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真理总是通过批判，而不是借助条文来对现实生活起作用的。批判就是将理论上的真理运用到实际事件上。因此，它不但让理论上的真理更贴近于实际，而且通过不断反复的应用，使人们更熟悉这些真理。所以，我们不仅要确定以什么样的观点来建立理论，还要确定用什么样的观点进行批判。

批判地阐述历史事件，往往有三种智力活动。

第一，考证历史上可疑之事实。这是纯粹的历史研究，和理论是两码事。

第二，从原因推断结果。这是一种纯粹的批判的研究。因此，需要在理论中运用经验来确定、证实，甚至要略加说明的一切，都只能采取这样的方法来解决。对理论来说，研究不可或缺。

第三，对使用的手段进行检验。这种批判是既包含赞扬又包含指责的真正的批判。在这里，理论的作用是研究历史，或者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在后两者中，批判的目的是要探究事物之根源，换句话说，要搞清楚真理为止，而不能半途而废。

从原因推断结果时，常常会出现一种难以克服的外在的困难，即完全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在战争中，这种困难远比在实际生活的其他活动中具有普遍性。在战争中，事情的真相往往扑朔迷离，更不用说行动的动机了。因为，这些动机要么被当事人故意隐瞒，要么它们是偶然的和短暂的，从而不被史书记载。

所以，批判研究必须与历史研究相结合，不过，就算这样，原因和结果也常常是不吻合的，即结果不是已知原因的必然产物。在这里，一切必然会产生脱节现象，即我们无法从某些历史事件中吸取教训。

对于脱节现象，理论研究要求在这些地方停止，不再继续往下推论。倘若自以为单凭已知道的原因足以说明结果，进而高度重视它，将是十分糟糕的事情。

除了上述的困难外，批判研究还面临着内在的困难——战争中事件的结果往往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而不是由单一的原因造成的，单纯公正而认真地追溯事件的系列根源是不够的，还要弄清楚每个原因的作用。

这样，就要对原因的性质做进一步的探讨，因此，批判的研究就进入了纯粹的理论领域。

对手段进行检验时，一定要搞清楚当事人所使用的手段会产生的结果，以及这些结果是否符合当事人的意图。要知道手段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就要探讨手段的性质，而这又进入了理论领域。

我们说过，批判研究的目的是探寻真理，不能主观臆断，因为主观臆断无法让人信服，要知道别人也可以随意提出主张进行反驳。如此一来，争论四起，遑论结论？

而且，不管是探讨原因，还是检验手段，都离不开理论，即进入一般真理的领域。如果有一种有用的理论，研究时能以理论中已确定的东西为依据，就不必再去追溯。

但是，尚未有这样的理论真理时，研究就要追溯到底了，而著作家往往不胜其烦。因为有数以万计的事情要做，可是要从容地对每个问题都进行研究几无可能，为了限定自己的研究范围，他必须满足于提出的主张，尽管他并不认为这些主张是随意提出的，但在别人看来，依旧是随意提出的。因为，这些主张本身不清晰，且尚未得到证实。

所以，有用的理论是批判的重要基础。倘若批判不通过合理的理论，它是无法让人信服且难以不被驳倒的，即无法让人获得教训。

不过，倘若认为理论可以包括每个抽象的真理，而批判的任务仅仅看实际情况是否与相应的法则相适应，这只能是一种幻想。倘若规定，在批判时不可侵犯理论，这便是书呆子的做法。

批判活动应由创造理论的那种分析探讨的精神作指导。批判有了这种精神，往往会进入理论领域，进一步阐述对它非常重要的问题。与此相反，倘若在判断中只是生硬地运用理论，那么根本不能达到批判的目的。

通过理论探讨而得出的肯定的结论、规则、原则和方法，如果成为死板的条文，就没有绝对真理的性质，就缺乏普遍性。这些东西都是供人们使用的，至于是否适用，则要由判断来确定。

在批判时，决不能将这些结论当成衡量一切的法则和标准，而只能讲它们作为判断的依据。比如，在战斗队形中，骑兵往往置于步兵后面，这是战术上的一个规定，但是如果对因为违背这样的规定而加以指责却是愚蠢之举。

在批判时，要探讨违背这个规定的理由，只有在理由不充分的时候，才能够引用理论上的规定。比如，理论认为多路进攻会削弱获胜的可能性。不过，对于只要是采取多路进攻而战斗却最终失败的场合不作了解就武断地认为失败是由于多路进攻而造成的，或者认为多路进攻会削弱获胜的可能性是错误的，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符合探讨精神的。

总而言之，通过理论分析探讨而得出的结论是批判的主要依据，对于理论上已经规定了的，在批判时就无需重新确定。

批判之目的在于探讨原因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使用的手段是否与目的相适应，当原因和结果、目的和手段非常一致时，任务将容易完成。如果一支部队遭到袭击，进而没法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那么奇袭的效果如何就没什么可怀疑的了。

