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6月1日，星期四。约尼飞往以色列中心城市特拉维夫的时候，在脚下看到了这样一片风景。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荒凉的西奈沙漠，然后是加沙地带和拉齐思内陆郁郁葱葱的果园和田野，最后是海水轻抚着的白色海岸，以及海岸低地杂乱无序的城市街区，还有耸立在城市东面的座座荒山。坐在约尼旁边的是侦察营的情报官阿维，而过去几天他都和阿维待在一起。甚至过去几年里，这两个人有很长时间都一起共事，每天从早忙到晚，而且天天如此。他们经常忙到周六，在约尼的公寓里，靠着几杯咖啡提神，面前一字摆开着地图和航空照片，起草计划一直到最后一个细节敲定。随着时日渐长，二人除了工作关系又平添了一份温情和对彼此的尊重。

现在，约尼和阿维在飞机上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约尼看着地面，思绪如潮。他也许可以尝试打一会儿盹，因为回到侦察营后他就找不到时间休息了。刚刚过去的一周，对他来说有好几夜都不曾合眼，任务排得满满当当。而接下来的一周，很可能已经有新的任务在等待着他，虽然接到新任务的几率实际上接近于零，但这个想法足以让他思绪万千。即使没有任何的来由，他的想法就是，如果抛开一些局限不谈，如果可以勇敢地一搏，这次行动将会被几代人牢记心中。

※※※

整整一个星期，约尼都在关注法航客机遭劫持的事件。直到星期四，他的主要注意力开始转移。他要忙一些其他重要的事务，一些属于机密性而不能对外透露的事务。

6月27日，星期日。在空客飞机被恐怖组织劫持后几个小时，侦察营的一支先遣队进入了日常的警戒状态，属于突发事件后的常规反应。已知的信息比较有限——只限于飞机在欧洲被劫持，该航线是从特拉维夫飞往巴黎，并且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乘客是以色列人等。飞机是在降落在雅典停留之后的那个下午被劫持的。当时，约尼带着一些士兵远在侦察营基地之外。总参谋部的行动部门告知了他们所发生的事情。根据信息，约尼通过电话把指示传达给穆吉·贝奇少校。他是那天侦察营的值班指挥官，也是先遣队的警戒任务的负责人。约尼向他交代了各种注意事项，确保相关的主要军官、士兵和物资都在基地之内。

“听着，”谈话结束时，约尼告诫穆吉，“现在要尽可能把一切能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以免措手不及。”

临近午夜，穆吉带着侦察营的应急兵力赶到特拉维夫城外的罗德机场。在那里，他们要为飞机可能折返以色列做好准备。飞机在利比亚着陆之后已经再次起飞了。但是，飞机目前在朝南飞行，先遣队要撤回总部基地。约尼再次拨通穆吉的电话，要求对事情的进展做简要报告。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约尼问。

“我们仍旧处于警戒状态，看看恐怖分子是否会来这里。我们已经接到撤回罗德机场的命令。”

约尼发出命令，侦察营的副指挥官和先遣队一起前往罗德机场，并说自己星期一早晨会从西奈起飞，和他们在那里会合。

后来的结果是，被劫持的飞机那天早晨降落在了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于是，在罗德机场和士兵们会合后，约尼回到了总部基地，并召集穆吉、伊夫塔和其他军官开会。他对关于这架航班的突击计划以及参与计划的兵力的布局做了一些修改，以防航班真的返回以色列。会后，约尼继续其他日常事务。除了警戒力量坚守岗位之外，基地的活动如往常一样开展，因为没有人知道飞机是否会停留在乌干达，抑或停留多久。

6月28日，星期一。在这个节骨眼上，由瓦迪埃·哈达德领导的巴勒斯坦人民革命阵线的劫机分子至今还没有公布他们的要求。但是，很明显，要求很快就会公布。在飞机降落恩德培之后，241名人质已经被劫持在法航客机中长达12小时之久。星期一下午，人质被从客机上转移到了机场的一个旧航站楼的候机大厅里。这栋建筑曾经为进出乌干达的旅客提供飞行服务，其中包括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乌干达工作的以色列人。自1972年开始，独裁者伊迪·阿明在这个阿拉伯国家突然掌权之后，以色列的军事和经济专家被从乌干达驱离。这个机场也进行了扩建，增加了一条更长的新跑道。而且，在旧航站楼一英里外的停机坪的最西侧新建了一座航站楼和控制塔。而被荒废和弃用的旧航站楼，为恐怖分子劫持人质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场所。

