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伯，这个名字看过《战上海》的朋友多半都很熟悉——汤司令啊。然而，随着史料的不断披露，历史上的汤恩伯，特别是抗战中的汤恩伯，其形象到底如何，不免众说纷纭。那么，我们就来谈谈这位汤司令吧。
先说用兵，有人认为汤在国民党军中是非常优秀的将领，窃以为这个评价有些过誉。
这并不是说汤全无军事才能，他受过相当完备的军事教育，而且在作战中颇有章法，并非纸上谈兵之辈。可是如果认为他在国民党军中属于超一流的战将也很勉强，评价一下，中上而已，逊于李宗仁、薛岳、白崇禧，又高于余汉谋、徐源泉、黄琪翔，大约上限可及卫立煌，下限接近刘峙的水平。他的作战水准平平，若说特点就是有一点“慈不掌兵”的狠辣。这在军中并非是缺点，平时的爱兵如子无疑非常重要，一旦上阵如果缺乏“慈不掌兵”的威严，也难以取得作战的胜利。
汤的局限性也很明显。首先是作为高级将领缺乏现代化战略思维，打防守永远是线性布防，缺乏纵深，对现代化战争不能很好的适应。南口是这样，河南是这样，厦门还是这样。其次是手里部队一多就乱套，不能有效地让处境不同的部队各司其职。指挥呆板，没有弹性，攻的时候一窝蜂，撤的时候没掩护——如果他指挥一个团这样全攻全守很好，可要是让他指挥一个兵团或者几个兵团也这么干，那一旦败起来就是不可收拾。胡宗南被称为大连长，约略和汤相似。和汤军团在河南的溃败比较起来，像廖耀湘在平满纳也是撤退，作出一个滚筒式的八卦阵来，虚虚实实，打得日军叫苦连天，那就精彩得多。
汤能够脱颖而出，应该说并不全在其军事才干，他的浙江人身份使他较早进入蒋介石的亲信圈子。他又善于写手本，得到蒋介石的欣赏，认为他是军政全才，以后把四省边区都交给汤未尝不是考虑到他这个才能。实际上汤的手本基本是心血来潮，纸上谈兵，他的政务能力还不及军事，在河南弄到“水旱蝗汤，河南四荒”的地步。这一点上，同样军事才能平平的陈诚就比他好得多，在恩施建立六战区，残破的鄂西被他经营得铜墙铁壁。东北吃了败仗到台湾，他搞土改的水平不亚于共产党。台湾人叫他陈诚伯伯，这和“水旱蝗汤”能比吗？汤还有一条特色是永远军容整齐，一脸剽悍。蒋介石偏爱外形出色的将领，所以对他自然青眼有加，反过来，陈明仁那样不修边幅的，再能打老蒋也看不上——说起来老蒋又不是拍电影的，长得好坏有关系吗？说笑话，梁兴初梁大牙在共产党打出万岁军来，要到老蒋那边干，恐怕得先整容把牙拔喽。
那么，汤恩伯在抗战中的表现如何呢？
汤恩伯的表现是一个典型的“人会变”的例子。
一般看法汤恩伯的抗战生涯是先扬后抑，前期打得英勇，后期一败涂地。其实真正的情况还要复杂。
汤恩伯最初参加抗日的时候，是不太让人瞧得起的。汤参加的第一次抗日作战是绥远抗战，那还是在七七事变以前，傅作义奇袭百灵庙，开我国摩托化作战之先河，震动全国。汤即派十三军一个主力团开赴百灵庙参战。
汤恩伯本身的积极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因为部队到得晚，没有来得及投入战斗，到达后反而受到大获全胜的晋绥军将领讥笑。汤恩伯当时为了显示自己的部队是精兵，且确实抗日热情很高，这个团出发时每人发料子马裤一条。绥远前线晋绥军作风传统俭朴，突然来了这样一支形状怪异的军队，遂将其戏称为“牛裤团”。
虽然“牛裤团”有点儿搞笑，但可以看出汤恩伯当时还是抗日心切的。
接着就是南口会战，这一仗汤打得的确是硬仗。当时南口方面的布防全被汉奸出卖给日军，汤部几乎没有军事秘密可言。在这种凶险的情况下，汤恩伯发挥了“汤屠夫”的优点，恶守南口，日军进展困难，主力被他挡在了关外。其时，北方抗日局势很好，大有分割日军的可能，傅作义部骑兵甚至已经东进，克复商都（全面抗战后收复的第一个县城）。这时，汤恩伯在南口的死守是很关键的。可惜的是，守卫察哈尔的刘汝明大意失荆州，没有认真布防，被日军突袭攻占张家口，突入关内，汤恩伯几乎失去退路，才从南口撤出。
抗战胜利后，有人写《抗日战争演义》，里面就有一章叫做“汤恩伯大战南口，刘汝明误失张垣”。刘汝明不干了，要杀了那个写书的，那作者也真机灵，马上改了个名，叫“汤恩伯大战南口，刘汝明痛失张垣”，才算没事。
