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政治有时候会出现错误，比如会主要为统治者的野心、私利和虚荣服务，但这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因为军事艺术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无法作为政治的导师。所以，我们在这里只将政治当成整个社会的一切利益的代表。
解决了讨论的前提条件，接下来就只有一个问题了：在制订战争计划时，是政治观点让位于纯粹的军事观点（如果这种观点可以想象的话），即政治观点完全地消失或从属于纯粹的军事观点，还是政治观点仍是主导，而军事观点从属于它？
几乎可以断定的是，只有在战争是纯粹因敌对感情引起的殊死斗争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假设政治观点会随着战争的爆发而消失。这样一来，正如我们在前文说过的，现实战争不过是政治本身的表现。
让政治观点从属于军事观点是荒谬的，因为战争是在政治中产生的。政治是头脑，战争只是工具，二者不可能反过来。所以，军事观点必然从属于政治观点。
现在我们仔细想想现实战争的性质，回顾一下我们之前说过的，即每次应当先根据由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产生的战争的特点和主要轮廓的概然性来认识每次战争，并且我们要将战争当成一个由各部分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换句话说，每个部分的活动一定要集中到整体中去，并从整体这个观念出发。
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么我们便会发现，政治观点是确定战争主要路线和指导战争的最高观点。
如果我们从这个观点出发去制订战争计划，那么我们对它的理解和评价会趋于容易与合乎情理，它的说服力也比较强，它所依据的理由就较为充分，历史也相对容易理解。
从这个观点出发考虑问题，我们会发现，政治利益和军事利益二者之间的冲突就至少不再取决于事物的性质。所以，一旦出现这种冲突，我们只能将其归咎于人的认识能力不完善的缘故。
倘若政治向战争提出战争所不能实现的要求，那么它就违背了政治应该了解它想使用的工具这个前提，即违背了一个应有而必不可少的前提。如果政治能正确地判断战争事件的进程，那么，确定什么样的战争事件等，是与战争目标相适应的，则全都是而且只能是政治的事情。
简而言之，<b>军事艺术在它最高的领域内就变成了政治，不过，它不是书写外交文书的政治，而是打仗的政治。</b>
根据这个观点，对一个大规模的战争事件或者它的计划进行纯军事的评价是不可行的，甚至是有害的。在制订战争计划时，政府向军人咨询，正如有些政府常做的那样，让军人单纯地从军事角度来判断，那确实是愚蠢的举动。
有些理论家竟然要求将所有的战争手段交给统帅，让统帅依据手段制订一份纯军事的战争计划或者战局计划，这不过是更加愚蠢的举动罢了。
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尽管今天的军事非常复杂，并有了跨越式的发展，但是战争最终是由政府决定的。用专业术语来讲，那便是，军事是由政治当局而非军事当局决定的。
这都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对政治关系没有透彻了解的人是无法制订出战争所需要的主要计划来的。
在人们大喊政治对作战产生有害影响时，事实上，他们所说的并非他们所要表达的，他们真实的意思并不是说政治对作战的影响，而是政治本身出了问题。因为如果政治是对的，即政治同它的目标是一致的，那么政治对于战争只会产生有利的影响。如果政治的这种影响与目标不相吻合，那么我们只能在政治的错误中去寻找原因。
只有当政治期望从某些战争手段和措施中获得与其性质不一致因而不可能得到的效果时，政治才可能通过它的决定对战争产生有害的影响。就像一个人用非常不熟练的语言，有时候并不能真正表达自己的思想一样，政治也常常会作出不符合自己本来意图的决定。
由于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人们便觉得，在进行政治交往时务必对军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不过，在我们继续探讨之前，我们须特别注意一点：我们决不认为，在君主本人没有手握内阁大权时，一个埋头于公文的国防大臣，或者学富五车的军事工程师，或者骁勇善战的军人就会成为首屈一指的首相。换句话说，我们绝对不认为，首相一定要深谙军事。事实上，出众的头脑、坚强的性格才是首相理应具备的主要素质，至于军事常识，首相完全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很好地得到弥补。以法国为例，贝利耳兄弟与舒瓦瑟耳公爵都是优秀的军人，但是他们在当首相时，法国的政治活动却极为糟糕。
