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你应当弄清机场的长度，是泥土地、泥土道路还是铺装道路。你要从头到尾走一遍，务必要确保它的表面不至于太坑坑洼洼，高低不平；你要把石块、电线和其他障碍物清除。你要检查四周的树林，计算出飞机进场的滑翔路线，确保飞机不至于撞在树上。你（和游击队员，如果能找到的话）还要摆好点火照明用的火焰罐，以便标示出跑道的长度。这些事情做完之后，你要通过无线电汇报与机场相关的数据——它的所在地点、大小等——并安排你们的任务。也就是说，你们的司令部将制定出这次任务的具体细节，并把这些细节连同你们的任务一起发回给你们，类似这样的内容：“飞机将于6月23日3时30分到达。”这常常意味着有5—10分钟的降落时间。“飞机将从某个方位进场。”

当空投时间即将到来的时候，你和飞机驾驶员之间不会有任何无线电联系。它将根据你提供的视觉信号降落。

等飞机还有5分钟就要到达的时候，你把火焰罐点燃。与此同时，管理机场的无论是谁（军官或者士官），都要带一个有滤光镜的手电筒（通常是不容易被发现的蓝色或者绿色）躺在跑道上飞机进场的那一端等候。

飞行员最先看见的就是摇曳的火焰罐发出的闪烁信号。他看见这些信号，就知道可以安全降落。也就是说，他不仅知道了机场的位置，知道你已经把机场准备好了，而且知道你已经对这一地区进行了警戒，附近没有敌人。接着他看见的是跑道顶端手电筒发出的信号。于是他就把飞机的左轮对准这个信号（因为他的驾驶座在左侧），在它上方6英尺处滑翔而过。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拿着电筒的人，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飞机进场的时候就好像是对准你来的。当几吨重的飞机（如果是空军的大型飞机）在你上方大约一个人的高度上笨重地飞过的时候，你要非常冷静。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体验。

飞机降落之后，我们立即卸货。飞行员对你带去卸货的任何东西和任何人都不怀疑。卸完货之后，他就掉转机头起飞，朝相反的方向飞去。

所有这一切我们演练过许多次。

生存、逃脱与规避

特种部队的军人应当是生存、逃脱与规避的行家。他们必须知道如何野外生存，如何设置陷阱和圈套抓捕动物，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他们必须是游泳的能手。

卡尔?斯廷纳继续说道：

1964至1965年在越南的时候，有两名士官为了逃避抓捕，在游泳过河时溺水身亡。后来就制定了一项要求：我们都必须学会游泳（我想是要求游1英里）。我们在穿着靴子、全副武装的时候至少要能够游半英里。

如果你背着背包，而且必须带着它，那你就用雨布做一个筏子把背包和其他较重的装备和给养，包括你的武器放上去。你在游泳的时候把它放在后面拖着。

你还必须知道如何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帮助进行营救，特别要了解如何建立搭载区以及如何用镜子向搜索救援飞机发出信号。

军官还要学会特种密码的编写，以便万一在被俘后使用。那是一个非常复杂诡秘的系统，包括在特别设计的密语中如何安排字母的位置。这样，如果允许我们写信，我们就可以使用密语，表明我们被关在什么地方。

特遣小分队的指挥官还必须有设立和运行逃脱与规避网的专门技术。当然，可以利用的基础设施至关重要——从事秘密活动的安全屋安全屋（safe house)看上去与普通房屋一样，实际上是用来从事秘密活动的建筑。、空投点，以及运输网。但是更重要的是挑选适当的人来运行这个网（也就是说，你需要一个系统来检验他们，确保他们是你可以继续信任的人），并建立起不同的隔离（单元），这样如果你的某个特工人员或者隔离单元出了问题，这个系统的其他部分不至于受到影响。如果建立起这样的系统，而且能够正确运行，那么一个单元的人就不知道另一个单元的人是谁。

你必须用同样的方法组织和分割你的运输系统。如果你的计划是把人员从这里运送到那里，并把他们放在某个地点，由其他人运送到另一个单元的安全屋，整个体系的完整运作只有分队的指挥官才应当知道。

与此同时，进入这个网的“贵重货物”对于他们自身的安全和命运是没有发言权的。他们通常也没有自我防卫能力：他们的生命完全取决于建立这个网络的人们。

我在接受生存、逃脱与规避训练的时候，来自情报系统方面的报告生动具体地描述了被越共和北越人抓住的美军战俘的可怕生活状况和所受到的折磨。因此，在我们的训练计划中专门增加了一项特别的内容，即抵抗训练。

