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取决于看问题的角度，在伊拉克尤其如此。这里没有奥马哈海滩[17]或维克斯堡战役[18]那种一锤定音的胜利，甚至也没有阿拉莫战役[19]那样标志性的惨败。那些被推倒的萨达姆塑像或许还值得一提，但也是好几年前的旧事了。我记得康多莉扎·赖斯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2005年至2009年在布什内阁中任美国国务卿。曾宣称军事行动无需动用民政部门与警察部队。“我们不需要第82空降师，”她说，“来护送孩子们上幼儿园。”然而，二〇〇八年我到伊拉克时，第82空降师正在提克里特附近搭建温室。这是一个考验勇气的陌生世界，而作为一名外事官员，我的任务是深入其腹地，领导一支军队下属的区域重建工作组。

在塔吉营[20]下飞机时，我有些忐忑，不仅忧虑前途凶险，还担心自己能否胜任。从战争一开始我就不相信这场战争，但我信任政府公职。我也清楚：驻伊经历有益于职业生涯。我将领导的这支队伍在伊拉克已有时日。我是他们中间唯一的外事官员，但我的全部经验仅限于大学几个暑假在亚拉巴马州“国际仁人家园”[21]的实习。我不觉得那会有所帮助。

理论上，我的同事都是专业人士出身。走下直升机时，我看见一个魁梧的男人举着一张纸，上面潦草地写了我的名字。我迎上前去，他的目光令我不安。我担心在他眼中自己不过是个骗子，是个战地游客。

没想到举牌子那人——鲍勃，工作组中唯一当过兵的——满不在乎地告诉我，自己加入重建工作组完全是一时兴起。他领着我走向工作组的尼桑皮卡，一路上都在自嘲，似乎他那种无所谓的态度是件可笑的事。“我从没干过类似的工作，”他说，“我有心脏杂音，所以对通过体检没抱任何希望。谁知根本就没有体检，连面试也免了。他们只是看了我的简历就打来电话，通知我被雇用了。”

很快我就听出来，鲍勃对于伊拉克战争持一种存在主义的观点。我们之所以在伊拉克打仗，是因为我们在伊拉克打仗。他不追问原因，也不奢望能有所作为。他唯一在乎的是二十五万美金的年薪和三次带薪假。

“辛迪是这场战争的信徒，”鲍勃在驱车前往工作组办公室的路上说，“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战争。全是主日学校[22]那一套。你可得小心她。”

“她负责什么？”

“她是妇女扶助计划的顾问，”鲍勃说，“也曾是国内一所地方学校的董事。谁知道在哪儿？堪萨斯还是爱达荷什么的。她负责我们的妇女商业协会，此外她正在启动一个援助寡妇的农业项目。”

“她懂种地？”我感兴趣地问。

“一窍不通，但我教会她使用谷歌搜索。”

他把车停在一处简陋的胶合板棚屋外，告诉我这就是办公室。进了屋，里面有两个房间、四张桌子、一大串插线板，一个五十多岁的瘦小女人正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脑屏幕。

“一加仑牛奶要挤二百五十下！”她惊呼道。

鲍勃朝我作出“谷歌”的口形。然后他大声说：“辛迪，我们大无畏的领导到了。”

“哎哟，”她从椅子上跳起来，走过来和我握手，“很高兴见到你。”

“我听说你在做一个农业项目。”我说。

“还有一个诊所，”她说，“做起来很艰难。但这是这里的女人真正需要的。”

我四下打量着房间。

“空桌子都可以用，”鲍勃说，“史蒂夫用不着他的了。”

“谁是史蒂夫？”我说。

“我们召来的另一个合同工。”辛迪说，她摆出一副难过的表情，“他来的第一天就重伤了。”

“第一天？”我说。我看了看里屋那张空荡荡的桌子。我想，这里毕竟是战区。每个人都有死亡和残疾的危险。

“在塔吉营落地的时候，”鲍勃坏笑着说，“他以动作电影里的姿势从黑鹰直升机里跳下来，好像在躲避机枪子弹，结果一落地脚踝就骨折了。”

