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辆装甲车沿着约西坦克留下的履带痕迹，在怪石嶙峋的旷野上一路颠簸着前行。这时，士兵们发现了一辆在战斗中被摧毁的叙利亚反坦克吉普车，上面还冒着火光。他们朝吉普车驶去。时间已是傍晚，等到他们到达山脚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走下装甲车，他们继续步行或者一路小跑，最后到达了约西所在的位置。约尼命令几个人去检查那辆瘫痪的以色列坦克，以确保里面没有人，同时又把约西绑在担架上。随后，他们又匆忙撤退。过了没多久，叙利亚人赶到后，把以色列坦克都拖回了大马士革，连同那些坦克兵的尸体。很显然，侦察营士兵在黑暗中没有发现这些尸体。

“约尼带着士兵赶来，救了我，”约西几年以后回想起。“我这条命是他捡回来的。”12

战争结束后不久，约尼去医院探望约西，然后给他写了一封信。信里表扬了约西作为一名战场指挥官的出色才华，而只字不提救援的事情。约尼写道：“从那些把你层层包裹的绷带中，听到你说话我很高兴。你说最重要的是，你就在这里，你还活着……你让我不禁想起“六日战争”后我躺在朗本医院里的感受，当时医生们围着我讨论该如何处理我的左手臂。对我来说，他们似乎在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担忧。最重要的是能够活下来，其他的事情都无足轻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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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穿过一个又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我的思绪也在继续前行。直到最后，我想起了约尼奔赴恩德培之战和他生前在一次谈话中跟我提起的一些事情。我想努力地说服他要见机行事；而约尼却对我坦诚相告，说他不能接受我的建议，因为他看待生活的方式跟我不一样。他说，他不会认真地思考“明天”然后做一些“合理”的事情。因为，当明天到来的时候，他都没有指望还能活着。

“我的生命属于我，那就让我来决定自己的归属，”约尼几年前就是这样回击比比的。那是在另一次人质救援行动之前，也就是1972年。阿拉伯恐怖分子劫持了一架撒贝纳客机，然后降落在了罗德机场。约尼在行动开始几分钟之前赶到现场。比比和其他士兵一样已经备好了枪，准备炸毁那一架飞机。军方有一个常规命令，同一个行动不得同时有两位兄弟参加。而约尼非常想参与此次行动，要求比比让他出征。

“我怎么能让自己的士兵参战而我却袖手旁观呢？”比比争辩说。

“好吧，你说得没错。所以，我们一起去。”约尼回答。

“想想我们的父母，”比比试图说服他。“想想如果我们都牺牲了，他们该怎么办。”

约尼说到做到：他要成为自己生命和死亡的主宰者。

但是，军事行动指挥官埃胡德却不允许约尼参战。后来，当他看到比比在炮火中受伤后，约尼的愤怒很快就被其他的情绪所掩盖了。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约尼是如何成功地说服我参与了一次他领导的行动。行动的目标是绑架叙利亚的军官，然后用他们交换被关押在叙利亚监狱的以色列飞行员和导航员。也许，换个思路会更简单。我被分配到一个负责设置路障的助攻部队。在行动中，我只看到了约尼一小会儿，但却足以让我明白——他的眼神、他的语气——对战场上的士兵所产生的作用。我们部队在穆吉·贝奇的领导下，只起到辅助作用，没有渴望会执行行动的主要任务——制服叙利亚军官和防护他们的黎巴嫩警察。由约尼和他的助手乌兹·达杨率领的主力部队，乘坐民用汽车进入黎巴嫩的领土，抵达绑架行动的预定地点，而叙利亚的护航车队也在朝西边赶来。约尼的士兵把车停在路边，假装是一群黎巴嫩人的汽车出了故障。突然，约尼的情报小组报告说，事情出了点状况。叙利亚的护航车队被一群村民阻拦，可见村民很明显对车队产生了一些怀疑。后来，车队开始折返。约尼立刻命令士兵上车。经过短时间的一路追赶，约尼的部队赶上了那群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然后以绝对的火力优势征服了他们。

