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的对峙情况来看，军事实力依然决定着亚洲地区未来的发展，一直到敌对被协调取代。前面我们已多次提到，战略形势基于的地缘状况左右着有效合作的性质和方向。再次重申，中国是现在主要利益的集中地，不仅因为它幅员辽阔又处于动荡中，还因为中国四周的陆地和海上的富庶地区，构成了从爪哇到日本的东亚世界。这一地区未来的市场价值是政治与军事争论的核心。此外，以一个政治家应有的长远眼光，还要考虑到欧洲文明对亚洲的未来影响。这些影响会使亚洲成为什么样的社会？在精神上与我们相比谁优谁劣呢？

由于各个强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各自遥远的国内基地的支援，俄国和日本除外。于是我们将这些国家分成两类：一类是以陆运为主要交通渠道，另一类是以海运为主的国家。海上航线不仅有数量上的优势，而且交通便利，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贸易路线。海运航线中有两条航线非常重要：一条是从欧洲经过苏伊士的航线，另一条则是从美国穿越太平洋的航线。而巴拿马运河的开通将给后者带来重要影响，因为它把这条航线和美洲的大西洋海岸连接起来。

广义上讲，交通是政治决策和军事战略中最重要的因素，可以说交通状况决定战争的成败。从古至今，海权在控制交通方面就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只要海军存在一天，这种状况就不会改变。由于海运在距离及运量方面有着陆运无法比拟的优势，而且海运也比较方便，所以海洋就成为最主要的商业交通媒介。而“商业”这个词让人联想到海洋，因为一直以来海上商业创造的利润就是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财富则是一个国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象征。所以，就像陆军对于陆上军事行动至关重要，雨水和阳光对于植物的生长绝不可少那样，海运通过保证自身利益或者扰乱对手，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活力。上述状况给了海上强国某种特权，它可以抵消陆上强国在亚洲地理上和物力上所具有的优势。我们都知道，在别处施压可以减轻当地的危险，拿破仑就是用此法攻取了印度维斯拉河畔的本地治里。但是，如果海上强国都效仿美国，战时丝毫不动敌方的商业，并让出海上的交通控制权，那么它们也就放弃了海权，放弃了在一地施压以解救另一地的重要方法。这样的退让假如发生在亚洲交锋胜负攸关的今天，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无法想象的。

德国、英国和美国三个条顿国家中，前两国在利凡得的关键利益就位于它们和东方交通线上最易受到攻击的地方。为此德、英需要运用军事力量给予当地充分的防护，而以亚丁及马耳他和直布罗陀分别作为两翼的埃及和塞浦路斯更是重点保护对象。此外，在黑海、地中海、里海与波斯湾之间的地区，两国应使自己的政治影响处于上风，但该影响不能损害当地人民的利益，还要防范他们可能会有的各种反抗行为。

上述影响的加强来源于有利于所有国家进步的商业发展，有关国家可以凭借财力支持商业发展，必要时甚至可以动用武力。将苏伊士运河作为通往远东之捷径的国家要牢记此点，尤其是英国，它在印度的巨大利益随时可能需要苏伊士运河这条捷径，不管为了商业还是军事。德国在远东的利益是真实存在的，尽管这利益在类别与程度上与英国的有所不同。不可否认的是，从黑海出入口、美索不达米亚流域及小亚细亚高地，都可以对东地中海施加决定性控制，就像几个世纪之前奥斯曼土耳其人做的那样。在帆船时代，丧失控制权不代表被排挤出了最有利可图的通往东方的航道，但今天绝非如此。所以，法国和俄国可能联合起来夺取地中海控制权的行为，引起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的高度关注。虽然美国的行为还没有涉及地中海的控制权问题，但是这并不表明美国对此毫不在意。因为地中海的控制权关系到一些国家与东方联络上的自由和便捷，而这些国家在利益、特性方面与我们是一致的，那它们在上述地区的政策和我们也是息息相关的。

