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关河五十州)_第二章卖金的撞着了买金的（2 / 2）_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果然，“要纲”出台不到二十天，诺蒙坎便出事了。

诺蒙坎在蒙语中的意思是和平，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诺蒙坎的对峙并没有发展到剑拔弩张的程度。

在诺蒙坎巡逻的“满洲国”部队是兴安北警备军，这是一支由蒙古族士兵组成的伪军。不管内蒙古还是外蒙古，左右都是蒙古人，皆奉成吉思汗为老祖宗，所以当外蒙古边防军过河放牧时，北警备军一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十分较真，可当贡布扎布换防上来，情况就不一样了。

贡布扎布只是个中尉骑兵连长，不过此君来头不小，乃是北警备军司令乌尔金中将的女婿。因为有这么一个背景和靠山，他一向目空一切，很把自己当个人物。

1939年5月4日，蒙古边防军的士兵照常赶着马群过来放牧，旁若无人的样子顿时把贡布扎布给惹火了：怎么没人拦着，闹钟、公鸡都下岗啦？

贡布扎布二话不说，下令朝正在过河的人马开枪。外蒙古兵措手不及，丢下马群扭头就跑，一名少尉军官和士兵被俘虏。

外蒙古边防军的指挥官一听大怒，当即率兵过河反击。骑兵们你冲过来，我冲过去，越冲越上火，这下成了冤冤相报，没完没了。

1939年5月12日，北警备军向海拉尔的关东军特务机关报告，说战斗已上升到团规模，总计有七百名外蒙古骑兵过河袭击，并占领了边防哨所。

机关一调查，外蒙古骑兵的确再次过河，但并没有所称的七百人，不过才六十人左右。很明显，这是伪军在变着法请求“皇军”上场助阵。

对诺蒙坎事件的处理，海拉尔特务机关内部也存在分歧。有人建议：“诺蒙坎这个地方一向平静，又无任何军事价值，没有小题大做的必要……”

有没有必要，也不是咱们说了算，海拉尔特务机关长未予理会，他将警备军的报告整理后，直接送呈第二十三师团处理。

1939年5月13日，第二十三师团长小松原收到了报告，当时他正召集部下开会，会议的主旨就是研究贯彻关东军总部下发的“要纲”。列席会议的还有参谋本部的稻田正纯等人，他们在海拉尔是为了搜集对苏作战的情报，以便充实乙案内容。

看完报告，小松原等人皆喜出望外：说要落实上级精神，这不正用得上吗？

“要纲”上说，师团长可以自行划定国境线。小松原就把“满洲国”与外蒙古的疆界划在了哈拉哈河中线，以此作为标准，外蒙古军毫无疑问属于“侵入国境”，完全可以动用武力解决。

小松原即将派出的是搜索队。搜索队由骑兵和轻型坦克组成，相当于一个合成化的骑兵联队，此前搜索队曾在诺蒙坎进行过侦察，对地形比较熟悉。

小松原从搜索队拨出一部分骑兵，加上北警备军的一个骑兵团，总共集合了七百名骑兵，另外还配属了半个大队的日军步兵，从而组成搜索支队。为了保密，搜索支队于13日晚坐上汽车，悄悄地向诺蒙坎进发。

尽管知道上级一定会同意，小松原在部署完后还是做了汇报。

按照辻政信后来的记述，当关东军司令部接到小松原的紧急电报时，参谋们没人知道诺蒙坎的地名，他们瞪大眼睛，用放大镜才在边境附近找到了诺蒙坎。

诺蒙坎在地图上小到必须用放大镜去查，这或许是真的，但要说辻政信、服部这些人事前都不知道诺蒙坎，那基本上就是在欺骗外行了。

且不说辻政信曾亲自到诺蒙坎进行过详细考察，就说公开的新闻报道，日本报纸从1939年1月开始，便曾不止一次地对西部“满”蒙边境的纠纷进行过报道。关东军的幕僚，以辻政信为最，全跟工蚁似的勤劳，他们怎么可能一次都没查看过诺蒙坎在地图上的位置呢？