4名劫机分子中有一名领导这次行动的德国男人和一名德国女人，还有两名年轻的阿拉伯人。后来，又有三名以上的阿拉伯恐怖分子在乌干达加入他们。自此，阿拉伯人成为整个队伍的领导者。与在飞机上的紧张和不安相比，4名恐怖分子此时看上去非常轻松。这次任务中比较困难和危险的部分，也就是劫持飞机，已经取得了成功。现在到了乌干达，他们没有感受到一点点威胁。“恐怖分子对自己很有把握，”一位名叫莎拉·戴维森的人质这样回忆，“我们被囚禁在他们手中，就像一只老鼠被困在猫爪之下。”以色列人可能会投降，也可能会解救人质。无论劫持行动的最终结果如何，恐怖分子目前的工作开展起来不会受到任何干扰。

这一天，以色列军方试图解救人质的方案几经斟酌，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尽管沙尼中校作为以色列空军大力神C-130运输机飞行中队的指挥官，自发地召集了全体会议来商讨劫机事件。他认为，如果要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他的飞行中队是必然要参与的。因为大力神飞机是以色列拥有的唯一能飞抵恩德培机场的军事运输机。在飞行中队总部举行的会议很简短，沙尼和军官们主要探讨的是飞行里程和可能的飞行路线。假如以色列到乌干达的距离是大约2200英里，很明显的是，飞行中队只有两架加油飞机能够实现空中加油，只有它们能够依靠自己的燃料供给完成到乌干达的往返飞行。一般的大力神飞机可以抵达乌干达，但是回程起飞后其燃料只能维持一个半小时。

第二天，星期二，6月29日。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在下午晚些时候召集了一个会议，参与者都是内阁的高级部长。他们也是总理在遇到一些重要的国家事务时的咨询对象。恐怖分子已经公布了他们的要求，包括释放关押在以色列监狱的40名恐怖分子，其中有一名加入人民解放组织的日本人冈本公三，曾经于1972年在罗德机场杀害了24人。同时，也要释放关押在其他一些国家的大量阿拉伯和德国恐怖分子(1)。恐怖分子把7月1日，也就是星期四的下午2:00作为满足他们要求的最后期限。如果名单上的囚犯到时候没有被释放，他们扬言要按照一贯的做法处决人质。看上去，这一次以色列人别无选择，只有屈服于恐怖分子的要求。因为人质在远离以色列几千英里外的敌对国家，落入了一群阿拉伯和德国匪徒之手，而且还受控于一位冷酷无情的非洲国家独裁者伊迪·阿明。

因此，拉宾总理召集了军队总参谋长莫迪凯·古尔中将来开会。他想问古尔，不管机会多么渺茫，是否有可能采取军事化的解决方案。古尔在准备飞往西奈半岛考察军队某部训练之前几分钟接到了拉宾总理的通知。他很快意识到，总理先生为什么召他前去。古尔吩咐他的助理哈盖·瑞格中校与凯垭方面——以色列国防军(2)位于特拉维夫的规模庞大的总部基地——取得联系。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瑞格把车停在一个公用电话亭旁边，给军事行动指挥部的伊库提·亚当少将致电。他传达了古尔将军的命令，也就是开始对军事行动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在内阁会议上，针对拉宾总理的提问，总参谋长古尔说道，军方还没有研究过解救人质的方案，但是一般来讲，这样的行动也是可行的。古尔甚至提出了一些如何展开行动的建议。

这次内阁部长会议结束时，没有达成一致的决议。那个时候，以色列政府还认为，法国方面有责任来协助他们寻找解决方案。因为飞机是法国航班，并且大部分乘客都是非以色列国籍。此外，既然恐怖分子在要求中提到了其他一些国家，任何针对这场危机的协商方案都必然要涉及那些国家。