虽然我们受到的训练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强度和符合实战，但是依然非常严格，因为我们是刚刚开始这样的训练，而且我们的课程也拿不出太多的时间。它对我们每个人都很有好处。

今天——我们有了那些战俘的体验，他们挺住了并且活了下来——在特种部队资格课程中增加了19天的强化训练，课程的名称是“生存、逃脱、抵抗与规避”（SERE）。在这个训练中，学员被置于战俘的地位（只是没有人员受伤，而且受到专业医务人员的密切监护），体验一下如果被俘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和受到的对待。这种局面使学员了解到自己的心理承受力和身体耐力的绝对极限，对于被俘后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

资格课程的高潮

等我完成了这项训练之后，我感到非常满意，因为我接受了可能是最好的训练，从技术和战术水平上把我培养成一名合格的战斗指挥官。然而，我还没有经历过实战。

资格课程，特别是“生存、逃脱、抵抗与规避”训练，使我有了战斗的真实体验，这是我在其他所有训练中都没有体验过的。它们使我懂得，为了使指挥官在战斗中具有并表现出自己部下所期待的勇敢精神，他自己必须找到与自己和平共处的办法。对我来说，这种力量来自我与上帝的信任关系。这种力量使得一个人毫无畏惧地度过每一天。据我所知在战斗中是没有无神论者的，我也不指望发现一个这样的人。

我认为卡尔?斯廷纳不是发现这个启示的惟一的人。不过根据我的经验，对战场上的所有人（包括军官和士兵）来说，信念是大多数人内在力量与动机的源泉。我知道它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的。

毕业演习：火鸡林/罗宾?塞奇

毕业演习是一次非常规战争的战地训练演习，在布拉格堡西北约75英里的尤沃里国家林地及其周围的居民区举行，持续时间大约3个星期，是资格课程的高潮。在这段时间里，特种部队学员被编成若干个A级小分队，把他们在训练中学到的技能拿到实践中来检验。

为了斯廷纳他们所参加的火鸡林演习，这个训练地区成了一个名叫“佩因兰”的虚拟国家。它由一个腐败的左翼政府领导，受到一个较大的共产党国家的支持。有一支反政府游击队正在力图推翻这个政府，引进民主，但是他们需要帮助。那个共产党大国保证派出部队帮助佩因兰政府消灭游击队。

这次演习组织得尽可能真实。例如，当地老百姓扮演了各种角色，并向双方提供支持。反游击队武装通常是一个战备旅，而游击队大体上有100—150人，是从布拉格堡的各个支援部队抽调来的。

缺乏经验的特种部队学员在自己的A级小分队里接受对他们的专业技能、战术技能和总体表现的评估。

卡尔?斯廷纳继续说道：

我参加了这次演习的两方，既当了学员也当了游击队长。这次演习不同于1964年那次演习：

A级小分队领受任务之后就进入了“孤立地区”，开始进行准备（孤立地区是每个特种部队为完成自己的使命而进行准备工作的一个地区）。进入该地区后，他们就见不到自己的家人、朋友以及与任务准备工作无关的人员。在火鸡林演习中，这段时间大约有1个星期；如果是一项实际任务，这个时间可能长达6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研究行动的安排以及作战地区的各方面情况——那里的政府、地形、气候、人的个性、游击队、人民、文化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能够得到许多专家的帮助，这些具有高学历的人将向他们提供具体领域的指导。

孤立阶段的最后一步是向大队长及其参谋人员进行简要汇报，通常包括这次使命的每一个细节以及完成使命的步骤——精确到第n度。这些细节全都要记在脑子里。小分队的任何成员都不得携带任何命令和书面文字。简要汇报之后，就可以对他们是否已做好出发的准备作出判断。如果作出了“是”的判断，他们就直接从孤立地区进入出发机场，准备离开。

在Ａ级小分队进行准备工作的同时，游击队长（通常是特种部队的一名少校或者上尉）已经进入行动地区，开始争取当地老百姓的工作，目的是建立一个支持游击队的群众基础。

在扮演游击队长角色的时候，我发现了一种很有效的办法：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和休一起驱车前往阿尔伯马尔县（在佩因兰），花上一天时间与人交谈。我去那里的杂货店、餐馆以及我能找到的人多的地方。我想寻找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例如，在一个地方，我听说有个大型奶牛场的主人遇到了麻烦，无法及时为他的奶牛挤奶，而且地里的庄稼也无人收割，主要原因是他的妻子得了癌症，情况很糟糕。

