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身后传来追捕者轻微的脚步声……他们有两个人,就在山上的岩石间搜寻我的踪迹.我只有很短的时间,因为他们两个正一起端着AK步枪朝我扑过来……我伸出手,去拘手榴弹即便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我也能感觉到山峰的影子笼罩着我。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它的存在,一种黑暗的力量,比其他一切东西都幽暗,比我依靠的岩石更阴冷。我知道距离山顶有很长的一段路程,而且我要爬上去的话还必须走"之"字形,这得花费我一整夜的时间,但是不管怎样,我必须上去,一直爬到山顶。
这样做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山顶的地势平坦,如果再发生战斗的话,我的机会要大得多。没有人会居高临下向我射击。所有的海豹队员都喜欢在平地上作战。
第二个原因是为了求救。没有直升机能够在阿富汗这些陡峭的山崖上安全降落。在山区,MH一47唯一能够降落的地方就是下面群山环抱中的平坦盆地,也就是村民种庄稼的地方。他们实际上大多种植的是婴粟。但我决不能冒险靠近村庄。我只能向上,爬到可以起降小型直升机的山顶平地上。而且,我的电台在那里的接收效果也会更好。我只能希望美国人仍在搜寻这些山岭,寻找参加红翼行动的失踪人员。与此同时,我觉得我可能要渴死了。焦干的喉咙驱使我寻找水源和安全的地方。我开始前行,估计到山顶的垂直距离大约有五百英尺。但要上山的话我必须走之字形,这样路程就大大增加了。
我开始在黑暗中向山上爬去。我把步枪插在腰带上,腾出双手来攀登。但我向右侧爬了还不到二十英尺就重重地摔了一跤,从几乎垂直的山崖上向谷底滑去。那真是非常恐怖的经历。
星期二的午夜,人们已经来到我家的农场,其中有邻居,也有我们的朋友,他们想陪着我的父母,看有什么能够帮忙的。他们开着卡车、小汽车、越野车或摩托车来到我的家,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我们只想来陪着你。
大门外的院子简直像个停车场。到了午夜,总共来了75个人,其中包括艾里克和阿龙·鲁尼,他们的家族拥有东德克萨斯的一家大型建筑企业;大卫和迈克尔·桑贝里,他们在当地经营地产、畜牧和石油生意,他们的父亲约拿丹也来了;我童年的玩伴斯利姆、凯文、凯尔和韦德·奥尔布赖特,他们大多是农业大学的学生。
还有乔·罗德、安迪·马奇、奇赛、大罗恩、我的弟弟奥比和我的兄弟西恩、特雷·贝克、拉里·弗尔明、理查德·泰纳、本尼·维利和在鲁卜克市的德克萨斯技术学院的体能教练。
当地的另一位建筑业巨头斯科特·怀特黑德也来了。他不认识我们,但还是希望能够去我家。他后来成为我母亲的精神支柱,到现在还每天给她打电话。屡立功勋的美国陆军军士长丹尼尔也身穿制服来到我家,他敞门告诉我父亲愿意尽其所能提供帮助。直到现在他还每天去我们家,好知道我母亲的情况良好。
当然还有我的孪生哥哥摩根,他一路飞奔回农场,根本不相信电视播出的我已经阵亡的消息。我另一个弟弟(跟我不是孪生兄弟)斯科提前到家,他不相信广播中听到的消息,当人们告诉他这一噩耗时才相信我已经阵亡。他几乎跟我母亲一样受到了沉重打击,我的父亲上网去查找进一步的消息,看我驻扎的基地―海豹突击队驻夏威夷总部有没有发布正式声明。他找到的消息证实了一架MH一47直升机坠毁,另外还有四名海豹队员在行动时失踪。但夏威夷的一家报纸报道我们四人已经全部阵亡。我想我父亲在那时候相信这条消息是真的。
凌晨两点刚过,来自科罗纳多市的海豹队员到达了农场。约翰·琼斯海军上尉和克里斯·格特罗乘飞机赶到了农场,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马特·特格·吉尔,他是我认识的最强壮的人之一。大卫·杜菲尔德海军上尉随后也从科罗纳多赶到了,同他一起来的是约翰·欧文斯和杰立米·弗兰克林。约什·韦恩海军上尉和内森·舒梅克从弗吉尼亚的海滩上赶来了。枪炮军士长贾斯汀·皮德曼从佛罗里达赶来。我要强调一点,整个事件并没有经过计划、协调。人们来到我家中,其中有我的朋友,也有未曾谋面的陌生人,失去一个兄弟的悲伤使他们团结在一起了。陪着我的父母的是大个子比利·谢尔顿。以前从没人见他哭过。他一直是一副硬汉的样子。
