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可以明白了，抗战一年的第一效果，就是替我们造成了一个有目共赏、公平无私的分别贤奸的天平架。

诸位前敌将军听着！敌人是最公平不过的，在那里考试我们：我们有办法，肯拼命，能够意志坚强，心气和平，敌人就会用他们自己的血把我们做的文章红圈子密密地圈起来，同时还有外国新闻记者一字一句地不惜电报高价向世界报告着，同时还有本国的老百姓手舞足蹈地向他儿孙演讲着。谁还敢忌刻你们，造他们的谣言？所以平时或许有出力不讨好的事，战时却是出力必讨好，不出力必不讨好。一个歪曲的社会，到了抗战时代，天然地会正直起来。

从前许多清客们骂老粗升官的方法，一曰吹，二曰拍。其实这两种还含有积极性的；如果方向好，吹向敌人去，拍向民间去，倒不失古代武士的特色，顶不好的——而且是大多数的——借着服从命令的招牌而不负责任地消极地等。等就是平时大多数升官的秘诀，就是战时打败仗唯一的祸根。这不单是中国，外国军队也是这样，霞飞将军在开战时一个月内，将高级军官换了三分之一以上，现在公认这是他的最大成绩、马仑大战的制胜总原因。由这个等字演绎成功所谓保守势力派，这是社会停滞时必有的败象。可是在抗战时代，最倒霉的，就是这一群等客。你想等字底下除死以外还有别的字吗？同时肯牺牲的倒大多数保全，想保全的结果必至全部牺牲。因为平战两时社会性，有一部分是完全相反的；平时最便宜的办法，就是战时顶吃亏的办法。时势造了英雄，环境等着豪杰。毛奇将军叙述战争之有益于国民道德，而和平可以使国民堕落，是根据这事实来的。

可是这次抗战中间，除了考试作用以外，还有一种特别的排泄的妙用。

大家知道人类有一种病，名曰癌，这不是外来的一种微菌，而是自己变坏的细胞，这种细胞如果停顿在身体里面，必定成一种不治之症。一个民族同一个人一样，有了坏细胞没法排泄，是最危险不过的。如今天幸的敌人却送我们一种妙药，替我们分别贤奸，将那种毒细胞尽量吸收去，使我们民族的血液加一层的干净健康。这个妙药，就是南京、北平的汉奸团体。我们试一回想，如果没有这抗战，那多么危险？有的曾经受过社会欢迎，是好人政府的要角，有的竟做到现代政府的高级官吏。就是诸葛公在今日，也未必能事前指出，如王荆公或竟将倚以了事。如今清浊分明，再不容鬼混了，这种现状，一方面可以使中国社会从此可以明白，怎样是汉奸型的人才？应当如何加以卫生的警戒？一方敌人却将那种坏种子吸收进去，自己破坏，自己传染，以为自身将来破灭之准备。（如今咬杨枝[2]的穷武士袋里也有了花旗银行的存款折子）但是，造一种勇怯的考试制度，贤奸的分析作用，不过是现代的小事——更有大于此者。

我先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汉朝要艳称文景？为什么唐朝要艳称贞观？不仅汉唐，易姓革命后的第二代，总是比任何时代好些。

欲解此问题，则仍当归之于理想家（知识阶级）与实际家（主权阶级）之调和。圣君实际家也，贤相知识阶级也；土豪实际家也，劣绅知识阶级也，两者合作则事成，两者分离则事败。大乱之后，则两者合作机会甚多，并且更进一步相互融化，知识阶级肯负责任，如曾文正之《挺经》第一章，胡文忠之包揽把持，此理想家之能趋于实际者也。汉文帝能与贾生作长谈，唐太宗能临摹王右军的书法，此实际家之能趋于理想者也。反之，崇祯问臣下以剿匪之法，则叩首曰：“愿陛下先正其心，先诚其意。”三问，三叩首。逼得这皇帝没法，信用周延儒这一种小丑。不仅是政治方面，就是学术方面，顾王的考据朴学，颜李的实际哲学，都是在这时代养成的。

其实，执此以例，近代兴亡，百不爽一。这一次抗战的最大结果：为社会，是替理想与实际造了一条沟渠；为个人，是在纯朴的心灵与敏活的官能间造了一条桥梁（前者见之于东、北，学生之西南移，后者见之于西、南，群众之接受新事物）。轰雷掣电地给予了将来负大任的人们一个动心，忍性的大锻炼。

五十年前骂八股先生的无用，就是因为他的线装书里虽满装着修齐治平，但是他只需经过书房——考棚——衙门这三个关门，就可以负责担任国家的事。三十年来线装书换了蝴蝶装（里面也有主义，也有公式），但也只要经过寄宿舍，轮船或火车，宫殿式的洋房这三个关门。他们没有吃过杂粮，没有住过猪圈，总之，他们没有与民众共同生活过，这种缺点，一百回的讲演是改不过来的。因为讲演也不过靠着书本做宣传。五四运动以后已经有“到民间”的一个口号，但是实际上能有几个？这不是说青年没志气。事实上环境不许可，我认识的朋友中有几位多是靠了一种特别机缘才到民间，而这种机缘万万不能普遍。