我去看了他，说明了我的身份，跟他说了我们即将开始的训练演习。他对我说，虽然他听说过，但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我告诉他，我是在田纳西州一个农场长大的，非常理解他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因为他既要经营农场，又要照顾生病的妻子。

“再过一两天，”我对他说，“我将要有大约150名士兵，全都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来当我的游击队员。我将从这些人里挑选四五个农场长大的士兵，让他们和你住在一起，帮你干活。你可以让他们住在鸡舍里，或者住在挤奶场里，或者你想让他们住的任何其他地方。他们听你的使唤，可以帮你收庄稼，挤奶或者干别的活。

“如果来了反游击队武装，要抓我的游击队员，我只要求你保护他们。如果他们想抓人，我只求你说一句：‘那样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我跟那些事情从来不沾边。我不希望你们的卡车从我的地里开过。’”这一次扮演反游击队武装的是101空降师。

“我只想求你一件事，那就是向你借一辆卡车，也许一个星期用一两个晚上，运送15到20名游击队员去模拟炸毁一座桥梁或者某个类似的目标。”

“这没问题，”他对我说，“我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这太好了，”我说道，“你是不是问一问你的朋友们，看他们是不是也需要什么帮助？”

他告诉我他愿意这样做，而且确实这样做了。

然后我提醒他说，我们的相互信任非常重要。我对他说：“如果你做不到，我们就可能损失所有的游击队员，那样我们也就无法帮助你和你的朋友们了。”

他告诉我，他懂得这一点，他也这样做了。

另外，通过这位农场主的帮助，我得以同其他人建立了联系，这些联系最终成为我在整个社区中的活动基础的主要部分。

一次确保空降区安全的演练

我还和当地的一些牧师取得了联系，想看看他们的教区有哪些人需要帮助。他们向我提供了许多人，这些人为我的游击队小组提供了保护和支持。

能够为我们的事业把人民组织起来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他们都想参与并且提供帮助——有时候大大超出你的实际需要。

通常在特种部队学员进入之前，我就把我的游击队带进了那个地区，以便有充分的时间与当地人密切接触，建立起适当的行动基地。他们来了之后，我就挑选一些人，让他们去帮助我事先联系好的那些人（比如那个奶牛场的主人），并且让他们住在那里。

不过在他们去之前，我就制定了相关的标准、原则和行为法规。我跟他们说：“举止行为要绝对端正。要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爱护他们的财产，不许胡来（口头上或者其他方面），不许愚弄人，不许发生有损于你们的道德以及妨碍我们与人民生活与合作的任何事情。我们来这里是帮助他们的，如果我能这样做，他们也会帮助我们的。没有他们的保护和支持，我们就无法生存。你们谁出了事情，谁就完蛋——你的职业生涯也就完了。顺便说一句，不许饮酒！”

我还会对他们说：“要去教堂，如果有可能，就参加唱诗班，要熟悉教堂里的每个人。如果你能和他们打成一片，让他们尊敬你，他们就会保护你，我们在做每件事的时候都能得到他们的合作。”

我总是想把我的游击队员放在社区的关键部位。他们和那些支持他们的人就是我的情报网。这样我就能及时了解整个县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在A级小分队进入的前两天，我的游击队员会集中起来，以便组织我们的“集结营地”，研究与Ａ级小分队接头和接待他们的计划。此外还要进行一次确保空降区安全的演练。

小分队空降之后，通常是助理游击队长（特种部队的士官）去接头，并引导他们进入集结营地。等他们到了那里，就告诉他们游击队长明天上午与他们见面。这天晚上的其余时间，小分队就在营地里，通常由游击队为他们站岗放哨。

上午的见面会通常为1小时。游击队长总是要出一些难题。他开始的时候总是提出一些很难满足的要求，使得Ａ级小分队队长感到非常为难。我们这样做目的是为了评估小分队队长的能力，看他能不能和游击队长建立密切的关系，并获得他足够的信任，从而完成他自己的使命。