格特罗告诉我父母他根本不理会媒体的报道。尽管海豹小队的四名成员中很可能有人阵亡,但目前并没有任何消息来证实。他知道迈克最后的那个电话:"我的人就要完了"。但没有任何消息证实任何一名海豹队员已经阵亡。:他告诉妈妈要有信心,告诉她除非发现了尸体,否则就意味着没有海豹队员阵亡。
随后摩根回来了,他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我还活着。他说自己一直与我保持着联系,能感觉到我的存在。他觉得我可能受了伤,但没有死。
"去他的,我知道他没死,"他说,'要是他死了,我肯定会知道的。"这时院子里已经来了150个人,当地的警察把整个农场都隔离了。任何人要进入农场必须首先经过这些警卫。通往我家的土路上停了好几辆警察的巡逻车。两名海军牧师在清晨从科罗纳多赶到了我家,我猜他们来是为了防止万一。两位牧师在农场周围的栅栏里主持了简短的仪式,几名警官参加了祈祷。
大约五点钟左右,海豹突击队上尉安迪·海费尔和他的妻子克里斯蒂纳来到了我家。安迪对我母亲说,"不管什么事情,只要能帮得上忙,我们都愿意效劳。我们刚刚从夏威夷赶来。"
"夏威夷!"我的妈妈说,"那简直是绕了半个地球。"
"马库斯曾救过我的命,"安迪说,"我一定得来,我知道还有希望。"我无法解释所有这一切对妈妈意味着什么。她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徘徊,她一直说永远不会忘记安迪,也不会忘记他和克里斯蒂纳不远万里来到我家这件事。
一开始只是邻里朋友来到我家,后来更多的人是来自海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军人。他们不是只来待一夜。没有人回家,他们就留在农场,日夜祈祷上帝保佑我。
在过了这么长时间以后,每当我回想起当时的场景,我依然无比感激:这么多友爱、关怀和对我父母的安慰。每当我想起这一幕时,我不知如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只能说只要我活着,无论何时,也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家的大门永远对他们每一个人敞开着。
与此同时,我正在那座该死的山上倾听远处流水声,丝毫不知家中的情况。我抓住一棵树,向前探出身体,想找出办法安全下山。这时一名基地狙击手向我开了枪。
我感觉到子弹钻进我左大腿的上侧。基督啊,那可真疼。太疼了。AK子弹的冲击力推得我转了个身,一头栽倒在山坡上。因为我是脸朝下重重地栽倒的,所以已经骨折的鼻子再次受伤,前额的伤口也裂开了。随后我沿着陡峭的山坡飞速地滚了下去,一路上什么东西也抓不住,没法稳住身体,不过可能这样也好,因为这些基地组织的混蛋对我猛烈开火,子弹四处横飞,尖啸着打在我周F $ l的地上,石头上和树干上。耶稣基督,这简直是墨菲山岭战斗的翻版。
但要打中一个移动的目标比你想象的难得多,要打中像我这样在树木和岩石间毫无规律地迅速移动的目标就更难了。他们一直没有打中我。最后我在一块比较平坦的地方停了下来。当然,追赶我的人下山的速度比我慢得多,所以我领先了一大段距离。我很惊奇地发现自己几乎没受什么伤,我猜这是因为我没有撞到什么障碍物,111上的泥土又十分松软。而且我还拿着我的枪,我觉得这简直比圣母玛丽亚降临人世的奇迹更大。我爬到一棵树后隐蔽起来,同时努力判断敌人的位置。我能够看见离我最近的一个敌人,他正站在那里指着我对右侧的两个人大声喊叫。我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他们两个就再次对我开火了。我打中他们的把握不大,因为这两个人还在大约一百码高的陡崖上,而且树木挡住'了他们。问题在子我站不稳,无法精确瞄准,所以我决定让两腿休息一下,用双手和膝盖迅速甸甸前进,等待更好的时机干掉他们。这一地区到处是丘陵和深沟,对我这样一个逃亡者来说是再好不过了,但我没法走到沟底,也不能甸甸着爬下陡坡,除非你生来就是一只雪豹。