可是抗战以来，沿海各学堂的教授学生，事实上不能不向内地走（我有一位世妹，今年二十一岁，也能背上五十斤背包，一天走上八十里从江西逃出来的路）。战地紧张的地方更不能不逃难，更不能不求工作，靠家庭读书不可能了，于是给青年的知识阶级一种实际经验，而这一种经验又在一种悲愤兴奋状态之下体验着，不是春季的游山旅学生，而是客观的社会测验，这正是孟子所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了。不仅是教授学生，就是难民难童离了他故乡去接受着新事物，把家庭乡土的观念逐步地扩充着，这一种生理心理上的自然锻炼，正是真命天子的唯一造就法。

青年！你们多么幸运。所以我个人决心把我的大女孩好好地住在香港念书，特别叫她丢了书本到内地来过些逃难的生活。我还觉得这个无上大学的讲习班，比香港的皇后大学高上几百倍。与此相平行的，就是腹地大民众，可以说，世界上最落后的民众，如今都受了最新式文明的洗礼。我们到外国考察，费了很多的金钱，讨了很大的情面，才看得到一回飞机操练同防空演习。如今几千万民众，都自身冒了生命的危险，经验着，学习着。单就这一点看，如今土货就比洋货价格高些。因为洋货无论怎样地用功，都是拟想的；而土货却是实实在在的经验。我想此后的国民市民不能随便让人家造琉璃瓦的洋房做目标吧！重工业的老班们，再不敢贪小便宜，将他的工厂竞争得拥在一起吧！我敢断定，我要要求，我要明定法律，我们的非战斗员平民老幼，血肉淋漓、肢残骨散的惨痛，绝不是白白葬送就算完了。我们要每一个受过空袭的都市造一个纪念坟，以代替当年航空救国的广告。那不是吹牛，十年二十年后，英美的都市建设家、航空专门家，必定要到中国来留学、来就教。这不过就空袭一端而言，其实这几千年在朴素的生活下留存的元气，率然地受了最新文明的刺激，心灵与官能间必有一种大变化。而这种变化的将来发达到如何地位，凭我现在的智识还不能判断。不过，照已往的历史来看，总是急激地向着光明方向走，是无可疑义的。

诸葛亮已经用不着苦心孤诣，阿斗也不是二十年前的阿斗了，所以我们要确信：社会上已经有了公平的判断，只叫我们自己努力，没有不成功的。忠而见疑、信而被谤的冤枉事，将来会一件一件减少，以至于无。就是汉奸的儿孙，也要向成仁诸公的忠魂碑叩头。我们民族主人翁的资格，条件已经具备好了。现在正在筹备大典，不久就可以正式即位，大赦天下。中华民国万岁！

（三）余意

谈过去，可以证诸事实；事实为人人所共见，故使人了解易。谈将来，只能求诸想象力，想象力为一人所独创，故与人共证难。况且能了解过去，不过是一种说明，一种学问，不能激动成为行为，而有避于实际者少，所谓历史之所教训于人者，即人类不受历史之教训是也。能印证未来，则可以使现在的行为得一种标准，而为将来之成功更得一层保障。故实际上印证未来之要，甚于过去，但是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又是社会最容易犯的错误。

我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就下一敌情总判断（见裁兵计划书），德国此次战败之原因，自兵略言，即是目的不明了，理由不简单；自宣战的理由言之，是攻俄；自军事之动作言，则攻法；自最后之目的言，则对英，失败之大原因即完全因为侵略主战。野心家视此土既肥，彼岛更美，南进北进，名曰双管齐下，实是宗旨游移，而其可怜之人民只有一命，则结果必至于革命而后已。

（四）日本的军事后辈们！你们一辈子研究军事学问，锻炼军事精神，连“宗旨游移”四个字的大毛病还不能了解，靠一点不完全的从欧洲俄来的小技术，混充东方主人翁？回回头吧！我是千万分的好意呵！至于述中国国防之方针：我国家根本之组织不根据于贵族帝王，而根据于人民，我国民军事之天才，不发展于侵略霸占，而发展于自卫，故吾今者为不得已乃创左[3]之宣言。

我国民当以全体互助之精神，保卫我祖宗遗传下之疆土。是土也，我衣于此，我食于是，我居于是，我祖宗之坟墓在焉，妻子之田园在焉。苟欲夺此土者，则是夺我生命也，则牺牲其生命与之宣战。

是义也，根据历史，根据世界潮流。国民听之！呜呼，互助！互助！（莫或改之，若或改之，所当惩前，所当惩后）

但是我不是仙人，破课未必课课皆整，用十几年前的老话，来证明我现在悬测之不谬，恐怕尚不足以起大家之信心，我只好用现实，再用一年来亲身所经之事实证明之。就是说，许多人带了近视眼镜，我不能把他眼镜去掉，带他到野外，他还是看不见草色，只好拉几根黄芽送到他面前去。

