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场战争导致拉美地区性危机出现，使全世界的投资人认定拉美已处在战争中，投资环境恶化，于是资本纷纷从拉美抽逃，从而彻底满足了资本撤出、回流美国的必要条件，最终引爆了整个拉美的金融危机。这时候美联储不失时机地吹响加息号角，使投资人别无选择地把资本投向美国，去追捧美国国债等美国金融资产，让美国人结结实实地大赚了一把，到头来美国人再用赚到的钱，回到哀鸿遍野的拉美，去购买早已跌到地板价上的优质资产。根据戚燕杰博士的观察，美元指数在1978年10月到1985年2月的6年上涨周期里，“从84.13涨到128.44，涨幅最大达52％”（另一说法与戚博士的数据有出入，即这期间美元指数从83.07一路上涨到164.75，涨幅近100％。）美元大涨带来的拉美债务危机使原本属于发达国家的阿根廷等国重新又成为了发展中国家甚至沦为落后国家。而美国人则利用美元指数涨跌的周期，完成了一次对拉美经济的洗劫。
有了这一番金融战争的经验，美国人渐渐在用金融手段打击对手方面，越来越得心应手。1985年9月22日，美国在纽约的广场饭店，联合西方五国压日元升值。日本人对此毫无警惕，以为这就是市场经济，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因为日本产品不断出口到美国，获得了大量顺差，美国人希望以此纠正自己的大量逆差完全可以理解。据说，时任日本财政大臣的竹下登胆气十足地承诺：“日元升值？OK，你说升多少？”结果一口气在短短几年内，把250日元兑换l美元，升值到了82日元兑换1美元，日元升值3倍还多。此举严重地打击了日本的外贸出口。到这时日本才发现上当了，于是决定化危为机，转过手来把出口产品变为出口日元，因为日元一升值，变得值钱了，正好用已经升值的日元去购买全球的资产，这一来，日本人又被升值的日元热昏了头，甚至叫嚣要买下整个美国，比如美国金融权力的标志——华尔街上的帝国大厦和美国文化权力的标志——好莱坞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但美国人很快又用“巴塞尔协议”——“银行准备金率不得低于8％”的苛刻标准，打败了日本人“堤内损失堤外补”的念头，结果让日本人一下子傻了眼：在军事上败给美国之后，经济上也再一次败给了美国。美国人从让日元升值开始，见招拆招，一点点刺破了日本的经济泡沫，直到1990年后，日本经济泡沫彻底破裂。按照日本的说法，日本经济失去了10年，接着又失去了第二个10年，现在日本正在失去第三个10年。
在“广场协议”(2)通过日元对美元升值的同时，美国人顺势扭转了日本对美国出口的顺差，并开始了美元的第二个下行周期。这仍然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开闸泄洪，大量的美元资本涌向了新的“泄洪区”——东亚特别是东南亚。一时间，东亚经济繁荣显现，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之说甚嚣尘上。东亚各国洋洋自得，以为自己真的完全是靠“东方人的智慧创造了经济奇迹”。日本人、韩国人更是纷纷向别国推销自己如何使用中国人的《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进行营销和管理的“成功理念”，完全忘了这一切不过是建立在充足美元流动性前提下的“沙上宫殿”。一旦美元流动性枯竭，海市蜃楼会瞬间消散。
<h2>美元之祸Ⅱ：东南亚金融危机</h2>
如果拉美金融危机是一次孤立现象，那就是小概率事件，也就谈不上美元指数周期律。然而，如潮汐一般准确，下一个周期如期而至。1987年，“黑色星期五”导致美国股市崩盘，美联储紧急宣布降息救市。由于救市及时，股市暴跌居然没有严重影响美国经济。此后，国际形势出现一系列戏剧性变化，特别是第一次海湾战争，打高了油价，打出了美元需求，美联储为应对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货币政策自然转向宽松，这意味着又一次开闸泄洪。这一次泄洪的目标是东南亚。“受惠”于美元的大水浸灌，东南亚乃至亚洲的经济开始繁荣，一时间“四小龙”“四小虎”如日中天。
在哪里“播种”，就要在哪里收获。1994年，由于担心通胀卷土重来，美联储将利率从3％提高至8％，美元指数在经过长时段的弱势运行后再次开始走强。这回美国把目标瞄向了被美元灌溉得风生水起的东南亚，但此时的东南亚没有爆发马岛战争这种可能，那也没关系，照样可以让它发生地区性危机。索罗斯和他的量子基金率领全球的对冲基金，冲开泰国金融的大门，逼使泰铢对美元大幅贬值，由此拉开亚洲金融危机的序幕，很快，危机开始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在整个亚洲迅速传导，从泰国到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到印尼、菲律宾、日本、韩国，最后一直传到俄国，整个东亚，唯有中国幸免。中国的幸免不是因为有先见之明，也不是因为防护严密，而仅仅是因为资本项目不开放。这一点成了中国的防波堤，使中国得以免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现在当我们回过头去看拉美和东南亚这两次危机，会发现这两次危机从路径到手法都如出一辙，呈现出某种周期性和规律性。