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这次关东军撤退之狼狈可见一斑。按照独立混成第八旅团的传统，和八路军作战中，即便形势险恶，总是要把战友的尸体带走的，他们也一直做得不错。事后总结关东军这次失利，独混第八旅团方面除了提到关东军战法呆板、不熟悉八路军战术、警惕性不够高以外，就提到其战友情谊不足，怎么能把战友的尸体丢掉逃走呢？这样绝情怎能精诚意一，发挥战斗力呢？
独混第八旅团认为它的一个小队能救出两千关东军，关键就在于其老兵在几年和八路军的恶斗中养成的决不放弃战友，相互默契信任的配合。
其实独混第八旅团内部也未必真的那么融洽。同一章节，为了说明独混第八旅团战斗力强劲的原因，提到其训练的严苛，就讲到有初年兵患肺炎卧床，被伍长认为不够坚强，强行叫起来进行拼刺训练导致死亡的例子。对此，日军还振振有词地称为“自然淘汰”，只有这样严苛的训练，才能保障士兵在战场上的安全。
抛开日军的看法不说，从关东军仅仅带着战友手指退却的情况，就可以断定，马家峪之战的结局，并非如独混第八旅团所说的“解围”，而是来接应的日军带了关东军脱离战场“逃跑”而已。这逃跑，恐怕还是八路军放水，否则，援救的“二十四勇士”也不会一个负伤的都没有。种种迹象表明，八路的意图就是赶跑（或者说吓跑）日军，目标则瞄上了那些闪闪发光的掷弹筒和歪把子。
书中提到，日军此战“丢失兵器甚多”，只不过由于急行军没有携带重武器，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看来土八路此战捞了不少油水。日军联队长因此得到军部意外的奖励——陆军省出船票让其回国了。
此战，或许有人会认为八路军没有全歼日军，而只夺取了日军武器，是一个不成功的作战。然而，细细观察当时战场情况，恐怕这也是唯一的选择。
假如八路军有足够兵力，全歼这伙日军自然是最完满的结局。但在当时冀热辽军区的建制中，尚没有能够歼灭一个联队日军的足够兵力。有朋友认为，此战在八路军的记录中，可能是1943年5月的宽城子伏击战。假如是那样，参战部队只有十三团的半个团。（我个人对此存疑，因为宽城子伏击战虽然也打的是关东军，却是成建制的一个中队，结局是全歼，时间和战斗过程有些对不上。）日军损失惨重只是一开始被打懵了，如果日军清醒过来，只要集中一个大队的兵力来固守反击，八路军方面一时半会很难啃动这块骨头，这是华北历次和日军作战的经验证明了的。地形虽然有利，但抵消不了双方整体的装备差别，而且关东军毕竟不是吃素的，有个个都是神枪手之说，硬碰硬未必那样好拿下。
这种时候，既然吃不下，索性利用日军不明虚实的心理，虚张声势，将其吓跑。日军慌不择路，仓促间保命要紧，丢下来不及拿的枪支弹药给八路，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从后来李运昌所部到了东北抢好装备抢得其他部队眼睛都绿了的记载看，此人对这些油光光的机关枪有着特殊的偏爱。
记得小时候看《古生物世界》，提到北京猿人的打猎方法非常独特，是尾随剑齿虎一类猛兽，等它们扑倒咬死了鹿或者野猪，就一哄而上，发出刺耳的尖叫并挥舞火把。这种时候多半剑齿虎会被吓跑。于是，北京猿人就可以吃鹿肉了。
看来，如果日军醒悟到八路李运昌是用这样一种原始的战术来对付他们，不知道会不会被气得中风。
遭袭击日军联队的番号，《兵队的陆军史》中为了保护其面子未予说明，这也是因为这一节主要是介绍独混第八旅团的“光辉”作战经验。我查找了一些相关资料，但始终没有可靠的证据说明挨揍的关东军到底是哪支部队。不过，查到关东军主力二十五师团（九州部队）第四十鸟取联队联队长松浦诚之大佐1944年7月被召回国转入预备役。以日军习惯，只有犯了大错误，才会受到这样的待遇，这一条信息，与马家峪之战有无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h3>附一：潘家峪的复仇之战