见面之后，游击队长会提出一份他所要求的补给和物资的单子，并简要说明他的部队的战斗力以及训练方面所需要的帮助。

A级小分队队长在布拉格堡的孤立阶段就做了这方面的准备工作，现在他提出了他的游击队训练计划。

正规训练的初期阶段往往于第二天上午开始。这项工作展开之后，A级小分队对游击队为作战而进行的训练进行评定与估价。与此同时，小分队队长和游击队长共同制定行动计划，为完成总体战略目标而提出具体的目标。

这项计划中除了战术方面，还有心理战和民政事务的内容，因为它们在确保得到人民支持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全部的努力都必须是真正协调一致的，局部要支持整体。

当然，我已经做了一些社区的民政工作，向当地人提供经过挑选的游击队员，与他们一道工作，比如帮助那个妻子患了癌症的奶牛场场主。但是还有更多的工作可做——比如提供医疗卫生方面的帮助，让我们的卫生兵为偏远地区缺医少药的乡村提供医疗服务。我们还让游击队员（免费义工）清扫操场和墓地之类的地方。为了扩大和加强我的情报工作网以及群众的支持基础，我还让游击队员（两人一组）到城镇和乡村的维修部门去工作。

A级小分队还增加了一名心理战方面的专家，他除了干其他事之外，还要能制作传单（当然和我们今天相比，那只是一种很土的办法）。然而，我们制作并散发了传单，目的在于破坏反游击队部队的士气、忠诚和战斗力，赢得和扩大人民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在夜间从空中撒传单或者派人分发传单；它们的效果非常好——尤其在抑制反游击队武装方面。例如，土地所有者和农场主都不让他们使用，甚至不让他们通过他们的土地，而与此同时却向我们提供了掩护和支持。

我认为这是我对心理战的真正力量的初步理解。如果你能够影响并控制人们的思想，那么你基本上已经胜券在握，可以把人员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到第一个星期即将结束的时候，训练游击队的工作进展顺利，他们每天晚上都要袭击一个突出目标（例如桥梁）。与此同时，当地的农场主、送面包工人以及县里的维修部门都为我们的运输提供了车辆——甚至为我们对某些目标实施侦察。到第二个星期结束的时候，游击队已经学会了对较大的目标进行排级规模的袭击（30—40人）。到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星期，他们就开始进行更大规模的袭击。

在这项活动的整个过程中（在一个我们以前根本不了解的社区运作），我们没有一个人被反游击队武装抓获——虽然他们日日夜夜对我们进行跟踪。我们的Ａ级小分队队员和游击队员没有干过一件坏事。没有一个人干过任何使我们感到丢脸的事。

由于我们的行动，佩因兰的左翼政府被民主力量所推翻和取代。

现在是不是到了Ａ级小分队返回的时候了？还没有。

非常规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使它有个结束。很简单，任何一个新政府，如果得不到扶持它上台的力量的支持，是不可能存在很长时间的。它也不能允许一个强大武装力量游离于它的控制之外。处理这些可能性的最佳办法，是由我们的人来制定一个计划，对游击队进行改编或者解除它的武装。这是他们返回之前必须做的工作。（在实际生活中，这种行动的顺利进行通常取决于新政府对游击队领导人的让步。）

1964年的资格课程就这样结束了。我很自豪地说，参加这一行动的特种部队的所有学员都赢得了一枚“徽章”，表明他们成了完全合格的绿色贝雷帽。

今日特种部队的训练

在最近几年中，特种部队的使命地区已经扩大。由于出现这种情况，人员选择过程的范围以及训练计划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今天，正规资格课程的第一阶段长达24—36个月，这取决于学员的军事专业。

申请参加特种部队的都是志愿者。他们必须是空降训练合格、身体条件好，而且在他们的背景中，至少没有不符合秘密等级安全要求的污点。

特种部队资格课程大致分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阶段（麦考尔营）：特种部队评估和选拔——25天●第二阶段（麦考尔营）：地面导航，小单位训练，实弹射击——48天●第三阶段（布拉格堡）：军事专业训练：