如果要让战争和政治意图完全一致，让政治完全和战争手段相适应，如果说没有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事家的统帅，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做到：让最高统帅成为内阁的成员之一，以便内阁能够随时参与统帅的主要活动。
但是，实际上这种情况很少出现，它只会当内阁在战场附近且无需花费很多时间便能决定各种事情时才有可能出现。1809年奥地利皇帝这样做了，1813年、1814年和1815年反法联盟的各国君主这样做了。事实证明，这种做法颇有效果。
在内阁中，除了最高统帅的影响可能对局势有好处外，其他军人的影响会导致危险的出现，这种影响几乎不能导致健康而有力的行动。法国的卡诺于1793年、1794年和1795年从巴黎指挥作战的例子在这里并不适用，因为只有革命政府才会执行恐怖政策。
现在我们想以历史的考察来结束本章。
18世纪90年代，欧洲的军事艺术出现了一种惊人的变革。因为这种变革的出现，许多优秀的军队战术成为历史，同时，人们从战争中获得了一些过去无法想象的规模巨大的成就。于是，人们似乎将这一切错误的计算都算在了军事艺术的头上。
很明显，在过去，人们始终将军事艺术局限在概念的小圈子里。现在，超出这个圈子却又符合事物性质的可能性让它感到意外而手足无措。
有些人将这种现象归咎于数个世纪以来政治对军事艺术所产生的非常不利的普遍影响，这种影响让军事艺术变成一种很不彻底的东西，常常变成一种十足的耍花招的艺术。事实也是如此。不过，如果只将这种情况当成偶然发生的和可避免的，那也是错误的。
有些人认为，这一切都可以从奥地利、普鲁士、英国等个别国家的政治所引起的暂时的影响中得到解释。不过，人们感到手足无措的原因真的是在军事范围内而不在政治本身吗？这种不幸到底是在政治对战争的影响中产生，还是在错误的政治中产生？我们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子作进一步说明。
法国革命之所以对外产生了巨大影响，与其说是由于作战手段新颖和新观点引起的，倒不如说是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国策和内政、政府的特点与人民的状况等引起的。
其他国家不能够正确地认识这点，以至于它们企图用过去常用的手段跟新的压倒一切的力量相抗衡，这都是政治的错。
如果人们单纯地从军事的观点来看待战争，是否能够认识和改正上述错误呢？如果真的有一位有哲学头脑的战略家，他能仅仅依据敌对因素的性质就推论出一切结果，并意图根据这一切结果来推断未来，那么他的做法是不会有任何结果可言的。
事实上，只有在政治能够正确判断法国的觉醒力量和欧洲政治中新产生的关系时，政治才有可能预测到战争的具体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是如何的。此外，只有这样，它才能确定必须使用的方法的范围和选择使用手段的最好的途径。
所以，我们可以说，法国革命获得了20年的胜利，主要原因是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各国政府在政治上犯错误的结果。
当然，遗憾的是，这些错误是在战争期间才暴露出来，并在战争中出现了跟政府所预定的目标相背道而驰的现象。不过，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政治当局没有咨询军事当局。
事实上，政治家当时所信赖的军事艺术不过是他那个世界的军事艺术，它从属于正式的军事艺术，是政治始终将它当成非常熟悉的工具来使用的军事艺术。我们认为像这样的军事艺术，自然同政治有同样的错误，它是不能够纠正政治的错误的。
的确，战争本身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以至于它更趋向于绝对形态。不过，这些变化并不是因法国政府已经摆脱了政治的束缚而产生的，而是法国大革命引发法国和全欧洲的政治变革而产生的。
发生过剧变的政治对军事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提供了完全不同的手段和力量，因而使战争产生了在其他的情况下不可想象的威力。
所以，就连军事艺术的实际变革也是政治改变的结果，这些变革不但远远无法证明二者是可以分割的，反而非常有力地证明了二者是紧密结合的。
我们再强调一遍：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它一定是用政治的尺度来详加考察的。所以，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正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笔，但却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去进行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