等我安顿下来，鲍勃向我介绍了工作区的概况，然后把我带到办公室的大幅地图前，分区域进行讲解。

“我们在这里，”他指着塔吉营说，“东边是底格里斯河。河西岸有些古代宫殿，另一边是农田。种的是果树。橙子、柠檬，还有那种怪异的水果，叫什么来着？”

“石榴？”我说。

“不是。我喜欢石榴。那个东西……”他摆摆手，做了个鬼脸，然后指向地图上底格里斯河的西岸，“这个地区全是逊尼派，所以萨达姆当政的时候他们日子很好过。这个地区相对没那么穷。”

“相对没那么穷？”我说。

“一直到高速公路。多佛路，”鲍勃指着一条南北走向的路说，“那是分界线。路西侧是逊尼派，东侧是贫民窟、荒地，和一小块运河灌溉的农田。”他指向从底格里斯河分出的一条蓝色细线，它构成了地图的南部边界。“除此之外基本再没有农田。这里有家水处理厂，”他指着图上孤悬在道路以外的一个黑点，“再往东有个炼油厂，然后这里是伊斯塔尔加尔联合安保站。”

“联合安保站？”我说，“你是说有伊拉克部队驻守。”

“国家警察，”他说，“加上我们战斗旅的两个连。逊尼派警察待在逊尼派这边，什叶派的待在什叶派那边，但国家警察两边都管。”

“国家警察什么样？”我说。

“他们是什叶派的敢死队。”他坏笑道。

“哦。”

“运河南面是萨德尔城。没人去那儿，除非是美军特种部队要追杀谁。伊斯塔尔加尔是我们的工作区内离萨德尔最近的安保站。”

我抬头看着地图。“国际开发署说百分之三十的人口应该从事农业。”我说。

“是的，”鲍勃答道，“但自从我们废弃伊拉克原有的国营工业后，整个系统就崩溃了。”

“妙极了。”我说。

“那可不是我的想法，”鲍勃说，“我们用市场经济原理改造了农业部，但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开始四处埋炸弹。”

“好吧。”我说。“但这个地区，”我指着什叶派聚居区说，“需要灌溉用水。”

“多佛路以西也需要，”他说，“灌溉系统需要维护，现在基本没人管。”

我敲了敲那个代表水处理厂的黑点：“这家厂在运转吗？”

鲍勃笑了：“几年前我们在上面投了一百五十万美元的第二期伊拉克救助重建基金。”

“结果呢？”

“不知道，”鲍勃说，“不过总工程师一直想和我们开个会。”

“太好了，”我说，“那我们去见他。”

鲍勃摇摇头，翻了个白眼。

“听着，”我说，“我明白我能做的很有限。但如果我能从一件小事做起——”

“小事？”鲍勃说，“一家水处理厂？”

“那或许是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

“我在这儿待的时间比你长。”鲍勃说。

“好吧。”

“如果你想成功的话，别挑那种牛哄哄的大项目。这里是伊拉克。还不如去教寡妇养蜂。”

“养蜂？”我说。

“难道叫‘牧蜂’？”他说，“不管叫什么，反正就是生产蜂蜜。找五个寡妇，给她们几个蜂箱——”

“你在说什么？”

“我认识一个本地人可以卖给我们蜂箱，而且有个伊拉克地方议会说他们会支持这个项目——”

“鲍勃。”我说。

“怎么了？”他说。

“你到底在说什么？”

“大使馆喜欢那些能支持政府‘在伊工作方针’的完整项目。”

“这和找五个寡妇养蜂能扯上什么关系？”

鲍勃两臂交叉在胸前打量了我一番。他指着对面墙上张贴的工作方针说：“创造工作机会，那是改善经济。给女性创造工作机会，是赋予妇女权利。给寡妇工作机会，是救助弱势群体。一箭三雕。寡妇项目就像金子一样。加上地方议会的支持，我们可以说这是伊拉克人自主的项目。花费不超过两万五千美元，可以轻松通过审批。”

