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纳，在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通”，因为他此时已经年逾六十，宋美龄与其私人相处甚洽而不引起疑忌。她视端纳如兄长，亲切地叫他“端”。在庆祝端纳六十寿辰举行的家宴上，宋美龄送给端纳四句评语：

坦诚温良，知识深广。

谦然自守，不求显扬。

端纳性格温和如水，为人淡泊，他曾自己宣称：“我视名利如浮云。”

在宋美龄看来，端纳不仅和蔼可亲，而且坦直诚笃，可以与他推心置腹、把袂共语，视为投契的良朋益友。

端纳是澳大利亚人，祖籍英格兰（许多史料说他是英国人），1902年到香港，在《中国邮报》任职八年，升任为经理。1905年兼任《纽约捷报》驻港通讯员及《远东》杂志主笔，那年他才三十一岁。其间曾任两广总督张人俊的名誉顾问。辛亥革命后，曾一度任孙中山的私人顾问。1911年至1919年先后任上海《远东时报》编辑、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通讯员、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

他深邃的眼睛，无时不在审视神州时局的兴衰更替，无时不在观察华夏上空的风云变幻。

英国，也需要他提供有关中国的战略性见解。

他以记者的敏锐嗅觉，1915年最先发表了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原文。1920年起担任北京政府顾问。1928年后任张学良的私人顾问，陪同张少帅游历了欧洲六国。后来，蒋介石和宋美龄把他从张学良手里强行要了过来。

端纳对蒋介石政权所存在的问题是直言不讳的。他曾指责宋美龄从不深入实际了解真实情况，他指责蒋介石对自己的国家所知甚微。

在他看来，蒋介石只熟悉军阀，在对付军阀和管理自己的军队方面也许是内行的。但他不知道中国的老百姓在想什么。他完全依靠下属向他汇报情况，自己呆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这是很危险的。

端纳还认为，毛泽东和农民生活在一起，了解他们的问题和愿望，并相信农民的潜力，取得了农民的支持。

在端纳看来，孙中山虽然是伟大的革命家，但他不了解军阀，所以在依靠军阀时，老吃军阀的亏。蒋介石则不同，他熟悉军阀并打败他们，但不等于征服他们。这些各据一方的地方实力派，仍各自为政，独霸一域，对蒋介石的中央政权阳奉阴违、明顶暗抗，伺机谋叛。蒋介石的不完全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是虚假的。

毛泽东则不同，他深深地扎根在农民之中。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便是深厚的立国根基。不用说有了共产主义的引导，即使没有共产党领导，历代的农民暴动照样能推翻许多封建王朝。

所以，端纳坦率地批评蒋介石、宋美龄对中国的了解太狭隘，建议他们到各省去看一看。

蒋介石开始不以为然，认为只要把握了军权政权，就能统治天下。端纳坦直地与他争辩说，委员长如果不像毛泽东一样同样了解他的人民，并取得人民的支持，那么他是不能进行一场有效的反共运动的，更不能指望统一全国。

端纳的理由是充分的。许多外国的所谓“中国通”，想不通掌握了上百万装备精良并训练有素的军队的蒋介石，为什么在一、二、三、四次围剿中，竟然被装备、数量、训练等均处劣势的“共匪”所打败。

端纳却懂得这一点，他不止一次地向宋美龄讲过希腊神话“安泰的故事”，还讲过“阿喀琉斯的脚踵”。

熟读《圣经》的宋美龄当然知道这两个神话故事的含意：安泰的长处是他紧贴着母亲大地便有着无穷无尽不可战胜的力量。而阿喀琉斯的脚因为没有在冥河水中浸过，所以最易受到伤害。

端纳终于说服了宋美龄，而后又说服了蒋介石，所以蒋介石也想做安泰，也想像阿喀琉斯那样，到冥河里去浸一浸，以使自己力大无穷而又不被刀剑所伤。他带上宋美龄出发了，作了一次大西北之行。有外国研究者认为这次旅行不仅长途而且危险。

但是，蒋介石毕竟不是来自人民的安泰，他也绝不会在冥河中浸湿自己的鞋，反人民的人要依靠人民，那不等于炉中求冰、缘木求鱼吗？非不愿也是不能也。

魏征云：源不深而岂望流之远，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长。

蒋介石和宋美龄的长途旅行，并不是深入人民，更不能取得人民的支持，端纳这样记述了蒋介石“深入”人民的故事：

在一个偏远的村庄里，他们遇到了一个人将国旗当作围裙围在臀部。那个人见到这些陌生人怒不可遏的样子很惊讶，他平静地解释道，他是个屠夫，碰巧这块布正好就在手边，而且又是红底的，血溅上去也不大显。蒋大发脾气，示意将此人就地立即处以绞刑。端纳插嘴说：绞死一个屠夫不足以解决问题。要恢复国旗的地位，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发一通脾气只能收到局部的效果，他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下令在全国举行强制性的升旗仪式。这个屠夫的无知不能怪他本人，而要怪政府……蒋看到了要害，因此便发布命令，从此以后，每天早晨和晚上，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军人、官员和各组织机构，围在旗杆周围，向代表中国的国旗敬礼。

蒋介石和宋美龄根本不可能理解人民，既没有共同的利益也没有共同的语言，更谈不上共同的感情，但宋美龄在所到之处向外国传教士和妇女俱乐部发表演讲，却取得了意外的效果，将外国的太太们、教会团体和传教士们吸引到自己身边。

