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这次反围剿的失败，我们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王稼祥不无痛心地说，“不然，红军的命运难测……损失太惨重了……”

毛泽东很久没有讲话，一支接一支地吸烟。这个问题，他已经思索很久了。他很清楚这是国际路线所带来的影响所致，也是临时中央以及后方的那些政治局委员们竭力推行国际路线的结果。解决政治路线才是根本。

可是，目前解决政治路线几乎是不可能的！就连开始向正确方向转变的王稼祥和张闻天这些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也都网在错误路线里面。一个已经没有任何实权的毛泽东，公然挑起反国际路线、反临时中央的斗争，必然使自己孤立起来，甚至有人会怀疑他的动机——是借暂时的军事失利而对宁都会议的反扑。

当时的局面不像后人所说，好像那时王明的左倾路线只是博古、李德等个别人的独断专行，他们是孤立的，处处受到抵制的，好像那时的左倾路线很容易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历史不是这样，坐在担架上一支接一支吸烟的毛泽东也不这样看。

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七大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结论性的一段话，反映了当时的实情：

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危害也最大。

思想、政治、军事、组织、充分、完整、最深、最大，这些词句的含义是多么严峻。毛泽东必须谨言慎行。他深深感到潇潇夜雨的寒冷。

在这样危机四伏的远征途中，挑起这样的纷争是不明智的，它将使红军的处境更为危险。他必须讲求策略。

“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毛泽东望着隐在暗影中的王稼祥，说得很缓慢很自然，“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扩大红军运动成为群众的热潮，使红军数量达到十万以上；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号召下，我们保证了红军在财政、物资、精神上的需要；我们的经济建设以及与群众关系的改善，激发了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热情和积极性，这一切都造成了彻底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条件。”

毛泽东面对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王稼祥，不能不充分地肯定当时的中央。而他所列举的成就，却大都因苏维埃政府的有效努力而取得的。

“那么，未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原因在哪里呢？”王稼祥仍然不能把军事上的失利与政治路线的错误分开。苍白瘦削的脸上，露出淡淡的困惑。

“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纠正军事路线上，战略战术的错误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原因……”这就出现了《遵义会议决议》中仍然肯定国际路线正确，仍然提出反右倾的那种不易被人理解的现象。直线的光芒照不亮曲折的历史画廊！

“蒋介石在历次围剿失败后，知道他的长驱直入的战略战术同我们在苏区内部作战是不利的，所以他在第五次围剿中改变了，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紧缩我们苏区，最后寻求我主力决战，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

“敌人的目的部分地达到了。”王稼祥叹了一口气，有些懊丧。

“这是我们军事上的失误帮了蒋介石的忙，我们应该是决战防御，也就是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去有把握地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可是，李德他们却采用了单纯的防御战略，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这是李德从欧洲搬来的舶来品……”毛泽东苦笑了一下，“我们有些人竟然信服这些洋办法……”

王稼祥听了这些抽象的军事理论，仍然不能消除自己的困惑：“敌变我变，我们再用以往几次反围剿的办法还能奏效吗？”

“当然要有变化，可是以不变应万变，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也是争取主动的办法。要以我自身的特长为主，不要去迁就敌人，不要弃长就短。李德他们错就错在不懂得中国国情，不懂得中国红军的特点，更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与农村。他把慕尼黑的街垒战、把阿芙乐尔号军舰攻打冬宫、把欧战的许多战术原则，全都搬到中国来。

“他们不了解在目前中国国内战争阶段上，我们还没有大城市工人的暴动，也没有白军士兵哗变的配合，我们红军数量很少，苏区也只是中国很小的一部分，我们没有飞机大炮，而且还处在内线作战的环境。我们只能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的防御……”

王稼祥全神贯注地听着。他惊异地发现毛泽东虽然一脸病容，却毫无倦意。在这个高大瘦弱的湖南人身上，似乎潜隐着某种被压抑过度的非凡的智慧和意志。这种强烈的自我抑制和禁锢，反而使他表露出一种不易被人察觉的、凝重的威仪和有力的气度。王稼祥注视着那只夹着香烟的农民式的大手，这只手能力挽狂澜扭转乾坤吗？

“在我们没有发现敌人弱点时，对于敌人的进攻……”毛泽东吸了口烟，继续说，“我们不应该即刻与之进行无胜利把握的决战。”

