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应对中国崛起，从摇摆不定到下定决心
从“利益攸关方”到“战略竞争对手”再到“假想敌”，十几年来，美国对中美关系的定位一直处在摇摆不定之中。而就在这一时期里，中国的GDP总量从世界排名第五，飞速攀升至亚军的位置，而中国的军费，正以每年占财政预算两位数的幅度递增。与此同时，太平洋地区也开始呈现让美国人担心大权旁落的迹象，由中国主导的中日韩东北亚经济和东盟“10+3”经济日渐脱开美国蓬勃发展。这使美国在以忧心忡忡的目光关注着中国体量的变化和肌肉的增长多年之后，终于停止了它对中国战略判断的摇摆，下决心对中国崛起的势头进行预防性遏制。这使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之强硬、举措之严厉，超过了自老布什总统以来的历任美国总统，甚至超过了以牛仔作风示人、主张“先发制人”的小布什。
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改变，与其说与奥巴马及希拉里的个人风格有关，不如说与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的恐惧，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发展最终将对其霸权发出挑战的担心有关。而对中国的高速发展对世界特别是周边国家产生经济向心力的忧虑，更使处在经济困境中的美国心急眼热。因此，当欧洲处在债务危机的泥沼中不能自拔，“大中东计划”在美国的战略棋盘上分量变轻之际，美国把其战略重心向东移动，拿出更大更多的精力应对中国，也就毫不令人奇怪了，唯一让人怀疑的是美国的意图是否可能得逞？
<h2>与战略收缩态势匹配的新军事战略</h2>
作为与美国国家战略的配套项目，2012年新年伊始，美国公布了新军事战略。对全世界来说，此次美国推出新军事战略，最大的变化就是改变了其长期奉行的战争实力原则，即从过去要求其军队在东西半球“同时打赢两场战争”，转变为“具备打赢一场大规模常规战争的能力”，同时在另一场可能同时发生的突发冲突中起到“干扰、破坏、威慑”的作用。对不到10年前还执行“先发制人”战略的美军而言，这可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美国奉行“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战争实力原则已经长达50年。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将原来的“大打、打核战争”的战争原则改为“同时打赢两场半战争”，即同时在欧洲和亚洲各打赢一场大规模战争，并在非洲或其他地方打一场小规模战争。这是“两场战争”战略的肇始。此后30年，在与苏联对抗的情况下，美军始终保持其对军队的这种能力要求。而今美国一超独大，却要把对军队战争能力的要求改为打赢“一个半”战争，这其中的缘由和变化耐人寻味。
应该说，这些调整不失为战略层面上的清醒之举。美国政府和军方当局正确认识到了当今时代的形势，认识到了美国实力的相对衰减，也认识到了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崛起态势，从战略高度确认了“太平洋世纪”的到来。这份新军事战略正是对这些变化的应对，其目标是给中国的崛起设置障碍，应对未来世界的挑战，从而尽可能延缓美国衰落的速度，延长美国的全球霸权。
对中国来说，美国新军事战略变化真正值得重视的首先是军事部署的重心之变。根据这一战略美军将减少在欧洲的部署，把重心转移向亚太。这表明美军现有的九大司令部中，太平洋战区司令部的地位和作用将大大提升。其次是在公开的军事战略中明确将中国视为假想敌，这在美国人的做法中，尚属首次。此前，美国只是将伊朗这样的国家明确为假想敌，而把中国和俄罗斯称为“战略对手”。
早在美国军事战略做出正式调整之前，美国就一直在为把中国“升级”为假想敌做各种铺垫。比如利用“天安舰”事件等突发事件，加强与日韩等国的军事合作。利用南海问题，拉拢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一些亚洲国家。美国的如意算盘是，利用乃至制造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为其重返亚洲铺平道路；而美国的介入又将进一步加剧中国与相关国家的紧张关系，强化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军事依赖，从而巩固美国在亚洲的政治和军事存在。
这一连串在美国新军事战略发布前完成的动作，使很多媒体自然而然将此次美国战略之变解读为单纯“针对中国”。但眼下，将中国列入美国的假想敌，还只停留在美国人的口头上。美国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还没有调整、加强的迹象。而调整本身也需要较长时间。这决定了在今后可以预见的一段时期，中美之间还不至发生直接的硬对。更重要的是，不宜过分狭隘地理解和判读美国新战略。作为一个全球霸权的国家，美国新战略有针对中国的故意，但绝不仅限于此。它是包含军事与政治外交在内的全球大战略，中国应只是它瞄准的一个重要目标而已。
不过，如果把美国的新军事战略仅仅看作是纸上谈兵、空穴来风，则又可能会犯弄假成真的错误。因为美国的每一次新战略的出台，都不会是纯粹的假动作，都有与之匹配的并使之得以实现的一整套操作方案。这一次，与美国新军事战略配套接轨的就是针对中国的“空海一体战”(2)（现已更名为“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概念”）——美空、海军联手设计的作战思想和作战体系。尽管该设计还处于理论层面且在美军中亦有很大争议，一旦实施势必也会受制于美军各军兵种之间的传统隔膜而不可能配合得尽如人意，但是，作为与美国新军事战略配套的具体方案，它仍然值得我们考察和研究。