“五个照看蜂箱的女人。”

“我想那叫养蜂业。”他说。

“养蜂，”我说，“没什么帮助。”

“你想有什么帮助？”鲍勃说，“不管你做什么，这个国家都没有希望。”

“我要尽力解决用水问题。”我说，“让那家厂运转起来。”

“好吧。”他摇了摇头，然后抬头笑吟吟地望着我。他仿佛已经决定我爱怎么折腾都跟他无关。“那我们应该帮你联系伊斯塔尔加尔的美军连队。”

“伊斯塔尔加尔。”我重复道，努力想找准发音。

“我想就是这么念的，”鲍勃说，“意思是自由，或者解放。差不多。”

“好名字。”我说。

“不是他们取的，”他说，“是我们。”

我花了六周时间才到那个水厂。首先与总工程师卡齐米接通电话就用了三周，然后又用了三周和他敲定见面细节。卡齐米有个恼人的毛病：每当被问及时间日期，他的回答就像禅宗大师阐释顿悟一样。他会说：“只有山峰才不会相遇。”或者是“明日事，明日知。”

与此同时，辛迪的妇女健康诊所却办得有声有色。她把诊所设在高速公路逊尼派聚居的那一侧，病人数量与日俱增。而我的灌溉计划进展缓慢，除了坐等卡齐米回电之外再无事可做，因此我决定亲自过问诊所事务。说实话我对辛迪并不放心，我觉得她这人过于严肃认真，难担重任。而且通过她的汇报，我逐渐意识到这个项目的价值。

在伊拉克，女人看病很难，她们必须征得男人的同意，而且许多医院诊所都拒绝接待她们。你能看见“仅限男宾”的牌子，类似我的曾曾祖父当年遇到的“爱尔兰人除外”的招工启事。

医疗只是吸引当地人前来的诱饵，诊所的目标是提供更广泛的服务，这些服务的核心推动者是坚定的社会工作者——娜吉达和她的律师妹妹。她们会和每位造访诊所的妇女交谈，表面上询问她们需要哪些健康服务，实际想搞清楚还能提供哪些更广泛的救助。这个地区的妇女面临的问题远比未得到治疗的尿路感染要多，尽管尿路感染时常也很严重——妇科疾病往往不足以让男人们将他们的妻子、女儿或是姐妹送诊，所以在美国，我们看来是小病的疾病在这里会越拖越严重。有个女人的尿路感染甚至危及肾脏，险些导致肾衰竭。

诊所也帮助那些想离婚的女人、遭受家暴的女人、未得到应有的公共援助的女人，或是因亲人被联军误杀而索要赔偿的女人。有个十四岁的女孩找到我们，起因是家人在她遭到轮奸后想把她卖到妓院。这种事并不罕见，因为被强奸的女孩没有出嫁的希望。但较之时有发生的强制殉节，家人这种安排还算有点人情味。

娜吉达姐妹尽其所能帮助这些女人，并时常将问题反映给地方议会和政客。她们并不试图“解放”伊拉克妇女——不管这个口号究竟是什么意思——或是教她们创业。娜吉达和她的团队倾听妇女的心声，帮她们解决实际困难。比如那个十四岁的女孩，娜吉达找了个警察朋友搜查了女孩的家和妓院。之后女孩进了监狱。对她来说，那是最好的结果。

我去了几次诊所，打算把这项服务推广到别的社区。这时卡齐米终于回复了我们，同意见面。我一边与他确定细节，一边与伊斯塔尔加尔的连队商讨护送事宜。

“很久没人走那条路了，”一名连长在电话里告诉我，“路上或许还有二〇〇四年留下来的炸弹。什么都可能发生。”

