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格氏此说，其论果断为智勇交互之结果，及名誉为坚忍之原动等，精矣详矣，顾仅足似解原文之半，何者？盖格氏之说，专为临战而言，而《孙子》之五字合平战两时而兼言之也。曰信，曰仁，曰严，盖实为平时所以得军心之原则，在近日之军制度修明，教育精密，则有赖于主将之德者较少，三者之用不同，而其极则为众人用命而已，此则军纪之本也。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案：曲制者，部曲之制；官道者，任官之道；主用者，主将之作用也。以今日之新名词解之，则军制之大纲也，主用者最高军事机关之设备，若参谋部之独立，君主之为大元帅，皆直接关于主将能力，威严信任之作用者也。官道者所谓官长之人事也，凡晋级补官等事属焉。道之字义形容尤极其妙，道者狭而且修，今观各国军人之分位令何其似也。曲制者，则军队之编制也。观下文法令执行之意，则知法者含有军纪之意，国军之强弱以军纪为本，而人事整顿，部队之制度，主将之权威，实为军纪之基础，而建军之原则尽于此矣。

参照后文“凡用众如用寡者分数是也”义，分数云者，即编制之义，所谓曲制者是也。

此节杜氏注谓：主者，管库厮养职守，主张其事也；用者，车马器械，三军须用之物也。则似举编制经理兼言，就本节论，文义较完，唯就上下语气考之，则此节似专指编制言，故以主用为主将之作用。

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此为第二段之终。所述者，仅建军之原则，而即断之曰胜，曰不胜，可见胜不胜之根本问题，在此不在彼也。

第三段

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

案：此则言未战以前，人主所当熟思而审处者也，死者不可以复生，亡者不可以复存，故孔子曰“临事而惧”（临者将战未战之际之谓），此节连用七孰字，正以形容此惧也。

强弱无定衡，故首重在比较，然有形之比较易，无形之比较难。此节所言，则属于无形者居多。今各强国之参谋部，集全国之俊材，所以劳心焦虑，不皇宁处者，则亦唯此数问题之比较而已，此种盖有两难。

第一，为知之难，吾入于普通之行事，有误会者矣，于极亲之友朋，有隔阂者矣；况乎国家之事，况乎外国之事，而又涉于无形之精神者乎？必于其政教风俗，人情历史，一一融会贯通之，而又能平其心气，锐其眼光，仅仅能得之，而未必其果然也。当俾斯麦为议院攻击之时，孰敢谓普之民能与上同意也。当苦落伯脱金于俄土战役之后（苦于俄土之役为参谋长，著有声誉），孰敢以今日之批评语讥之？普法战役之初期，毛奇乃与第一军长相冲突，日俄战役之终期，而儿玉（参谋长）乃与各军长生意见，幸而战胜，故说之者寡耳，非然者则岂本亦为胜败原因之一，啧啧于人口哉！况“军纪之张弛，教育之精粗，非躬与士卒同起居，则不能识其真价”（毛奇之言）。而精神诸力又容为物质所误，读日俄战争前欧洲各报之评论，盖可见也。故此节曰索其情，索者探索之意，言必用力探索始能得其情也。

第二，为较之难，较之云者，言得其彼此之差也。无论何国，有其长，必有其短，其间程度之差，有甚微而其效甚大者。今以最浅显者譬之，例如调查两军队射击之成绩，而比较之。甲平均得百分之零三（即千发中中三的），乙得百分之零三五（即千发中中三的半），此固有种种关系不能定为孰优孰劣，然一战役间，假定每兵彼此人数相等，则乙已可灭甲之半矣；气弱者见敌之长，见己之短（二者常相因），则邻于怯；气强者见敌之短，见己之长，则邻于骄。故同一时，同一国，而各人之眼光不同，所说亦互异。为主将者，据种种不同之报告，而以一人之神明判定之，且将综合其全体（譬若主有道而将未必能），截长补短，铢两悉称，于以定和战之局，立外交之方针，其非易易，盖可见矣。昔普法未战以前，法国驻普使馆武官，尝列陈普军之强矣，拿破仑不之省，盖数战而骄，亦以法之地位自有史以来较普为强也。顾与其骄也，毋宁稍怯，盖怯不过失其进取之机会而已，骄则必至于败亡之祸也。