穆吉所属的部队在西边设置好路障之后也赶到了，最后的几声枪响还能听见。叙利亚军官已经被俘并被集中到了一起。这是我和战友们参与的第一场战斗。当抵达交战现场的时候，我简直紧张到了极点。约尼站在路上，冷静地发号着施令。他强有力的声音中没有一丝兴奋，而是告诉我们该做些什么——紧张就这样减少了很多。我们被安排一直往北排查该地区，因为有一位叙利亚军官在枪战中设法逃跑了。我们没有找到叙利亚军官，几分钟后返回的时候，约尼已经离开了。他留下乌兹负责把俘虏和车辆带回以色列，自己驾车到了附近的阿拉伯村庄，去监督针对一辆阿拉伯汽车的搜捕行动。该车可能来自护航车队，而且已经逃跑。我们穿越边界进入以色列境内，欢欣鼓舞地押送着俘获的车辆和一群高官囚犯，而约尼却没有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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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驾车穿过戈兰高地，那里是约尼的坦克营驻扎的地方。这个基地是在约尼阵亡前不久，由他建成的，后来被命名为约纳森基地。有一次，我们一家人被邀请去参观。进入基地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一栋建筑物的墙上用黑色的大写字母组成的一些醒目的句子。那是约尼在营队的告别演说。约尼牺牲后，也是他发表演说一年多以后，营队的士兵根据记忆将它们重现——这跟我们在约尼的报告中所发现的演说文字有着惊人的相似。

“约尼的助手克西在一个开阔的空地上集合了全营的官兵。”一个营队的参谋描述了当时的指挥权交接仪式。“某天训练过后，在一个长方形广场的三面停满了坦克，炮眼朝内。约尼在他们前面的一辆装甲车上站着，发表他的演说。”

“我相信，对于任何结果都不能妥协，”约尼说。“我们的营队里永远没有妥协，任何结果都比不上最好的可能——甚至它们可以让我们进步，”他阐明了自己的信条。“我相信以色列，相信集体的责任感，一定可以陪伴我们每一位战士，为国家的生存而战。”

“他演说完以后，”凯尔勒继续说，“向营队官兵敬礼来表达他的敬意。这就是他接管指挥权的过程。”

基地的中央是约尼的办公室，有时候也充当约尼的休息室。在那里，约尼可以忘掉一切军中琐事、忘掉那些灰色的营房和点缀着鹅卵石的小路，然后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一天晚上，我完成工作的时候已近凌晨两三点。我发现他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凯尔勒回忆。“我过去看他在忙些什么。约尼为了一个连队的演习在训练场待了一整天。我朝里面望去，发现他在读一本诗集，我想应该是比亚利克的诗集。”

“那个时候，如果他一个晚上能睡上两三个小时，就算很多了。”本加尔说，那时他是约尼的分队指挥。“他差不多每天24小时训练营队。你遇到一个如此有动力的人取得一些成功，这一点也不稀奇。渐渐地，他建起了营队并改变了它的面貌，训练开始变得有模有样。”

“他的第一次营队演习任务彻底地失败了。那基本上就是一次技术性的演习，只是它出了问题。部分是因为约尼驾驶坦克的经验不足，部分是因为运气不佳。有时候，如果一开始你就迈错了脚，也就回天无力了。而事情就是这样。”

“我很遗憾，他指挥的这次演习变得如此糟糕。我在所有人面前反省了差不多15分钟，然后说：‘约尼，过来。’我跟他逐一分析事情的经过，非常地详细。我不知道，他对我如此严厉地批评作何感想。我没有发脾气，也没有怒吼，而是以一种最为严肃的方式批评他。有时候，这种局面也是最难以忍受的。我看见，他把所有的细节都记录下来。他不仅说‘好’，而且提出问题然后自己加以分析。突然，我感觉自己不是在总结一个常规的演习过程，而是在展开实质性的讨论：我想说点什么，他就说什么；他提问，我回答；我对某个问题殚精竭虑，他也会苦思良久。最后，演变成了两个人的一场真实对话。我们坐了四五个小时，一直在讨论演习的事情。话题有时候突然转移到军事、历史、哲学、地理，然后又回到演习上——所有的一切都与手头的事情有着某种联系。我发现他有想学习、受教育的欲望，也想理解他人。他坐在那里，不像一个接受惩罚的人只是等着长官的训斥快点结束、羞辱快点终止，然后可以闪人。他并没有想要离开……我问他，‘你需要多长时间可以顺利完成一次演习？’他说大概一两个星期。时间快到的时候，我们又举行了一次演习。那时，你会发现，一个人可以理解他的所学，然后真正地将之付诸实践，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次演习可谓一流。第一次犯下的错误，他一个都没有再犯。”

独立日的那一天，也是约尼执掌营队大约一年以后，他准备前往北方指挥部总部接受拉斐尔·埃坦授予他中校军衔。“仪式上他没有佩戴装甲部队的黑色贝雷帽，而是一个普通的绿色军帽，”一位参谋回忆。“实际上，他也没有佩戴任何特殊的徽章或者肩章，比如“六日战争”的那种绶带。连人们所常见的士兵在特拉维夫每天都穿戴的那些军服小配饰，他身上都没有。他就穿着一身破旧的少校军服在基地里走来走去。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跟他讲，现在该是换一套新衣服的时候了吧。但是在仪式前，他的助手海姆·克西少校把自己的一对肩章给了他；我想，他还需要一条腰带。就这样，我们两个人给他凑齐了仪式所需的一切。之后，他才急匆匆地赶往北方指挥部，参加授衔仪式。”