这可不是你想从一名强悍的军人口中听到的话。去伊斯塔尔加尔之前，我已有过几次军车护送的经历，但连长的评估，还有见面时士兵们一脸的紧张，让我产生了在军队里他们说的“高恐慌系数”[23]。负责护送我的排一定是抓阄输了，对于危险他们都心知肚明。“等着被炸飞吧。”我听见一名士兵对同伴说。上路后，唯一能缓解我紧张情绪的是我那一脸厌倦的翻译——一位矮胖的逊尼派穆斯林，人称“教授”。

“他们为什么叫你‘教授’？”我问他。

“因为我本来就是教授，”他说，一边摘下眼镜擦拭镜片，似乎在强调这一点，“在你们搞垮这个国家之前。”

尴尬的开场白。“你知道，”我说，“从一开始我就反对这场战争……”

“你们把伊拉克烤成了蛋糕，”他说，“然后送到伊朗嘴边。”

他冷笑一声，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闭目养神。我假装看见路旁有什么而侧过头去。普通翻译不会这样和美国人讲话。我们陷入了沉默。

“伊斯塔尔加尔，”我终于找到了话题，“意思是‘自由’，还是‘解放’？”

他的眼睛睁开一条缝，乜斜着看我。“伊斯塔尔加尔？伊斯第克拉尔[24]是‘独立’，”他说，“伊斯塔尔加尔什么也不是。它的意思是美国人不懂阿拉伯语。”

据说教授在萨达姆时代手上也沾过血。无论真假，他是我们最好的翻译。但他不是个理想的旅伴。他双手合抱，两眼紧闭，或是在打盹，或只是不想说话。

车窗外满眼荒凉，没有树木和动物，也没有一丝植被或水源——这片土地一无所有。当人们描述伊拉克时，他们常提起电影《疯狂的麦克斯》——在那部以世界末日为背景的三部曲中，一群身穿虐待狂服饰的摩托车手穿越沙漠，为争夺汽油斗得你死我活。我在伊拉克从未见到过这幅景象。除了在什叶派的某个诡异的节日，人们用锁链相互抽打外，你在这个国家再也见不到恋物癖的痕迹。现在这里连个活物都见不着，我倒很期待视野中出现几个人影，即便是戴皮面具、穿露臀皮裤的机车党。可惜战争不是电影。

我们抵达水厂时卡齐米还没到。这是一座庞大笨重的建筑，旁边立着一排巨大的混凝土圆柱，顶部有金属管道连接。我们找到主楼，铁门在烈日下已锈迹斑斑。我们推了推，大门纹丝不动。

“长官，让我来。”一名魁梧的陆军中士自告奋勇。他朝其他士兵微微一笑，无疑要让所有人瞧瞧：和国务院派来的人相比，陆军是多么强壮、多么擅于开门。他推了一下，没有一丝动静。大多数士兵都注视着他。他脸上依然挂着笑容，后退一步，猛地撞向大门。一声巨响之后，门仍旧岿然不动。他的脸涨得通红，忍不住开始骂娘，包括教授在内的所有人的目光都被他吸引过去。他退到十五英尺开外，全速冲向大门。防弹衣与铁门相撞发出一声巨响，伴随着吱呀一声，门缓缓开启。士兵中响起零星的欢呼声。

里面很暗，铁锈味扑面而来。

“看来很久没人来过了，长官。”中士说。

我回头看了一眼护卫队。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就为把我送到这么个地方。

“教授，”我说，“我们需要和卡齐米通话。马上。”

他打电话的时候，我憧憬着养蜂项目的未来。在我脑海里，“伊拉克寡妇蜂蜜”出现在美国超市，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25]也客串了电视广告：“请品尝伊拉克自由的清甜。”拨了差不多三十次电话后，教授确认卡齐米出发了。

