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摇了摇头：“看起来挺吓人，连长，可只是块小弹片，卡在鼻子下方了。”

他朝我看了看，回过头继续用望远镜观察情况。

我有一种感觉，连长很关心我。对他而言，我是个可以信赖的士兵，不会因轻伤而退缩。要是我现在就去后方，他可能会失望，尽管我的伤势完全有权利这样做。实话实说，要是此刻在另一位连长的领导下，我肯定会到后方去，找医护兵替我包扎一下，从而离开这个弹片横飞的阵地。经历了长期的前线服役，我的神经并未强大到受了这么疼痛的伤后还能继续战斗的程度。我不是个懦夫—我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我也不想扮英雄。

可现在看来，我似乎就是在扮演英雄的角色，因为战友们都看见我的脸已经肿了起来，他们觉得奇怪，我干嘛不到后方去。是中尉给了我力量，所以我没有退出战斗，不过，他把决定权留给了我。我觉得自己与他生死与共，我愿意跟着他赴汤蹈火。要是你和我一样，在前线待过一段时间后，你就不会再为元首、人民或祖国而战，这些理想早已不复存在。没人会谈及国家社会主义或类似的政治问题。从我们的交谈中很明显能看出，我们奋战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保命，同时也是为了前线战友们的性命。但我们也常常为了自己的上司而战斗，例如我们的中尉，他把自己以身作则的态度成功地灌输给了每一个疲惫不堪、几乎有些冷漠的士兵。

那么，他打仗又是为了什么呢？当然，作为一名军官，首先是为了自己的职责和荣誉。但是，据我了解，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对自己部下的责任感，并通过自己在前线的领导和榜样，消除士兵们“我们纯属炮灰”的感觉。每当他谈到自己的连队时，他指的是连队的团结和亲如兄弟的战友之情。对我和其他人来说，这当然是值得为之奋战的，特别是在没有其他理想的情况下。他与我们共处的几个月里，我从未听他谈到过政治，更别说国家社会主义了。我觉得，他不太理会这些问题，他从未带着任何政治理念投身于战斗中。

由于敌人猛烈的火力，我们连无法前进半步，中尉做出了决定。他看着我们左侧树林的边缘，说道：“我们必须冲入那片树林，这样就能从侧面攻入敌人的阵地了。”

我们认为这一行动肯定相当困难，因为树林里有不少苏军士兵。

二等兵克鲁格说出了我们的疑虑：“中尉先生，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求炮火支援？”

“为什么呢？没有炮火支援我们也能做到，克鲁格！通知连直属队和第1排的人，我一冲上去就让他们跟上。”

然后，他转向弗里茨•哈曼和我，“你们的两挺机枪为我们提供火力掩护，直到我们冲到树林。然后再跟上我们，等待下一步的命令。”

“我们明白，中尉先生！”

几分钟后，他带着部下们沿着一条浅浅的洼地，在灌木丛的掩护下朝着树林边缘冲去。我们的两挺机枪为他们提供了持续的火力掩护。等苏军士兵看见我们的人朝他们扑去时，他们跳起身，成群结队地朝后方逃去，窜入了灌木丛中。连长率先到达了树林，其他人也跟了上去，他们随即消失进树林中。

“我们上！”

我一把抓住机枪脚架的两根后脚架，瓦利亚斯抓住了前面的两根。我们快步朝着树林边缘跑去，旁边几米处是弗里茨•哈曼和克莱姆，克莱姆最近刚刚结束休假归队。我们气喘吁吁地赶到了树林的边缘，大口喘着气。敌人的迫击炮弹朝着我们袭来，在树梢上炸开。俄国人的交叉火力对着树林倾泻而下。

炮弹在树梢上炸开，断裂的树枝雨点般地落下，洒在树干和灌木丛中。我们听见中尉的命令声在树林中回荡，也听见了轻机枪和冲锋枪的射击声。在这片充斥着爆炸和轰鸣的地狱中，我们隐蔽在一根树干后—树木已被风暴所折断—等待着进一步的命令。

一个身影从我们前方的硝烟中出现了。

“重机枪分排？”有人叫道。

“在这里！什么事？”我回答着。

“中尉想让第二挺重机枪移动100米，到树林的右边去，掩护我们的侧翼。第一挺重机枪跟我来！”

弗里茨•哈曼已经站起身，跟克莱姆穿过灌木丛，朝着右侧跑去。我们跟在传令兵身后，跌跌撞撞地跨过树根和落下的树枝，在我们上方，迫击炮弹呼啸着，在树梢间炸开。瓦利亚斯咳嗽着，咒骂着。我能听见他的声音，但在这片地狱般的喧嚣中，我无法听明白他说的字句。他所想的可能和我一样，要是我们戴上了自己的钢盔，眼前的情况根本不足为虑。可我们没戴！我唯一能做的只是尽量把头往下缩，并祈祷不要被弹片击中，尽管在此刻，弹片雨点般地落在我们四周。我感到脖子后鸡皮疙瘩直起，甚至觉得毛发悚然。