自我去国中间才一年，而青年进步之可惊，乃出意外，约而言之，乃有三点：第一，观察深刻了。西安事变前十日我才从欧洲回来，到香港到上海就有许多记者来，问长问短，我是好说话的，但是他们笔记下来的东西，我明天报上看见，总觉有许多不透彻。可是今年，不然了；他们听我的话，同时又注意我的态度，摇蒲扇立起来讲演，也记载下了，说话停顿一下，眼光注视一下，他们也注意到了。最奇怪我在南洋，遇见一位于武汉大学住过一年的学生，他的笔记上说：“遇见这个青年的老头子，陪他游公园，同他谈话结果是，总觉得中国是有办法的。我问他看见《国防论》没有？他说没有，我更觉惊奇。总之，这一种由局部而注意到全体，由表面而感觉到内心，照平常，总不能那么快，那么自然。”

第二，感情深厚了。这于最近文学作品中到处可以看见，如《战地与秋收》里向着稻田说：“……快快成熟起来吧！让一粒一粒谷子填实我们前方战士的肚皮，增强他们杀敌的精力！……禁不住幻想把两臂张成天罗地网一样，护卫起今年这些绿油油的新稻，不再叫那些野兽掠劫去！……”要不是真正有深厚的情绪，绝写不出那种文字来。而最近有人从上海来，谈及敌人南京兽行，多数人闻之发指，我独说：“敌人军纪如此腐败，吾辈当自信战胜之确实有把握。”而述者太息之，此厌战思想之反映也。呜呼，怒者勇也；喜者知也；哀者仁也。彼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我如得其情，则哀矜勿喜！你看一件事，可以由怒而喜，由喜而哀，这一场谈话中，感情之从浅而深，从薄到厚的程度如何？

第三，态度严肃了。我在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座谈席上，最先是一位青年女同志直接痛快地问：“武汉保得住吗？万一武汉失了又怎么样？”最后又有一位青年女同志问中国经济力到底如何支持，前方发给兵士的五元一元的法币，兵士们没法兑零，乡下人一担东西绝不能值一张法币，所以没法找，因此军民生出大大的摩擦。他们这种率直的态度，都确是令人感动，因为他们现在是实际生活，不是旁观的批评家了。

综上三点，可见理想与实际，一旦接触，就能发生异彩。不过我还有两点要求着将来的中国主人翁：第一是应当向伟大的方向走去，我觉得在一年来的新文学中，最出色的是空军文学。当然从前在亭子间里，现在在天空中，居移气养移体，吐属自是不同，而空军的环境可以说事事都是新奇，都是可以惊异的，所以激荡出来的文字比人家不一样。不过在我的直觉上似乎灵敏面多，空阔的方面少，我还希望将八千尺高空上的灵性再用加速度地发展。韦尔斯的世界国是发生在天空里的。法国一位空军将官告诉我：“空军官长的胸襟是阔大的，不是偏狭的，所以最适于国际用。”我希望空军的勇士们，多给予我们国民以伟大包容的气象，把我们固有的界限、摩擦等习气扫除了。林白先生到了欧洲，就哈哈大笑地说：“你们欧洲人哪里配打仗，不是三分钟就完了吗？你看它多么气概！上帝安排得顶巧妙，越是偏狭的国家主战派——即法西斯纳粹们——它的武力却是立足在富有世界性的空军上！这个安排将来又会开一朵奇花。”我们应当注意。

第二是应当向实际方面再进一步。眼光精密是接近实际的第一步，就是观察到了。感情深厚，态度严肃，是接近实际的第二步，就是体验着了。

青年他，譬如讲恋爱吧，先是一瞥欣赏她的美，再是交际着理解她的性情，现在必定要到第三步才能圆满，就是改变两人现在的环境，改变两人独居的环境，而结婚，而同居，现在理想与事实已经接近到第二步骤，现在是理想与事实，商量正式地结婚了，就是由观察经验而至于改造环境，才称大功告成。再譬如，说了半年的动员民众，到底这一大群民众如何调动起来？靠文字，靠说话是不行的，如今简洁明了地来一个户口检查，壮丁多少，老幼多少，妇孺多少，有一个决定的数目了，那么，多少人做甲事，多少人做乙事，谁该来做事，谁该上前线，谁该后退，至少可以有个估计，才可以说得上一点动员计划。

特别的，武汉的青年们！我同诸位暂时告别。我可从远处望你们发芽！你们现在站在中国的中心，受着最紧要最严格最公平的试验，考题是保卫大武汉。我祝你们大成功，做中国全部的模范。

<hr/>

[1] 指1935年。

[2] 牙签——编者注。

[3] 竖排版的左，就是下文——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