说不知道诺蒙坎，不过是欲盖弥彰，以便在事后做出一副比窦娥还冤的表情。

对小松原的出兵方案，关东军总部予以爽快批准，并立即决定调两个飞行战队、一百辆运输汽车归第二十三师团指挥和使用。那种慷慨和大气，直令小松原有热血沸腾之感，想到自己身在关东军，而不是那个窝囊到死的“朝鲜军”，真是太幸福了。

1939年5月15日，在经过一番准备之后，由队长东八百藏中佐指挥，搜索支队向外蒙古军发起了进攻。

外蒙古军确实有七百人的规模。海拉尔特务机关“六十人”的调查结果，来自飞行侦察。在关东军航空兵中，有一个水平排序，战斗机和轰炸机飞行员的素质最高，里面藏龙卧虎，包括许多王牌级别的飞行员。侦察机飞行员的素质则被认为最差，很多侦察情报都得大打折扣。

情报不准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外蒙古军在河东的驻军并不固定，时常会返回河西后方。日军侦察机飞行员没有经过反复核实，偶然两次看到一群只有六十人的苏蒙军，便以偏概全，匆匆忙忙地拿去交了差。

不过究竟是六十人，还是七百人，对东八百藏来说问题都不大。外蒙古军被搜索支队冲得阵脚大乱，让他们乱成一团的，除了人数仍然占有优势的日伪骑兵外，还有坦克和轰炸机。

坦克是搜索队的，不多，只有几辆，但足以把外蒙古军的骑兵撵得到处跑。轰炸机隶属关东军总部，它们呼啸而来，一口气甩下六十枚炸弹，把缺少防空武器的蒙古军炸得连头都抬不起来，马匹受惊后狂嘶乱叫，已完全没了阵形。

外蒙古军毫无意外地向河西溃逃，东八百藏把失而复得的哨所交到北警备军手上，便率领搜索支队撤回了海拉尔。

初战告捷，把个小松原爽到要死。他认为外蒙军已经被吓破了胆，事情可以告一段落，倒是关东军总部的兴奋点比较持久，仍然坚持把两个飞行战队交给小松原指挥，并要求加强对诺蒙坎的空中侦察和警戒。

果然，外蒙古军并没有就此收手的意思，搜索支队一走，他们再次进驻东岸。小松原觉得颇为疑惑：难道这帮外蒙古人不怕坦克和飞机了？

侦察机率先揭晓了答案。通过空中侦察，航空兵发现，河西的坦克、飞机和汽车越来越多，似乎外蒙古军在用这些装备向对手示威，而随后的种种迹象表明，还有另外一股强大力量加入其中。

1939年5月20日下午，四架日本战斗机在诺蒙坎上空巡逻，与外蒙古军的侦察机不期而遇，当即对侦察机展开围击。

苏联伊-16战斗机为中国抗战做过很大贡献，图中是参加南京保卫战的伊-16。

侦察机本身防护能力薄弱，最终被击落，不过战斗过程还是显得有些惊心动魄，因为在侦察机旁边，还有一架护航的伊-16战斗机。

伊-16战斗机是苏联产品，俗名“燕子”，特点是速度快，类似战斗机。苏联曾作为军援卖给中国，到武汉会战前，中国空军的原有飞机基本被打光，真成了“空军”，就是靠购进“燕子”等苏制飞机才重新得以振作。

苏联能将飞机援助中国，自然更可以用来武装外蒙古军，可是从飞行员的表现来看，绝对不可能是外蒙古人：他的战斗动作极为熟练，摆脱日机攻击时十分利落，毫不拖泥带水。

只有苏军中的老飞行员才有这样的身手，这是一个苏军飞行员驾驶的苏联战斗机！

当天，北警备军在诺蒙坎俘获了一名苏军的卫生班长。这名班长证实，苏军确实已经介入战局，并在逐步增加兵力。

事情弄大了，但是第二十三师团从师团长到普通士兵，没人觉得害怕，他们反而有一种无比亢奋的感觉：这一天终于来了。

<h4>想要哪种名</h4>

处决加伦，把苏联的肃反推向了另一个高潮。在这场冷酷到底的运动中，包括加伦在内，苏军五大元帅中三位战术思想先进，且年富力强的元帅都已先后被杀。红军指挥官和政工人员有四万余人遭到逮捕，一万五千人被枪决，各大军区的现职司令员中，竟然只有一个人没有被捕。