汤恩伯在抗战中最辉煌的一页就是台儿庄会战。孙连仲正面死守之下，汤部二十军团从矶谷师团背后杀出。关麟征、陈大庆一班精锐，如狼似虎切断日军退路，只杀得日军掉头一直跑到绎县。被切断的日军据村顽抗，被汤部放火大烧东洋烤老鼠，痛快淋漓。（也有说汤并未放火，而是日军弹尽援绝之下效仿战国苏我氏焚宅集体自杀）第一次徐州会战中国大胜，武汉的民众纷纷欢呼李宗仁司令长官要把鬼子赶下海了，全国士气大振。
著名记者罗伯特·卡帕当时恰好在徐州前线，通过他的作品，“台儿庄”的威名天下传扬，照片上日军遗弃的累累坦克更记录了中国人英勇的战绩。
在台儿庄，汤恩伯也开始第一次受到了舆论的质疑，认为他存在见死不救，任滕县守军王铭章部殉难，以及对日军背后出击不够积极的问题。
也曾有军事历史学者谈到他曾经“用尺子一寸一寸的量过”当时的军用地图，观察汤部的行踪，结论是汤恩伯当时并无消极举动，而是尽了全力。
我个人的看法，这个阶段汤军的情况应该从两个角度分析。
第一个，就是汤恩伯出击矶谷师团背后，解台儿庄之围是否故意拖延。
这里面汤恩伯受到责难的原因是矶谷在汤恩伯的正面一度只放一个大队，而李宗仁屡次催促，汤恩伯始终未按照李宗仁的要求尽快出击。
个人认为，汤恩伯即便拖延，也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首先看看日军放一个大队阻挡十万汤军的做法。有人认为汤恩伯畏敌如虎，不敢进击，这或许是对日军作战特点不了解的一种看法。实际上日军以一个大队为战役中典型的完整作战单位，放一个大队在汤的正面，并不是期望它能挡住汤军，但足以拖住汤军，要迅速吃掉日军一个完整的大队并不容易。
瓜达尔卡纳尔战役，日军掩护全军退却，也只用矢野桂二一个大队，结果成功撤退。汤军就算战斗力强，还没有瓜岛上范德格里夫特的兵力、火力、机动能力。日军用一个大队牵制汤军，这个自信并不过分<b>。一</b>旦在日军还没有全力投入正面作战时汤军和日军这一个大队咬上，日军依靠其机动能力是很容易在平原上调动足够兵力和汤军交手的。
汤军出击的时机，可谓拿捏得相当好。晚一点，、台儿庄失守，汤就变成了锦州战役中的廖耀湘，早一点，日军还有余力掉头，只能打成顶牛，却不能战胜。汤军团出击，正是在日军一拳打出，手臂完全伸直的瞬间投入战斗，所谓致命一击，对台儿庄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我的观点只代表个人，但胜利者是不受责难的，对汤按照自己的节奏投入台儿庄增援作战，我想不应该太过苛责。
第二个问题就是救援滕县。
汤恩伯有没有力量救援滕县？我的看法他是有的。他离滕县并不远，守军甚至一度可以听到汤军的枪声，但他却越打越远，被戏称为“游动哨”。参看张自忠之救庞炳勋，汤恩伯显然是未尽全力。
这里面就要涉及到汤恩伯如果全力救援结果如何。
鉴于日军锐气正盛，汤部和矶谷师团正面交手未必能够取胜，但救援王铭章脱险应该可以办到。只是这样一来，第一，汤部要打一场硬仗，损失不会小；第二，汤部可能被粘在滕县，从机动兵团变成守御兵团。
从军事地图上看，汤恩伯的选择也有有利于整个战局的道理。三战区李宗仁所部可算大杂烩，兵力虽然不少，能作为机动主力的部队并不多。孙桐萱的鲁军在韩复榘死后奉命反击鲁南，大汶口战役显示攻坚能力不足，且韩刚死，这支部队的忠诚度还是个问题；邓锡侯、孙震的川军虽然勇敢，但装备太差；孙连仲善于防御，是北线支柱不可轻动；张自忠善于进击，但是在南线对付坂垣；樊菘莆善战但和李长官不和；滇军还在路上；沈鸿烈、刘镇东杂牌部队兵力不足，只能担任游击。
只有汤恩伯部，兵力雄厚，装备精良，最适合担任战役预备队，对日军进行进攻作战。如果汤部在滕县被粘住，李宗仁能够实施机动作战的部队还真不好找。
所以，汤恩伯保存实力，对于日后的台儿庄大捷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然而，理由是理由，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南口那个不计利害，拼死打硬仗的汤恩伯在渐渐消失。汤恩伯开始更愿意打“巧仗”，而其骄横跋扈的一面也开始暴露。滕县、台儿庄两战，汤恩伯的决定有他的道理，但都需要坐视友军的大量伤亡无动于衷。我的看法这不是一个巧合，而是汤恩伯心灵中冷酷一面的体现，坐视友军灭亡等待自己成功的机会，或许有时合于兵法，但不能不说其消极影响也是很严重的。汤恩伯一生崇拜曹操，曹操对于屠城和权术的看法未必不是他所暗许的。那么，牺牲王铭章还是牺牲自己，就很难说汤恩伯是从全局的角度还是从自己利益的角度考虑了。或许他很满意自己这种慈不掌兵的风格，但是从此以后汤部因为这种风格在战场上总是和友军格格不入，其中的利害，就不好说清了。