</h3>
在影视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向阳用复仇的子弹击毙日酋松井。然而，鉴于当时中日双方战力的差别，今天的我们不免会怀疑，在当时真的存在这样痛快淋漓的复仇之战吗？
答案是肯定的，很多早期影视作品中的战斗，都有真实的来历。比如，在某部电影中曾经出现的日军对村民进行“机枪点名”大屠杀时，八路军部队突然从天而降，将日军击退，将村民救出。这样一段类似传奇的情节，其实也确实发生过。这段真实的战斗，就发生在山西晋城，而这支八路军部队，则是八路军358旅的一个团。假如今天去查晋城县的县志，还可以看到这次战斗的记载。只不过这次战斗因为八路军以救人为主，并没有像电影中那样给日军极大的杀伤罢了。
发生在1943年的“榛子镇之战”，也是一次这样的复仇之战。
“榛子镇之战”，发生在1943年8月（农历七月），是八路军冀东军分区第二次恢复基本区作战中的战斗之一。从规模上来看，它属于一场不大的战斗。因此，在中日双方的记载中，都并不是很受到重视。但假如审视它的意义，这又是一场非常值得纪念的战斗。
因为，这一战，是八路军为“潘家峪惨案”中死难同胞的报仇之战。
经过对照中日资料，这次复仇之战的前后，似可大白于天下。
潘家峪惨案，是抗战时期华北日军“三光作战”制造的典型惨案之一。中国方面的记载称“潘家峪惨案”:1941年1月25日（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日军调集了迁安、滦县、卢龙、遵化、丰润等五县的敌伪军，天明后不久，就包围了潘家峪。全村一千多的村民，也被鞭打着，赶进那所大院里。关上了大门，机关枪对密集的人群扫射起来，老乡整排整排地倒了下去。全村被敌寇惨杀者1035人（其中儿童妇女有658名），负重伤者84人，活着和下落不明者只剩303人。全家惨死者三十余家。烧毁房屋1100间。”
根据日方记载，实施这次屠杀的日军部队，是日军第二十七师团支那驻屯步兵第一联队第一机关枪中队，及丰润县伪军警备队，指挥官佐佐木中尉。
对这次惨案，即便于南京大屠杀多所推诿的日本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存在。原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参谋田墚曾就此提供证言，承认中方的记载。然而，近年来，日方却颇有些舆论对此进行“翻案”。参加过屠杀行动的原日军士兵片川三藏和筒中要之助在日本发表言论，以所谓“亲历”对潘家峪惨案的过程作出辩解，并称田墚的证言是谎话。然而，即便是他们的辩解，也无法掩饰这次屠杀的残忍，甚至使若干真相更加清晰。
根据这两名日本士兵的证言，日军对潘家峪村的袭击是“有预谋的”。然而，片川强调，这次屠杀“可能是佐佐木中队长单独决断的”，言外之意这是某个日军中级军官自行决定的行为。而对于屠杀的理由，则归结为潘家峪属于“敌对部落”，村民经常给八路军提供后勤，情报等支援，进行屠杀是“不杀人就会被杀，这就是战争”。而筒中在他的证言中则强调田墚的两点说法不符合事实。一个是日军的屠杀并非机枪中队人人参与。“机枪手为了避免遭到袭击，在村口的高大建筑物上警戒。（屠杀）是用步枪干的。”另一个是“村子比较小，搜出的村民只有大约三百人，没有一千人以上那样多”。
即便如此狡辩，片川也不得不承认“当看到那种场面（向村民射击）的时候，心中是‘军队怎么做这样的混账事啊？！’的惊讶”，而且，提到当时村中的干部约二十人并不是被集体屠杀的，而是拉到附近的河滩上枪杀。