从美军的设计原理来看，“空海一体战”是一个依托其亚太地区盟友、共同对付潜在敌人的联合作战计划。“联合”指的不仅是不同兵种的联合，也包括政治外交上的联合。美军希望借助这种军事同盟，克服在该地区遇到的所谓“距离障碍”。美国高调“重返东南亚”，寻求加深与菲律宾、越南等国的军事合作，可以被视为这一设计在外交层面上的实施和预演。
从纯军事角度观察，“空海一体战”并非新鲜货色，不过是当年北约为抵抗苏联的坦克洪流在欧洲平原上狂泻而设计的“空地一体战”的翻版。思路上基本没有新东西，表明美国眼下无论是空军实力，还是海军实力，都不足以单独应对它所设想的“假想敌”。于是，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和空军参谋部长才跳出军种藩篱，把当年的“空地一体战”理论拿出来，搞了个“新瓶装旧酒”。从它设想的作战样式上看，看不出美国人找到了什么好办法，在打击对手的同时，克服或掩盖其自身的软肋或弱点。而这些软肋或弱点，对这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来说，有可能是致命所在。不容否认，美军现在是全世界作战能力最强的军队，其强大就强大在其整体信息化作战能力和对太空制高点的控制上。但这种强大也恰恰构成了其最大的软肋，那就是信息化依赖。就一切信息技术都建立在芯片上这一点而言，避免这种依赖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为任何信息防护总是有漏洞的，无论是GPS系统还是卫星侦察系统，无不如此。美军的高度信息化使其无法克服信息化依赖的弱点，那么，任何对手要想破解其军事能力，这里就是突破口。
就此意义上说，美国强大的军事能力建立在非常脆弱的芯片上，就像美元霸权建立在今天已经非常脆弱的美元信用上一样。对于前者，如果你可以制约芯片，美国的军事霸权就会终结。而对于后者，如果你不信任美元，美元霸权也就将终结。
<h2>深度展望：这次是否真的衰落</h2>
显然，美国所有这一系列战略举措，其目的都是在维护美国的（包括美元的）霸权。要维护霸权，就必须阻止任何力量对其霸权的挑战，也才能延缓甚至避免美国的衰落。
但奥巴马政府或者它的继任者，是否通过转移自己的战略重心，打压一下可能的挑战者的势头，就能解决自己对霸权旁落的恐惧或让美国经济走出困境？确实让人怀疑。
数十年来，谈论美国衰落的话题几乎成了一种时髦的国际话语，但美国总是一次次从危机中脱壳而出，凤凰涅，让世人大跌眼镜。这使美国人有理由把关于美国衰落的话题讥诮为一种“神话”，也使美国人的自信心一次次被死里逃生的好运气涨满。
但是，这一次，美国还会有如此好运吗？
真正深入探究就会发现，美国的衰落，不是从这次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才开始的，相反，美国衰落的种子，恰恰是从此前一次次的死里逃生之后种下的。美国的衰落，不是一个会不会衰落，而是何时衰落、怎么衰落的问题。因为美国衰落是一个本质问题，金融危机只是一个信号，一个分水岭。美国衰落为什么不可避免？美国作为一个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的超大帝国，它是否可以避免所有帝国都大同小异的帝国抛物线？看一个帝国的兴衰，主要是看它的获利方式，也就是为维系一个帝国的生存，所采取的获取资源和能量的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恰恰在这一点上，美国所采用的输出美元从全球获利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印钞权的获得，使美国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如果它能够轻松地用印刷纸币从全球获利，那就没有必要再辛辛苦苦去搞实业，搞制造业。结果，由此开始的虚拟经济模式使美国产生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即产业空心化。今天，当美国已变成一个被贪婪和自信掏空的空心帝国后，奥巴马才为时已晚地提出要再工业化，意在恢复实体经济，但这基本上已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原因有二：一是20多年连续的制造业转移，美国制造业的产业链环境已不具备，丧失了制造业恢复的基础。同时，正如前文所说，由于美国经济增长，美国人的收益大大提高，美国现在人均GDP已逾5万美元。这时的美国人，谁还愿意干脏活、苦活、累活？二是回归实体经济与美元输出模式将发生冲突，这是它回不去的根本原因。一个向全球输出货币的国家必须保持贸易逆差，必须保持赤字甚至是双赤字，它才能获利。假如说美国现在痛定思痛，想要恢复实体经济，其前提就是必须放弃输出美元模式，这就意味着放弃美元霸权。如果放弃美元霸权，美国重新恢复实体经济不是没有可能，但这就需要美国放下身段回到正常普通国家上来，一个普通大国的地位，而不是一个超级大国，一个用金融权力维持霸权的帝国。而从奥巴马“美国决不当第二”的宣言看来，这是美国目前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它只有输出自己的产品，才能使自己处在顺差状态，而这又与美元输出模式直接发生冲突，因为货币输出必将导致大量逆差，同时意味着美国经济无法扭转为顺差。所以，只要美国还想保持向全球输出美元的霸权，它就退不回去，它就只能在虚拟化的以金融为主体的轨道上继续往前走。其结果就是让更多的人、更多的国家意识到，这个模式现在终将走到尽头。也意识到输出美元从全球获利的模式是世界上最大的“庞氏骗局”，这种骗局最后一定有它的边际，当边际不能供养中心的时候，它就一定会向心塌陷。美国眼下就面临着向心塌陷的危险，这是美国模式不可持续的最重要的原因。
在这一本质性问题得到根本解决之前，奥巴马所许诺的“再工业化”和“5年内出口翻一番”的目标，都将是画饼充饥。现在，5年时间已经过去，奥巴马为自己也为美国定下的这一目标，距离实现仍遥远。
