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对法国的战争就是这样。当时，法国还算不上是真正的君主国，我们只能将它当成公国及伯爵领地的结合体，而英国则接近于一个统一体，但也是在国内动荡不安的情况下使用封建军队进行战争。

路易十一时代，法国的统一进程有了较大的发展；查理八世时代，法国则变成了侵略意大利的强国；路易十四时代，法国政府和常备军则得到极大的发展。

西班牙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在联合王斐迪南时代，西班牙开始统一进程，通过偶然的联姻，它在查理五世时期便迅速地成为由西班牙、勃艮第、德意志和意大利组成的强大的西班牙王国。

通过金钱，它弥补了它在统一及内部巩固方面的不足，它的常备军迅速成为能够跟法国常备军相抗衡的强大军队。不过，查理五世退位后，西班牙王国一分为二——西班牙和奥地利。

这时，由于得到了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奥地利的实力大增，成为不可忽视的强国，它甚至迫使德意志邦联屈服，跟从自己。

18世纪的常备军在17世纪末已经发展到了顶点。这种军队主要靠征募和金钱建立。这个时候，各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统一，各国政府都将本国人民的人身服役改为金钱纳税。如此一来，政府的全部能力就集中表现在金钱上。

随着文化的迅速普及，行政管理的日益健全，国家力量跟以往相比有了巨大的变化，国家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法国已经可以派出数十万大军出征，而其他强国也能做到这一点。

各国的其他情况也不同于以往了。欧洲分裂成二三十个君主国与几个共和国。我们完全可以这样假设，如果其中两个国家进行一场巨大的战争，那么跟以往不同，它们不会必然牵扯到为数十倍的其他国家。虽然政治关系依旧会有这样那样的结合，可是它们是能够观察到并且随时会被概然性加以确定的。

现在各国都是内部关系非常简单的君主国，以前那些等级的影响已慢慢消失，政府成了完全的统一体，它对外代表国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适用的工具和独立的意志，那么战争就具备与之概念相符合的形态。

在此时期又出现了3个伟大的帝王：古斯塔夫·阿道夫、查理十二和腓特烈大帝。他们试图利用数量少但组织完备的军队让自己从小国变身为强国，并击败所有敌人。如果说，他们也挺进亚洲，与亚洲的国家进行战争，那么从其作用上看，他们跟亚历山大则更加相似。不管如何，从他们在战争中敢作敢为这点上看，他们当拿破仑的先辈是当之无愧的。

军队是靠国库维持的，而君主差不多将国库当成自己的小金库，至少属于政府而非人民的东西。跟其他的关系，除了贸易往来，绝大多数只涉及国库或者政府的利益而与人民的利益无关。这种看法极为普遍。

所以，政府往往以巨大财产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自居，并致力于增加财富，可是，其国民对此并不感冒。鞑靼人出征时，全体人民参加战争。在古代共和国和中世纪，多数人民参加战争，但是在18世纪，人们并未直接参加战争，而是其素质的优劣对战争产生间接的作用。

这样一来，在政府脱离民众并将自己当成国家之际，战争便变成了单纯由政府依靠国库内的金钱和本国的、邻国的无业游民所从事的事业。于是，各国政府所能运用的手段受到了限制，其规模和持续时间都有了限度，这种限度是双方都可以估算出来的。

也因为有了这样的限度，战争中最危险的因素便消失殆尽。也就是说，趋向极端的趋势和与此有关联的系列难以估计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

人们大致可以知道敌国拥有多少财富、信用贷款，大体知道敌国的军队数量，而在战争开始时，这些东西无法大量增加。大体知道敌国拥有多么强大的实力，才能保证自己不至于遭遇彻底的毁灭，同时也能让自己意识到己方力量的有限，然后选择恰当的目标：既不至于遭遇毁灭性的打击，自己也不去追求极端的目标。

在这样的情况下，战争的必然性便失去了效用，人们不会寻求极端，只有勇气和荣誉心还可能促使人们追求极端，不过它们会在国家关系中遭到力量强大的阻力。

所以，君主、统帅都只能谨慎地对待战争工具。如果军队被击垮，那么他们便无法组建新的军队，而且除了这支部队之外，他们将一无所有。这就要求他们三思而后行。

只有在时机对己方非常有利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这种需要付出高昂代价的手段，而统帅的高超艺术便表现在善于创造这样一种极为有利的时机。在这样的时机尚未出现时，人们似乎无事可做，统帅没有理由采取行动，一切力量似乎都是静止的，就连进攻方最初的动机也被谨慎与踌躇湮没。

