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征军中有人曾这样回顾傅宗良的穿插作战：

傅宗良方案既定，便于1月6日命第二营营长窦思恭指挥所部（第6连邱中岳部随团部行动），在康道占领阵地守住渡口保护渡河器材，搜寻警戒，直接归孙立人师长指挥。另令第一营为前卫，团部、直属部队和第6连为本队，第三营为后卫，即从康道渡过大奈河，然后沿其南岸，爬山过岭，挥刀开路，向打洛秘密前进。因途中于1月9日在20R路标处进行休整，并实施空投补给，遂使部队行踪被日军侦知。

1月11日下午，在空投场西边担任警戒的第三连前哨遭到日军一个排的偷袭，傅团长即令第6连向西北方向1176高地搜索，该连尖兵排长吴如冈在一条谷地里发现日军的足迹和粪便，因足迹到此为止，判断日军可能是从左前方小径上山去了，以致谷地足迹消失。连长邱中岳得报后即赶来侦察，见半山间出现猴群正沿小路上山，遂尾随猴群上山，将近山顶猴群纷纷上树，邱中岳观察猴群动向及四周环境，判定山顶有日军，遂令吴如冈排停在现地严密警戒；另派第一排向山后迂回，走在先头的两名侦察兵，刚由半山腰起身向山顶上爬，便遭到隐蔽在山顶上日军的狙击手射击当场阵亡。连长令第一排占据半山腰断敌后路，并吸引敌人的火力，以便吴如冈排从右翼去包围山头的敌人。在迫击炮火力支援下至13日晨，将占据1176高地北端之敌小队长井泽觉中尉以下官兵39名悉数击毙，缴获轻机枪三挺、掷弹筒三具、手枪一支、步枪20支。邱中岳连也伤亡班长张孝宗等七人。

日军记载中，把这一战称作“湾曲之战”。因为大奈河与百贼河合流之处，恰好有一个大大的弯曲。井泽中尉指挥的是第三大队在这里派出的警戒分队，他们奉命在大队主力北面远端建立一个警戒阵地。由于新22师部队多是百战老兵，这个警戒分队的日军无一幸存。从缴获的报告看，虽然他们发现了第65团的行动，但是因为警戒阵地在拉加苏后方整整九公里，日军误以为来袭的是少数中国渗透部队，因此连警报都没发出，试图靠自己的力量清理这些胆大包天的中国狙击兵。估计日军对于在如此隐蔽而险峻的阵地被奇袭一定十分纳闷，到死恐怕都在琢磨中国人怎么摸上来的。当然，他们肯定想不到是猴子给中国兵带了路。

当傅宗良的部队在康道渡河的时候，井上咸大尉所属的第55联队第三大队正在拉加苏进退两难。根据他在《大奈河湾曲部的战斗》一文中的记述，日军是得到当地那嘎族人传来的“凶报”，才得知井泽分遣队全军覆没的消息。井上咸是这样回忆随后的战斗的：

“敌军重兵从未曾预期的方向突然出现，冈田大队长将部队一分为二，在拉加苏方向留下了第8中队（中队长福田秀良中尉）与中国军队周旋，将主力回收，向敌军渗透的方向疾进，迅速控制百贼河南岸高地。当时大队的兵力，前一年经过改变从四中队制改为三中队制。将福田中队留在拉加苏附近后，就算加上机关枪中队和大队炮兵队，和敌军对阵的总兵力也不算充裕。”

拉加苏之围不攻自破。

虽然如此，日军大部队的增援还是拖住了第65团的脚步。

由此可见，在有地形依托的情况下，日军的抵抗还是十分顽强的。史迪威的平推战术，在丛林战中并不是很好的选择。史迪威是个明白人，他自己其实也对这样的战术颇为怀疑，在布置攻击任务的会议上，他把这个战术称作“掏耗子洞”——日军一个个部署在丛林中隐蔽而密集的机枪巢，正像一个个耗子洞，这个活儿可不轻松，中国人不愿意干，美国人，更不愿意干。

也许他布置这样的战术，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更有效地消灭日军，而是防止他的中国部下回避战斗。只是远征军将士的表现，让史迪威后来赞扬中国有最能吃苦耐劳的战士，只要给他们合理的装备和训练，他们即使不能比美军打得更好，也至少不会比美国人打得差。不知道几年以后在朝鲜长津湖畔被志愿军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美国兵，会不会想起史迪威的这个评价来。

信任的建立，也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也是相互的。从于邦的孙立人到百贼河的傅宗良，中国人在用自己的战绩建立着这种信任。史迪威也在同样努力地建立着这种信任——新平洋小盆地上新修了一个小型机场，天天都有联络机在此起降，里面坐着情报员或联络官，有时孙立人等将领也会随机视察前线，而返航的飞机通常则会带回危重伤员，伤员一下飞机就马上住进这里的总部医院，许多伤员就是因为跑赢了流逝的时间而得救。这种情景，几十年后很多远征军老战士依然记得，这种从未有过的待遇赢得了他们的好感。

在和傅宗良对峙的时间里，日军紧急调动后方的补充兵充实到第一线。然而，井上大尉看到，这些本来正在进行训练的补充兵因为仓促上阵，用的都是充作教具的老式步枪，这些枪因为太过陈旧，连枪上的菊花徽都被拆除了。这些日军补充兵的枪有些不得不用麻绳拴着挂在脖子上。一次双方小规模的战斗之后，被迫后撤的日军看到中国兵拿着这样的枪哈哈大笑。

正常情况下日军一个大队的战斗力要超过国民党军一个团，豫湘桂战役甚至能够打中国军队一个师。但那指的是中国战场上连中正式步枪和巩县兵工厂出产的手榴弹都配不齐的中国军队。像第65团这样连长、排长都带着航空地图，随时可以呼唤飞机来轰炸的中国军队，这个概念显然不适合。