如果认清了长远需要，上述情形就不难理解。打个有关航海方面的比方，如果是顺风，水手只要正舵向前航行就可以了；如果遇到了逆风和海流，水手在注意航向的同时还要时刻谨记最终的航行目标。虽然现实中的情况比航海复杂得多，但是政治家一定要学会处理它们，而且在处理问题时绝对要认清当前的具体形势，把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结合起来考虑，绝不能顾此失彼。政治活动就如同航海，忘记了驶往的港口，就不能确定航向；而忽视了航海资料，同样不会取得成功。

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还没有结合亚洲未来的发展形势来考虑与苏伊士运河及利凡得有所关联的各种复杂局势。这是因为我们一直把目光集中在国内，很少关心外部世界的发展变化。我们讨厌研究其他国家的政治，甚至不想承认它的存在，结果常常受到突如其来的危害。比如最近发生的菲律宾被侵占的事件就使美国民众吃惊不已，但我们相信，当人们渐渐习惯了西班牙战争所带来的惊讶和不安时，长久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肯定会发生变化。就像大多数的美国人经历了旧观念破除、新观念形成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进行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开始时比较容易，因为人们急于摆脱心理矛盾，随后就进入单调乏味的心理斗争阶段，这时许多人往往又退回到原始状态中去了，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要防止它，就必须认清现实，从中找到利益所在和奋斗目标，而它们是国家制定政策的依据和动力。

本文基于的一个被大众认可的前提条件是，在19世纪末的大范围内的扩张运动中，太平洋地区尤以东亚为主，成为所有国家近远期利益的焦点。因为在欧美地区，领土上不会再有大的变化；但其他地区的局势尚未确定，自然会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某一地区的现实意义并非指它的自身价值而是它与上述焦点地区在交通上的联系。例如，金矿资源只能使南非在短时期内具有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会随金矿资源的枯竭而不复存在；但南非作为通往印度和远东道路上的重要据点，它就具有长期的、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与此相同，苏伊士地峡、利凡得和波斯的重要性是无法改变的。不过，前文已有所提及，当前最紧要的事情是在这些地区建立一种政治环境，这种政治环境将对苏伊士航线的未来进行控制。

这些地区的独特价值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构成了在亚洲问题中体现的世界整体局势的战略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行事的同时还要兼顾其他国家的权利，这种权利既要用因时而变的眼光来衡量，也要参考不能用人类法则完美表达的永恒存在的正义标准。在这样的框架下，情感力量需要找到合适的位置，因为它要在理智思维的引导下发挥作用。不过，一个国家通过与他国合作来增强自身力量更能体现出它的聪明才智。这种合作的基础是利益的一致性，如果这种一致性在国家特征和传统方面也有体现，就有助于形成共同的理想，而持久、和谐的合作就会有美好的前景，因为从息息相关的情感中产生的利益具有更少的私利性。德国、英国和美国就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不必结盟，以被感情加固的共同利益为基础，步调一致地行动。

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虽然美国和德、英的利益不完全相同，但也十分相似。如果能够有正确的认识，这三个国家就应该明白，虽然是有着同一目标的竞争对手，但绝不应该变成敌人。因此，美国应站在德、英这一边，为了共同的利益去帮助它们扩大影响。因为英、德与东方的交通对我们美国没有直接的影响，又处于我们日常活动还未涉及的地区，所以很难引起我们的关注，因而更多的理解就十分必要了。如果美国能有这种认识，那么，它和英、德之间自然也会互相照应。

反过来，美国也会要求并得到来自英德两国的同样的理解和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三国都有自己的方向和要求，它们也有足够的默契，在利益重合的时候一致行动。苏伊士航线和巴拿马航线这两条最重要的交通线，前者就政治而言只关系到德国和英国，而后者对于美国则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双方都能顾及对方的需要，并给予适当的帮助，就像英国在美西战争时，始终不支持组成反美联合那样。当共同利益需要时，我们要正确判断形势采取适当的行动。不过，任何一个国家决不能干涉其他国家的分内之事，因为不适当的行为往往会使最好的合作伙伴反目成仇。

