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可能出现的跨洋运河与英国更是有着较大的利害关系，英国也意识到运河对美国各个方面造成的影响比自己的影响要大，所以，英国为了自己的利益站在了我们的对立面，把运河的控制权纳入自己的行动目标中。众所周知，运河的开通使用将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英国的利益，因为那时我国的大西洋海岸（和英国相竞争的那个制造业和商业国家的前沿）离太平洋的距离会更近，比英国距离太平洋上的许多据点都近。我们再来说一下现在的实际情况，利物浦到纽约的水路距离等于从瓦尔帕莱索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美洲西海岸的距离。这是因为从这两个港口出发经过位于巴西东海岸上从每个港口到此距离几乎相等的三角。如果有尼加拉瓜运河，纽约的船只经过这条河，而利物浦的船只使用苏伊士运河，这两个城市距太平洋西岸的距离相等而不再是东岸，而且，日本、中国和澳大利亚以东海洋上的各个据点（比如说夏威夷群岛）距离纽约比距离利物浦更近。

基于上述情况的竞争对英国会产生不利影响，它会使不列颠群岛现今贸易收入的八分之一受挫。虽然这种情况会引起英国的注意，但它对英国的影响只是政治上的、间接的。它并不会严重地威胁到英国的主要利益，因为英国的主要利益都在以苏伊士运河为纽带的必经地区，而东太平洋地区的属地对于英国没有重要意义，这些地区却正好会受到地峡运河的影响。

地峡运河缩短了我国两大海岸之间的距离，但也会使欧洲的海军更易抵达我国海岸，所以，尽管畅通无阻的水路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同样也会给我国带来严重的威胁。这就要求我们解决一个问题，如何在获利的同时确保我国的安全？

直到今天，这个问题还仅停留在外交上的讨论，而且没有取得突破。不过，由于《克莱顿—布尔沃条约》不仅引起一系列误解，还引起众多的争执，造成我国人民对此条约的强烈不满，这提醒我们需要明确的观念引导我们的行动。这些观念不会因政府的变化或者公众的反复无常而有所改变，它们会一直引导人们的想法、行动。

从罗门主义的萌芽到19世纪中期，跨地峡航路的安全一直受到外来力量的威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850年4月19日订立了《克莱顿—布尔沃条约》不。那时，英国掌握着一些大陆据点和外围岛屿，这些地盘在军事控制和政治干预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地盘中，一条200英里长的海滨地带构成的伯利兹是濒临洪都拉斯湾、紧邻尤卡坦的南界，由于伯利兹距离运河遥远，对运河不会造成威胁，所以美国的谈判者没把它当成一个问题，英国在那儿的权力也没有涉及。伯利兹首先被英国掠夺者侵占，他们进入该地区后就不再撤出，他们砍伐原木，在与西班牙的斗争中保住了自己的地盘。后来，他们的占领权和伐木权得到条约的承认，伯利兹一步步沦为了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一个重要的要求是获得莫斯基托海岸的保护权，因为该地带从格拉西亚斯·阿迪奥斯角向南延伸至圣胡安河，这个要求没有超出以往的文明人和野蛮人达成的交易范围。1687年，英国用廉价的礼物换得了该地区的保护权。在西班牙延续控制该地区的期间里，英国和它的纠纷从没停止过。后来问题升级到了英美之间，美国不承认英国对莫斯基托海岸的保护。它认为该保护权和西班牙的优先权相抵触，而西班牙的权力应随着尼加拉瓜的独立转给尼加拉瓜。因为莫斯基托海岸距离可能出现的运河极近，它的归属权不会被等闲视之。这些顾虑也要放在海湾群岛，它位于洪都拉斯湾的南翼，靠近洪都拉斯共和国海岸，一旦被海军力量控制，就成为沟通伯利兹和莫斯基托海岸的桥梁。

面对英国的占领情况，美国的谈判者只想让英国放弃保护权却没想到议题对未来产生的影响。在那时，人们和今天一样憎恶领土兼并和侵略扩张，结果，英国从莫斯基托海岸和海湾群岛这些并无权力只会给它制造麻烦的地区撤出时，我们也和英国人一样，保证不侵犯中美洲领土，还要在可能出现的运河中保持中立态度。一个特殊的条款也被写入了条约中，即两国政府的愿望不是实现一个具体的目标，而是建立一个普遍原则。

这使得将海湾群岛和莫斯基托海岸归还给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的事被耽搁了很久，这期间英国和我们的误解不断升级。英国坚持条约只是让它放弃侵占中美洲的领土，而我们的理解是条约让英国放弃任何的侵略想法。假如你也看到了条约，就能明白为什么英、美会有不同的理解；条约的措词既支持英国的立场又使美国的谈判者可以找到依据证明自己的观点。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因为它体现了美国的迫切和英国的谨慎。直到1860年，上述土地才被归还，此后，《克莱顿—布尔沃条约》不还是我们和英国在地峡问题上的国际协议。

英、美围绕这个条约的后续争执，在此没有必要详加阐释。对于削弱我们对于美洲大陆及海洋控制的任何规定，由于当时我们没有力量反抗，所以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遗憾。今天，我们变得相当强大，但有些事还是令我们焦躁不安。如今的条约还是和以前一样，处处维护英国的利益。如果我们不反对外部干涉地峡地区，也不制定相应的政策支持自己的主张，那么英国将凭借自己的实力，长期处于绝对的控制地位。