伯卢麦著《战略论》第三章，论国家之武力曰：“当战争时，国家欲屈敌之志以从我，则用武力。武力云者，全国内可以使用于战争之各种力之总称也。”

武力中之最贵重者，曰民力，即国民之体魄、道德、智识之力也；征之于史，固有用外国兵以战者，然背于近今战争之原则，盖国民有防卫国利之荣誉义务者也。民力之大小，以其多寡及性质而定。民力者，各人之力之总积也。故随数以俱增，为当然原则，然各人之力之差则甚大，故有其数大而其积小者，勇敢质朴之人民，此之懦弱萎靡者，其数虽小，而军事上之能力转大也。

然道德、智识之力，实较体力为尤重，义务心、果断、克己、爱国精神等诸德性，其增加国民之武力者盖伟，智识之程度亦然。故战争者，国民价值之秤也，上流者安于逸乐而失德，则其军之指挥不灵，普通人民之文化不开，则其锋芒钝。

其次为物质之资料，土地之富力，农业之情状，商工业之发达程度，及养马牧畜，皆为其重要之分子，其能确实心算者唯蓄藏于自国。或自国之出产而已。故金钱亦重要之资料也，然近世军队虽比于昔为著大，而金钱问题则转在其次，何者？盖国家使用国民材料之权利较昔为大也，近今则国民之材料愈发达，故国家间接以受其利。

雇兵之费，较征兵为大，夫人而知之矣，至有事之日，马匹及材料等非由外国购入不可者，则其国之金钱问题愈占重要位置，更进论之，则财政之整理与否，亦为国家武力之重要原则；盖财政苟整理，则能以国债集一时之现金，而取偿于将来也。

此外，则国土之位置及形势及其交通线，亦为武力之一种，顾此种有对待之利害：

（甲）领域之广袤及人口之多寡。地广人稀者利于防，地密人稠者便于迅速及猛烈之动作。

（乙）国境之形状及地势。由此则国土之防御或为难，或为易。

（丙）国内之交通线。交通便利，不仅能流通各种之材料及使用各种武力，迅速萃于一处，且可保持其武力而不疲。

以上地理及统计之关系于一国之武力上，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呈其各种功用，如英之海，俄之大漠，瑞西之山，或为援助，或为防御，皆有功用可言也。

国家之原质有三：曰土地，曰人民，曰主权，凡武力之关于土地人民者，述之如上，今且论国家之主权如何。

主权者所以萃民力、地力以供战用之主体也，其力之大小、强弱，则视政体制度及施政之性质以异，而资材愈广大，则其关系愈著。欲举土地人民之全力以从事于战争，则须明察勇决，举国一致，然唯元首则明良坚确，政府则和衷共济，庶几有成；若众说纷扰，而元首无定见，则其力即弱。要之，建制适当之国家，则各机关于平时即能自奋其力以赴元首确定之意志，一旦临战，必能发挥其力，无遗憾也。

主权虚无者也，其表现者为赋兵法，即政府依何种条件，何种范围，得以使用其国民之身体及财产，以为国务用之规定者也。详言之，则兵役之年限，现役之人数及久暂，人民备战之程度，召集之先后，征发之范围等皆是也。

凡独立国皆独立制定其赋兵法，而以国民禀性、文化程度、国家存立条件，及政事方针之种种不同，故遂至千差万别；或则以其财产生命，一一供诸国家，以图进取；或则图目前之娱乐，而不肯以保障此娱乐，故耗其财力；或以国无外患，解武装以从事于经济事业，此则由人而异者也。其国境线甚长、外兵易侵入之国，欲保其安全，则又不可与岛国、山国同日语；或界邻强敌，或界邻弱国，则其情又异，最后则战争技术上之要求，及经济与财政上之利害，皆一国制定赋兵法时所当熟思而审处者也。