比如，理论上规定，在会战中进行包围攻击能够增加获胜的可能性，而结果是获胜的把握较小，那么问题就在于指挥官在采用该方法时所考虑的是否为了获得较大的胜利。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他所采取的方法就是正确的。如果他想通过采用这样的方法来获得较大的胜利，可是他却不从具体情况出发，而仅仅照本宣科，那么他就犯错了。

倘若撇开与整体的联系，单纯考量失误的直接关系，就可轻易地完成。当批判地探讨原因和检验手段比较简单，只局限于研究最直接的结果和目的时，事情往往也很容易。

可是，在战争中，组成整体的一切总是密切联系的，而每个原因，就算是最小的原因，也会对整体产生影响，最终导致结果发生改变，尽管这种改变很小。同理，每个手段也会影响到最终目的和结果。

所以，只要现象还有研究的价值，我们就可以研究原因导致的结果。同理，人们不仅能通过直接目的去体验手段，也可以将该目的当成达到更高目的的手段来加以检验。

这样，我们将对一系列相互从属的目的进行探讨，直到目的的必要性不被怀疑，无需再做检验为止。在很多情况下，尤其涉及有决定性的重要措施时，应当一直研究，直到导致嫹和的目的为止。

很显然，在向上追溯的过程中，每抵达一个新的阶段，人们在判断时将有一个新的立足点。因此，同一种手段，从较低的立足点上看，也许很合适，但从较高的立足点上看却是要摒弃的。

在批判地考察某一军事行动时，往往是根据目的检验手段配合来研究某些现象的原因。因为，只有研究原因，才能找到富有价值的作为检验对象的东西。

如此一来，不管是从下往上还是从上而下的研究，都会遇到巨大困难，因为事件离原因越远，就越容易受到其他力量与情况的支配。所以，人们在探讨那些远离事件的原因时，就越需要同时考虑其他原因并要辨别这些原因对事件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发现会战失败的原因，就自然找到了导致整场战争失败的原因，不过这仅仅是一小部分原因。根据不同的情况，还有各种或多或少的原因也影响战争的结局。

同样，在立足点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检验手段的复杂性也不断增强。因为目的越远大，为了达到目的所采用的手段就越多。所以，必须对为达到这个目的所做的或者可能做的一切进行考察，因为所有军队都追求着战争的最终目的。

如此一来，就可能要扩大考察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对那些实际上没有发生，但非常有可能发生的，因而不能不费心考察的事情也只得做出许多假定，所以人们往往容易迷惑并遇到困难。

当1797年3月拿破仑统率意大利军团从塔利亚曼托河进攻卡尔大公时，他打算趁着卡尔大公所盼望的援军尚未抵达之前迫使对方决战。如果只从直接的目的来看，该手段是选得十分正确的，结果也证明了这点。

当时，卡尔大公实力很弱，在塔利亚曼托河做了一次抵抗的尝试后便放弃了诺里施阿尔卑斯山的山口。当他看到敌军实力雄厚、士气旺盛时，便撤出战场。

通过这场胜利，拿破仑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他可以挥师进入奥地利帝国的心脏，支援其余两路大军的进攻，并与他们紧密联系。拿破仑也是这样考虑的。从这样的角度看，拿破仑是正确的。

可是，从更高的层面上看，即从法国督政府的角度来看，拿破仑的军事行动却只是冒险的军事行动。因为如果奥地利人从莱茵河方面调来的援军能够在施太厄马克组建强大的预备队，那么卡尔大公完全有能力进攻拿破仑所率领的军团。如此一来，拿破仑所率的军团不但可能全军覆没，而且还会导致整场战争的失败。

这一点，拿破仑在到达菲拉赫后就看清楚了，所以他签署了《累欧本停战协定》。

然而，如果从更高的层面来看，并且知道奥地利帝国在卡尔大公的军队和维也纳之间没有预备队，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维也纳会因为拿破仑所率的军团的进攻而备受威胁。

如果拿破仑知道维也纳没有军队掩护，施太厄马克没有强大的预备队，那么拿破仑直逼维也纳便不再是毫无目的了。这个行动的价值，取决于奥地利人对维也纳的重视程度。因为，倘若奥地利人重视维也纳，愿意付出媾和的条件，那么拿破仑威胁维也纳便可当作最终目的。如果拿破仑深知这点，那么批判就可以结束。

倘若对此还有疑问，那么我们就必须从更高层面进行批判，并追问：如果奥地利人放弃维也纳，撤往腹地，那么事情将会怎样发展？很显然，倘若不分析莱茵河地区双方部队之间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无法对此做出回答。

在法军占有决定性优势（13万人对8万人）的情况下，法军获胜是没有多少疑问的。可是问题来了：法国政府想要以此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是乘胜追击、消灭奥地利帝国，还是占领奥地利大片领土作为媾和的资本？

我们要先分析出这两种情况所带来的结果才能断定法国政府会选择其中的哪一个。倘若研究结果是这样：消灭奥地利，而法国军事实力不够，以至于整个局势发生根本的变化，而只占领奥地利的大片领土也会造成法军在战略上面临兵力不足的情况，那么，这样的结果必然会给人们对这次军事行动的评价产生影响。