日本右翼就用他们的证言试图为“潘家峪大屠杀”翻案——这就是他们的逻辑，仿佛用步枪就可以否定屠杀，杀害了三百人而不是一千人就不算屠杀（田墚的证言则说当时殉难者超过一千，因为当时临近春节，很多村民从逃难中回到村中准备过年）！
等待公正，恐怕永远都要等待，如果真的想要公正，莫如用自己的手拿回来。
榛子镇之战（这是日方的说法，中方称为“干河草村战斗”或“王店子村战斗”，因为这次战斗发生在这两个村子之间），打的正是日军这个在潘家峪进行大屠杀的“支那驻屯步兵第一联队第一机关枪中队” ！
当时，为了恢复此前被日军侵夺的冀东根据地基本区，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率八路军第十二团主力和地方区队，由滦河以东地区进抵丰滦迁地区，寻歼日伪当地驻军，力图夺回根据地。
李运昌，面貌温和，气质娴雅，黄埔军校的高材生，很难想象这位儒将在战场上却是个天杀星。当年，著名的游击英雄节振国刚到李运昌手下任职，为其儒将外表所惑，还曾经闹过一个笑话。当时节振国所部擒获汉奸十余名，按照审问结果当杀。但节担心自己刚当八路，不懂政策而过分严厉，于是千辛万苦一百多里把这些汉奸送到李运昌的司令部请求指示。
令他大开眼界的是，吃着饭的李运昌认真看完报告，把嘴一抹，很兵痞地喝道：“统统拉出去砍了！”
就当街砍了，血流满地。
反而是老粗节振国吓了一跳，回来说：“要是我判，也不过是枪毙而已……”
这一次，李运昌又开了荤。8月16日，侦察人员汇报日军一百多名从沙河驿出发，试图扫荡滦河以西地区（日军方面记录当时还不知道八路军主力杀回来的事情，认为当面对手是“土共”）。李运昌当即命令第十二团团长曾克林担任前敌总指挥，率部在王、干两村间设伏，坚决吃掉这股日军。
这一战，八路军上下打得特别坚决凶狠。
原因是从番号上，十二团已经发现这支部队就是潘家峪大屠杀的日军元凶。而十二团，正是大屠杀后进入潘家峪的第一支部队，被屠杀的村民的尸体，就是十二团收敛的。参加战斗的序列里，就有一个全是潘家峪子弟组成的“复仇团” ！
18日，日军果然进入了李运昌部预设的伏击圈。以下是八路军方面关于此战的记载（作者为第十二团第二营营长）:
上午10点多，敌人的车队终于大摇大摆地开过来了。我断定这是开路的伪军，没命令打。又一个营的伪军过去，后面是一百八十多个鬼子兵押着一百四十多辆运粮车。鬼子的后面又是伪军，大约有两个营。我指挥员屏住呼吸，紧紧盯着敌人的一举一动。等敌人的后队进入干河草村东，前队已进入王店子村中时，我命令六连向王店子出击，歼灭其先头部队；五连向干河草村东出击，攻打敌人的后队。六连迅速攻进王店子村内，与敌人展开巷战，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人仰马翻，乱成一团。伪军们投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
敌人先头部队与我军交战后，日本鬼子队长佐佐木二郎指挥鬼子兵跳下汽车，占领了干河草村东公路两侧壕沟。敌人利用沟边的土坎展开火力，我五连出击受阻，被敌人密集火力压制在干河草村东的开阔地上。时值盛暑，骄阳似火，热浪灼人，子弟兵们在战斗中有的晕倒，有的受了伤，还有的牺牲了。附近各村群众冒着枪林弹雨，从战场上抢救我们的伤员和中暑晕倒的同志。有的群众一口气背了十多次伤员，战士的鲜血渗透了他们的衣裳有的老乡冒着生命危险往阵地上送水、送小米绿豆汤，解救中暑的战士。