伊拉克人开着几辆皮卡从南边来。总工程师卡齐米身材瘦小，留着一丛大胡子。他向我们挥挥手，用阿拉伯语讲了十分钟。教授不住点头，等到他说完才开始翻译。

“他向你问好，并请你去他的办公室。”他说。

我点点头。我们跟着卡齐米穿过工厂阴暗的走廊，其间他数次带错路。

“他想让你相信，”在我们第九次、第十次拐错弯后，教授说，“他平时从另外一个门进出，所以今天有点转向。”

进了他的办公室，一名随行警察上了茶，茶杯底部浇了些糖稀。我喝着茶，以美国人最礼貌的方式直奔主题。

“我们怎样才能让水厂运转起来？”我说。

教授用阿拉伯语重复了问题。卡齐米笑了笑，在桌子下面摸索着什么。他嘴里嘟囔着。教授面带疑虑，问了几个听上去颇为尖锐的问题。

“你问他什么？”我说。

教授没搭理我。一分钟后，卡齐米从桌下抽出些东西，文件和办公用品撒了一地。

“我感觉这人不够聪明。”教授说。

卡齐米双手托出一只大盒放在桌上，揭开盖，小心地取出一个用纸板和牙签制成的水厂模型。水厂四角竖着薄纸板搭成的塔楼。卡齐米指向其中一座。

“机——关——枪。”他用带口音的英语说。

然后他笑着作出握枪的手势。

“哒—哒—哒—哒—哒。”他说，一边用想象中的机关枪开火，紧接着又是一串阿拉伯语。

“你们军方，”教授过了一会儿才开口，“没能批准修建机关枪塔楼的经费。据说不符合美国水厂的标配。”

卡齐米又说了句什么。

“而且，你们军方选错了水管。”教授说。

“选错了水管，什么意思？”我问。

这次他们花了更长时间沟通，教授的问题愈发短促，似乎在痛斥卡齐米。

“你们军方选的水管的水压不对，”教授说，“而且他们让它横跨高速公路。”

“有没有办法可以调节水压——”

“水压不是问题，”教授说，“问题在于，政府是迈赫迪军派[26]的。”

我不解地看着他：“但是水有利于——”

“他们不会把水分给逊尼派的。”他严厉的眼神似乎指出这全是我的错。当然，考虑到美国在战争伊始就极力将政权拆分到多个政党手中，并默许各派别驱逐主张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旧技术官僚，拥护党派傀儡瓜分这个国家的局面，教授的愤怒也不无道理。

卡齐米再次开口。

“我现在很肯定，”教授说，“这个人很蠢。”

“他说什么？”

“他想抽些水上来，”教授说，“他在这个职位上已经很多年了，从没见过水的影子。他想见识一下。”

“如果分一些水给逊尼派，”我说，“他需要机关枪吗？”

“他总是需要的。”教授说。

“好吧。”我说。

“他早晚会送命。”教授说。

“问问他还需要什么才能让水厂上线，”我说，“除了机关枪。”

他们继续用阿拉伯语交谈，我盯着墙出神。他们谈完后，教授转向我，说：“他需要时间评估。他已经好几星期没来这里了。”

“那他去哪儿了？”我说。

教授问卡齐米时，他笑了。他看着我，说：“伊——朗。”

每个人都能听懂这个词。随行的美军士兵原本就神经紧绷，一听到“伊朗”二字立即眼露杀机。伊朗是爆炸成型穿甲弹的主要进口国，那是一种极端致命的炸弹，爆出的高温液态金属子弹能穿透最坚固的车辆装甲，溅射到车内所有人身上。有位拆弹专家告诉我，即使金属子弹没有直接击中你，它高速飞过时产生的气压变化也能致伤。

卡齐米继续说着。教授不时皱眉，应上一两句。其间他摘下眼镜，边擦镜片边摇头。

“啊，”教授说，“他是去结婚的。”

“结婚？”我转身对卡齐米说，“恭喜！”然后把手放在胸口上。我的脸上挤出微笑，身后的士兵也松了口气。

“伊朗女人非常美丽。”教授说。

卡齐米掏出手机摆弄了一会儿，然后举起来让我看。屏幕上是一个年轻女人漂亮的脸。

“太太。”卡齐米说。

“非常动人。”我说。

他按了一个键，切换到另一个女人的照片，然后是下一个、再下一个、再下一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他说。

