们为什么要枪毙他。他向两位介绍了他阵地上的情况，并特别指出，他的指挥所仍然一如既往地设在柏林的东南方向，“只是离开最前线有一至两公里而已”。听完这些，两位将军“多云转晴”，立刻陪着他到地下避弹室去见希特勒。

希特勒接待了他，“肿胀着脸”，“两只眼睛像发高烧的病人般通红通红”，魏特林回忆说。当他们坐下来后，他吃惊地看到，元首的左腿甚至在坐着的时候也“像钟摆那样在不停地抖动着，只是频率要更快一些”。魏特林刚说了一下他防守区内的力量对比，希特勒就开始说话了，报告里是这样写的。他以“十分惊讶的”心情关注着柏林保卫战的情况，关注着俄军怎样先在城市的南面被“击溃”，接下来又被斯坦纳、布塞和目前可以自由行动的部队所合围和“消灭”。同时，“其他部队”在北面牵制了红军，到最后，这一支部队将和另外的部队联合行动与其决一死战。还在地下避弹室时，魏特林就向自己的指挥部传达了会晤的情况，并做出了一系列的战术部署。可在第二天克莱勃斯却通知这位惊愕不已的将军，说希特勒已任命他为“保卫柏林的指挥官”。“您下令把我枪毙得了，”魏特林冷冷地回答，“那我就不必饮这杯苦酒了。”

意外接二连三。在前几天的谈话中，多次出现一个名字，在议论中它的分量越来越重，并很快唤起了异想天开的希望。一天上午，克莱勃斯将军来到海因里希处，告诉他，驻守在马格德堡的由瓦尔特•温克将军指挥的第十二军打算回撤，并立即向柏林而来。这一决定，克莱勃斯补充说，在美军显然已把易北河看作是分界线，并且不打算跨越这条河流的情况下，是可行的。

由于第十二军是一支久经沙场的部队，且补充了许多生力军，所以对他们的到来满怀着希望，也是不足为奇的。但要考虑的是，还在组建中的部队并不具备联合作战的经验。还有令人忧虑的、地下避弹室里未及考虑到甚至被排除在外的，是温克没有一辆坦克，也没有可供使用的抗击敌军空中优势的高射炮火，说得好好的两个师的部队也没到位，估计它们永远也到达不了他那儿。另外，在短短的几天内，第十二军所在地区成了收容了五十多万难民的巨大露营地，他们被红军赶到易北河边，但被河另一边的美国军队拦住了去路。每天有没完没了的新难民潮水般涌来，他们成为数以百万计的难民的先头部队，在后来的几个月里被驱赶，住在难民营里，或者被拉到东方参加强迫劳动。

只是意志还在支撑着，还在自欺欺人地寄希望于——像戈培尔翻来覆去所说的——时时刻刻都会到来的、“金融寡头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不合情理的联合”的崩溃。他说，所有军事上的抵抗，其目的是要赢得不多几天的时间。他不厌其烦地做着宣传，并且大胆地预言，他有充分理由相信，机会马上就会出现，俄军将要和西方盟国“翻脸”。可在四月二十二日的形势分析会上，这一不停地拼凑并竭力维护着的幻觉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

这一戏剧性的会议是在下午三点刚过召开的，其间有人参加进来，也有人离开会场，一直开到晚上八点左右。对于作为开场白的消息，说是苏联人已成功地突破了奥得河防线的北端，希特勒显得出奇的平静。接下来，发言人报告说，敌人已经攻占了南面的措森，推进到了施坦斯多夫，正在城市北面的弗罗瑙和潘科之间行动，在东面，已经到达了利希滕贝格、马斯多夫和卡尔斯霍斯特一线。在一片寂静中，希特勒问起了斯坦纳部队的情况。人们在汇报中或是吞吞吐吐，或是自相矛盾，最后，克莱勃斯只得实话实说，他告诉希特勒，斯坦纳根本没有组织应该能扭转局势的反击行动。听完这话，希特勒眉头紧锁，思索了一番，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劈头劈脑的狂风暴雨。