这样一来，战争实际上变成真正的纸牌游戏，洗牌的是时间和偶然性。从战争意义的角度上看，

<b>战争不过是一种比较强硬的外交，一种比较有力的谋求谈判的方式，而会战与围攻是较为重要的外交文书。</b>就算是非常富有荣誉感的人，他的目标也只是谋取适当的利益，充当缔结和约的资本。

我们在前面说过，战争具备这种有限的、规模较小的形态的原因在于它所依靠的基础窄小。像古斯塔夫·阿道夫、查理十二与腓特烈大帝这样卓越的统帅和国王，统率着骁勇善战的部队却不得不满足于取得普通的战果，都是由于欧洲存在着政治均势所造成的。

以往的欧洲存在着诸多小国，它们之间彼此相互联系，距离近，接触多，并存在着亲戚关系和个人友谊，这一切都是可以阻止个别国家迅速强大起来的因素。

现在，国家变大了，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变远了，这一点便转由各国外交事务的更大发展来实现了。政治利害关系、引力和斥力已经形成了一个极为微妙的体系，以至于如果没有所有国家的政府参与，欧洲战场将一片寂静。

所以，新时代的伟大统帅和国王，除了手持一把利剑外，还得拿起一支好笔。但就算是这样，他在征服别国方面依旧难有大的进展。

在17世纪，尽管路易十四企图破坏欧洲的均势局面，并无需担心对他的普遍的敌对情绪，但是他采取战争的方式依旧是传统的方式。这是因为，虽然他的军队是欧洲最强大、最富有的军队，但从其性质上说，它跟其他王国的军队没有区别。

在鞑靼人时代、共和国时代，甚至于在中世纪，对敌国进行掠夺和破坏这种战争方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不过，在现在，它已经与时代精神脱节。人们完全有理由将它当成是无益的和野蛮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极易遭到报复，而且它所打击的是敌国的民众，而非帝国政府。所以，它并不起作用，它只会造成民族的文化水平永远处于落后状态。

所以，从战争的手段和其目标上看，战争都越来越局限于军队本身。军队及其要塞和阵地变成了国中国，而战争要素在其中慢慢地消失了。对此，整个欧洲手舞足蹈，并认为这是智力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

虽然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但是对各国人民来说，这种变化却发挥着良好的作用。不过，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变化让战争更加成为政府的事情，而与民众则越来越疏远。

在这个时期，进攻方的战争计划往往局限于攻占敌国的某个地区，防御方的战争计划则通常是阻止进攻方达到这样的目的。具体到战争中，各个战局计划基本上是围绕攻占敌人的某个要塞，或者是阻止敌人攻占某个要塞展开。至于会战，只有双方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认为会战无法避免，他们才会寻求会战。

如果说会战并非不可避免，只不过是因为统帅求胜心切而作出会战的决定，那么他将背负“鲁莽的统帅”的骂名。一般情况下，一次战局只有一次围攻，最多两次围攻，而冬营则是必然的休战时期。

在冬营期间，一方的不利状态绝不会成为另一方的有利条件，因为双方几乎没有接触的时候。因此，冬营也被当成一次战局与另一次战局之间明显的界限。

倘若双方力量势均力敌，或者进攻方力量较弱，那么会战和围攻几乎不会发生，一次战局的全部活动将局限于保持某几个阵地与仓库，或者步步为营地蚕食敌人的某些地区。

如果战争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那么人们便会认为，这一切都是正常的状态。

由于从18世纪开始的对军事艺术的研究只停留在战争的个别问题的层面上，不太重视战争的开始和结局，便出现了这样那样关于伟大和完美统帅的说法。以道恩为例，虽然他的主要战绩是让腓特烈大帝完全达到了目的，而使玛丽亚·特利莎的愿望落空，但是他也似乎应当成为伟大的统帅。

事实上，在当时只偶尔出现较为精辟、客观的说法，即如果拥有优势兵力就必须争取某种积极的成果，否则，不管玩弄何种技巧都不能打胜仗。

法国大革命爆发时的情况就是如此。普鲁士和奥地利企图用它们的外交式的军事艺术进行战争。不过，没多久，这种军事艺术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在当时，人们将希望寄托在为数不多的军队上，可是1793年的战争出现了新情况，即战争成为人民的事情，变成以国民自居的3000万人的事情。

对此，我们并不准备研究产生这种伟大现象的详细情况，而只想谈谈具有决定意义的结论。

由于人民群众的参与，战争便不再取决于政府和军队，而是取决于全体人民以及其固有的力量。这个时候，可以使用的手段和所能够做出的努力不再受到限制，用来战争的力量也不再遭遇阻力。所以，对敌人来说，危险是最大的。