这也是拿破仑明知卡尔大公孤军无援却依旧同他签订《坎波福米奥和约》的内在原因。

该合约除了让奥地利付出了一些就算它取得了成功后依旧无法收复的领土外，再也没有必要做出更大的牺牲。

但是，倘若法国人不做这样的两个思考，他们根本不会签订这个好处不大的《坎波福米奥和约》，也不可能将签订该条约作为冒险进军的目的。第一个问题是，奥地利人是如何评价上述两种结果的？尽管奥地利非常有可能最后获得胜利，但是只要战争继续下去，奥地利人就必须继续牺牲，而签订一个不算苛刻的和约却足以避免这种牺牲，如此一来，他们要考虑的是这种牺牲是否值得。

第二个问题是，奥地利政府是否会利用自己的优势继续战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奥地利政府是否考虑过法国政府想要什么，对方是否会因为暂时的失利而丧失继续作战的勇气和信心？

第一个问题富有重大意义，人们在提出极端的计划时，常常会考虑到这点，并且正因为出此考虑，人们才往往不执行极端计划。

第二个问题也极为重要，因为人们并非和抽象的敌人作战，而是与常常注意的具体的敌人交战。拿破仑肯定知道这一点，他认为自己的声名足以先声夺人。也正因为这样，他才在1812年进攻莫斯科，然而他失败了，他的名声也受到了影响。

1797年，拿破仑的威名正盛，并且有坚决抵抗到底的威力。可是，即便如此，倘若不是他签订了《坎波福米奥和约》，那么他的大胆可能造成他在1797年的行动不是取得胜利而是失败。

对于这个战例，我们就探讨到这里。因为它足以说明，当人们在研究中要追溯到最终目的时，即为检验最终目的而采取决定性措施时，将会牵扯数不胜数的对象和广泛的范围，会遇到难以预计的困难。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不仅对事物的理论认识会对批判的考察的价值产生影响，而且先天的才能也会对此产生巨大的影响。阐明各种事物的关联，在盘根错节的无数实践中甄别哪些是真正重要的因素，这主要依靠天赋的才能。

批判的研究不但要检验实际上已经使用的手段，而且要检验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所以，在研究中必须指出，即找到极有可能采用的手段。倘若不能找到更好的手段，就无法指责已被使用的手段。尽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可能使用的战术很少，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提出这种尚未投入使用的战术是一种独立的创造。不能通过理论对这种创造加以规定，而只能通过丰富的智力活动。

我们无意将那些简单的战术看成是伟大天才的表现。比如，有人将迂回敌人阵地的战术当作伟大天才的表现，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但是尽管如此，这种创造活动还是很有必要的，而且批判的考察之价值就取决于这样的活动。

1796年7月30日，拿破仑决定从芒托瓦撤围，以便阻击前来支援的乌尔姆塞尔，并集中优势兵力将被加尔达湖和明乔河隔开的乌尔姆塞尔的军队各个击破。

这种战术看起来是取得辉煌胜利的最可靠的途径。事实上，拿破仑获得了这样的胜利，而且在敌军数次前来解围时，他都运用这样的战术获得了辉煌胜利。这一点备受赞扬。

然而，如果拿破仑不放弃继续围攻芒托瓦的计划，他在7月30日就无法采取上述行动，因为在这样的军事行动中，他没有办法保住攻城辎重，而他也没法在当时的局势下获得第一批次辎重。实际上，后面的围攻战已经变成了纯粹的包围战，尽管拿破仑最终在野战中取得了胜利，但是这个只需要继续围攻一星期左右便可攻陷的要塞，却又坚守了半年。

批判者因为无法提出更好的对付援军的方法，曾一度认为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在攻防线上阻击敌人的援军这种战术早就被忽视与批判，以至于被遗忘。

这种曾经流行于路易十四时代的战术，竟然在100年后无人问津，这只能说是时髦的观点在作怪。

倘若认为该战术依旧有使用价值，那么便会发现，在芒托瓦围攻战中，拿破仑拥有欧洲，乃至世界上最为精锐的4万步兵，他们在坚固的工事下根本不惧怕前来解围的5万援军。

我们不想继续探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战术值得关注。对于拿破仑是否考虑过这种手段，我们找不到任何确切的史料来佐证。后来的军事评论也鲜有提及这一战术，它已经被遗忘。

重新将它提出来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只要人们不受时髦观点的影响便能做到。然而，提出它并将它与拿破仑所运用的战术相比较，却极为重要，不管比较的结果如何，在批判中都必须做这种比较。

1814年2月，拿破仑在埃托日、尚波贝尔、蒙米赖等地打败布吕歇尔的军队，随后，他掉转枪口挥师施瓦尔岑堡，并于蒙特罗和莫尔芒击败对方的军队。对此，人们钦佩拿破仑，因为他极为精巧地利用了联军分兵出击的错误，声东击西地调集主力。虽然这些战斗最终未能挽救拿破仑最终失败的结局，但是人们并不认为失败是拿破仑的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