这猛烈发作的场面，是在场的人从未经历过的，希特勒突然从座位上跳起来，把平时在商讨形势时一向握在手中的红色铅笔，愤然地扔到了桌子外面，开始咆哮如雷。几个星期以来乏力的、几乎发不出声音来的喉咙突然恢复了以往的力量。他竭力搜寻恰当的字眼，对世界、胆怯、卑鄙和各方面的背信弃义来了番总控诉。他辱骂一直与他作对的将军们，他与他们总是剑拔弩张，多年来他的周围都是些叛徒和无用之人。当大家惊愕地面面相觑时，他气急败坏地离开位置，开始晃晃悠悠地在这狭小的房间里走来走去。虽然他多次试着要控制住自己，但没过多久又勃然大怒了，他失态地将握起的拳头狠击张开着的另一只手，两行眼泪从面颊上滚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他反复强调说，他无法再领导下去了，他的命令被当作了耳边风，接下去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战争输了！”他叫喊着，“可是您们，我的先生们，如果以为我会离开柏林，那就大错特错了！我宁可让一颗子弹打穿我的脑袋！”当约德尔被叫去接电话时，希特勒把参加例会的都请了出去，房间里只留下凯特尔、克莱勃斯和布格道夫。

受这吵闹声的惊吓，地下避弹室的所有人员都汇聚到了外面的房间里，包括楼梯的下方。当他们还站立在那儿，交头接耳地谈着看到的情况，当房间被落在附近的炮弹震得颤动，大家一声不响地担着心时，希特勒突然走出会议室，他分开人群，目不斜视，就像一位目击者在报告中所写的那样，弓着腰，阴着脸，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去了。在这一片混乱之中，鲍曼从这个人跟前跑到那个人跟前，不知所措地重复说着：“元首说他要自杀不是当真的！”凯特尔则对每个在场的人说：“我们必须阻止元首这样做！”

风暴过去以后，希特勒找了几个参加开会的人，与他们一个一个地谈话，他们是凯特尔、邓尼茨、克莱勃斯、布格道夫和赫尔曼•菲格莱因。五点钟左右，他让人叫戈培尔，鲍曼正在请求后者，让他说服元首无论如何也要后撤到建在阿尔卑斯山里的堡垒中去。可戈培尔我行我素，似乎没有听到这位“类似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官员”的请求。一些迹象甚至表明，他的提议，与元首一道去死，恰恰在此时让仍摇摆不定的希特勒最终做出留在柏林的决定。反正在会晤后，戈培尔直接来到了对面的办公室，他告诉女秘书容格，他的太太和六个孩子要在当天搬到地下避弹室来。与他在呼喊胜利口号时的神色相比，此时的他显得冷漠和镇定，他同时还转告说，每个孩子只能带一个玩具，也不要带许多睡衣睡裤，因为这些东西现在都“不再有用了”。过了一会儿，希特勒回到会议室，明显已恢复了常态。他说，现在已完了，他不再抱有希望了。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不赞成这一说法，他们指出还有部队可用，温克的部队正在驰援的途中，还有布塞的部队，最后还有忠诚的费迪南德•舍尔纳元帅所指挥的在德累斯顿地区作战的陆军部队，听完这些话，希特勒耸了耸肩：“您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我不再发布命令了。”

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希特勒又接着说，他将在帝国首都等待死亡的到来，他不会被人架着离开，他本来是不可以离开设在东普鲁士拉施滕堡的大本营的。他拒绝了所有的劝说，希姆莱打来电话，试图说服他，也没有成功，里宾特洛甫请求他听电话，他头也不回地断然拒绝。他说，与原来的想法相反，是为了避免受伤而落入敌人的手中，他是不会手中拿枪与俄国人对着干了。他也没有足够的体力去打仗了。但由于那一刻的激动，他脱口说出，他将倒在帝国总理府的台阶上，他向往既戏剧性又渎圣的场面，他把这些话重复了好几遍。为了切断自己所有退缩的念头，他随即口述了一份公告，公告中说，他将留在柏林，并将亲自担起保卫城市的责任来。

