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不是最让斯蒂格利茨感到吃惊的东西。真正让斯蒂格利茨感到吃惊的是，在他当世界银行首席经济顾问的时候，发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美国财政部在国际上联合推行的那些政策与美国在自己国内推行的政策全都相反。在《不平等的代价》[18]中，斯蒂格利茨这样写道：“我们在国内反对社会保障体系的私有化，然而我们却在国外提倡它；在国内我们反对平衡预算疗法，因为这会限制我们在经济下滑时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但在国外，当其他国家陷入衰退时，我们却强调他们使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国内我们通过破产法保护债务人，并且给予他们一个全新的开始，但在国外，我们把破产视为对贷款合同的挑衅。”
斯蒂格利茨由于说了太多的真话，在他还没有任职期满的时候，就在时任美国财政部长强烈要求下提前退休。斯蒂格利茨所揭示的仅仅是美国人在其国内外经济政策上奉行的双重标准，还是仅仅反映出了美国人对于不同问题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都不是，这是美国人的精心算计，这种算计如果大白于天下，恐怕最坚定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也很难不把它称作阴谋吧。
为了使读者对美国及西方经济、金融领域弥漫的阴谋气息，有一个更宏观的了解，或者说，为了使每个非西方人懂得，这种阴谋气息不仅为美国独有，也许有必要在这里提及另一本书：《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19]。这本书的作者叫张夏准(5)，一位韩裔英籍经济学家。他在研究了近200年来整个西方发达国家获得财富的历史后，发现了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那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不管是哪个国家，在它们获得财富充分发达起来之后，它们定会像猫拉屎一样回过身把自己的屎掩盖掉，不留下任何痕迹，绝不让别人学它发财的办法，它告诉你的一定不是它的致富诀窍。这本书可以作为斯蒂格利茨重大发现的注脚。
更让美国政府无法容忍的是，斯蒂格利茨揭开了更大的秘密，他在参与亚洲金融危机的救助工作时，发现了一个若隐若现、协调一致的华尔街——美国财政部指挥轴心。其实施步骤是：由美国财政部指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织国际金融体系，踢开某一个国家的市场大门，然后让华尔街的金融公司浩浩荡荡趁虚而入。那么，类似的事情，华尔街和美国的财政部及美国的金融决策机构以前有没有联手干过呢？我们只需要调出一份美国历任财政部长和美联储主席、世行行长的名单，看看他们之中有多少人出自华尔街，就可以明白了，谁会相信除了斯蒂格利茨这一届所看到的这些事情充满阴谋色彩以外，其他的时候从来没有阴谋过？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
我们无法相信这些出身华尔街的高官们，他们变身为美国的政府官员后，就不再为华尔街牟利，就不再耍弄他们早已娴熟至极的阴谋。那么这些阴谋有没有针对中国使用过？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如果接受了欧美特别是美国的条件，按他们的要求制定自己的金融政策，就可以避免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的金融阴谋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对“阴谋论”这个词嗤之以鼻。你对西方政治体制下的金融运作抱有一种天然的好感和信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好感和信任不应该让你的良知忽略甚至忘却一个根本问题：商人的本性、资本的天性就是逐利。如果你的专业知识让你仅承认国际金融体制是有缺陷的，是不完善的，而不相信这些缺陷和不完善本身就和阴谋算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忘了西方的特别是华尔街的金融家们也是人，也是有着天然逐利本能的人，而一味地盲信教科书上的假定，把这些人全看作是“理性的人”，那么，你当然不会理解这些人在追逐利润最大化时，会做出多么疯狂的举动。
问题是他们的确很疯狂。否则，怎么理解这一场源自华尔街进而席卷全世界的金融海啸？我们不用去举更多的例子，只消看看世界上有些地方，一些很奇怪的小地方，比如塞班岛和泽西小城，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它们有什么资格成为离岸业务的集散地，成为开展重要金融业务的所在呢？就是因为它们可以逃税、避税，可以转移非法所得，可以把那些金融大鳄们巧取豪夺来的财富在这里化于无形，还可以把黑钱洗干净。