然彼此依义务兵役之制，驱百万之军而求胜，则有俟乎卓绝之编制法，及国民坚实之性质，就中最重者，尤在上中两阶级人民之卓见及勇气，以瓦砾之材，泥涂黏附，墙壁虽高，不可以经风雨也。

赋兵法则陆军编制之基础也，编制之本旨，即在合民力与物产以造成适于战争之具也。民力、物产，原料也，依赋兵法而精制之则成物。剑之锐也，一由于钢质之良，一由于人工之巧，依赋兵法则编良材而锻炼之者，厥有赖于名工。故国家之武力，依赋兵法而出其材，依编制法而成为用。

又第四章言国家当将战未战之际，应行列为问题者五，其立说之精神，则颇足为参考。

至两国之利益相反，而不能以和平解决，则两政府之脑力，务明辨下方之五问，以为决心之基础：

第一问：敌能举若干之武力乎？

欲答此问，当先测定临战时敌国全体之武力，即我军侵入敌境时，敌之内部抵抗力之大小，及敌军侵入我境之难易是也。敌之武力或有不能用于他处者，则去除之。反之，无论出于故意，出于推测，其能受他国之援助者，则亦须加算入之。

第二问：敌将以如何气力决心战争乎？

敌人志意之强弱刚柔，视争点利益之重轻，及气概之大小为衡。

各国之气概，则由人民之性质及政治之情形而大差，同一事也，于甲国不过为皮相之激昂，于乙国则或触动其极度之决心，人民而敢为、坚忍、富于爱国心、能信赖其有力之政府，则其气概，又决不可与萎靡之政府、柔弱之国民同日语。

决战意志之强弱，大都视其动因之大小，即利益之重轻以为准。国家若以存亡之故而动战争，则其刚强不屈之态，决不能与贪小利而动兵者相等；盖前者必奋战至于竭国之力而后止者，后者不过举一部之力以从事，适有不幸，即能屈从敌志以图免后患。

案：日俄之役，正其适例，日失朝鲜，三岛为之震动，俄得满洲，不遇扩充一部分之边界，与欧俄之存亡关系无与也。故战役之后半期，俄人以内部扰攘之故，虽欧洲之援兵续至，宁弃南满以和。

第三问：敌人于我之武力及气力下何种观察？

敌人于临战时亦必起前之二问，故此第三问之解答，甚为紧要，政略机敏之国，则战争将起时，即于国际监察其举动，敌若下算我的武力及气力，则其最初所举之力必不大。顾敌若一觉其误，则或即屈从我志或即倍张其力，二者何择？亦宜预算及之。

第四问：敌当交战时，果用几许之材料？

此问之义甚广，即敌人武力、气力之性质大小，其锐气，其忍耐力，军事上之目的，及最初所举兵力之外，将来更能举若干之武力种种等皆在焉。

第五问：我若欲屈敌之志以从我，或竟使敌断绝其希望，果须若干之军资乎？我果具有此数乎？具有此数而我目的之价值，果与此应行消耗之军资相称乎？

此五问皆相连络，故总括揭之于此。唯讨论第一问时，则我军军事之目的，首当注意，此目的则由于政略上之关系及敌之处置以生。

依正理论则外交之方针，战略之布置，皆当由此五问题而生，顾事实上则和战之局，未必悉决于正当之研究，而两国当未战之先，未必能举上文五问，一一为数学的解决也。盖彼此苟皆出于深思熟虑，则中间必有一身知奋励之无功，战争之不可以意气为，甘心其少少损失，而不敢赌存亡于一旦，此则近五十年之诸强国之所以未见战事也。

测算敌之军资，而求其正确，其为事已不易易，至欲公平秤量彼我之力，则尤属困难。盖元质之编入军资者其数极大，其类又杂，而战时不意之事变，亦影响于军资者至伟，测算者主观之谬误，犹在所勿论也。

洞见敌人政略之企图，而测定其外交上强硬之程度，亦不易易。两国宣战之言，一具文耳，世固有利用仅小之原因，而启存亡之大决战者，又或一战之后，胜者乘其余威，扩张其本来之目的者。

