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房间的天花板上，都吊着一个裸露着的灯泡，发出的冷冰冰白光照在脸上，更让人感到这是个阴曹地府，里面走动着的都是些妖魔鬼怪。在末日来临的那些日子里，水有时供应不上，这时特别是从地下室前厅处飘过来一阵难闻的臭味，是隆隆作响的柴油发电机排不出去的烟雾、刺鼻的尿味和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汗味混杂在一起的那种折磨人的怪味。在一些通向地下避弹室的通道里，积着一摊一摊的油渍。一段时间里，只得限制使用饮用水。多名证人说，生活在这个由狭小空间、混凝土和人造光源构成的环境里，他们的心情是多么的压抑。戈培尔在日记里写道，他尽可能地不到那些房间去，以避免受“悲哀气氛”的感染。所以有人说，这种在地下世界的踡居生活对一个个非现实的决定产生了一定影响，并不是没有充分根据的。这些决定中说，要让鬼怪部队投入反攻战役，但从未出现过这样的部队；所说的会发动多次围攻战役，也完全是天真的幻象而已。

最引人注意的是，希特勒本人似乎也备受这十米深的地下室生活的折磨。他那十年来就像生面团似的皮肤和近来又肿胀起来的脸部，还有那厚厚的，已经呈灰黑色的泪囊，越来越醒目地向前突起。他佝偻着，走路奇怪地左摇右晃，像是要寻找一个支撑物似的，紧贴着地下室的墙壁摸索着向前移动。一些看得真切的人，觉得他是在为取得戏剧性的效果而有意做出风中残烛的样子。他第一次露出不修边幅的窘相。他一向极其整洁的服装，现在沾上了饭菜的污渍，两边的嘴角，也沾满了面包碎屑。在做形势分析时，他常左手拿着眼镜，用它轻轻地敲击着桌面，发出“笃笃笃”的声音。有时他像被人抓住似的把它扔到一边，因为手脚抖动，不听他的使唤了，他坚定的信念已不能决定一切。“即使是我的手抖动，”他在接见一个老战士代表时保证说，“即使连我的头也抖动，我的心永远都不会抖动。”一名参谋本部的军官，用下面的话记下了那几个星期里希特勒表现出来的状态：

“他知道，他赌输了，不再有隐瞒真相的力量了。他的身体状况看上去很不妙。从他的卧室到地下避弹室里会议室的路上，他步履沉重，行动迟缓，上身往前倾，吃力地朝前拖动着双腿。他缺少平衡感，走上短短的一段路（二十至三十米）就要停下来，就得在摆在墙两边的某张长凳上坐一会儿，或者是拉住正和他说话的人。他的两只眼睛布满了血丝。尽管所有呈送给他的文件都用特别的‘元首专用打字机’打印，字体是通常的三倍大，他也要用高倍度的眼镜才能看清楚。他的嘴角还常常有口水流出来……”

像某些人清楚地感觉到的那样，希特勒的精力也在日渐衰退。当他开完夜间的形势分析会，大多在早晨六点左右回来时，就一屁股坐到沙发上，给他的某一名女秘书口授关于这一天的相关指示。秘书一走进房间，他就吃力地站立起来，一名女秘书这样写道：“然后又疲惫不堪地坐回到沙发上，勤务人员过来帮他把脚抬高，让他坐得舒服些。他筋疲力尽地坐在那儿，嘴里念叨的只是：巧克力和蛋糕。他对蛋糕的渴求简直到了病态的地步。以前他最多只吃三块，现在他让人往盘子里装上三回，每回都要装得满满的。”另一名女秘书常常抱怨他的说话特别单调乏味：“从前，他无所不谈，充满着激情，可在最后几个星期里，只是谈论狗和训狗方面的事、饮食问题，然后咒骂这个世界的愚蠢和沦落。”

只有在客人来访时，他才从迟钝的感觉中找回自我，重新赢回他那咄咄逼人的力量和说服他人的能力。他经常回首往事，借用某一英勇善战的部队首长的名字，或是其他一桩掷地有声的不起眼小事，来为自己和客人鼓起新的勇气。他会抓住偶尔提及的词语，编造出已经征召了大批军队的胡话来，说它们已经在路上，在决定战争成败的这场战役中守卫首都的大门。俄国人只是用些“强盗士兵”来打仗，然后他告诉大家说，他们所吹嘘的优势，是“成吉思汗以来最大的恫吓”。说着说着就说到了“神奇武器”，说它将带来转折，羞辱所有胆怯的人。