本加尔说，约尼作为一名营长，“无论从业务素质还是个人能力来看，都是这个营队最优秀的军官之一。他能精确地分析全部的军事图片，能熟练地驾驶坦克。他了解所有的战术战略，并且注重研究它们。他的队伍是营队里最出色的。他将自己的个性融入到队伍中并将它打造成了最顶尖的部队——不论在纯粹的技术方面，还是在斗志方面，而且士兵对队伍有着强烈的认同感。”

“我想让他留在装甲部队，于是告诉他：‘在你的营长任期结束以后，我们会提拔你担任副旅长。我觉得，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你就会成为一名旅长。’我相信他的个人能力和领导才华。”

我一直在想，如果约尼留在装甲部队，那结果将是怎样的呢。“我试图说服他不要回到侦察营，”本加尔告诉过我，但我不能把这句话从脑海里抹掉。我的推测是毫无意义的，不仅仅是因为他从来没有一点点的可能性会做出其他的选择。

约尼回到了侦察营，回到了那个被他真诚地称作为“熔炉”的地方，那个曾经造就过他的地方。因为这个举动，他变得更加的孤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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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他跟我所认识的其他指挥官都不一样，”一位侦察营的参谋说。“很大程度上说，他是一个天才……他比我们都要成熟很多。我们那时不能理解的很多事情，今天在我看来都具有非凡的意义……在部队的最后几年，我才开始理解他在做什么。那时，我们因为太年轻而无法接受。同时，也因为年轻，我们一些人常常批评他，而且那些话太刻薄了。但是，在他执掌侦察营的日子，我有幸看到他在军营之外的更广阔的一面，然后我开始对他的为人有了不同的看法……我曾经去过他的寓所，并且在那里胡侃了一番。他因为生病，让我过去陪他。那时，我才发现，他的知识面比我想象的要丰富得多。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对他的看法开始有些改变，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最主要的是，我发现他善于观察一切事物，即使他并不总是觉得有必要置评。他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他才会发表意见。他也能宽容他人，但只是在某一个方面——如果回到过去，他肯定会在你屁股后踢上一脚。他希望人们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努力地纠正自我并主动地提升自我，而不是因为他凭借权势要求他们这么做……”

“他的一生比我们经历了更多，而且这也影响到他的行为。他真的是有一颗善心。在一些小事上你就能发现，不论是在军营内，还是在军营外。”

“一方面，他努力地跟人亲近，士兵们从他那里感受到的威严要比在其他高级军官那里少很多。另一方面，他在很多事情上犹如一道谜题。我们无法理解他，而且我想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

在很多方面，他对应征入伍的士兵而言都是一个谜。“他不同于常人，”有人说，“尽管他尝试接近我们，依然能感觉他很内敛、很深沉……我们要出发去什么地方，或者等待开通报会的时候，他常常会独自一人坐着，吊着一个烟斗、拿着一本书。但是，如果我们晚上打算去城里而需要一辆车，我们会送一张借条到他的办公室，询问是否可以借用他的车——向侦察营的长官借车似乎显得有点太放肆——然而我们就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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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另一段旅程，是在南部的马萨达地区。我进入了南山的一个巨大蓄水池。我知道，在阵亡前不久，约尼曾经从那一望无际的台阶上走下来，到了这个空荡荡的蓄水池的底部。犹太士兵在这里反抗罗马人的进攻足足有三年。他的手里拿着散发给游客的小册子。这里，是地球的深处。光线从山间的空隙处投射过来，照在蓄水池的底部。空气显得阴冷而又死气沉沉。空闲的时候，他看了一眼小册子。其中的最后一页上，是犹太士兵领袖爱力·阿沙尔的临终演说。他们在罗马人发起总攻之前，和自己的家人一同自杀殉难。在这个教堂般静谧的地方，只有布鲁莉亚在他身边。约尼被这段文字所吸引，开始大声朗读起来。她请求他停下，但从他嘴里传出的是，马萨达的领袖在2000多年前发表的、还在这些石墙之间回响的演说：

“我们终有一死。我们的孩子也终究逃不过死亡的命运。死亡所带走的，不是人类最崇高的抗争精神，而是受羞辱和受奴役的人生……这些灵魂生来就注定不会享有人类的命运……当然，我们要在他们唾弃我们、奴役我们之前死去。在离开这片生机盎然的土地时，我们依然是自由人。”

约尼在阵亡前几天的最后一封信上写下了“尽你所能地活下去”的字样。他不是想跟生命道别，而只是有问题一直困扰着他：我要过怎样的生活？日复一日，他找不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