换句话说，东南亚金融危机几乎就是拉美金融危机的重演：也是一开始美元放水，美元指数走低，大量的美元在东南亚铺开，使东南亚经济欣欣向荣。“四小龙”“四小虎”们由于获得了充分的美元的灌溉，长势良好。但好景不长，当东南亚经济向好之时，美国收窄了美元的流量，美元指数上升，东南亚经济随之捉襟见肘。这是金融衍生品市场上典型的投机手法的放大版——或可说是国家级别的金融投机。其步骤无外乎交替使用做多与做空两大技巧：通过先右手输出美元“做多”——开闸泄洪，为某国或地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催生这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繁荣；再左手吸引资本“做空”——关闸断流，让那些先前受惠于美元充足供应的国家或地区，因突然的流动性不足触发危机，从而使其在繁荣期创造的财富转化成资本，于危机恐慌中向美国回流。这种操控路数让美国从别国或地区的繁荣与萧条中多轮获利，且屡试不爽。美国人手掌翻覆之间，全球经济风云变色！当年拉美如此，今时东南亚亦如此。索罗斯的对冲基金打响阻击泰铢第一枪，引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投资人认定东南亚投资环境恶化，纷纷撤资。去哪儿？去美国，追捧加息后的美元资产，支持美国的又一轮大牛市，让美国人再一次大把赚钱，赚够了，又掉头返回已是一片狼藉的亚洲，去低价收购亚洲的优质资产。让世人记忆犹新的是，韩国大妈们摘下金戒指、金手镯、金项链，捐给韩国政府，以便换得更多的外汇，保住韩国的名牌企业不被美国人买走，变成美国人的资产。事实证明，这两次地区性金融危机与美元指数周期律非常契合甚至严重相关，与上一次美元指数上涨，引发拉美金融危机一样，这一次“美元指数”在6年左右的上涨周期里，即“1995年4月到2001年7月，从80.05涨到121.01，涨幅最大达51％……美元的上涨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及新兴市场货币大幅贬值”(3)。两相比照，难道不是很耐人寻味的事情吗？
<h2>金融海啸搅了第三次“剪羊毛”的美梦</h2>
从美元成为可以无限信用创造的纯粹纸币之后，市场经济就被资本的逐利无情地一次次逼到了死角，不撞南墙不回头。2000年，美国经济相继吹爆互联网泡沫和纳斯达克泡沫，次年，“9·11”更让美国经济雪上加霜，为力挽颓势，美联储无计可施，只能再次开闸放水，连续降息。此举直接吹胀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使美国经济一时间强劲复苏，但对通胀快速抬头的担心，又使美联储连续17次降息，其结果是一针刺破“看上去很美”的房地产泡沫。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了来势凶猛的金融海啸。对于已经把金融玩得很纯熟的美国人来说，很不幸，这一次没能玩好，美元指数的上升势头也随之消失。美国人不得不用连续7次释放流动性（小布什总统3次，奥巴马总统4次）的方式拯救自己，意味着美元又开始泄洪，这当然会加重本已在下行线上的美元指数进一步走低。这些凭空创造出来的大约3万多亿美元，一方面稀释了美国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缓解了美国的金融危机；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美国连续开闸放水，向全世界释放它的危机。凭空多印出来的美元，流向了中国等国家和地区，一方面充盈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流动性，另一方面也使这些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对美元的流动性依赖。
更重要的是量化宽松(4)使美国经济慢慢开始复苏。但当美国经济转好，而各国对美元的依赖性也日渐严重之际，美国人决定结束QE，信号一放出，那些美元资本引入最多的国家，就开始陆续出现不同程度的流动性短缺，经济形势也就随之变坏。但这还没有达到足以让美国从这些国家“抽血”的条件。我们已经知道，要从一个地区抽血，就必须要先恶化这个地区的投资环境。比如，这时候美国当然不希望资本留在欧洲（因为欧洲一直在和美国争夺资本），那么，不让资本留在欧洲的最好办法，就是让欧洲发生地区性危机。于是，乌克兰危机就在有人需要它的时候出现了。全世界的人也都看到了，除了克里米亚被普京趁势收回这一幕出乎美国人意料之外，其他一切，基本上都是按美国人预定的剧本在上演。美国人通过乌克兰危机乃至内战，成功地使欧洲地区陷入动荡，又进一步通过克里米亚事件，逼迫欧洲和美国一起制裁俄罗斯。
制裁是“双刃剑”，欧洲人要制裁俄罗斯就不能让普京再拿到石油美元，同时也就要让自己放弃从俄罗斯拿到能源，这对欧洲人是一个很痛苦的选择。而对美国来说则可以说是一箭双雕，既通过阻止俄罗斯石油出口打击俄经济，又使欧洲经济陷入窘境，还可以顺便为自己的页岩油制造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资本就有抽逃的可能，而这时候美联储已经在准备再一次吹响加息的号角，吸引从欧洲撤出的资本了。但让美国人始料不及的是，半道上杀出来一个资本截流的国家——中国。眼下中国即使经济增速放缓，仍然是全球发展最快的国家。美国本来希望欧洲经济出现麻烦后，资本撤出来就直奔美国，没想到中间横生出中国这根枝杈。这是因为眼下中国仍然拥有世界第一增长率，这样的经济面仍然会成为全球资本看好的投资方向，再加上“沪港通”的诱惑，结果，大约1万亿美元的资本从欧洲撤出来后，并没去美国，而是到了香港。怎么办？美国人唯一能做的，就是想办法把这1万亿美元逼走。这就需要在中国周边地区制造麻烦，让地区性危机出现，让中国的投资环境恶化，逼资本撤离。