所以我每次遇到陡坡就干脆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滚下去。我滚了好多次,这真是一段漫长、颠簸而痛苦的旅程。而且每一次滚动都使刚才的枪伤钻心地疼痛。
我这样摸爬滚打地挪动了四十五分钟,下坡的时候我能够拉大与追兵的距离,向上爬的时候追兵又会赶上一段距离,不过到现在为止.,基地组织的人还没能追上我。我在曲曲折折的路卜始终没能找到一个理想的位置干掉追杀我的武装分子。子弹一直在我耳边呼啸,我也一直在逃。但最后我滚到了一片较为平坦的地方,周围都是巨石。尽管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但我决定就在这里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
我记得当时一直在想,摩根会怎样摆脱这种不利局面?他会怎么做?这给了我力量,比我大七分钟的哥哥给了我强大的力量。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把他们放到极近的距离_七,做到弹无虚发。所以我爬到一块大石头后面,检查一下弹夹,打开MK一12步枪的保险,开始耐心等待。
我听到他们来了,但我要等他们靠近。他们没有聚在一起,这不太妙,因为我不能一下子把他们都干掉。我现在能看到那个追踪者了,他一直在追踪我,没有对我开枪,他甚至连枪都没带。他的任务就是找到我,然后让其他人对我开火。这个厚颜无耻的讨厌鬼。
但这就是阿富汗人的作战方式。这个小组是个绝佳的例子。一个人带水,另一个带额外的弹药,而枪手不需要花时间搜索,他们有专家来完成这一任务。
这位专家追踪我简直轻而易举,因为我简直像一只受伤的灰熊一样四处留下踪迹,不但有明显的足迹,还有额头和大腿处不断流血的伤口留下的血迹。
我跪在地上绕着那块大石头小心地挪动身体,端起我的步枪。那个基地的追踪专家就站在我正前方不到十英尺的地方一州旦他还没有发现我。
他正在追踪我的踪迹的时候,我开枪击毙了他。子弹的冲击力把他仰面打倒在地上,鲜血从他的胸前喷了出来。我觉得我射穿了他的心脏。而且我还听到了他倒地的声音。与此同时,我听到从几乎正后方传来的细微脚步声。'我转过身,就在上面的岩石间出现了两个人。他们正在搜寻我的踪影。我必须在电光火石间采取行动,因为两个人都端着AK步枪朝我冲了过来。该死!我能干掉一个,但没法对付两个。
我伸手掏出一颗手榴弹,拔除保险销朝他们扔了过去。我感觉他们朝我开了几枪,但我立刻就躲到了岩石后面,所以没有打中我。现在他们离我只有不到五英尺了。我简直是在乞求_L帝让我的手榴弹爆炸,。手榴弹爆炸了,把这两个阿富汗人炸成了碎片,掀起许多碎石和大量的尘土。我?我只是把头埋低,祈祷基督保佑不会再有更多的敌人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有一点要昏厥的感觉,这不是手榴弹爆炸引起的,而是那种一般的昏厥。当我躺在那里等爆炸掀起的碎片落下来时,我浑身颤抖,感到虚弱乏力,头晕脑涨。我估计自己在岩石后面待了几分钟之后才爬出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基地分子跟踪我。但周围什么都没有。
很显然,我必须离开这里,因为手榴弹的爆炸声肯定会引起基地分子的注意。我又坐了几分钟,考虑下一步的行动。考虑的结果是我必须重新学会战斗,如果我要活下去,我就不能再像个海豹队员·,而要像阿富汗山区的武装分子一样战斗。
过去的一小时让我学到了几条至关重要的教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我必须学会单独作战,而这与我之前接受的训练恰恰相反。正像你知道的,海豹是以小队为单位作战的,每个成员的安危都完全依赖于队友分毫不差的准确行动。不管一个小队有四个人、十个人还是二十个人,我们战斗时都是一条心,作为一个整体执行任务。我们总是相互支援、相互掩护,在运动中填补空当、开辟道路,这也正是我们的伟大之处。但在这里孤身一人被围捕完全是另一种情况。我首先要学会像阿富汗山民那样隐蔽而悄无声息地移动。当然,我们在加利福尼亚曾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但是那并不足以使我们在这里同当地更加隐蔽、更加悄无声息的敌人作战。