一直以来，我们在中立方面都做得很好，我们将自己中立起来，不去干预别国的事，也不让它们干预我们，这却给了其他强国大显身手的机会。在我们的国家里，国家政策体现了公众的意愿，而公众意愿凝聚的力量是无穷的。门罗主义一直没被广泛理解、普遍认同，它是一种模糊的流行观念；在地峡的问题上，它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站在哥伦布的角度看地峡，它是一个时代的征兆；在这个时代中，哥伦布魂牵梦萦的海峡将拉近东西方的联系。不过，对于一个位于东西方交界处的国家，即使海峡不能决定它的生死存亡，但控制海峡绝对有利于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有谁能否认这个国家对地峡的决定性影响？除了它的子民谁也没有权利这么做，但它的子民偏偏就这样做了；不是口头上，而是行动上。为此，让我们记住一点，有时候无所作为和积极行动都会产生实际的影响。

有效的行动取决于坚定的信念，而坚定的信念来源于国家合理的、健全的、依据历史经验制定的政策。在这里，将历史的教训与现实相结合产生新的政策，刚开始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对于这些不同我们不必有所顾虑，也不必觉得遗憾；只要讨论变得广泛、充满生机，就可能形成与现实相吻合的公众情绪，这是形成坚定信念的前提条件。值得担忧的是无所谓的态度，对于应该抓住的机会置之不理，对于前进道路上的阻碍毫不在乎。就像尚未解决的夏威夷问题，针对它进行的讨论显示了障碍的存在，我们不能仅把它看成孤立的问题，还要把它与国家政策相联系，下定决心采取行动的时刻已经到了。有两种意见不一定是坏事，长期在两者之间左右摇摆就绝不会是好事。

有一种意见（笔者对其并不赞同）认为，在不与某个国家发生武力冲突的情况下，我们的军事力量越薄弱，我们的观点越容易被对方接受，因为我们不会给它造成威胁。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也极力反对我们将武装力量放在海岸水域之外的要求。不过，由于我国要求控制地峡的想法引起了普遍关注，所以我们绝不会否认这个要求。

笔者认为，事情的真实状况更像下面所说：我国独立于100年前，1850年前后有过短暂的暴动，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中美洲地峡的重要性是潜而未发的。不过，虽然这种重要性现在还不明显，但地峡的固有特点使它不能脱离其他地区独自存在，它的重要性也会随时间的推移显现出来。我国人口的增长使人们注意到了两点：一、太平洋沿岸各个州郡的发展提高了太平洋的重要性；二、我国的地理位置要求我们寻找通往其他地区的出口和道路，用以加快我国的各项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一条人工水道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它将使我国有能力与欧洲竞争东亚的市场，它将使纽约到旧金山的航路变为原来的三分之一，到瓦尔帕莱索的航路变为原来的一半。

上述的情况表明，开辟运河是早晚的事。但是，运河的修建对我们有主要的利益，其他国家也会获益。运河会为美国太平洋海岸的贸易提供一条又短又便利的通道，而欧洲和东方的贸易仍会依靠苏伊士运河的航线。有一种情况我们要加倍注意，英国的政治家和海员都怀疑英国是否有能力控制从直布罗陀到红海的漫长航线，他们都赞同在战争时使用经过好望角的路线。但是，经过好望角前往东方的航线要比经由尼加拉瓜的长，而且，加勒比海航线的防攻击能力要强于通过地中海的一些航线。

随着地峡地位的不断上升，我们又将面临新一轮的挑战。欧洲列强对加勒比海据点越来越感兴趣，它们还对手中握有的地盘加强了控制。虽然，现在的国家比以前更不愿意进行战争，道义的力量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但是，利益依然决定着国家的政策。所以，我们应该明白什么样的政策对自己最有利，需要何种优势才能使天平向我们倾斜，保证我国利益的最大化。

如果国家统治者同意那种观点，即我们越弱越有路可走，那我也无话可说。反之，如果认为我们的利益要靠自己的力量维护，那我们就要明白，只有控制了加勒比海才能保证跨洋交通的自由发展。想要控制一片海域必须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一是建立一支力量足够强大的海军；二是掌握一些分布得当、作用巨大的重要据点，作为海军的基地。目前，加勒比海的据点都被各个强国所占据，我们没想过用暴力抢过来。不过，如果公众认为我们需要那些据点，而他们也希望我们得到它们，那我们将义不容辞。尽管宪法给人们造成了困扰，但它也是消除这些阻碍的一条途径。

同样，我们发展海军让他们去承担各种任务的做法，也不违背道义精神。关于海军规模，大众认为我们只需要一支弱小的海军用于防御即可，而这会限制我们在当今形势下的发展。如果人们意识到我国有三条海岸线，而且还潜藏着各种不知名的危险，他们就会知道仅仅防御是不够的。

军事力量会挑起战争的说法在今天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谬论。欧洲各个强国都有实力雄厚的军事力量，但它们也能相互制衡、相对平和地发展。另外，我们一定要明白，至今我们未受攻击的原因不是我们弱小，而是我们和它们之间的利益竞争不值得它们攻击我们。随着运河的修建使用，这种情况将会发生变化，我们会被卷入它们的斗争中去，承担相应的后果。值得欣慰的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是一个海上强国，可以从以前类似的事件中寻找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