可以这样说，肃反差不多“清”光了苏联红军的原有军官阶层，指挥系统因此瘫掉了一半，部队战斗力也急剧下降。

外蒙古的肃反比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苏联政府的指使下，外蒙古军政官员被逮捕了一万多人，许多人遭到枪决。外交部副部长桑布刚刚还在满洲里会议上跟日本人争得面红耳赤，一回国就人头落地，让他的谈判对手瞠目结舌。

由于肃反的影响，外蒙古军民逐渐对扶植他们独立的苏联从亲近变为厌恶，外蒙古官兵也暗中转向崇拜自己的老祖宗——成吉思汗。那些才从军校毕业的青年军官，为了自保，表面上装作亲苏，实际与苏联军官们并不是一条心。

这样的内幕消息被一个接一个叛逃者带入“满洲国”，让关东军听了心花怒放。关东军各师团内部纷纷传说，苏军比张鼓峰时期还要不堪一击，关东军只消出动一个主力师团，就可以轻松拿下苏军的两个到三个步兵师。

类似的情绪也被传染给了基层官兵。在第二十三师团，几乎所有士兵都“热切盼望与苏军交手”。

现在，他们热切盼望的东西终于来了，有什么理由不开心，有什么理由不亢奋？

张鼓峰一役后，尽管第十九师团损兵折将，而且张鼓峰也丢了，但尾高和第十九师团却由此名扬军界，要不然尾高也不会那么快就升为军司令官，并离开原来那个无人问津的地方了。

想要哪种名，先表哪种情。小松原气宇轩昂，仿佛他也像尾高一样即将踏上成功的红地毯。

1939年5月21日，小松原决定派山县联队和搜索队一齐去诺蒙坎会会苏联老毛子。

联队长山县武光大佐看过师团下发的敌情通报，认为使用整个联队都嫌浪费，带上一个主力大队，组成山县支队就够得不能再够了。看到山县如此气壮如牛，搜索队长东八百藏就像竞赛似的，也只带了骑兵和战车各一个中队，组成搜索支队随行。

小松原将作战计划上报关东军总部。得知苏军掺和了进来，关东军总部多少变得小心起来，植田司令官和一群幕僚研究了半天，向小松原提出，部队可以暂不出动，静待时机，等苏军逐渐失去防备，再进行突然袭击。

这条计策摆到小松原的案头时，作战程序已经启动。官兵们出去的时候一个个胸脯挺得老高，如果再喊他们回来，难免要疑神疑鬼，因此小松原并未撤销作战令，他让日军到诺蒙坎后，先别急着攻击，以便符合总部的偷袭意图。

当天晚上，第二十三师团卫生队接到命令，必须于第二天一早，随主力部队开赴诺蒙坎。之所以要提卫生队，是因为这里有一个我们以后需要时时提及的重要人物，他叫松本草平。

不是说松本对于战役本身有多么重要，而是他从头至尾参加了整个战役，并且在战后做了详尽记述，出了一本书。换句话说，他是诺蒙坎战役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松本毕业于九州医学专科学校，熬到三十多岁，终于开了一家自己的医院。作为一个有家有业的中等收入阶层，他当然不会像一般街头小混混儿那样热衷于喊打喊杀或浑水摸鱼。

这时陆军省发出了关于“全民总动员”的参军征召令。

<h4>第一次接触</h4>

中国的正面抗战对日军力量消耗极大，按照日本战史中已有所隐瞒的数字，日军仅在淞沪会战中的死伤就已接近十万，约合八个师团，这些死伤人员均为一线精锐师团里的老兵。以后虽然一次性伤亡再没有如此惨重，但到武汉会战结束，如果把历次战役中的伤亡加起来，也是一个让参谋本部坐立不安的数字。