基于上述道理对巴拿马周边战略局势进行了很多讨论，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门罗主义。将长久存在的新形势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对外政策，促使它走上了扩张之路，而且还加强了美国的如下观念：欧洲政治制度不能波及可以对巴拿马地峡轻易地施加军事影响的地区。因为巴拿马地峡对我们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不仅将美国的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岸连接起来，而且是连接大西洋和远东的两条主要交通线之一，所以我们不会同意将库拉索这个加勒比海中的堡垒再行转让，就像我们也不会考虑得到地中海上的马洪港作为我们战胜西班牙的成果一样。

因此，我们必须公正、理智地考虑当事双方的利益，顾及与我们打交道的国家的想法和需要。在思考时，不能含有任何成见也不能感情用事，因为感情往往会影响客观、公正的判断。亚洲问题的演化不是几天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个过程中传统的观念也许不会发生变化，但由于现实需要我们依然要考察它们。东方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条交通线的重要性，因此经由苏伊士的较短航线才日益重要，这条航线经过地区的政治状况和军事局势也处于变动之中；地中海地区也成了重点关注对象，恢复了往日的风采。与此类似，加勒比海由于对巴拿马地峡有着重要意义，也具有了从未有过的地位，使得门罗主义在该地区的运用更加重要。太平洋地区对美国有着与日俱增的多方面意义，因为它不仅是一个日益开放的巨大市场，也是一个交通要道。美国在该地区新得到的地盘给它带来了机会，同时增加了它对该地区的责任。而已存在的苏伊士运河和将要出现的巴拿马运河的重要性体现了当前变化的特征，同时这两条运河的使用又加速这些变化。毫无疑问，巴拿马地峡将取代麦哲伦海峡的地位，而地中海则替代了好望角。

这样，新的形势使得非洲和美洲南端的重要性正在下降，因为它们远离了决定各国政策的当前变化趋势。因此，这些地区对于交通的意义已经很小，它们的重要性只能体现在它们的物产上。那么，我们运用门罗主义去支持那些对我们没有好感、地理上又处于巴拿马地峡影响之外的亚马孙流域以南的美洲国家，对我们自身的利益有帮助吗？这样做是由于政策需要还是出于感情或者习惯呢？我们是否应该保持对上述地区的责任，即使会影响我们在更重要地区的行动？总而言之，尽管门罗主义所凭借的观念没有过时，而且还由于最近的变化被加强，但它的运用是否需要变革、加强或者减少它在某个地区的运用？

西班牙殖民帝国的瓦解和东亚危机的临近促进了英国和美国的关系，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由于英美两国有着共同利益这一客观情况的存在，使得双方间由不愉快因素导致的瘤疾也变得无足轻重。英美接近不仅因为由来已久的情感因素，更重要的是物质因素，即利益的一致性。但感情上的互助也有一定的作用，从美西战争中体现了这一点。这场战争表明这两个国家都具有支持受压迫者的思想，只是相对的孤立淡化了对其他地区的这种同情。

在美国，人们已认清了上述情形。不过，存在于他们心中的迷惑影响着对正在南非进行战争的英国人的同情，因为南非战争的问题正是当初的美国革命为之战斗的，并且一旦南非人民没被给予代表权，英国人向他们征税就是粗暴的压迫。由于英美两国都意识到彼此间有相同的观念和理想，在美西战争和南非战争中均有一方对另一方的同情。这也表明了人类正趋于统一，这种统一将在时机成熟时得以实现，但不能被暴力或者急躁所驱使。美国内战的结局、意大利的统一、新的德意志帝国的崛起、大不列颠帝国联邦思想的活力，都说明了人类正趋向于更大的集团，并进而形成正式且规范的政治同盟，而战争在推动和巩固这些进步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借助于战争，美国的团结得以维护，意大利的政治统一得以实现，而德国人则拥有了共同的情感和一致的利益。战争也增进了英国和它的殖民地间的关系，从而使联邦设想转化为具体行动。如果没有战争，这个设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同理，为了将英美之间的相互同情转化为行动，使美国愿意接受并报答英国给它的支持，这也需要战争的压力，一国受到外来侵犯时，另一国能给予支持和帮助。