尽管日复一日地虚弱不堪，但希特勒直到现在也没有把战争的领导权拱手让人。历史性的使命感和高度集中的意志力两者混合，总是让他再次精力充沛，而吞噬着他的猜疑也是一种激励：他总在猜想，他的将军们会出他的丑，甚至会让他的保健医生莫雷尔大夫对他催眠，将他拉出柏林示众。尽管在总体上他仍有着自控能力，但有时会莫名地暴怒。有一次，他大发雷霆，两个拳头高高举起，浑身颤抖不已，对着他的参谋总长古德里安大声咆哮，后者在三月的最后几天里被他解职了。

他周围的人越来越少。住在地下避弹室的某个人，曾有几次看到他一个人沿着窄窄的楼梯，费力地往通向花园的出口处爬，但爬到一半时就气喘吁吁，只得转身返回。他还常常来到位于走道中段旁边的盥洗室，那儿放着养狗的狗笼。他表情怪异，总要在那儿和他的母狼狗及五只幼犬玩上好长一段时间，四月初，他把它们全给扔了出去。

外面，数米厚的混凝土围墙的另一边，接近尾声的战争仍在肆虐，人们精疲力竭、备受苦难，害怕遭受报复。这个政权的宣传机器喋喋不休地抛出的铿镪有力的言辞，没有一句能掩盖现实，消除持久的对死亡的恐惧。虽然来自信仰源头的整套东西、荣誉、忠诚在少数人那里还在起着作用，但是这样一些感情洋溢的套话，已使广大的民众将信将疑。人们只要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或是在临近尽头时又恢复了识别能力，就不再会相信能挺过去的口号和来自地下避弹室的指示。在这些指令中，帝国视自己为孤胆英雄，反抗由世界犹太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财阀统治组成的新“天启骑士”，发誓要捍卫幸福和因地位丧失而失去的荣耀，并再一次赞美那种理想化了的对生存的鄙视，这种鄙视在过去的岁月里曾对德国人的性情产生了阴暗的吸引力。所有阵地都遭突破的前线，防御手段的欠缺，以及无休无止的担惊受怕，使人觉得这些话是多么的空洞乏味，但这是这些公告所特有的语言。“为我们的道德报仇！仇恨是我们的天职！”一则保卫口号这样说道，“勇敢和忠诚，自豪和无畏，我们将把我们的工事变成那帮苏联人的万人墓地……我们与你们一样知道，日出前的时分总是最黑暗的。想一想吧，当你们在战斗中鲜血滴进双眼，周围是一片黑暗时，就是这番情景。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胜利总是属于我们的。打倒布尔什维克分子！元首万岁！“

苏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后，希特勒发布命令，把所有可使用的部队都投入到了东线，在奥得河一线设防以保卫柏林，从那以后，柏林城里就几乎没有具有作战经验、有足够装备的部队了。负责保卫这座在二月一日就被宣布为战斗堡垒的城市的指挥官，赫尔穆特•莱曼中将，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说，他需要至少二十万久经沙场的作战士兵。而实际上，他只有不到一半的兵力可以调用，而且是由一支坦克军的残部、一个守备团、各兵种临时凑在一起的散兵游勇和约四十个人民突击旅拼凑起来的，这些突击旅里，大半是已退休的老者和近四千名未成年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另外还有几支部队，以及部署在城区的高炮部队，但集中到柏林来的党卫军和警察部队不属他的管辖。对于莱曼要求增派兵力的所有请求，希特勒只是搪塞说，如果要进行一场柏林大会战，是会有足够的部队、坦克和弹药可供调配的。

糟糕的是，从来没有制定过一个步调一致的防御计划。凡需要长时间和卓有成效的合作之处，只得视具体情况匆忙地临时做出安排。再者，莱曼发现自己不停地被卷入有关指挥权限的争吵之中。一会儿是陆军元帅凯特尔领导下的德国国防军总司令部发来指令，一会儿又是参谋总长克莱勃斯，有时也会是海因里希发来命令。这还不算，希特勒还时不时地用变幻无常的灵感来打断这一个又一个的命令，以致这位守卫柏林的指挥官从来都没真正搞清楚，他到底该听谁的。