既然有这样一些地方，大量聚集金融家，包括美国金融家，这些人在这里游走得如鱼得水，你怎么会相信这些人是诚实无欺的守法商人，相信他们不搞阴谋诡计，两手清白？如果有人信誓旦旦地做出这样的断言，那他不是天真，恐怕就是有意在为虎作伥。现在，这些人和他们背后站着的那些国家正开始对中国30年打拼积攒下来的财富虎视眈眈。当针对中国的充满阴谋气息的金融战争，一点点临近中国金融边界的时候，除了未雨绸缪、早做准备、正面相对之外，难道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如果我们装作视而不见，并且不但自己视而不见，还要求我们的决策层也使用鸵鸟政策——有些人就是这样为我们的决策层建言献策的，不管这些人的本意如何，这样一种做法都在客观上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的种种金融战略行动形成了遥相呼应，里应外合，这不是为虎作伥是什么？
<h2>中国人的财富如何成为华尔街的盛宴</h2>
中国的外汇储备一度达到4万多亿美元，金融资产超过8.7万亿美元，在某些人眼里，这只曾几何时的丑小鸭，现在终于变成了肥天鹅。难怪有人半调侃半警示说，现在连中国人都有能力自己制造自己的经济危机了，比如我们的房地产泡沫、我们的股市泡沫。但实事求是地说，这些泡沫也不完全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制造出来的，近年来中国的楼市、股市泡沫，难道与欧美逼迫人民币升值没有关系吗？与国际热钱通过各种渠道潜入中国没有关系吗？今天，当经济全球化的列车呼啸而过的时候，美国和西方国家会发现，在此时打压中国是它们最后的机会了，这是设立对中国经济的拦阻线的最后机会。它们肯定会抓住这个已为数不多的时机。那么什么是在当下席卷中国财富最便当的方法呢？打经济战、打贸易战，包括跟中国在打火机和玩具方面玩玩贸易战，这些都是雕虫小技。要想一揽子席卷和没收中国人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庞大财富，除了金融战，没有更好的办法。
现在有一句话叫“天下围攻人民币”，为什么要围攻人民币？因为金融的浩劫才是一切浩劫中最恐怖的浩劫。日本前车可鉴，于是逼压人民币升值，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借口永远都会有。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体制、金融体制确实存在问题，但哪些问题是我们必须认识和解决的，而哪些问题是对方强加给我们的，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一一弄清楚的。
美国人非常善于打规则战，其实在金融战里，在阴谋论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规则战。美国束缚中国的最新一条绞索形成于2007年6月1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一项决定，对成员国政策的双边监督决定，这个决定最主要的内容是：它无须证明一个国家是否在操纵汇率，只要它的政策造成汇率根本性的失衡，或者大规模、长时间地造成贸易逆差或顺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可以认定你在操纵汇率。表面上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世界一视同仁制定的政策，其实是专门为中国量身定做的一条绞索，这个绞索正好适合中国人刚刚伸长的脖子。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对此提出抗议，但是抗议有什么用呢？当它变成一条规则的时候，你再抗议也得执行它，只不过看看你有没有本事，一边执行它，一边尽量躲避它对你的打击。但是你要想完全让这条绳索不套在你的脖子上，看来很难，因为你没有制定规则之便，你没有话语权。美国这样做，未免霸道，但是你对它无可奈何。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年日本被广场协议套住脖子之后，美国又用巴塞尔协议(6)套在日本人的脖子上，这些最终都成了要日本人命的夺命索。而同样的手段20多年后再次使用，对中国意味着什么？还需要我们挑明它吗？在两个相似的东西之间一定有某种内在的逻辑关联，我们可能无法举出确凿的证据，其实也没有必要举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美国和西方在一场针对别国的金融战中耍弄了多少阴谋，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逻辑论证这个问题，幸运的是我们的先哲发明了逻辑，逻辑使我们对那些一时无法用事实和证据加以证明的东西，起码可以进行推测和判断，这就使我们不一定非要跟别人一样，摔了跟头吃了苦头之后，才知道什么东西是错的，哪条路不能走，哪些人和事得绕着走，不一定非得自己吃一堑才能长一智，那样对拥有庞大财富的中国来说，付出的代价、交出的学费未免太昂贵。我们完全可以看别人吃一堑，自己长一智，这样中国的财富才可能不至于成为华尔街金融大鳄们餐桌上最豪华的一道大餐。