吞并王劲哉部，是汤在徐州会战之后作的另一个微妙的变化。
王劲哉是杨虎城部将，一二八师师长，归属汤恩伯军团指挥。汤恩伯乘机吞并王部主力，王率少量部下离开汤部，到湖北组建半独立王国去了。吞并王劲哉，开汤恩伯扩大实力的先河，表现了抗战中期开始后，汤恩伯对实力的渴望。为汤恩伯成为中原王写下一条暗线。
随枣战役，汤恩伯所部表现依然值得称道，李宗仁摆下口袋阵，汤恩伯和台儿庄一样担任包抄任务，在截击日军后退的战斗中斩获不少。李宗仁却回忆汤恩伯不听指挥，出击过晚，致使日军主力顺利东遁，认为如果汤恩伯及时出击“日军机械化部队在襄花公路上或许永无东归之日！”
李对汤的指责似乎有些过分，因为日军口袋外当时留有强大机动兵力。如果两面夹击扎紧口袋的汤恩伯，汤会腹背受敌，恐怕鹿死谁手很难说。当然汤恩伯也不是没有胜望。
可以看到，汤恩伯这时已经相当回避风险太大的战斗，且依靠自己的中央嫡系关系无视李宗仁的指挥，他要等到日军主力大部东撤，才出来捡便宜。日军被封闭的兵力少，他也就没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了。战果虽然不大，风险要小得多。
当然，打的还是胜仗，只不过汤恩伯的仗是越打越“巧”了。如果说抗战军兴的时候汤不乏以身报国的勇气，那么，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这种刚勇之气，也在渐渐衰微。这不是汤恩伯一个人的问题，要说，也可以算当时一个社会问题了。
汤恩伯身上的黑和白，就这样慢慢地发生着量变。
我以为可称为是汤恩伯真正的转折点的，是不太引人注目的一个战役——襄阳之战。
襄阳之战，指的是1940年的第一次襄阳战役，也就是枣宜会战中围绕华中重镇襄阳的一系列战斗，日军主力为第三、第三十九师团，中方第五战区正面主力为黄琪翔指挥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及第十一集团军一部。此战中国军队先败后胜，襄阳失而复得。由于枣宜会战中张自忠上将突出敌后血战殉国，一时震惊中外，襄阳的战斗因此变得并不那样抢眼。
但是这一战中，汤恩伯军团（以第三十一集团军为主力）的动向我以为颇反映了这位将军此时的心态。
会战打响之后，兵精粮足的汤军团作为第五战区首屈一指的精锐部队，如同以前几次会战一样，奉命担任战区战略预备队机动兵团，也就是说将作为反攻时的拳头使用。不过，此时的汤恩伯对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来说，大概有一点芒刺在背的感觉了。1939年随枣会战，汤对李的命令公开对抗，李耿耿于怀，有要法办汤恩伯的说法，但最终又拿带天子剑的汤司令毫无办法。
这件事汤李谁更有道理，至今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从军令角度李完全占理，汤骄悍、违令，但他给大家的印象是毕竟还能打仗，这给他增加了不少同情分。然而，枣宜会战中在对汤恩伯毫无处置的情况下依然将其隶属于李的部下，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试想，既然一年前李不能处置汤的违令，一年后李又怎么能指挥得动汤？！至少应该将汤恩伯调离第五战区以缓解矛盾吧。从军事角度，中国方面开战以前就是半身不遂，犯了兵家大忌。
抗战中期以后，汤恩伯多有这样独立于顶头上司的“厚遇”，这种情况并不一定是坏事，比如薛岳，他也有这样的待遇，也不乏和何应钦、白崇禧吵成一锅粥的情况。但是总的来说，他还是把自己的这种独立性用在灵活指挥作战上面，这种独立性一定程度上使白、薛从上下指挥关系变为前后方的配合关系。白对全局的掌控加上薛对当地战区的了解相互弥补不足，所以斩获颇丰。汤恩伯就有些不同，他得到这种厚遇后与顶头上司更多的是对抗而不是配合，近到襄阳战役的李宗仁，远到中原战役的蒋鼎文，没有一个能够指挥得动他，或者能够和他配合好。这就不能说都是他的长官有问题，汤自己也要找找毛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