“她的脸上怎么有淤青？”我说。

教授耸了耸肩。卡齐米接着往下翻照片。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伊朗女人和她们的美貌，我再一次祝他婚姻幸福。回到正题四十分钟后，我们达成了共识：如果他弄清楚如何让水厂上线，我就提供他要求的安保措施。

回程中教授向我解释卡齐米的婚姻，他的语气像是在调教一条智障的金毛猎犬。

“‘尼卡慕塔’[27]，”他说，“什叶派允许临时婚姻。什叶派人可以和一个女人结婚一小时，第二天再另娶一个。”

“哦，”我说，“嫖娼。”

“伊斯兰教法律禁止嫖娼。”教授说。

两天后我回到塔吉。车靠近我们的胶合板办公室时，我远远看见贾森·齐马少校，他手下的民政事务分队正从基地的皮卡往下卸箱子。我顿感不妙。无论箱子里装着什么，都必定是我的麻烦。

“长官！”齐马少校笑着招呼我，“正想找你呢。”

齐马在战斗旅里负责民政事务，是部队里与我对口的主管。他身材敦实，脑袋圆得出奇，每天清晨都刮得锃亮。在伊拉克刺眼的阳光下，他看上去酷似顶着保龄球的一麻袋粮食。他的脑袋不仅毫发不生，眉毛也淡得若有若无，别人无从判断他的年纪。他也许三十五岁，也许五十五岁。他略带天真的笑容让你倾向于前者，而他皱起眉头时那副“这个不会打仗的人在他妈说什么”的表情又让你怀疑是后者。与他打交道至今，他彻头彻尾的无知常搞得我晕头转向。

“这是什么？”

齐马少校将手中的箱子扔到地上，激起一阵烟尘。然后他像变戏法似的挥舞右手，从口袋里抽出一把莱瑟曼工具刀，弯腰划开箱子。

“棒球服！”他说，抽出其中一套给我看，“总共五十套。有蓝的，有灰的——就像南北战争里的联邦军和邦联军。”

此时我仍身披防弹服，头顶头盔。眼前的一切太令人费解，我不得不摘下头盔以加快脑部供血。

“这些是给你的，”齐马说，“有人碰巧送到了民政事务连。”

“我们要这些玩意干什么？”我说。

他脸上浮现出标志性的天真无邪的傻笑。“伊拉克人打棒球时可以穿。”他说。

“伊拉克人不打棒球。”我说。

齐马皱了皱眉，似乎刚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他看着手中的棒球服，又咧嘴一笑。

“那么他们可以穿着踢足球！”他说，“他们会喜欢的。反正是在泥地上玩，护腿总能派上用场。”

“好吧，”我说，“但这些衣服为什么会在这儿？为什么我会在塔吉营见到五十套棒球服？”

齐马少校点点头，似乎同意这是个好问题。“因为这是吉恩·古德温寄来的，”他说，“吉恩·古德温认为棒球正是伊拉克人民需要的。”

“谁是吉恩——好吧，管他是谁。现在这就成了我的事吗？”

“嗯，”少校说，“你会教伊拉克人打棒球吗？”

“不会。”我说。

“这倒是个问题。”少校皱起了眉。

我双手放在脸上，揉着前额说：“那么你会教他们打棒球吗？”

“我想他们不感兴趣。”他说。

我们相视而立，我眉头紧锁，齐马却如天使般地微笑。我跪在地上查看箱子，里面有一张清单，注明这些棒球服适合八岁至十岁的男孩。考虑到这个地区的儿童普遍营养不良，十三到十五岁的孩子才穿得上。

“这些东西也让车队专门护送？”我问。

“不止这些，”他说，“肯定还有其他一级军需物资。”

“嗯……不就是功能饮料、博普塔特饼干和那些没人碰的玛芬蛋糕吗？”