如果说，法国大革命所展现出来的威力尚未让人们充分感觉到，且尚未被人们完全认识到；如果说革命将领没有不顾一切地向最后的目标挺进，没有摧毁欧洲的专制王朝；如果说德意志的军队可能阻挡这股洪流，那么，所有这些情况也都是法国人进行斗争的艺术不完善所引起的。

这种不完善首先表现在普通的士兵身上，随后表现在将军们身上，最后则表现在政府身上。

不过，这一切在拿破仑时代得到改善。当时，拿破仑统率这支以人民群众为基础的军队南征北战，踏遍欧洲，粉碎一切抵抗。他在所有旧式军队面前丝毫没有产生过犹豫。

不过，拿破仑的利剑惊醒了欧洲各国。在西班牙，战争成了人民的事情；在奥地利，政府首先做的事情是费尽心思搞动员，组织了预备队和后备军，结果奥地利人接近了预定的目标，他们所做的事情远比此前政府所认为可能做到的事情还要多；1812年，俄国也做了动员，它凭借幅员辽阔的条件让准备较迟的战争行动也产生效果，并且获得辉煌的战绩；在德意志普鲁士，政府将战争变成人民的事情，在人口几乎减半且没有金钱与贷款的情况下，使得兵力达到了1806年时的两倍；德意志其余各邦也先后这样做。如此一来，假如我们将参加战争的和损失了的人员都考虑在内，那么德意志和俄国在1813年及1814年两次战局中对法国作战中使用了100万人左右的兵力。

在这种情况下，作战的威力也比以前提高了。尽管这种威力还没法跟法军的水平相提并论。但是，总的来说，战局已经不再是传统式的战局，而是按照新的作战方式进行。8个月后，法国不得不第一次低头，而拿破仑则被捆缚着倒在地上。

自从拿破仑出现以后，<b>战争就发生了变化，它先是在作战的一方，后在另一方，变成了全体人民的事情。于是，战争便非常接近于它真正的性质，接近其绝对完善的形态。</b>

在战争中使用的手段已然没有明显的限制，因为这种限制早已被政府及其臣民的干劲和热情湮没。由于手段的增多，作战所获得的成果的范围可能扩大，再加上群众强烈的感情，作战威力便异乎寻常地提高。如此一来，击垮敌人便成为军事行动的目标。只有敌人被打垮时，人们才认为可以鸣金收兵，并根据政治目的进行谈判。

于是，战争各要素从墨守成规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进而爆发出全部自然的力量。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各国人民纷纷参与了战争这一重大的国家事务，而人民群众参加战争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法国革命在欧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次，法国人的军事行动威胁到各国人民的安全。

上述情况是否会永远存在？未来欧洲的一切战争是否都是全民战争，因此只是因为各国民众的重大利益才会发动战争？或者，政府是否将会逐渐脱离人民？

上述这些问题难以断定，我们在此不敢轻易下结论。不过，我们敢这样说，上述那些限制只在人们对某种可能性还未意识到的时候才出现。一旦这些限制被打破，那么它们便难以恢复，至少在重大的利益关系发生时，双方的敌对情绪要以今天的方式来解决。

我们对历史的考察就到这里。我们要说明的是，进行这种考察的目的并非想急急忙忙地为每个时代的战争规定一些作战原则，而是想指出，<b>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战争，每个时代的战争都有其特有的限制条件和范围。</b>所以，这个世界到处有人拿着哲学原理来研究战争力量，可是每个时代依旧存留着它自己的战争理论。

由此可见，在判断每个时代所发生的事件时，一定要顾及每个时代的特点。只有我们不将主要精力放在琐碎的细节上，而是花时间和精力于大事件，深入了解每个时代的特点和人，才有可能对当时的统帅作出正确的了解与评价。

不过，因为国家和军队的特殊条件所限制的那些作战方法，依旧带有某种比较具有普遍性的东西，甚至是某种完全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这些是理论首先要研究的对象。

战争已获得了绝对的形态，它含有的普遍适用的与必要的东西是最多的。不过，战争一旦突破限制就很难被紧紧地束缚住，未来的战争或许不会都具备这种规模巨大的特性。

所以，如果理论单纯地研究绝对战争，那么它便会将战争性质由外来影响而引发变化的情况排斥在外，或者将这些情况当成错误而大加挞伐。这不是理论的目的。<b>因为理论研究的是现实情况中的战争学说，而非想象中的战争学说。</b>所以，理论在考察、区别与整理各种事物时，一定要衡量引发战争的情况的多样性。所以，理论在明确战争的大致轮廓时，就要将时代及当时情况的要求纳入考察范围。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进行战争的人所提出的目标和占有的手段，往往取决于他所处的具体情况。同时，战争会具有时代及一般情况的特性。最后，它们还要服从于从战争的性质中必然得出的一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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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拿破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