美国为什么必须这么干？这与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逐渐形成的实体经济外移，产业空心化的国家生存模式有关。美元的大量出口意味着美国必然要同时大量进口别国产品，这将使美国在经常项目上只能保持逆差。但是有一样东西美国却绝不能让它出现逆差，那就是资本项目。资本项目一定要顺差。资本项目顺差就需要从美国输出到全世界的资本必须最终回流美国，这样美国人才有钱再去购买全球产品。美国在近20年来打的几场战争也是要保证这一点，即不但要让美元顺畅地流出去，还要让这些在全球流动的资本顺利地回到美国来。资本如果回不来的话，美国就只能继续印钱，这样美元就会贬到一钱不值，美国人当然不会不明白这一点。
所以它总是在用左手把美元撒出去的同时，再让右手把撒出去的美元通过国债和投资的方式收回来，由此形成一个循环系统，才能让美国人生存下去，所以美国人一定要保证资本回流到美国。而要让资本回流到美国，美国只有两个办法，要么是美国的经济面向好，有技术创新拉动的经济增长热点，吸引全球资本回流；要么就是让其他地区经济形势变糟，反衬得美国经济相对更好，也能吸引资本回流。
在美国经济复苏并不足以吸引全球资本回流美国的今天，美国人只有让比美国经济更有吸引力的中国周边——西太平洋地区或者说亚太地区出现地区性危机，才可能把资本从这一地区撵出来，不管美国人如何否认自己插手了中国周边事务，事实都是：当美国需要这一地区的投资环境因局势紧张而出现恶化时，中日在钓鱼岛、中菲在黄岩岛、中越在“981”钻井平台这些地区性争端才会一个接一个出现。此外，还应算上香港“占中”事件，表面上看去，这都只与中国和中国政府的处事方式有关，但令人不解的是，每一件事都利好于同一个国家：美国。因为正当美元开始走强的时候，围绕中国周边地区的任何一次地缘政治危机的出现，都会恶化这个地区的投资环境，把一壶已经烧到99摄氏度的水，再加1摄氏度烧开。这情况下国际投资人要干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撤资，马上离开。撤资的同时，美联储就会不失时机地吹响加息号角，资本就会蜂拥着转向美国，让美国再一次获得一个久违了的大牛市，赚它个钵满盆满。相比之下，东亚地区的经济会一步步衰落下去，哀鸿遍野、一片狼藉。这时，挣够了钱的美国人会掉头杀个回马枪，剪你的羊毛，收割你的利益。从这个角度看，为什么最近中国周边包括香港频频出事，还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吗？
通过美元指数周期律收获和聚敛全球的财富，仅仅靠美联储的力量是不够的，甚至再加上石油与美元挂钩也还不够，还需要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手段，如果没有这个手段，美国不足以仅仅靠印美元就占有全球第一的财富，而这个手段就是天下第一的军事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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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岩本沙弓：日本著名的金融分析家、经济评论家，曾在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从事金融相关工作，对国际金融市场的结构及运作谙熟于心，曾荣获国际金融杂志《欧洲经理人》评选的“优秀个人经营者”称号。代表作品有《从汇率高低看世界金钱的大原则》《从汇票和股价看经济景气的大原则》等。
(2) 广场协议：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简称G5）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5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广场协议”签订后，上述5国开始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在国际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美元对日元贬值了50％，也就是说，日元对美元升值了一倍。
(3) 数据来源于戚燕杰《大道争锋美元梦》书稿。
(4) 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主要是指中央银行在实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后，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的干预方式，鼓励开支和借贷，也被简化地形容为间接增印钞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