“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应该用次要力量，比如游击队、地方武装、独立团、独立营，当然也可以用一部分主力部队配合，在各方面迷惑或引诱敌人。在次要方面，主要以运动防御钳制敌人，而主力则退至适当距离转移到敌人侧翼或后方，隐蔽集结，以寻求有利战机……

“李德鄙视《孙子兵法》，这是他日耳曼民族的骄傲性格的悲哀。他不懂得在中国土地上，孙子比他的克劳塞维茨和苏沃洛夫更为有用。孙武子是怎么说的？‘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可是李德只知用正不知用奇，死打硬拼是最愚的办法。我们常说‘扬长避短’，在苏洵的《心术》中，却提出‘扬短抑长’，这和‘扬长避短’是一致的，他说‘吾之所短，吾抗吾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弄之，使之狎而堕其中，此用长短之术也！……

“这里，我要说几句博古同志的弱点。他很善于背诵马列主义原文，却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他言必称希腊，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却知道得很少，他们从外国故纸堆里搬些教条来，只能起留声机的作用。他们对自己祖宗两眼一抹黑，怎么能用马列主义的矢，射中中国之的？……”毛泽东觉得不能说得太露太多，这会给与王明、博古、洛甫同样在莫斯科大学吃洋面包长大的王稼祥某些刺激，便把语意一转说，“博古做了李德军事理论的俘虏，却不懂得辩证法，这个弱点充分表现在广昌战役中。”

广昌战役，王稼祥因为在后方养伤没有参加，但他知道红军损失十分惨重，他想象不出那时的情形：“李德和博古亲临前线指挥，据说彭德怀跟他们发生了争吵……”

“争吵，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又点燃了一支烟，沉思良久，猛吸了几口，“争吵，也不能说明问题。在前线指挥部里，争吵、跺脚、骂娘是常有的，甚至拔出枪来要毙人……骂句‘崽卖爷田不心痛’是气话，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不仅仅是部队受损失……任何人指挥作战都有遭受损失的时候……”

王稼祥感到毛泽东说得很客观很公正，但有些困惑不解：“那么，李德错误指挥的实质在哪儿呢？”

“李德的真正要害，是整个战略战术的失误，而不在某次战斗的胜负。他很勇敢，却不善使诈，不像西方军事家说拿破仑那样，既有狮子的凶猛又有狐狸的狡猾。他不懂得隐藏自己的长。故意示弱用短，表面看来，是拙劣手笔，其实是高明的策略。他不懂得什么叫‘声东击西’，也不懂得‘若欲夺之，必先予之’的道理，他没有读《三国演义》，连虚晃一枪，败下阵来，卖个破绽，让敌将撞过来的拖刀计、回马枪都不懂……”

“战场上的角逐，的确不是简单的事。”

“也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敌人要以己之长，击我之短。这就是他的堡垒战术。李德恰恰弃我之长用我之短去击敌人之长，必然陷于被动……”

“的确是这样。”王稼祥完全同意毛泽东的分析，说得十分诚敬。“‘神兵非学到，自古不留诀’这是苏轼《八阵碛》里说的。光学兵书也不行，那会变成赵括，关键在于灵活运用，战法之妙，千变万化，以至无穷……”

毛泽东此时，似乎不是向王稼祥述说，他已经沉浸在一种忘我的想象之中。他把战争诗化了，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频臾，抚四海于一瞬。在他的眼前，已不是隐在黑暗中的马袋、书箱和王稼祥的担架，而是炮火连天、硝烟遍地的战场，潇潇风雨使他对一、二、三次反围剿的鏖战，燃起强烈的怀念。他的思绪在波澜壮阔的战场上来往驰骋。

雨后复斜阳，

关山阵阵苍。

他多么希望指挥一支浩荡的大军去创造人间奇迹啊！正像两年后，在他确实把握了领导权时，写的那首《沁园春·雪》：

……

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

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

咸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

他们实在算不了什么，而且已经“俱往矣”了。“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

雄飞的翅膀就是权力。权力不是贬义词，革命就是夺取政权。权力，犹如农民的土地、渔夫的网罟、骑士的骏马、战士的刀枪、画家的纸笔、演员的舞台、科学家的实验室……

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革命，就是掀翻铲除旧世界草莽荆棘的铁犁。

当年鏖战急，

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

今朝更好看。

战争，是壮美的！

这就是毛泽东的战争观！“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一股稀世豪情猝然充溢胸臆，拔剑仰天厉声问：英雄用武之地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