一批死了，就得另一批上，“全民总动员”即缘于这一背景。松本的医院开业才不久，尚处于初创阶段，可是被“爱国”的宣传口号一鼓动，松本“一颗赤诚之心燃烧起来”，脑子一发热，立即报名加入了军医预备队。

几天以后松本才知道，附近报名的医生寥寥无几，加他一块儿，不过才四个人，而宣传上说“所有医生都有义务报名”，难道“所有医生”就只有四个？

都这个时候了，老实的还是老实，滑头的还是滑头。松本为此后悔不迭，有一种上当受骗后的失眠感觉。

松本被编入第二十三师团卫生队，并担任见习医官，随后便跟着师团前往海拉尔。因为是秘密行动，出发时连家属都不知道，这些人就匆匆地踏上了行程。

沿途“漫长而无聊”，师团官兵所乘坐的列车全挂着窗帘，基本与外界隔绝。士兵们只有趁带队军官疏忽之际，才能掀起窗帘偷偷地往外瞄上两眼。

当列车经过东北时，即便只能透过窗缝暗瞧，松本仍然被惊得目瞪口呆。车窗外，是一大片一大片一眼望不到头的高粱地，如此景观，在国土狭窄的日本难以看到。

其实好多年前，当石原莞尔第一次踏上东北土地时，他的那种惊异与激动，和松本别无二致，当然，除此之外，他的目光中还有更多属于强盗的贪婪。自此以后，就有了“九一八”，有了“七七”，军人们的欲望无穷无尽，且长江后浪推前浪，越来越难以遏制，连“老前辈”石原最后都落伍了。

可是强盗也不是那么好做的，还未到达目的地，松本就有了这种体会。

熊本气候温暖，与东北完全不同，第二十三师团的官兵大多不甚耐寒，但他们开赴东北时，正值寒冬，到处冰天雪地。士兵们靠近窗户呼出的气，马上就会冻成白冰，松本在观看窗外时，都不敢把脸靠车窗太近，唯恐鼻子被冻到玻璃上拔不下来。

到了海拉尔更要命，当地晚间气温常常低于零下四十摄氏度，师团的医务室天天“门庭若市”，被冻伤或因寒冷引发其他疾病的伤号络绎不绝。

由于伤号太多，屋外又过于寒冷，第二十三师团不得不推迟野外训练计划，就在这一时期，松本有了与诺蒙坎的第一次接触。

别的部队怕冷可以窝在屋子里，只有搜索队不行，外出侦察是他们的本分，哪怕被冻成一条条僵尸也得出行。因为哨所报告蒙古军时常“越界”，小松原便临时从搜索队抽了二十多人，前去诺蒙坎进行侦察。

松本作为军医随行，那次侦察行动让他遭了大罪。

去的时候是拂晓时分。海拉尔至诺蒙坎一带，昼夜温差极大，一早一晚的气温都低于零下四十摄氏度。松本跟侦察兵们挤一块儿，乘的是顶上没篷子的大卡车，这时天上下着大雪，地上刮着寒风，简直是在受酷刑。没过一会儿，松本就感觉全身都被冻僵。

偏偏目的地还不是一会儿就能到。诺蒙坎除了哈拉哈河东岸那一块湿地外，植被非常稀少，抬眼望去，全是一座座绵延起伏的小沙丘。这些沙丘千篇一律，很难作为自然地标，行军时，要保持一个易于确定的参照物或不迷失方向，是件十分困难的事。

整整颠簸了三个多小时，不知走了多少冤枉路，总算到了哈拉哈河附近。一些侦察兵拿着望远镜前去侦察，松本站在卡车上待命，可怜他已经被冻得迷迷糊糊，手脚麻木，连意识都有些模糊了。