要之，以上五问，无论如何明察，决不能得数学之确解。其至善者，亦不过近似已耳。故贤明之政府，则于此五问之外，更生一问，曰：“万一敌之力较预测为大，我之力较预测为小时，其危险之程度当在何等？”故对于彼此同等抑或较强之国，尤不可不审慎出之。文明国之战争，其起也甚难，而其动也甚猛，不动则已，动则必倾全国之力，而财力、国力不许其持久，故动作尤必速而且烈。

案：伯卢麦之所谓主权云云者，即主将法令赏罚之谓；所谓民力云云者，即兵众士卒之谓；所谓有形诸物质云云者，即天地之谓。

总括智、信、仁、勇、严五项而断之，曰能。其说亦见之近今学说，能者了事之谓也，德国武人之习谚曰，不知者不能，又曰由知而能，尚须一级。

天地者，彼此共有之物，而利害有相反者，故曰得。（参观上文）

兵众者，指全体国民而言，士卒者指官长及下级干部言。兵众之良否，属天然者居多，故曰强；官长之教育，属人为者居多，故曰练。练者含有用力之意，法令指军事上之政令言，赏罚指全体之政令言。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我计，用之必败，去之。

案：此所谓计，即上文七种之计算也。古注陈张之说为是，以将为裨将者非也。

第四段

此节说交战之方法，其主旨在“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一句。然于本末、重轻、先后之故，言之甚明，读者所当注意也。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上文之计，乃国防战略之大纲。此所谓纲，乃下文交战之方法，即战术之总诀也。此节所当注意者，在数虚字，一曰乃，再曰佐，乃者然后之意，佐者辅佐云耳，非主体也。拿破仑所谓苟战略不善，虽得胜利，不足以达目的也。计者，由我而定，百世不变之原则也；势者，视敌而动，随时随地至变而不定者也。故下文曰诡道，曰不可先传，其于本末重轻之际。揆之至深未战时之计，本也，交战时之方法，末也，本重而末轻，本先而末后，故曰乃，曰佐。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为交战方法之主旨，能而示之不能，以下十二句，专指方法言。盖欲实行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之原则，必应用以上十二种方法，始有济也。兵家之胜云者，犹言此寻常用兵家之所谓胜云耳，非吾之所谓胜也，故曰不可先传，先者对于计字言，承上文乃字、佐字之意，所以呼起下文（夫未战）之未字。言真正胜负之故，在未战之先之计算，不可以交战之方法为胜败之原，而又转以计算置于后也，此篇定名曰计。若将全篇一气通读，则自计利以听以下，迄不可先传也一段为本篇之旁文，更将第二段、第三段之断语（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又（吾以此见胜负矣）与此段断语一比较，其义更显。

篇中开宗明义，即曰：“兵者国之大事”，而此则曰：“兵者诡道也”，然则国之大事而可以诡道行之乎？盖此节入他人口气（大约竟系引用古说），即转述兵家者言而断之曰不可先传也。不可先传，犹言不可以此为当务之急也，以不可先传作秘密解，遂视诡道为兵法取胜之要诀，而后世又以阴谋诡诈之故为兵事，非儒者所应道，不知《孙子》开宗明义即以道为言，而天地将法等皆庸言庸行，深合圣人治兵之旨，曷尝有阴谋权变之说哉！

第五段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此段总结全篇，计字之义以一“未”字点睛之笔。计者，计算于庙堂之上，而必在未战之先，所谓事之成败，在未着手以先，质言之则平时之准备有素者也。

得算多少之“多少”两字，系形容词，言上文七项比较之中有几项能占优胜也。多算少算之“多少”两字，系助动词，言计算精密者胜，计算不精密者不胜也。

“而况于无算乎”一句，与开篇死生存亡之句相呼应，一以戒妄，一以戒愚，正如暮鼓晨钟，令人猛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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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拿破仑三世——编者注。

[2] 太阿剑——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