情况紧急，团长曾克林命令我二营全营发起冲击。特务连和“潘家峪复仇团”插到敌后，投出一颗颗手榴弹；一排长李学良绕到敌后重机枪的后面，一个箭步上去踢翻敌机枪射手，夺过那挺打得通红的重机枪。我营各连战士一跃而起，端着刺刀冲进敌群，一场短兵相接肉搏战开始了。
“潘家峪复仇团”的战士们，像一只只下山的猛虎，专门找鬼子官拼杀格斗。一个战士摔倒了，鬼子趁机扑过来，那个战士双腿猛地一蹬，鬼子摔了个四脚朝天。战士趁势跨上去，骑在鬼子身上，一手掐住他的脖子，一手握紧铁拳，像捣蒜似的一拳拳打下去。打一拳喊一声“血还血！命还命！”战士们带着满腔仇恨为死难亲人报仇雪恨，祭慰亲人们在天之灵。
战斗结束了，一百多个鬼子全部被消灭。谷子地里传出一阵欢呼声“杀人魔王佐佐木二郎完——蛋——啦——”这喊声震撼了大地，战士们闻声一齐拥向谷子地。佐佐木二郎仰面朝天躺着，他带队血洗潘家峪时获得的那枚六角银质勋章还戴在他罪恶的胸前。
复仇之战，果然酣畅。
根据日方在《晋察冀边区西边肃正作战》中的记载，八路军的战果有所夸大。此战，日军共计阵亡58人，伤百余人。第一机关枪中队被打垮，基本失去了战斗力，只得任由八路军在当地自由发展。
唯一遗憾的是，此战中被打死的日军代理中队长佐佐木高（日方记载中无佐佐木二郎其人）并不是执行潘家峪大屠杀的日酋。这个中队中，有两个叫佐佐木的日军军官。真正的凶手名叫佐佐木信三郎，日军中尉，就在一个月前，被转调回国了，以后去了缅甸，还参加了英帕尔之战。日本战败后此人逃过了盟军的审判，回到故乡青森隐居，一直到1979年10月才悄然死去。
这唯一的遗憾，大概也是此战最大的遗憾了。
<h3>附二：把伪军打出后遗症的李运昌</h3>
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
虽然黄埔生的牌子国共两边都很硬，但李运昌在抗战期间职位不算高，最初只是晋察冀十三军分区司令员，后期成为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要放在国民党中，也就是个XX战区第X路游击司令，最多算个少将。然而，李运昌却有一项其他抗战将领没有的骄人战绩——华北伪军被李运昌打得落下了后遗症，出门打仗不敢带军旗。
说到这里，就得说说李运昌的对手。因为日军兵力不足，1940年以后，在冀东和李运昌周旋的伪军比例大大增加，其主力就是齐燮元担任总司令的华北绥靖军。齐燮元，原北洋政府江苏督军，抗战后投靠日本，成为华北重要的大汉奸，1946年被枪毙于雨花台。他在华北依靠多年的关系影响，为日军建立了多达31个团的伪军（29个步兵团，两个炮兵团），就是华北绥靖军，又称治安军。
不过，齐燮元和八路军交手，一直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基本是如果日军来撑腰，仗打得就体面些，日军一走，就让八路追着打。其原因伪军士气不高，战斗力稍弱是其一，齐燮元自己能力有限也是其一。
这是因为齐燮元虽然也打过多年的内战，但其出身却是满清的秀才。这竖版书读多了容易头脑僵化，和多少年仗都打油了，青纱帐、地道战、地雷战一块儿上的八路对上，齐总司令不吃亏才怪。
说到头脑僵化，并不是对齐燮元的诬蔑。举个例子，伪绥靖军成立的时候，齐燮元最重视的一件事情，不是装备，不是训练，却是大修“武庙”，让伪军将领们去参拜，获得“精神上的力量”——自己也从中贪污。
武庙，历代都有供奉，以鼓励武将勇往直前，精忠报国，明初一度废弃，清代重建。武庙在北京德胜门内西大街，又名关岳祠，清代供奉关羽、岳飞。齐燮元开武庙，地方没变。然而，关羽忠烈千秋，岳飞专杀鞑子，这两位显然日本人都不能认可。理由很简单，影响不好嘛。于是齐总司令灵机一动，庙没变，神仙改了——主祀老武神姜子牙（老姜道：我何辜……），从祀挑了诸葛亮、张良（这二位：……），还有两个新增加的，一个是岳忠祺、一个是施琅，都是为满清效力的汉族将领。嘿嘿，这二位在满清都没有这样风光过。