上午9:00，在与国防部长佩雷斯会晤之前，总参谋长古尔召开了有关这次劫机事件的预备会议。自从飞机降落在恩德培机场后，时间已经过去了大约一天半。参加会议的人员包括军事行动指挥部的长官伊库提·亚当、空军司令员本尼·佩拉德少将在内。会议开始前，佩拉德吩咐同僚们把空军能够抵达恩德培的基础数据都提供给他。“我们拥有四个适合参与这次行动的、可以完全调动的大力神飞行班组。”一位空军部门的指挥官伊多·恩巴少将告诉佩拉德。伊多又补充说道，原则上有可能派遣大量的大力神飞机，波音707系列飞机也可以。佩拉德也决定直接跟大力神飞行中队的指挥官沙尼通话，就一些技术性问题交换意见。其中，大部分问题都涉及前往恩德培的导航事宜以及飞机在不同荷载量情况下的可飞行里程。

带着这些信息，佩拉德参加了与总参谋长和国防部长的会晤。他坚决反对在任何情况下向恐怖分子屈服。

“你有什么想法？”有人问他。

“我们有能力把超过1000名士兵送到恩德培机场，并且控制那里的局面。”佩拉德说的是一个要持续好几天的大型军事行动。“从我们的角度看，我认为乌干达的空中防卫不会带来麻烦。只有在恩德培机场的跑道由于某种原因堵塞的时候，才会有麻烦。比如，恰好有醉酒的司机把卡车停在跑道中央。”佩拉德继续说道，另外的选择就是展开一个局部性的行动，只需要调遣4架大力神飞机，而且飞行人员马上可以就位。1

这个想法依然不太全面。比如，人质一旦获救后该怎么办？部队如何返回国内？然而，鉴于后来所发生的事情，空军方面表态能够抵达乌干达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同时空军也对恩德培“软着陆”的可能性做过严肃考虑，比如没有战机掩护的情况。

总参谋长古尔对这种类型的军事行动特别怀疑，而军事行动指挥部的长官亚当说，这个建议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除了飞机在恩德培机场着陆之外，其他一些可能与行动相关的问题也在会议上向国防部长提出。2

也就在那天晚上，与佩雷斯会见之前，亚当已经把研究军事行动可行性的任务分配给了埃胡德·巴拉克上校，然后把他借调到了军事行动指挥部。埃胡德自70年代初期开始，约尼还是副指挥的时候，就一直担任侦察营的指挥官，他拥有大量的策划、执行特殊军事行动的经验。作为侦察营的指挥官，埃胡德做了大量工作来奠定侦察营的特殊军事地位。他个人曾经指挥过几次类似的军事行动，包括1972年5月在罗德机场解救被劫持的比利时沙比那航空公司的707航班，以及1973年4月在黎巴嫩贝鲁特港口的一次夜间突击行动，而且还击毙了几个人民解放组织的高级军官。

埃胡德在军事行动指挥部被分配了一间办公室，星期二深夜那里汇集了很多人，其中包括代表约尼参会的穆吉和伊夫塔。侦察营的代表来参会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类似的行动很明显需要侦察营来扮演主要角色。当然，也有来自于海军指挥部、空军部门和军事情报部门的代表。黎明来临前，代表步兵和伞兵部队指挥官丹·肖姆龙准将的海姆·奥伦中校也到达了会场。随他一起来的，还有步兵和伞兵部队的情报官阿姆农·布莱恩中校。他几年前就开始担任侦察营的情报官，个人对特殊军事行动的情报需求了如指掌。

实际上，整个团队还没有任何关于恩德培的情报。空军部门的恩巴少将将一份用于全球机场的民用航空导航手册带到了会场。整个一周，他将在这次行动的空中力量准备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同时也要协调空中部队和地面部队。导航手册给大家提供的信息极其有限，但却至关重要。手册上的一份草图标注了恩德培机场的跑道位置及其长度，还有旧航站楼的方位。穆吉曾经在一次以色列军事行动中被短期派往乌干达服役，也还记得那栋建筑。机场修建在维多利亚湖的岸边，这个内海是埃及尼罗河的主要源头，横亘在乌干达的南部和肯尼亚的西部边陲之间。