18B（武器使用）——2个月

18C（工兵技术）——2个月

18D（医疗卫生）——12个月

18E（突击队）——4个月

●第四阶段（麦考尔营）：包括罗宾?塞奇演习（2个星期）——39天●“生存、逃脱、抵抗与规避”阶段（麦考尔营）：19天●毕业典礼：授予徽章

●语言训练：4—6个月

从体能上来说，最困难的阶段是特种部队评估和选拔阶段，因为在此期间，军人受到不断的评估，看他们是否具有必要的素质。第一个星期的目的是评估学员的情感和心理方面的情况，主要是通过笔试和实际检验。第二个星期是测试学员的耐力、体力、意志力以及心理承受能力。它包括一个完整的体能测试计划，其中有计时跑步、障碍课程、负重行军、白天和夜晚的地面导航，还有穿着军装和皮靴的泅渡。在这个星期里，将剥夺学员的睡眠，让他们接受更多的心理测试，对他们在高度紧张的环境中能否有效发挥自己的能力等进行评估。第三个星期把学员看作一个个体以及群体中的成员，对他的领导能力进行评估。

在这3个星期结束的时候，一个由一批公正的高级军官和士官组成的委员会对每个学员的表现进行考察，对他是否适合接受特种部队的训练作出最后决定。这个委员会还为每个学员推荐一个他所擅长的军事职业技能。

评估和选拔阶段的课程每年举办8次。在过去，平均入选率大约是29%。可是近年来入选率上升到50%。一个更加严格的预选过程以及申请者的较好素质说明，这种较高的入选率并没有影响质量。没有被选上的学员回到自己部队的时候，都带着一封推荐信。有些人获准再次参加选拔，有些人在第二次选拔时被选中。

与此同时，那些被选中的人将参加资格课程（第二阶段）训练。他们必须令人满意地完成他们必须学会的军事专业（包括罗宾?塞奇演习以及“生存、逃脱、抵抗与规避”训练课程）。

在毕业并被授予“徽章”之后，每个军人都被分配到一个基层部队，但是在他加入Ａ级小分队之前，他还必须完成6个月（或者更长时间）的语言培训（取决于他所在部队未来的活动地区）。

他现在已经掌握了基本技能，可是作为一个小分队的成员，他还要在自己的军事生涯中不断进行训练。他的另一个正式课程（很快就要进行）将是军事自由落体（降落伞）或者战斗潜水（水下呼吸器）训练。此外，他还将开始接受他的使命地区的文化知识的正规强化训练。

卡尔?斯廷纳，绿色贝雷帽

从资格课程毕业后的2个月中，斯廷纳参加了跳伞长学校的学习（在布拉格堡，2个星期），并且在尤沃里国家林地的野外训练演习中，进一步提高了他领导Ａ级小分队方面的能力。

1965年1月以及随后的6个月，斯廷纳是第3特种兵大队A连B分队的队长。他们进行了更多的野外训练，而且规模也更大。

有一个演习我记得特别清楚（按照“火鸡林”演习的模式），有两个Ｂ级小分队参加——我的小分队扮演的是反游击队的角色，对垒的是查理?约翰逊上尉扮演的非常规战争游击队的角色。演习地点在加利福尼亚，它的北面是泰特斯维尔市，南面是墨尔本市，西面靠近圣约翰河，东面濒临大西洋。这一带是老百姓的私人土地，还有一些是用作军事训练的未开垦的处女地。老百姓中有很多人接受过某一个Ｂ级小分队的组织和训练，而且参与热情特别高。为了提供支持，陆军航空部队被广泛用于支持。双方都使用了汽船（为越南战争进行的大规模预备训练）。

演习结束的时候，为了使那些参与我们行动的平民朋友减少一些敏感性，重新团结起来（有些人过于投入——他们实际上想继续和他们的“敌人”战斗，有些人还带着枪），我们为整个社区的人举办了一次烧烤野餐会，还进行了军事表演。这很有作用。和平得以恢复。

第二天，在我们准备飞回布拉格堡之前，我看见飞机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乱哄哄的一大群人。

有几个士官想把一条4英尺长的鳄鱼作为连队的吉祥物偷偷地带回去。我走过去看他们在干什么，发现那条鳄鱼挣脱了绳子，他们正想办法制服它。最后他们终于制服了它，用绳子把它从头到尾捆了个结结实实。

我们降落之后，受到我们的长官霍伊特中校以及亚瑟军士长的欢迎。军士长立刻发现了偷运鳄鱼的事，把4个偷运者和那条鳄鱼带回连里，让他们花了大半夜时间为鳄鱼挖了一个水塘。他们把它的腿用铁链拴住，这样它就无法挣脱，不会把连队真正的吉祥物（一条狗）吃掉。