当然，战争是一种灾难，而且是给人类带来巨大痛苦的灾难。不过，我们必须明白，“仲裁”这个词颇受欢迎的原因是，这个词具有美好的内涵，并不是人们对当前的局势有了全面的认识，寻找出来的解决方法。在两年间已经发生了两场战争，任何一场战争所追求的正义目标都不是温和的方式能够实现的。当美西战争爆发时，西班牙的殖民地已有40万人死于饥饿，这主要是由于西班牙人镇压反抗而采取的集中政策造成的。美国对西班牙发动战争不仅因为人道主义，也因为西班牙不可能采取和平的方式对它的殖民地进行管理。而我们也不再相信西班牙的承诺，因为接二连三的失败已经证明了它不具备实行健康统治的能力。

英国发动对南非的德兰士瓦共和国的战争，一方面出于解除压迫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不是以代表权为基础的征税就是暴政”这样的一个普遍原则。一般情况下，英国不会为住在海外且处于不良统治下的公民索取公民权。不过，德兰士瓦90％的收入是英国居民创造的，因此英国希望其政府给予英国居民平等的待遇，但遭到了拒绝。我们要知道，在南非，不仅英、美的权利遭到了践踏，而且德兰士瓦为鼓励外国人居住制定的5年内可获得公民权的法律在未到期时就被修改了，剥夺了他们应有的权利。

英国和美国分别参加了上述两场战争，而且参战的一方没有得到另一方的实质帮助，只是从对方那儿得到了真诚的同情。相对而言，这种同情在德兰士瓦战争中不那么引人注目，一部分原因是南非的问题不是太明确，无法让人一目了然；但主要还是因为许多生于异国的美国公民对自己的出生地有着亲近之情，这种感情不太受到对美国利益认识的影响。

尽管如此，英美之间仍有着坚实的联合基础。它们两国的理解不仅体现在利益和传统方面，也体现在平等和法制观念方面。只要这种认识与日俱增，两国就会越来越被共同的精神维系，还可能建立具有联盟意义的关系。为使这个集团在种族和精神上都更加完美，其他的条顿国家也应该加入，尤其是德意志帝国。对这个目标我们要耐心等待，人为促使这一过程早早结束绝非一件好事。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英美的日益接近作为这个过程的初始阶段，对第三方的加入有很大的引导作用。

通过上文的描述可得出如下结论：当今的时代特征和共同利益的需要都表明了英美之间进行长期合作的可能性，而有着同一的语言和种族起源的德意志帝国也可能加入这个行列。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各种因素使欧洲拉丁国家的权力和影响与条顿国家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但意大利的统一使事情有了明显的变化。新的意大利在地中海占据了战略中心位置，而地中海对于欧洲的重要性甚至远大于加勒比海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另外，政治局势还使意大利和法国位于政治天平的两端。

意大利的利益要求和拉丁、条顿国家的需要是吻合的。后者要保证在利凡得的主导地位，因为苏伊士运河的安全对于海上强国的它们来说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性。极有意义的是，形势使意大利这个拉丁性的国家和欧洲国家有着密切的政治联系，这样就保证了我们与拉丁文明的合作。而且，对当今局势尤为重要的是，意大利这个伟大罗马的直系继承者已经明白了它的利益所在，将以意大利为中心再现拉丁文明的光彩，这对从拉丁文明中获益的国家而言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