埃胡德认为，如果可行的话，务必要尝试一次军事行动。参会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很自然，每个参会者都提出了最适合自己部门的行动方案。海军指挥部的代表建议，使用橡皮艇经由维多利亚湖抵达恩德培机场；步兵和伞兵部队的海姆·奥伦中校提出，将部队空降到该区域；穆吉也提出计谋，使用民用飞机运送救援部队。当然，这些方案都非常的粗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出个所以然，因为大家对行动目标几乎一无所知。实际上，人质是否被关押在旧航站楼还没有得到真正确定，关于导航手册示意图上那个小矩形所代表的旧航站楼之外的信息也不得而知。

也有人提及使用C-130大力神运输机展开全面反攻。但是这个意见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因为讨论后得出的隐含假设就是，乌干达的独裁者伊迪·阿明和他的军队没有与恐怖分子合作，而仅仅是扮演一个他们很乐意忽略掉的“主人”角色。因此，与会的军官们都认为，行动所需的兵力要足够少，只要能够消灭恐怖分子就行。他们也推测，行动一旦结束，阿明会允许人质和救援部队安全地离开他的国家。

会议一直持续到了星期三的早晨。结束的时候，达成的决议就是优先考虑在维多利亚湖上用降落伞投送救援部队。到了这个时候，总参谋长古尔也倾向于这个方案，虽然空军方面的指挥官佩拉德对此表示怀疑。因为该方案要求空军部门把侦察营士兵和海军突击队员连同橡皮艇一起投送到维多利亚湖上。几个小时之后，这些士兵会秘密地登陆恩德培机场，发动对恐怖分子的突击。

一整天的时间里，穆吉时不时地返回侦察营，指示留在基地的一个突击小分队的队长，让五位会游泳的士兵做好准备。“我们今晚出发，”他说话的时候，半开玩笑半认真，“准备好突击行动，我们要搭乘飞机、实施空降、以自由泳的方式穿过鳄鱼群。”这位队长四处奔忙，一边准备器械一边通知队员，但几个小时之后，传来的消息是任务被推迟了。

与此同时，拉宾总理驳回了一些呈送给他的提议，因为这些提议将会让局势难以控制。“这将是以色列人的‘猪湾事件’。”他说。3

不断有人把各种提出的方案告知约尼。在星期二晚上和星期三的时候，约尼为此多次和埃胡德在电话中沟通。他只想确认，如果要执行军事行动，这个任务是否将委派给侦察营来完成。也许，他担心的是，如果他不在凯垭会让其他部门抢得先机。到了星期三，约尼飞往西奈半岛。在那里，他只能通过电话来听取穆吉和其他人的情况汇报，并尝试弄清楚凯垭方面的军事主张到底是如何地严肃。

“听着，行动获得通过的几率非常渺茫，”穆吉在电话里告诉他。

“这值得我跑一趟吗？”即使约尼当时几乎不可能回去，他还是这样问。

“我认为不值得。相信我，你手头的事情更加重要。侦察营在这里有代表，对我们来说就是坐下来商讨计划，现在还没有任何进展。一旦有情况，我会及时通知你。”

不容置疑，因为不能赶到凯垭亲自推动这次军事行动，约尼有一种被困在这里的感觉。不过，这个回答无疑还是让约尼感到轻松不少。

同时，军事行动指挥部特别行动小组的副指挥希埃·塔姆里上校，请求伊库提·亚当把处理恩德培危机事件的权利从埃胡德移交给他。塔姆里刚刚从一个大规模训练任务中空闲下来。因为对他和顶头上司来说，在这种事务中协调各方的计划需要有正式的程序，亚当同意了这个请求。自埃胡德为行动谋划开始，时间还不到一天。那天下午，也就6月30日，星期三，塔姆里在他的办公室召开会议，听取了前天夜里相关提议的简要汇报。他命令各个部门继续做好计划，并告诉来自步兵和伞兵指挥部的人士要为一个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做好准备，其中包括使用运输机登陆恩德培机场，并实行对机场的全面控制。4然而，希埃没有对大规模行动做出定论，而是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小规模行动的提议上面，这意味着突击队员要通过橡皮艇空降到维多利亚湖，并从那里发动突击。