美国的斯特林·西格雷夫这样评价宋美龄：

宋美龄对中国人民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但她却引起外国人的极大注意。不管她走到哪里，她就向外国传教士和妇女俱乐部发表讲话。她本来已经是上海最重要的女交际家了；现在，她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女交际家了。她将外国的太太们、教会团体和传教士们集合到自己身边。传教士们只要能对朝廷扩大影响，自然是很高兴的，不管如何虚假，他们开始把美龄看成是基督教的旗手……美龄之所以像魔术似地变成一位地道的宣传家，是出于端纳这位长期以来一直参与中国事务的干涉者的建议……

端纳在五分钟之内便来到了宋美龄的客厅。他穿着一身精工裁制的花呢西装，一头不算茂密的灰白色鬈发。两道浓眉下，一双深陷的褐色的眼睛显得和善而机警。他第一眼就看出宋美龄满脸哀伤和愁思，这是难以测度的深沉的忧戚。

这位深谙心理学的枢密顾问，并不给宋美龄以廉价的同情和宽慰，那会使她产生不真实感。他采用的方法是循循善诱的回忆：

“这是胜利中的挫折，大幸中的不幸，共军渡过湘江，终是漏网之鱼，元气大伤。委员长已经饬令各方部队追堵围剿，以使共军不可能落地生根，只是增加了追剿的时日，多付一些代价就是了……”

宋美龄让秘书送来不加糖的咖啡，亲自端给端纳。等候秘书离去之后，端纳继续说：

“回想过去，委员长自从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以来，经过了无数坎坷和磨难，不都是化险为夷了吗？挫折，并不都是坏事，创业总是艰难的。培根说过，‘奇迹总是在厄运中出现。’”

“我总觉得委员长的敌人太多了。”宋美龄忽然感到一阵难以言喻的委屈和伤心，“连我二姐也反对他，子文也不理解他，不支持他……”宋美龄的眼泪迅速地涌满了眼眶，低头唏嘘。

端纳知道宋美龄提的是近年发生的两件事：

1933年底，宋子文认为蒋介石为了第五次围剿所提出的军事预算过高，特别认为把大批金钱拨给各地方实力派收买他们剿共很不明智。宋子文力主削减开支，以减轻国家债务。蒋介石则坚持国家安全高于一切。双方各不让步。蒋介石在盛怒之中，举手打了宋子文耳光，宋子文愤而辞职，去了国外。蒋介石只好以孔祥熙来代替他。

1934年4月20日，毛泽东就《天羽声明》发表讲话，指出“此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强占全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李杜等发布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号召成立工农学商代表选出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以对抗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委员长的敌人的确太多了！”端纳沉思着说。他盯视着逐渐熄灭下去的炉火，想到去加柴，“共产党的手段的确很高明，他在委员长大军围攻时，提出抗日的主张，这就使委员长处在两难的境地。去打日本吧，必然使共产党猛烈发展，实现他们夺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目标，进而夺取全国政权；如果不打日本先打共军，必然丧失人心，因为目前国人关心的并不是共产与不共产，而是不当亡国奴！”

“那么，日寇在上海进攻时，共匪借机攻打赣南的中心城市赣州，这不是扯住委员长的抗日的后腿吗？他们一边讲抗日，一边打抗日的中央军，”宋美龄由于委屈而变得愤恨了，“可是，怎么没有人责备共产党呢？”

“因为委员长握有中央政权，人们自然把抗日重任放在他的肩上！”端纳解释着，然后思索如何使蒋介石解脱此困境的良策，“啊，这是非常错综复杂的斗争！非常复杂，非常复杂……”

端纳对这种复杂的局面，已经不止一次地进行排列组合。如果将他多年的思维活动条理出来，那将是非常有趣的。

这种复杂性，可以说世界少有。

端纳的排列组合，是从国民党新军阀长达四年的混战开始的。他以政治家的精明、记者的敏锐和见多识广，对中国的各派势力作过解剖。新军阀混战的四年，给国民党两大真正的敌人提供了发展的机会：日寇侵略步步深入，而共产党也借机得到了迅猛发展。

这长达四年的混战中，蒋介石首先开始的就是蒋桂战争。

1927年，国民党由汪精卫、蒋介石为了争夺中央政权而发起的“宁汉之争”。当时，雄心勃勃的唐生智以拥汪为号召（端纳注道：拥别人是假，为自己是真），组织“东征军”沿江而下，直逼芜湖，威胁南京，此时，蒋介石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为争地盘正剑拔弩张。蒋介石面临着两面受敌的危境。他深知三方在交手时应采取的策略，立即宣布下野，抽身东渡，把擂台让给桂、唐去打。于是唐生智的“东征军”和桂系组织的“西征军”为了各自的利益动起干戈，等他们打个两败俱伤之后，蒋再出来收拾残局。

此时，蒋已深谙政治斗争绝无道义可言，只有利益原则，利益相同则合，利益相悖则分。共御外侮是兄弟，阋于墙内是仇敌；昼长必然夜短，利此必然害彼；两雄不能并立，两辩不能相屈。他引桂、唐两军互为鹬蚌。

结果唐生智兵败出走，李宗仁成了武汉的新的统治者。

原来桂、唐两敌，现在火并后变成桂系一个，桂唐结怨。蒋介石便从日本西渡回国，在反桂基础上又与汪精卫合作，通过汪拉拢唐生智，又通过谭延闿拉拢鲁涤平，通过贺耀祖拉拢叶开鑫，把原来的仇敌变为朋友。

端纳在纸上画了个很有趣的公式，以证明蒋介石手段的高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