组织工作的混乱还因戈培尔的干涉更加雪上加霜，他作为柏林的行政头目，同时还兼任着帝国防务专员的职务。他作为“全面战争”的鼓吹者一次又一次地受挫于来自各方的责难后，现在觉得大展身手的机会已经来到，并在不久前刚获得希特勒的同意，着手组建妇女大队。在商讨构筑阵地和派遣兵力等问题上，他争风吃醋，坚持由他一人独自负责城市的保卫工作。特别明显的是他把莱曼也视作他的部下，在所有的磋商会上，他都强调指挥官应该到他的办公室汇报情况。相互矛盾的权限重叠，人员的经常变动，令出四处，以及对现有力量和物资的情况缺乏了解，这整个乱了套的情势变得一团糟，与其说是使保卫城市成为可能，还不如说是妨碍了城市的保卫工作。

另外，戈培尔还无视军方的各种指令，发布自己的“防守命令”，比如在每个星期一召开一次“战事委员会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级指挥官、党卫军和冲锋队的高层头目，此外还有帝国首都的市长、警察局长和工业界的头面人物。他每天都派“搜索队”前往城内的工厂和机关，任务是寻找还可以派往前线的人员。可找到的人员数量，与他所期望的相距甚远，尽管他抓来了一些萎靡不振的平民，最终把他们集中到了一块儿，把这些急不可耐要冲向前线，“为元首和祖国”而战的士兵编成部队，可这也于事无补了。

这时缺少的东西太多了：坦克、大炮和单人兵器，还有燃料和各类挖战壕的工具。人民突击队在蒂尔加滕操练着抗御敌人的方法，他们在各种地形上匍匐前进，而他们的同伴则侧着身子藏在灌木丛中，用棍棒敲击空的铁皮罐，模仿机关枪扫射的情景。在另外的地方，有人在用马粪纸做防坦克导弹发射器的炮筒，或是用铺路的石块、被空袭摧毁的车辆、床架和各种各样的家什构筑着街头堡垒。最后，每一名突击队的士兵，只要他能够得到一支枪，就会领到五发子弹。可他只会陷入更为尴尬的境地。武器大多是德国或捷克造的，但子弹却是曾与德国并肩战斗的意大利或与德国为敌的法国或其他国家造的。在按严格交货规定的猎枪和运动步枪之外，有超过十五种各式枪支，以及难以说清楚生产国的多种子弹。许多根本配不上号。一片乱糟糟的混乱景象，在德国一方四处蔓延。

在几条保障供应的重要道路上，确实有一些人民突击队或德国国防军的部队为保卫城市在向市郊开拔，而道路的另一边与他们反向行进着的，是前去守卫滕帕尔霍夫机场和毗邻市中心的西港口的其他部队。按莱曼将军的说法，只有不能拿起武器打仗的人，才允许离开城市。但在同时，戈培尔却让人在每家每户的门上贴上告示，上面写道，“根据元首的命令，从十五岁到七十岁的所有男子”都有入伍服役的义务，任何人都不得例外。“如果有谁胆小如鼠躲在防空洞里，”告示在结尾时威胁道，“就将被送上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负责宣传工作的技术人员不知疲倦地开始行动起来。像戈培尔用那阴阴的玩世不恭的口吻所说的那样，他们日复一日地把他们“马厩里最好的马”赶到恐慌的民众面前：用无数被砸死的百姓、遭强奸的妇女和惨遭枪杀的孩童的照片，详尽地展现出一幅“整个欧洲对布尔什维克化”极度恐惧的画面。鲍曼补充说，人们还会让这台“压路机”“以不断翻新的方式继续滚动”，这些印象深刻的可怕画面会唤起人们高涨的战斗决心，如果可能的话，甚至能瓦解敌方的联合阵线。