<h2>最寒冷的冬天正在来临</h2>
如果我们确信美元周期律真实存在，这是否意味着全球化经济史上最冷的冬天，就要降临了？
尽管也有人拿出了一些相反的证据，来抵消悲观预测给人们带来的疑虑，但我却宁肯接受：用悲观清醒的态度，警惕即将到来的冬天。
那么，这个冬天是怎样形成的，而它又将以怎样的方式寒彻全球？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洞察美国人的核心机密——金融大战略，当这一大战略的内核被层层剥开，令人瞠目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时，它一定会让每一个人都在叹为观止的同时，又心生骇然。你不能不暗自叹服美国战略设计师的精明和老到，在运用金融杠杆捍卫美元霸权或曰美国霸权方面娴熟的技巧和高超的手腕——把整个世界操弄于股掌之间，竟还能让你浑然不知！更让人叹服的是，这些美国“战略金融大师”们在世人的眼皮底下，把实实在在的阴谋玩成了阳谋，把明明白白的危机玩成了机遇，让你即使心知肚明也无可奈何，明知是火坑也不得不往里跳。我相信未来的世界金融史在书写这一段落时，一定会把它描述为人类金融史上的奇观。
看看这些美国人化危为机、“点石成金”的本事！
2008年，在把虚拟经济玩到花样穷尽时，终于在美国，而不是在其他地方，爆发了金融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随着雷曼兄弟等重量级金融机构的倒下，人们再次想起了一个“古老”的话题：美国衰落。甚至连我本人也认为这一次美国在劫难逃。
但是，仅仅6年时间，美国人就卷土重来了——虽然我坚信这仍然避免不了美国终究将在21世纪衰落的大趋势——但美国人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显示出如此超强的修复再生能力，还是令人生畏。
尤其让人惊讶的是，美国在其舞弄了近半个世纪的金融权杖上，刚刚嵌上了一颗最大最亮的宝石——全球金融监管权。要知道这是美国获得真正的金融霸权40多年来，即使在金融危机前的巅峰时期也不曾获得过的权力！
但是，美国人却以对金融危机反思纠错之名，轻松愉快地就把这个它梦寐以求的权力揽到了怀里。换句话说，美国人以道义之名占据了全球金融制高点。
金融分析师时寒冰这样写道：“仅仅1英镑，Libor（同业拆借利率）的掌控权就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权力交接。”[20]
攻下这一在英国人手中攥了30年的阵地之后，美国金融特战队长驱直入，“把美国的金融监管权扩大到海外，动辄对海外的金融机构进行调查，动辄处以数亿美元的罚款，这实际上是让全世界的金融机构在美国的监管之下裸奔！美国金融警察角色让它成为超级金融强权下的最大受益者”。通过时寒冰的描述，我们看到英国的巴克莱、汇丰、渣打，瑞士的瑞银、韦格林，再后面是德意志银行、莱斯银行、苏格兰银行、意大利裕信银行……这一长串猎物名单上最新上榜的是法国巴黎银行，一家接一家，在美国以金融调查为名的打压下，纷纷交清了罚款，亮出了白旗。
——这真是美国式的让人大跌眼镜的咸鱼翻生！
但美国人不会就此止步。或者说，这只是美国人化危为机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还将看到这盘大棋的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
2014年9月27日，美联储第一位女掌门耶伦已宣布美国结束QE，这意味着美国又一次关闭了泄洪闸，结束“量宽”。但多少人对这一看似只是个有始有终的金融动作可能带来什么后果有足够的警觉和认知呢？当“量宽”结束后，就像泄洪闸突然落下了闸门，下游的水流将骤然收窄，这意味着美国对全球的货币供应将一下子收紧，然后，美联储将祭出它在让美元由弱转强时的惯常手段：加息。于是，国际资本就会像被施了催眠术那样地大批转向，接踵涌入美国，去推高美国的债市、股市，让美元强势，让美国的资本市场进入又一波大牛市。
反观之下，其他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将因为资本在眨眼间断流而不可避免地陷入新的金融危机。
这时，如同我在前面提到的，美国人用金融大剪刀剪全球羊毛的季节就到来了。届时，有多少国家会因为事先做好了准备而能躲过这一劫呢？放眼全球，我看不到有哪个国家真正对这一恐怖前景了然于胸，从而备好应对之策。我们能看到的，都是些鼠目寸光之辈，在为一些眼前的蝇头小利争得你死我活。其结果，就是大家一起，有意或无意，为美国人剪全球羊毛，席卷全球财富，创造满足其最后一项条件的要素：地区性危机。因为，不管美国人如何高明，不管美元如何强势，它想要收割全球财富，其战略步骤的最后一步，都必定需要某一热点地区出现牵一发而动全球的危机。而危机一旦到来，美国人用美元收割全球的机会就最后成熟了。99摄氏度水温再加1摄氏度，沸点就到来了。危机，在这个时刻，就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危机带来的一片萧条之中，美国人像他们在阿根廷、泰国、香港地区、韩国、俄罗斯曾经做过的那样，以极低廉的价格，收割着所有遭遇危机国家和地区的优质资产……