我没有就此停下来。士官们认为那条鳄鱼也必须具有“空降”资格，尤其是因为那条狗已经有了这个资格。所以他们偷偷地与管索具装配的人谈妥，给它打一个笼头，再特制一顶降落伞。大约1个星期之后，在圣母教堂空降区进行了一次计划中的跳伞。他们把这条鳄鱼推出飞机，然后跟随它跳伞降落到地面。它落下去的时候没问题，可是等他们走到它着陆的地方，他们只看见那条铁链和那顶降落伞。那条鳄鱼已经挣脱了链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13年之后，布拉格堡的野生动物管理员在圣母教堂空降区西端的沼泽里发现了一条7英尺长的鳄鱼。那是布拉格堡惟一的一条鳄鱼——它是如何到那里的，至今仍是个谜。

军人，尤其是特种部队的军人，总是在发挥想象，寻找自娱自乐的办法。只要是合法、合乎道德、不伤害他人，就没有错。

训练演习结束之后

1965年7月，在佛罗里达州的训练演习结束之后，我当上了连里的作训参谋，负责训练和战备。这项工作我一直干到1966年春。后来我离开特种部队到堪萨斯州利文沃思的指挥与参谋学院学习。

在这段时间里，各军兵种都由于越南问题而扩大，大量的新兵被征召到陆军中，训练中心达到了饱和。

当年8月，整个连队被调到北卡罗来纳州西部的皮斯加国家林地，在崎岖的高山地区进行训练。连队当时有一个连部和两个Ｂ级小分队（第三个Ｂ级小分队在埃塞俄比亚执行任务）。这项训练任务持续了大约1个星期的时候，我在调频收音机上收到了霍伊特中校的呼叫——我可以判断出他是在一架直升飞机上——要我到离我们的集结营地大约10英里之外的一个道路交叉口去见他。

我跳上租用的皮卡小货车，径直朝那个地方开去，心想他飞这么远过来（100多英里）有点异乎寻常。无论是什么原因，肯定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比他先到那个交叉路口，在路口旁边一块小空地上用我们经常随身携带的橙黄色信号布板标出了降落场地。

10分钟之后，他的直升机降落，他没有关直升飞机的发动机，就跑到我面前。“你把部队带回布拉格堡需要多长时间？”他问道——这是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

“要一会儿，”我回答说。“因为他们都分散在山里，在不同的训练区，而且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运输力量把整个连队一次运走。用我们现有的车辆，加上他们从当地有关系的老百姓那里借一部分车辆，我想我们可以在夜间某个时候回到布拉格堡。”

“好的，”他说道。“回去把他们组织起来，准备出发。”

接着他解释说：“训练中心已经人满为患。今天早晨刚接到一项任务，要我们为三四天之后就到布拉格堡来的大约500名新征召的步兵进行基本入伍训练。

“大队正在研究让他们住在哪里，”他接着说。“哪一部分训练可以比较有效地由委员会来完成”——武器使用训练之类的——“等我回去的时候，这项工作就应当有个最终的眉目了。

“在大队里，你对这种训练比其他人都有经验，”他接着说，“大队长”——当时是勒鲁瓦?斯坦利上校——“和我想让你带一批精选的干部前往杰克逊堡，于上午6时出发，去看看他们如何进行基本作战训练”——这里他指的是前8个星期的训练——“然后把你能收集到的课程计划带回来。”

“这没问题，长官，”我回答说。“我马上就回连里，让他们行动起来。至于基本训练的部分，从头到尾我都了如指掌，闭着眼睛也可以把这些科目教下来。但是，开始的时候还要对我们的干部进行一些基本训练，这我可以在一两天之内完成，并且在我们的训练过程中继续进行。

“长官，为了比较顺利地组织训练，我们能做的就是回去挑选和配备一个训练营的干部。这个训练营由3个连组成。”接着我大体上说了这样一个结构应当如何运作的问题。“这3个连应当由上尉军官指挥，军士长由一名一级军士长担任；每个连的4个排长由中尉担任，副排长由一名军士长或者一级军士担任；每个排有4个班，班长由参谋军士或中士担任。”我还对他说，如果能让3名连长加上各排派出的1名代表（军官或者士官）和我一起去杰克逊堡（总共15个人），亲自看一看这项训练是如何组织的，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

“可以，”霍伊特回答说。“其中一个连由你指挥。你把你那儿的人集中起来，我回去确保挑选适当的人前往杰克逊堡。”

在返回集结营地的途中，我心里在想：“伙计，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造就一个训练有素、目标明确的营。有这么多优秀的士官，我们完全有能力把这些新兵训练出来。”