那些侦察兵大概常年在外，挨冻受累惯了，竟然没有一个人叫苦。大家都不说，松本也不好意思再说受不了的话，他只好在卡车上一个劲跺脚，活动身体，同时不停地咀嚼冰糖，这才缓过劲来。

那是3月份的事。到了4月，第二十三师团真正开始进行野外训练，经过一个月的适应性训练和恢复，病号减少了三分之二，松本对严寒的承受能力，也比先前要好了许多，可是诺蒙坎仍让他心有余悸。

当进军诺蒙坎的动员令传到卫生队时，松本既紧张又不安，不知道这次诺蒙坎会给他什么苦头尝。

1939年5月22日，卫生队一大早便尾随山县支队出发。这支随军卫生队由卫生兵、担架兵、辎重兵组成，临时队长就是松本本人。

早上的呼伦贝尔草原天气晴朗，气候宜人，似乎突然换了一副面孔，卫生队成员们因此心情轻松，路上笑声不断，犹如小学生郊游一样。

乘车抵达诺蒙坎的日军士兵。

野战部队均由师团汽车队负责运送，而卫生队全是跟着运输马车步行，因此前后很快拉开距离。5月22日午后，搜索支队、山县支队率先到达了诺蒙坎。

按照小松原的要求，山县没有马上接战，而是一面隐蔽作战企图，一面进行地形和敌情的侦察。

在陆军按兵不动的同时，空战的锣梆已经提前敲响。继日军航空兵击落苏军侦察机后，双方战斗机面对面地展开了首次交锋。

当天，苏军出动了伊-16战斗机群，“燕子”们在诺蒙坎的上空比翼齐飞，日军应战的是九七式战斗机，代号Ki-27，简称九七战。

一场对攻下来，苏军落败，伊-16不是被击落，就是被击伤。意识到对手来者不善，苏军迅速将第二十二驱逐机团调到蒙古东面的图们机场，以与日军航空队相抗衡。

第二十二驱逐机团拥有二十八架伊-16和三十六架伊-15。伊-15俗称“黄莺”，这是一种老式的双翼机，但其优点是发动机功率很大，能在空中停留很长时间，理论上应该比“燕子”更适合空战。

可是理论只是理论，实战中，“黄莺”显得很是笨拙。在5月23日发生的新一轮空战中，苏军一个战斗机大队全军覆没。

通过空战和对地面机场的侦察，日军航空队发现了苏联空军的大幅度增兵趋向，并由此判断，当时苏联战机的数量已经超出日军。

关东军司令部真有个好婆婆的样，为了帮助第二十三师团取得制空权，植田第一时间便下令再增派一个飞行战队，在海拉尔组成第十二飞行团，其中第十战队为侦察和轻轰炸机战队，第十一、十二战队为战斗机战队。

5月24日，第十二飞行团长东荣治少将奉令从哈尔滨进驻海拉尔，对今后的空中作战进行统一指挥。

东荣治一到海拉尔，便着手建筑野战机场群，部署空、地勤部队，摆出了放手一搏的架势。5月24日这一天，日苏飞行员们再次在诺蒙坎的空中展开惊心动魄的大血拼。

苏联空军预定以战斗机大队的形式，组织“燕子”与“黄莺”联合作战。因伊-15飞行速度较慢，伊-16大队提前到达了集合空域，可是等了很长时间都不见伊-15大队的踪影。没有同伴联手，伊-16大队也少了底气，于是决定返航。

即便在返航途中，仍没有遇见一架伊-15，飞行员们又惊又疑。直到回到机场，一查询他们才知道，伊-15大队在前往集合的路上，已遭到日机攻击，所有战斗机一架不剩，全部被击落！

苏军遭遇到了参战以来最为惨痛的一次失败。其实他们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日本航空兵原先只在关内与苏联志愿空军交过手，但当时的战斗规模很小，也因此对苏联空军的实际作战水平并不掌握。大动干戈的诺蒙坎空战，迫使双方都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航空兵们这才感到苏联空军不好对付。