随后，他和凯特尔、约德尔、戈培尔和另外几个人又回到了他的房间。他让人叫来他的副官尤里乌斯•绍普，吩咐后者把他保存在床脚那头的保险柜里和其他一些地方的私人书信搬到院里去，在那儿把它们给烧了。各个方面都报告说苏军已向市中心推进，鉴于这令人不安的局势，他任命多次受到嘉奖的党卫军旅长威廉•蒙克——他自一九三三年起就是“元首贴身党卫军分队”的成员——为保卫“齐塔德勒”这个核心区的作战指挥官。希特勒自己也服从他的个人命令，把位于城里的约四千名党卫军队员、分属陆海空三军和希特勒青年团的几支小规模部队的指挥权都托付给了他。接下来，他要求凯特尔和约德尔两人，带上各自的所有参谋部人员前往贝希特斯加登，与戈林汇合后共同做出必要的决定。当一名在场的人插话说，没有一名士兵还会在帝国元帅手下战斗时，希特勒回答说：“什么叫战斗？现在没有什么仗可打了，如果说要谈判——帝国元帅要比我强。”

末了，大家都精疲力竭、不知所措地围坐着，这时，凯特尔再次试图让希特勒改变主意。他说，他是平生第一次不能执行元首的命令，并拒绝前往贝希特斯加登。但希特勒只是回答说，他“永远不”离开柏林，“绝对不”。凯特尔又一次规劝后，引发了一场短暂的尖锐交锋，希特勒最后说，他拒绝再听陆军元帅说的话了。但当凯特尔又说，元首不应该抛弃德国国防军时，希特勒粗暴地摔门而去。凯特尔离开时转向约德尔，压低着声音对他说：“这下彻底完了！”

凯特尔连夜赶到第十二军的指挥所，该所把位置移到了维森堡的上林务所“老地狱”，在马格德堡以东约六十多公里处。德国国防军总司令部的首长刚走进房间，温克就发现这位全军首脑对参谋部军官的做法有着诸多的保留。因为凯特尔是带着大批随从前呼后拥地出现的，他举起元帅杖行军礼，刚举到帽檐的高度，就直奔主题：“您要解放柏林！”他说，“带上您的所有部队向后转，去与第九军汇合。您要救出元首！您，温克，拯救德国的任务在你的手里！”

温克知道，提任何反对意见都是毫无意义的，是浪费时间，在所有的指示中，他只是说，他当然会执行陆军元帅下达的命令。但当凯特尔凌晨三点左右离开后，他把指挥所的人员召集到一起说，他将不执行全力向柏林推进的命令，而是想尽可能地向第九军靠拢，目的是打开一条宽敞的后撤道路，并保持其畅通。在向希特勒汇报时，他只是加了一句话：“个人的命运现在不再那么重要了。”

关于四月二十二日会议上传出的令人极度沮丧的消息不胫而走。黑韦尔把此事告诉了里宾特洛甫，约德尔通知了科勒尔将军，克里斯蒂安少将转告了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帝国元帅，菲格莱因让人与海因里希•希姆莱取得联系，后者正在他自己新的、已搬到离柏林不远的霍恩吕辛的大本营里。这位党卫军的帝国领导人，长期以来就在静候通过意料之中的权力斗争成为希特勒接班人的有利时机，他认为决定性的时刻已经来到：菲格莱因的报告无异于“元首”的下野。可因军务缠身，尽管顾问们催促他赶快下手，他现在还是犹豫着是否公开提出这一要求，再说他在希特勒那儿的声望已是一落千丈。不管怎么说，他受到了鼓舞，在多方面试探后，打算与艾森豪威尔将军见一次面。他的目的，他放出风来，是要说服美国的最高指挥官，他和他的党卫军还是派得上用处的，他不仅是要在西面实现停火，而且特别是要争取把美国的战争物资用于目前与红军抗争的战斗中。“然后我会做到这一点的。”他对周围的人说道。他已经开始在考虑，如果与艾森豪威尔见面，是朝他鞠一个躬呢还是与他握手。他自以为开始的是一项伟大的国务活动，带着几乎不加掩饰的藐视补充说：“柏林的所有人都发疯了！”但他没能看到的是，他自己所在的霍恩吕辛也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