这时候我不禁把我们参加训练的特种部队的表现与我上一次在杰克逊堡参训时要处理的问题进行了一番对比。当时参加训练管理的人有我、内德?莱尔（一名优秀的军士长，据我所知他是陆军中惟一获准把刺刀作为奖章佩戴的人）、一名专业4级连部文书（当时正面临着囤积信件和私藏色情材料的指控）、4名士官（都有医生证明，免除他们早晨20分钟的跑步；于是我把他们放在战略位置上，这样，我在管理连队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管管那些掉队的人）、一个伙房的军士（他服用止痛药物已经上瘾），此外还有一个我不信任的军需士官。这就是与我共事的几个人，我认为我们干得不错——实事求是地说。

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体验

在杰克逊堡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要管两个连200多名新兵的训练，每个连都有自身的训练周期：其中一个连已经开训7个星期，另一个连才刚刚开始1个星期。我们在安排训练的时候，确保每个连自始至终有一个士官跟着。另外2名士官和我从凌晨4时到中午训练一个连，从下午1时到晚上9时训练另一个连。

换句话说，考虑到我们执行这次任务的将是一批有才干并且能关心部下的干部，这对我们来说将是小菜一碟，对我们以及那些新兵都将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体验。

霍伊特中校离开后，我就打电话给集结营地，告诉无线电员通知各分队长，要他们做好准备，我一回去就开会。

开会的时候，我把新的任务告诉了各分队长，指示他们以“渗透”的办法把部队拉出来，以便在午夜时分到达布拉格堡。“渗透”意味着可以单车行动，可以走不同的道路，而不必形成车队，走同一条路。我没有告诉他们怎样去做，因为我知道他们会想出“怎么做”的办法。

现在是大约下午3时；他们有9个小时来完成返回任务。

第二天早晨5时，我在连部见到霍伊特中校。他已经完成了他的那部分工作。我所推荐的营级编制的人员名单已经开好，而且挑选出来准备去杰克逊堡的小组已经处于待命状态，随时可以出发。

出发之前，我向中校提出了另一项要求：“为了把那些新兵领上路，我们需要事先把营房准备好，包括准备好床铺。我们要尽早把这项工作完成，这样在新兵到来之前，我们才能有较多的时间对训练教官进行培训。”我知道有些老资格的士官也许会对准备床铺的事表示出不满，但是我也知道在训练周期结束的时候，他们会明白这是一个明智之举。这将体现在新兵的态度和动力上，他们会意识到，在一批善于关心人的职业军人的手下，他们是何其幸运。

在杰克逊堡的日子是很有价值的。我们观察了正在进行的训练，和那儿的干部进行交流，并把他们的所有课程计划都带了回来。

回到布拉格堡之后，我们用了3天时间进行组织，把我们共用的训练场收拾得井井有条。然后我们进行了为期2天的“训练教官培训”，这个训练将使我们顺利完成前2个星期的训练任务。

第四天的下午4时得到通知后，我们接收了大约500名直接从地方征召来的新兵。

随后的8个星期不仅对我们的干部，而且对那些新兵都是一段难忘的、有意义的体验。干部们表现出非凡的职业技能和爱心，整个受训营都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悟性、动机和才智。

虽然受训者后来都作为单个兵员去了越南，许多人都选择军队作为终生职业。有些人后来成为优秀士官，而且又回到了特种部队。另一些人——受过更好教育的人——后来都成了职业军官。

越南战争向特种部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时特别重要的是训练Ｂ级小分队，于是这成为我们的主要任务。我在第3特种兵大队的最后7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组织、训练、部署了3个派往东南亚（泰国和越南）的Ｂ级小分队。

由于在越南越来越强调反游击战和顾问活动——组织、训练、装备和部署山民部落来对抗北越军队渗透；组织南越机动特攻部队；向南越部队提供顾问——的重要性，战术训练的主要方向集中在营和营以下单位的战术，包括空中火力支援及炮火支援的部署和整合。

实际上，我将被安排去部署我们派出的3支部队。可是大约在部署他们之前的1个月，我接到通知说，陆军人事局还没有同意让我去。后来我从人事局得知，原因是我已经被挑选去指挥与参谋学院学习，然后我将去越南（虽然这一点没有特别说明，我知道我很可能会被分配去那儿的特种部队）。

1966年5月下旬，我离开了第3特种兵大队A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