“那可是美国士兵的能量来源。”

我又揉了揉额头。“吉恩·古德温到底是谁？”我问。

“北堪萨斯州的床垫大王。”齐马少校说。

我不知该作何评论。

“我从没见过他，”齐马接着说，“但戈登众议员来访时专门对我说，他的一位重要支持者对伊拉克民主建设有个效果立竿见影的建议。”

“显而易见。”

“他对所有人都讲过，包括克里斯·罗珀。”

“哦。”我说。克里斯·罗珀是我的老板。他平时从不踏出安全区半步，但如果有国会议员到访，他也会跟着作一次战地旅游。没人甘心在伊拉克待满一年却毫无见识，回家后只记得大使馆餐厅里的冰激凌机。

“克里斯·罗珀怎么说？”我问。

“哦，他告诉议员‘体育外交’当下十分流行，他们也在组织逊尼派与什叶派间的足球比赛。他说这事在大使馆极具人气。非常奏效。”

“什么非常奏效？”

“这个嘛，”少校笑眯眯地说，“我不清楚，不过拍了不少好照片。”

我深吸了一口气。“克里斯·罗珀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当然不是。”少校说，脸上现出愤怒的表情。

“那么戈登议员……”我说。

“他多半也不赞同，”齐马少校说，“但他叮嘱我和上校，古德温先生对于他是个极其关键的支持者，还说古德温先生对于没人理睬他的棒球计划十分恼火。”

“所以你告诉他区域重建工作组能把这事儿干好。”

“我说你会倍感荣幸。”

鲍勃觉得那些棒球服很搞笑。他每天至少二十次抬头看它们，咧嘴一笑，然后继续在电脑上玩单人纸牌游戏。辛迪缺乏鲍勃的幽默感，她谨慎地指出：这些是男孩的球服，因此不在她这个女性扶助计划顾问的工作范畴之内。况且她的农业项目刚走上正轨，实在腾不出手。

“真的吗？”我说。

“没错，”她说，“这里没人懂现代农业。”

“你懂吗？”

“我至少知道请阿訇在牛尾巴上绑一段《古兰经》治不好牛的腹胀。而且，在塔吉还有一个务农的预备役士兵，他在帮我。”

这就不奇怪了。我一直不相信仅凭辛迪和她的谷歌搜索引擎就足以启动一个农业项目，但她在人际交往上确实有一套。娜吉达——妇女诊所的那位社工——对她的评价非常之高。

“会员越来越多，”辛迪说，“不少丈夫陪着妻子一起来，还告诉他们的朋友这里有很好的建议和药品。”

“那些女人不是寡妇吗？”

辛迪耸了耸肩，继续谷歌，不时嘟囔几句鲜为人知的事实，比如“巴西的冷冻鸡肉这么便宜，养鸡已经没前途了”。我盯着那堆装满球服的箱子，终于无法忍受。我冲出办公室，狠狠带上那扇脆弱的木门，步行去民政事务连找齐马少校，准备和他谈谈水厂和那条通向逊尼社区的管道。我发现他正把各种文件搬来搬去，似乎毫无头绪。

“那条管道还在建设中。”齐马告诉我，一边把一摞很厚的文件塞进一个很小的柜子里。他解释说，在他和我来伊拉克之前，省议会就已经说服先前的战斗旅的民政事务连负责管道建设。如今他既然接手这个项目，就理当继续。

“这地方的水里全是大肠杆菌、重金属和硫酸，”齐马说，“我可不会用这种水刷牙。”

我向他解释了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纠葛，然后告诉他管道的水压有误。“即便你修好水管，水厂上了线，政府也批准运营，”我说，“那些管道抽水时产生过高的水压，会使多佛路以西所有的厕所、水龙头、阀门同时爆裂。”

“真的？”他放下塞到一半的文件，抬起头来。

“那就是你正在建的管道，”我说，“或者说是你雇的伊拉克公司正在建的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