不过，这样一堆大杂烩式的神主，对这帮有奶就是娘的伪军将领来说，如此的武庙能带来多少“精神的力量”，可想而知。齐总司令的迂阔也可见一斑。
更热闹的是，齐燮元还在武庙亲自担任授旗官，为每个伪军团授予了军旗。仪式十分隆重，每次冈村宁次都来参加。
就是这个仪式给伪军带来了想不到的烦恼。
1942年，因为李运昌部在卢龙、遵化等地活动频繁，威胁“满洲国”和关内的联络地带，齐燮元指挥所部伪军16个步兵团、两个炮兵团对李运昌部进行清剿。
不幸的是，八路是狡猾狡猾的，双方在迁安、丰润、玉田连续发生战斗，齐总司令却一直损兵折将，进展甚微。
1月3日，伪治安军第十团冒进至遵化刘备寨，和李运昌所部两天之内接连交火三次。第一次被歼灭一个营，第二次被打死了日本教官，第三次又被歼灭一个营，第十团几乎全军覆没。
歼灭就够糟糕的了，更糟糕的是打这个仗的是李运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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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皆兵的日军“讨伐部队”
李运昌何许人也？狡猾狡猾的八路里面他也要算最“狡猾狡猾的”了。历数此人战绩，马家峪抢关东军的掷弹筒，进军东北出关抢好衣服好枪好炮无数，这份“贼胆”让林总都眼红——这是个打仗从来捎带抢东西，不肯吃亏的主儿啊。
于是，这一仗齐总司令的装备让李运昌弄去不少，更惨的是连第十团的军旗都让李运昌拿去了——换李云龙这号土八路恐怕根本就不会把这个花里胡哨的玩意儿当回事，当包袱皮就给扔了。李运昌可是正牌子的黄埔军校毕业生，知道这玩意儿是干什么用的，当然不会放过。
事情捅到日本人那儿，第十团的这位崔团长可就倒了霉。
日军是非常重视军旗的。哪个部队被歼灭，旗手最后的举动总是焚毁军旗，不让它落入敌军手中，所以整个太平洋战争中，日军被缴获的军旗极少。日军认为那是军队的魂魄。
然而，对伪军来说就完全不把这个东西看的如此重要了。您想啊，这汉奸什么素质，又讲的哪门子魂魄呢？
但是，日本人却按照武士道来要求齐燮元了——也可能是死掉了日本顾问，心里气不顺，找不着李运昌找治安军来撒气。结果，这位崔团长被军法审判，按照丢失军旗的责任予以处决。
丢个旗子还要偿命啊。伪军各部不及震惊，第二个打击又来了。
1月13日，玉田县燕山口一战。这次齐燮元吸取教训，集中部队，不再分散攻击了，第三团、第四团，及炮兵第一团一部齐头并进，以为这次土八路没机会捣乱了。谁知此战碰上的偏偏是李运昌部的一位天杀星，冀东军区副司令员包森。这位以悍勇著称的学生将军，指挥八路军十三团利用治安军在果河沿渡河之机，强行分割包围打头的治安军第四团和炮兵第一团机炮营，一个回合就消灭了机炮营。包森的凶猛攻击吓住了断后的第三团。第四团只好和包森单挑，一场激战，第四团中校副团长蒋群和日军顾问阵亡，第四团团长汪古岳只身逃跑。
这一仗齐燮元亏大发了，不但损失了一个半团，装备损失也很大，丢了两门山炮、四门迫击炮、轻重机枪二十多挺、十万发子弹，都装备了八路军冀东军区，典型的李运昌风格。
而且，又把第四团的军旗给丢了。于是……汪团长也脑袋上挨了一枪，黄泉路上追崔团长去也。
这两仗打过之后，伪军算让李运昌打出了后遗症，从此出发打仗，都要把军旗留在家里，崔、汪两位团长用血的教训证明——这个累赘玩意儿整个就是催命符。
其实，或许并不是所有的八路都像李司令这样“贪得无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