我不能再四处爬来爬去了,这没有任何意义。我必须集中精力,确保自己在袭击猎物之前占据有利位置,还必须节省弹药,没有把握绝不开火。但最重要的还是要隐蔽自己,不能再像一只受伤的灰熊一样四处乱撞,暴露行踪了。
我下定决心,如果下次再碰上敌人,我一定要掌握主动权,向他们发动突然袭击。这是弱者腻得战斗所必须采取的战术。过去的"基地"组织都采取了这种战术,现在轮到我了。
我挣扎着用双手和膝盖支撑起身体,转头侧对风向,像一只鲁觉的猎犬一般倾听周遭的动静。什么也没有。没有一点声音。也许他们已经放弃了,或许他们认为我已经死了。但不管怎样,我都必须离开。我将步枪插在腰带_L,开始朝西边有水的地方移动。我走的路还是下坡,为了避免再次摔下去,我在陡坡上按之字形移动。
我早就失去了距离的概念,只觉得自己爬了三到四英里,一路上爬爬停停,不断地祈祷,鼓起希望,挑战自身极限,就像是在地狱周一样。我记得自己曾昏过去两三次,但最后我终于听到了瀑布声。我听到它在午后的阳光下轰轰作响,从高处的岩石上冲进下面的深潭,然后再向下流人山间的河流。
我当时恰好来到了瀑布上面大约二十英尺的地方。那真是美丽极了,阳光在水面上闪耀,山岭四处郁郁葱葱,下面是一个谷地。谷地的边缘有一个阿富汗村庄,大约在我当时位置下方一英里处。
我记得这是第一次没有人追捕我。周围万籁俱寂,一个人影也没有。如果后面有人跟踪我,相信我,我肯定会听见的。我可能还不能像一个当地部落的男子那样作战,但已经有了能与其媲美的听力。既然已经这么长时间没喝水了,所以我想再等半分钟也没关系。我取出我的瞄准镜,从所在的这个绝佳位置向下观察那个村庄。我努力站起身来,用左手抓住一块岩石稳住身体,站在水流的上方。那里的视野非常好,我能够看到村庄依山而建,房子直嵌进石壁中,显然是工匠们辛苦劳作的结果。那些房子简直像儿童图画书里面建在糖果山上的姜汁饼干小屋、女巫的住宅。
我收起瞄准镜,不敢看自己左腿的伤势,我向前迈了一步,想找个地方滑到水潭边。这时左腿终于支撑不住了。也许是因为新挨的枪伤,也许是因为后来爆炸留下的伤口,也许就是因为肌健再也承受不了更多的压力了,我的左腿突然一弯,向前一头重重地栽了下去。我头下脚上地摔了下去,在平坦的砂石地面迅速下滑,速度越来越快,虽然我拼命想把靴头蹬进土里让自己减速,但无济于事。我经过下面的水潭,继续向下滑去,当时的速度之快简直无法想象,但我看见自己离山下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可是怎么也停不下来。
在我正前方有一棵小树,当我头下脚上地从它旁边掠过的时候一把抓住了它,就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般,我攘住它纤细而富有弹性的树干,想让自己停下来,但我下滑的速度太快了,结果被它一下子弹得翻了个个儿,变成背部着地,继续向下滑去。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简直跟死了一样。
死活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分别了,我伤痕累累的躯体又径直下滑了将近一千英尺,随后随着山势转了个弯,又下滑了大约五百英尺,直到这段陡崖的底下。我感觉浑身好像散了架,上气不接下气,血从我前额的伤口滴滴答答地往下流,心里感到无比沮丧。
你可能不相信,但我的步枪还在身边,而干渴感再次救了我的命。
我没有血肉模糊地躺在午后炙热的阳光下,而是想到了山上的水。至少刚才我从山上跌下来的时候它还在那儿。
我明白必须重新爬上山去,否则我必死无疑。我抓起枪,朝水源爬去,那能拯救我的生命。我在松软的陡崖上跌跌撞撞地前行,我想现在你应该明白我是一个多么整脚的登山者了。这段山坡不可思议的陡,几乎是垂直的。就算是最好的攀岩者估计也得带上整套装备才能爬上去。我不清楚自已上山和下山到底哪一项更差,但现在离水源只有两百英尺了。我又花了两个小时,中间还昏过去两次才到达那里。我把头扎进水里,让我的舌头和喉咙得到解放。随后我洗了洗火辣辣的脸,清洗了额头上的伤口,还试着把腿上的血迹洗掉。我不知道狙击手打中我的那颗子弹是不是还留在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