最后，我们赶上了步兵排的弟兄们。他们有几个人负了轻伤，一名医护兵正忙着对他们实施救治，或是把他们送往后方。

“中尉在哪里？”传令兵问一名下士。

“还在前面！”

我们匆匆穿过树木朝着前面走去。突然，连长出现在我们身旁。

“伙计们，快点！”他说道：“你们得把这挺机枪架设在树林边缘处！我就在那里。”说罢，他带着几个人消失在那一方向。

我们踏过树桩和断裂的树枝，朝着树林的边缘跑去。机枪的脚架不时被灌木枝绊住，我们跌跌撞撞地前进着。就在我们靠近树林边缘时，克鲁格的叫声像子弹那样击中了我们：“医护兵！中尉负了重伤！”

我们朝着克鲁格冲去，随即看见了我们的中尉。他躺在树林间的地上，双目紧闭，脸色苍白。在他身边摆着那根精心雕刻的手杖和他的冲锋枪。传令兵克鲁格蹲在他身边，正用纱布为他包扎头部的伤口，这个伤口是在树梢上炸开的一发迫击炮弹的弹片造成的。克鲁格像个孩子似地抽泣着，泪水在他脏兮兮的脸上画出了几道白色的痕迹。瓦利亚斯和我深受感动，我觉得自己的喉咙发干。其他人也围了过来，一个个表情痛苦。我们趴在地上，默默无言地盯着我们的连长，我们都曾认为他是个刀枪不入的人。

我只能想象其他人的想法了，尽管疯狂和混乱在我们四周肆虐，但此刻，我们对一切都感觉麻木：就算这个世界突然间走到了尽头，我们当中也没人会移动一下。直到医护兵赶到，为连长进行了包扎后，我们才放松下来。

我们一个个表情焦虑，谁都能看明白个中含义。医护兵一边包扎，一边回答着我们无声的提问。

“中尉还活着！”他说道，“可弹片插入了他的头骨。必须尽快把他送到后方的急救站去，找个军医给看看。”

医护兵指着挂在克鲁格皮带上的钢盔：“要是他戴着钢盔，弹片也许就不会钻进他脑袋里。”

我们知道克鲁格对此不会有太多的自责：他多次让自己的上司戴上钢盔，他已尽到了职责。

我们的中士也对连长的负伤深感震动，但他提醒大家，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场进攻。

“好了，大家都到树林边缘去，各就各位！”他招呼着大家。

这一令人痛心的事件刚过去几分钟，我们便听见弗里茨•哈曼的那挺重机枪吼叫起来。我们再次抓起重机枪的枪架，朝着树林边缘跑去。我的喉咙依然发紧，双膝有些发颤，但我们身处战争中，没人会在乎一名士兵的感受。

我像个机器人那样操纵着机枪，与其他人一起，从树林边缘对着敌阵地的侧翼射击着。没过多久，我们的斯图卡在空中出现了，它们对敌人实施了轰炸，在这一支援下，我们将敌人击退了数公里。中尉的榜样是我们获得胜利的主要原因。可这却是个暂时的、毫无意义的胜利，我们打赢了，但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除了连长身负重伤外，还有几名士兵阵亡，负伤的人则更多。

等我们到达树林北部边缘的主战线，并稍稍安顿下来时，我们惦念起瓦尔德马，进攻期间，他和古斯塔夫•科勒确保着与步兵排的联系。古斯塔夫说，瓦尔德马的手和大腿被迫击炮弹片击伤，已经跟其他伤员一同被送至后方。当时他把古斯塔夫叫到身边，让他向我们转达他的问候，并告诉我们，我们很快就会步他的后尘。这听上去有些怕人，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羡慕或嫉妒他所负的伤。他跟我们当中的几个人在一起很长时间了，要是他负了致命伤，那就太可怕了。

4月30日。最近的几个星期里我们经常谈论到，我们可能会负伤，然后被撤离战场。这种事情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每个人都认为，即便如此也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瓦尔德马、弗里茨•哈曼、瓦利亚斯、教授、古斯塔夫•科勒、克莱姆（休假结束后，不知怎么回事，他有点变了）和我。我们这些“老家伙”从1943年10月起就待在重武器排里。而步兵排里剩下的“老家伙”已经不多，尽管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尼科波尔桥头堡负伤后再次回到了部队里。

除了三处划伤，我几乎平安无事地经历了这些战斗。但这些弹片造成的轻伤依然被认为是负伤，并被申报上去，于是，古斯塔夫•科勒、克莱姆和我获得了银质战伤勋章。由于弹片仍卡在我的上唇，所以我得以回到后方的车队休息三天，以便让伤口消肿。团里的军医觉得没必要切开我的伤口取出弹片，所以它一直留在我的上唇里，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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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指的是武装党卫军“帝国”师辖下的“德意志”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