自四月下旬柏林的报刊停止发行以来，有针对性地散布谣言，成为鼓舞士气的手段。同盟国所取得的成绩，一次据所谓的“可靠来源”说，不过是元首采用的战争策略，是有意尽可能地诱敌深入，以便在最后一刻有效地“用士兵、骏马和战车”加以歼灭。或者是传播一些消息，说克莱勃斯将军已和俄国人取得了联系，他在苏联的那位独裁者面前，回忆起了自己在莫斯科担任德国武官的那段时光，那时他在公开场合拥抱了他，甚至还吻了他，说到这儿，斯大林“激动”地回答他说，他发誓要维护从前“战友般”的友谊。还有一名所谓“武器专家”的观点传得纷纷扬扬，说是多年来备受争议，现在已被采纳的炸弹战，会在这个时刻决定战争的胜负，因为正是它让柏林做好了打“白刃战”的准备。在巷战中，就像各时代的军事史所证明的那样，保卫方要大大强于进攻方。还提到了配备有“平流层导弹”的潜艇，说它能一下子打到纽约，以及能散发出腐蚀性烟雾的“冰弹”。对这些千奇百怪的说法，老百姓疑窦丛生，更多的是表示出明显的不相信。这类宣传，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像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上的一支乐队，在越卷越深的旋涡中还在演奏着激励人心的乐曲——因为所有的乐谱都在那海底躺着呢。

关于真实的情况和总的情绪，开着警车的战地军事法庭知道得最清楚，这段时间它们在街道上横冲直撞，闯进住房、工厂或废墟里，不停地搜捕开小差的士兵。只要有一丁点儿的可疑之处，他们就立即开枪杀害或吊死这些“变节者”。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另外又成立了特种法庭，负责处理所有“危害德国战斗力和必胜信念的”犯罪行为，这一法庭由一名刑事法官、一名党代表和一名德国国防军或党卫军的军官组成。十天以后，希姆莱成立了另外一个“特殊临时法庭”执行团，没过几天，到了三月九日，又成立了由鲁道夫•许布纳中将领导的“快速临时法庭”，它只听从希特勒本人的指令。看起来，那最后一点信心似乎只能依靠惩戒来维持了。

安全机构的情报人员在四月中旬也报告说，大多数人对领导的信任已经是“一落千丈”。戈培尔也只得恼火地说，越来越多的机关工作人员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在空气中蒸发了”，党已经是“大势已去”。尤其让老百姓感到愤怒的是，从三月中旬以来，某些城区把十多个被处死了的人挂在树上和路灯杆上，眼下，为了收到更大的威慑效果，竟把他们挂到了街垒和由坦克设置的路障上。到底有多少具这样的尸体，自然不得而知。根据保守的估计，在最后的那三个月里，被处死的大约有一千人之多。有些指挥官对这种乱抓乱杀的行径也极为气愤，他们指示自己的部队，在不得已时可以用枪与特种法庭对着干，比如“明希贝格”坦克师的师长汉斯•穆梅特少将就是如此做的。

失败是注定的了。接下来会怎么样，人们关心的是战争结束后的情况。人们怀有的一线希望，似鬼火般在遥远的地方闪烁。时局让马丁•鲍曼的妻子葛达•鲍曼想起《埃达》中的“世界末日”，在给她丈夫的信中她是这样写的：“巨人和侏儒，芬里斯狼和米特加特蛇，所有强大的恶魔，都向众神的桥头扑来……众神的城堡开始摇晃，似乎一切都完了。可突然竖起了一座新的城堡，它比以往所有的城堡都要漂亮，巴尔图又活过来了。”这是一条最为熟悉的逃亡之路，她走的路，是避开现实，遁入神话的空洞词藻中。可所有的逃生之路已都已不通。它们无法越过城内大火焚烧后留下的废墟堆、街道上成群结队的难民流和愈益糟糕的混乱局面，也越不过势如破竹的推进，同盟国军队以这种不可阻挡之势从东面、西面占领了大片大片的国土。抵抗无异于螳臂挡车。在某个什么地方，疲乏的、濒于解体的部队还在拼命地做着抗击，元首的命令是传递不到他们那儿了。此时的希特勒，只控制着几个杀红了眼的外围阵地，和一块围绕着首都的越来越小的地盘。

但在战争将结束的最后几天里发生的事情，完全就似推动机器运转的能源，虽已明显地处于枯竭，却将失败演变为一场灾难。如果我们不能取得胜利，希特勒在三十年代初一次关于将要到来的战争的设想中说过，“那么我们就自己灭亡，并拉着半个世界跟我们一道走向灭亡”。现在是他实践自己预言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