井上咸大尉产生了一丝不祥的预感，其后，不祥的预感得到证实。1月25日，中国的春节那天，中国远征军部队突然出现在日军前进阵地和主阵地之间，并将其切断。井上咸大尉如此回忆当时的情景：

“长尾中尉指挥的前进阵地与本部之间被敌军侵入，双方的联络中断。与此同时，敌军大部队绕过正面阵地，从阵地东侧南下，包抄我军侧背。看到这种战局，大队的指挥官们立刻意识到必须尽快打通与长尾所部的联系，带上他们迅速后撤，否则难免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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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胡康河谷西口后，向孟关边修路边前进的远征军部队。

插入日军两部之间和迂回敌后的，为第65团第二营营长窦思恭指挥所部，他们本来留置在康道守护渡口，但全营求战心切，经傅宗良请示史迪威和孙立人，将该部作为生力军投入对日军第三大队的攻击之中。尝到迂回作战甜头的傅宗良，没有把第二营一千多名战士像添油一样加到进攻正面，而是命令他们穿过渺无人烟的原始丛林，向百贼河南岸日军阵地的后方穿插。

不过，此时，第65团的指挥权已经还给了廖耀湘，这位将军立即批准了傅宗良的计划。在国内战场，大多数国民党军队不敢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敌后穿插，第一是因为部队主官缺乏控制下层兵士的能力，第二是因为没有这样的技术。

在缅北作战的远征军部队，可算是当时国民党军中控制力最强的部队。以新一军为例，官兵的思想非常一致——为归国而战。能够有这样一致的思想，一致的向往，使这支部队产生了一种知道为何而战，紧密团结的灵魂，这恰恰是很多脱胎于军阀部队的其他国民党军所缺乏的。这个灵魂使新一军的战斗力在缅北发挥得淋漓尽致，也隐含了这支部队在内战中失去抗日战场上活力的原因之一。所以，新一军敢打穿插。同时，他们也有这样的技术。第65团第二营部队的军官都携带有精确的地图和高效指南针，可以在丛林中准确地找到前进方位。

经过三天艰苦跋涉，24日，第二营准确地抵达日军战线之后的攻击阵地。此时，天降霖雨，第二营官兵裹着雨衣保持静默。新22师使用了很多英军的物资，比如他们的雨衣就很特别——这种英军设计的胶布雨衣，既可以拼接起来作帐篷，又可以将背包放在里面，外面包上胶布雨衣投入水中可作浮具渡河。在日军看不到的隐蔽阵位，一些第二营官兵将雨衣连接起来搭成帐篷，相依而坐，等待天明发起进攻。

王楚英的回忆录中称，“拂晓时分，官兵们在晨曦中迎来了甲申年的正月初一，在一声‘战斗开始’的命令下，12门81毫米迫击炮和36门60毫米迫击炮、16挺重机枪、54挺轻机枪，以及其他轻重武器，便从四面八方射击，不约而同地向敌阵地猛烈射击，爆炸声、密集的枪声震耳欲聋。敌军乱作一团，伤的伤、死的死，极少数幸存的敌兵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

一个营就有近50门迫击炮，简直是让人瞠目结舌的火力密度。

王楚英的描述可以说真实反映了日军阵地上的混乱。井上咸回忆这次战斗说：“阵地遭到了几乎要摧毁一切的迫击炮集中射击，在这种情况下，孤立的前进阵地仍在顽强抵抗。但是，最终，残余的官兵不得不破坏或掩埋笨重的机枪和大队直属火炮，乘夜突围，与本部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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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的中国远征军士兵，他扛在肩上的是一挺缴获的日本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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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康河谷战场实态。这是一名中国远征军驻印军通讯兵，在他的身后是一个避弹坑，在他前面是一个缴获的日本钢盔。他正在利用战地电话与后方通话，他的任务是使部队主力能够随时发现敌人任何向我军侧翼的迂回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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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看这张照片，会发现这位笑得很灿烂的中国远征军战士腰上围的竟是一面日本太阳旗。

这一仗日军东乡、大桥两中尉战死，住江中尉负伤，人员损失很大。中方有两个毙敌数字，一个是280人，一个是691人。从日军兵力来看，前者的可能性更大。关于此战，井上咸写道：“强行突围的时候，无法动转的重伤员被留在战壕里，上面盖上一块帐篷，再压上草和树叶作伪装。面对这些伤兵不安的目光，突围的人员说：‘明天早上一定来接你们，请安静地等待。’实际上，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安慰他们。”

丛林战中，没有战友照顾的伤员大多下场凄惨。在胡康河谷战斗中，中国军队曾多次发现日军的尸骨堆，有的达到上百人，都是被遗弃的日军伤员，这些没有医药的伤兵在热带的丛林中大多很快死亡，遗骸被蚂蚁吃掉，留下累累白骨，令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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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林中被丢弃而死的日本伤兵，大雨之后就化作累累白骨。

这一次日军遗弃的重伤员，只能算这些白骨的一个开端。

王楚英称日军冈田大队长重伤爬到河边饮弹自尽。这应该是一个谣传，冈田是在孟关战役中阵亡的，此时并没有死。

然而，冈田却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和长尾所部会合后，撤退中的日军第三大队发现，通往打洛镇的道路已经被中国军队封锁，现在唯一的路就是穿过万塔格山中部的山口，退到北路的腰班卡去。

可是，日军刚刚向这个方向走，前面的路上，又出现中国军队的影子。从前进阵地突围的长尾中尉率部试图杀开血路，却被当头打了回来，自己也负了伤，大队部周围到处都是中国军队冲锋枪的枪声。

怎么办？冈田大队长必须尽快做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