在下一轮更长的被收割者的名单中，会不会添上中国的名字呢？仅仅是想到这一点，都让人不寒而栗！
有关数据显示，美国人摆脱经济危机的办法有三种：一是利用危机，二是提高汇率，三是利用科技创新带来经济增长点。在这三种办法中，利用危机脱困的比率高达60％。明白了这一点，还有什么想不通的呢？想想看，正如前所说，为什么随着美元指数周期开始走高，中国的周边如此密集地出现麻烦，从中日钓鱼岛，到中菲黄岩岛，再到中越南海冲突，这些随时可能由争端转化为地区性危机的事件，难道都是些孤立的、互不相干的小概率事件吗？再想想，美国人在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这样的大事件上都能隐忍下来，却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争端问题上咬住不放，甚至有意拱火，让东海、南海局面一再恶化，其背后究竟隐藏着多大多深的动机呢？如果我们不把它称为阴谋的话，又将称其为何物呢？
当我们看穿了美国的这一金融大战略魔术，再把它与时下中国周边骤然紧张的地缘态势联系起来看，特别是当日本政府逆历史潮流而动，公然以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名义，让日本拥有其久违了大半个世纪的战争权力之时，美国仍然以默许的方式给予支持。而这将使日本完全可能在钓鱼岛或中国周边某处海域，以武力制造一场地区性危机。这是否是美日之间一种更深的战略默契？或者把话说得文明些，这是否是美元指数周期律的又一个99摄氏度加1摄氏度的新例证呢？如果这一研判成立，那么，美国人想“重返亚洲”干什么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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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这一悲剧性的历史进程《里根政府怎样搞垮苏联》一书有详尽的描述。该书由新华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
(2) 这一过程在吉川元忠的著作《金融战败》中有非常深刻的描述和反思。
(3) “旋转门”：美国特有的政治名词，意指政府官员、智库和大学的学者以及商界名流之间的职位转换。如克林顿政府的前财长罗伯特·鲁宾曾在高盛工作36年，后来又担任花旗银行副总裁；小布什政府的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史蒂芬·弗里德曼曾担任高盛董事长。
(4)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以研究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史、统计学及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而闻名。1976年取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扬他在消费分析、货币供应理论及历史和稳定政策复杂性等范畴的贡献。弗里德曼是《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的作者，该书在1962年出版，提倡将政府的角色最小化以让自由市场运作，以此维持政治和社会自由。
(5) 张夏准，1963年出生，韩国发展经济学泰斗。他曾写过多本经济政策书籍，其中包括2002年出版的《踢走梯子：历史眼光下的发展策略》，这本书获得了2003年谬尔达奖（Myrdal Prize），被翻译成七种语言。他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担任顾问，还曾在乐施会任职。
(6) 巴塞尔协议，全名是资本充足协定（Cital Accord），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成员为了维持资本市场稳定、减少国际银行间的不公平竞争、降低银行系统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推出的资本充足比率要求。在1988年首次订立，并于2003年作出了第二次的修订。2010年9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管理层会议在瑞士举行，27个成员国的中央银行代表就《巴塞尔协议III》达成一致。日本于1989年采纳巴塞尔协议，但是，日本的银行自有资本比例一直很低，如果没有因股市飙升带来的庞大账外资产，日本的银行是无论如何满足不了巴塞尔协议对银行资本充超率不低于8％的规定。为了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规定，日本各银行在国际融资中采取了收缩政策。在日本股市泡沫破灭后，日本各银行的账外资产逐年快速下降，自有资金比例随之下降，使得日本各银行大规模缩减国内和国际的贷款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