进一步考察，我们之所以断言美国无法回归实体经济，是因为它在连续多年向外转移制造业后，其国内已无中低端制造业基础。据有关数据显示，美国在金融危机爆发前，70％的就业人口都已转向金融和金融服务业。这种情况下它就只能继续用金融商品换服务，或用服务商品换实物。而实物的来源地将主要是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仅以2011年为例，这一年美国创纪录地出现5500亿贸易逆差，其中对中国是2960亿，占比近60％。
这说明，如果美国“产业空心化”这一致命现实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扭转，美国的衰落就几乎不可逆转。这不是通过玩弄“压人民币升值”这种伪命题就能解决的。因为美元要获得“全球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这一地位（只有获得这一地位才能带来美元霸权），美国只能通过用绿纸换实物的方式向全球输出美元。这也就必然造成美国的贸易逆差。这一“特里芬问题”既是美元的天然优势，也是其天然缺陷。其优势是美国可以通过输出“绿纸”而廉价获得全球的产品和资源。其缺陷就是如此一来，美国只能使自己长期处在贸易逆差状态。这意味着美国即使不从中国获得产品（也就不存在美中逆差，当然也就谈不上操纵人民币汇率问题），也必须从其他国家获得替代产品，结果是仍然解决不了其逆差国地位问题，当然也就无从解决其国内民众的就业问题。那种自己脸丑怪镜子式的把自身的经济缺陷归咎于别国的贸易顺差甚至储蓄率太高的说法，对解决“美国病”于事无补。就此意义上说，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美国病”是本体性的，起码是结构性的，而不是一般的决策失误或监管不力。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一直在努力克服危机对其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严重削弱，尤其是努力摆脱全世界对美元信心下降的不利局面。美国的两任财长以及贸易代表、联储主席都站出来反复发出“美国经济正在缓慢复苏”的利好信号，从去年开始，美国更是不断传出一些经济强劲复苏的消息，特别是2014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指数突然达到4％，让全世界大吃一惊。很多人认为这是美国经济强劲复苏的信号。但仅仅几个月后，2015年第一季度统计显示，美国经济已下跌到2％。美国经济为什么如坐过山车一般，原因究竟是什么？这里的奥秘恐怕只有美国人知道。
经济学家喜欢说，现代经济是信心经济。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数据不好的时候，全球的投资人就会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前景缺乏或失去信心。那么，失去投资人信心的该国经济就会变得更加糟糕。美国人对这一道理的理解显然比任何国家都更深刻。因为今天的美国是个借债度日的国家，所以它比任何国家都更需要良好的经济数据，以吸引国际资本回流美国。这意味着美国人在经济数据上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以吸引国际资本。这也使美国的每一份显示其经济“强劲复苏”的数据，看上去都让人感到意味深长。今天，在争夺国际资本的问题上，各个国家和地区正在展开激烈的拼杀，美国和欧洲，美国和中国，美国和其他地区，数据之争，已成为重要的手段和工具。但任何经济数据，都只有站在真实的实体经济基础上，才有意义。让美国人倍感无奈的是实体经济振兴道路艰难，金融改革进展缓慢，就业问题的解决、市场的实际情况都不尽如人意，几轮量化宽松政策使用过后经济仍未见起色，反而让世人对美元兑水大为不满，更加担心。美国巨额国债又牵动国际关注，国家信用面临质疑，这些问题都无法令人看好美国经济的复苏前景。也就无法提振世界对美国的信心，无法恢复人们对美元的信心。
这一切使“美国衰落”话题，再一次回到世人议论的中心。对于一个缠绵病榻的病人，用治疗脚癣的药水去医治心脑血管疾病是不可能有效的。同样，用转移战略重心来解决美国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也是于事无补的。
也许，30年多年前保罗·肯尼迪关于美国衰落的预言，这一次真的会变成现实，因为站在帝国抛物线上的美国，已经越过了弧线的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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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也被称作“经济北约”，是目前重要的国际多边经济谈判组织，前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P4）。它是由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成员国中的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四国发起，从2002年开始酝酿的一组多边关系的自由贸易协定，原名亚太自由贸易区，旨在促进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
(2) 空海一体战（Airsea Battle；AirSea Battle，又译“空海联合作战”）是2009年底，五角大楼的战略研究人员提出的、旨在整合美国海空军战力并联合亚太地区盟友来共同遏制或击败潜在的区域性对手的海空联合作战的全新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