苏联空军的失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并不是败给对手，而是败给了自己。空军系统中展开的肃反，包括苏联空军主任、副主任、远东地区空军主任在内，苏联空军中四分之三的高级将领遭到清查，最早一批掌握先进空战思想和指挥能力的人被扫荡一空。

到诺蒙坎空战爆发时，只好由一名少将临时主管空军。由于调配无方，空军上层机构重复而臃肿，指挥体系混乱，很多有经验的老飞行员被分配给各级陆军使用，没有能迅速集中起来。直接在前线作战的多位年轻飞行员，他们受到的飞行训练质量很差，缺乏这种高强度空战应具备的飞行技术和战斗技能。

反观日方参战的第十一、十二战队，航空兵们均是通过“精兵主义”训练出来的老手，飞行时间多在一千小时以上，同时还具备较为丰富的作战经验。

第十一战队参加了许多较大规模的侵华战役，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到长城抗战、七七事变，由此得以培养出一批以筱原弘道为代表的王牌飞行员。

筱原弘道的飞行和格斗技术熟练刁钻，在前两轮诺蒙坎空战中，他因一人击落九架伊-15而一举成名，是关东军直至日本陆军航空队的头号王牌。

第二十四战队的突出之处则是战队的指挥能力，其战队长原来供职于陆军航空本部，两个中队长也都是飞行教官出身，空中指挥游刃有余，特别善于抓住战机。伊-15大队还未到达集合空域，便遭到日机全歼，恰如其分地反映出双方在指挥能力和应变上的差距。

短短两天之内，两个战斗机大队先后覆没，给苏联空军造成了沉重打击，飞行员们的士气陷入低迷之中。

5月24日，松本卫生队前往诺蒙坎的行程才进展到一半。

在被主力甩开后，已没人给卫生队带路或指引方向，他们只好硬着头皮，沿草原上留下的车轱辘印往前挪。

卫生兵不是野战兵，野外长途拉练并不是他们的强项。行军队伍中，笑声渐渐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人人脚上磨出的水疱，以及背包的压力。这个时候，松本倒宁愿坐在卡车上冻一冻，毕竟三个小时的熬煎总好过三天的折磨。

看到运输卡车从身边不停掠过，却不能捎上自己一段，卫生兵们牢骚满腹，有人忍耐不住，朝着卡车的背影破口大骂：“混账王八蛋！”

呼伦贝尔的气候开始慢慢显露出它的狰狞。中午气温超过三十摄氏度，士兵犹如在烈日下被烤人肉串，每个人都汗流浃背。卫生兵们所带的水壶摸上去滚烫，连壶里的水也跟烧开了差不多。可是到了晚上，气温还不到十摄氏度，大家又被冻到四肢僵直，早上起来便浑身酸痛，怎么爬也爬不起来。

一边是火焰，一边是冰窖，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难受的了。尤其是到最后两天，水壶已空空如也，士兵们一边走，一边朝着天大喘气，仿佛一群被冲到岸边脱离水面的鱼。

卫生队22日出发，26日才到达诺蒙坎，中间整整花了四天时间。在野外宿营地，他们意外发现了一条小河，众人也不管水能不能喝，就像牛一样趴在岸边，咕嘟咕嘟地把自己给灌了个饱。

松本感觉是小河挽救了他和整个卫生队，灌下肚子的水“从脑门顶一直甜到脚后跟”。

1939年5月26日，小松原师团长离开海拉尔，前往诺蒙坎进行检查。

这时关东军高级参谋辻政信已坐镇海拉尔。在小松原动身出发之前，辻政信亲自越境做了一次侦察，以避免再出现“六十人”那样的错误，回来后，他用肯定的语气告诉小松原，经过他的反复侦察，确定河东的苏蒙军只有四百人，而且没有什么重武器。

辻政信看得起中国兵，并不表明他就看得起苏联兵和外蒙古兵。他曾说过，假如持相同武器，日本兵排第一，中国兵排第二，苏联兵充其量位居第三。

按照辻政信的计算公式，日军只要派一个一百多人的中队，就能轻松搞定四百人的苏蒙军——老大打老三，那是十个指头捡田螺，十拿九稳的事。

听到这话，小松原更加信心满满，他派去打仗的可不止一个中队，如此说来，绝对干得过。

小松原到前线后，先是检查了备战情况，接着又听取了前敌总指挥山县联队队长的汇报。根据部队到达和准备的进程，山县把进攻时间确定在28日拂晓。

见已万事俱备，小松原当晚便放心地返回海拉尔。

1939年5月27日晨，日军继续向被作为集结地域的将军庙前进。这时的日本兵个个精神抖擞，就连向来“胆子小、皮儿薄”的卫生队都端出了“皇军之花”的架势，大家根本就不把苏蒙军放在眼里。

卫生队队长松本也是如此，但当部队到达将军庙时，一幅情景令他大为震撼。

墙壁上有一个大窟窿，能分辨出那是炮弹打出的贯穿洞。显然这颗炮弹不可能来自日军，而只会出自哈拉哈河对岸的苏军。松本到底没经历过真刀实枪，一看到窟窿，浑身忽然止不住地颤抖起来。

日军有炮，苏军也有，而且可能更多更好……

5月27日对日军而言，原本是个值得庆祝的好日子。三十多年前的这一天，日本海军以少胜多，击败了庞大的俄国舰队，为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奠定了基础。

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谁都这么想，可并不是次次都能做到。将军庙的这个窟窿给松本造成了不祥的预感，让他重新陷入恐慌和不安之中。

野战部队可不在乎区区一个窟窿。通过这些天来的地面和空中侦察，山县得知，在哈拉哈河东岸仅进驻了两百名蒙军，而诺蒙坎集结的日伪军达两千多人，十比一，进攻优势十分明显。

在诺蒙坎与日军作战的外蒙军士兵。可以看到，外蒙军从服装到武器装备都沿袭苏军。事实上，其编制体制、教育训练、作战理论也都与苏军如出一辙。

一提到进攻，山县跟张鼓峰的尾高有着一样的思维定式，那就是要实施迂回，其战术部署是：搜索支队负责从侧后进行迂回，以阻断苏蒙军向河西的退路，然后山县支队从正面推进，双方合围后对苏蒙军予以全歼。

松本见到个窟窿就吓得直抖，山县的前方却已经是胜利在望——教科书和作战条令上都说：“敌军只要后路被袭，马上就会全军崩溃。”

1939年5月27日午夜，东八百藏率搜索支队率先向东岸的川叉进发，前为骑兵中队，后为战车中队。

日本受国力和资源条件，特别是缺乏优质钢材的制约，所制造的坦克战车数量有限，每个主力师团只能配属一个战车中队。各师团都把战车中队当宝贝疙瘩，可是到了战场上，又总也解决不好步车协同的问题。

在日本陆军中，奉行的是“大步兵主义”，步兵让坦克围着他们转，坦克兵则反过来抱怨步兵进攻时跟不上，或跟上了也对坦克保护不力。由于战车中队和步兵联队怎么也拧不到一块儿，第二十三师团便索性把战车中队编进了搜索队。

战车中队共有十二辆坦克，其型号为94式，属于轻战车范畴，被称为“土豆坦克”。让它担任机械化的轻骑角色，倒也算适合，尤其在侵华战场上，由于中国军队的反装甲火力十分薄弱，土豆坦克曾得以大行其道，从最早的淞沪会战到当时的武汉会战，都能见到它耀武扬威的身影。在那种几乎无敌的情况下，日军内部为节约子弹，甚至禁止使用车载机枪，坦克兵只好探出炮塔，用所携带的骑枪进行射击。

根据第一次出击的经验，外蒙军似乎也没有什么反坦克装备，区区几辆坦克，便把外蒙军冲得稀里哗啦，现在战车中队倾巢出动，还不得把他们给吓得尿炕。

东八百藏也得到情报，说在前线发现了苏军坦克活动的迹象。面对苏军坦克，战车中队自然就没那么欢腾和不可一世了，但东八百藏对此并不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