然而，从空军的角度看，登陆恩德培机场依然是最现实的选择。空军部队对机场每天的运作了然于心，他们认为没有人会注意到一架没有开灯的在夜间着陆的飞机。他们推测，即使有人注意到了，也不会立刻知道飞机是什么类型的或者飞机在做什么。等到有人开始怀疑的时候，人质就已经被救出了。那天下午，国防部长佩雷斯召见了亚当和空军指挥官佩拉德，就派遣大力神飞机登陆恩德培机场的方案询问他们有多大把握。两个人都对此方案表达坚定的信心。5来自于总参谋部的其他军官也参加了会议。一个简短的讨论会在佩雷斯的办公室里召开，他们在探讨需要调派多少兵力才可以控制恩德培机场。2

当天，步兵和伞兵部队的总指挥肖姆龙准将，在以色列国防军军官学院接见了刚毕业的学员们。很明显，无论最终决定展开什么类型的军事行动，肖姆龙将指挥地面部队。鉴于他的军职，他要监督所有类似的特殊军事行动。邻近晚上，他在军官学院又会见了他在凯垭会议的代表奥伦和布赖恩，然后一起审核不同的提议。肖姆龙倾向于采取对机场的全面控制行动，而不是局部行动。一天下来，他越来越感觉到伊迪·阿明和恐怖分子正展开合作。同时，肖姆龙也认为，救援部队在行动中必须要躲过阿明部队的干扰，然后才能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和获救的人质一起返回以色列。跟佩拉德最初的提议一样，他的看法是使用足够的兵力占领整个机场并实施控制，以防乌干达军队发起反击。这就意味着要运送大批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到达恩德培机场，而要完成这个任务，一个可行的方法就是使用大力神飞机登陆。

“我们在会场坐了两个小时……厘清了一个行动理念或者构想。我甚至都不能称之为计划。”布赖恩中校回忆说。这个构想的本质似乎是这样：飞机在主跑道上降落，与旧航站楼还隔着相当远的距离。第一支由侦察营士兵组成的救援部队会首先登陆，然后迅速赶往旧航站楼解救人质。为了避免敌人过早地警觉而使救援行动功亏一篑，搭载增援部队的飞机在突击开始后随即降落。第二支小分队将占领新航站楼和控制塔，而这些地方预计不会有敌对武装存在。但是，从新航站楼和控制塔上可以监控机场的主跑道和停机坪，因此我方飞机要一直停在那里，直到突击行动结束。第三只小分队，属于后备力量，将占领新旧航站楼之间的对角线区域。

三个人也讨论了使用某种类型的车辆来运送部队，可能也考虑选择轻型武装人员运输车，以达到防御的目的。除此之外，肖姆龙准将想知道空军的运输机到底能够搭载多少人员。如果所有获释的人质都能够挤到飞机上，他们就可以被带回以色列。至少对他们来说，离开乌干达的问题得到了解决。空军方面早前已经建议过的用恩德培机场的地下油库给其他大力神飞机加油这个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也被提及。

顺便说一下，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各方对谁提出了这个想法并且这个想法是如何形成的问题缺乏统一意见。“这就是一个罗生门。我确信没有任何人曾经了解真相。”古尔说，他在几年以后采访过相关的人员。“对我来说，没有办法下结论。”古尔列举了至少有五个不同的人声称该想法是自己的，然后补充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版本……但是在最后的分析中，这并不能引起我的兴趣。真正重要的是，这个想法最终产生了。”(3)

然而，很显然的是，各种想法都是在星期一到星期四中间的三天时间里提出来的。其中，第一个想法也许是利用大力神运输机空运部队到恩德培机场。同时，这个提议很显然被肖姆龙准将在军官学院的会议上予以额外关注，并且制定了实施这个提议的几个原则。

夜里晚些时候，奥伦中校回到了凯垭，并且把会议的结论递交给军事行动指挥部的塔姆里上校。塔姆里对结论不太满意，吩咐奥伦回去继续谋划。在他看来，步兵和伞兵指挥部的计划听起来模糊不清，也不太成熟。他要求对计划深思熟虑之后再递交上来。然而，直到一天以后，大家才开始思考更加具有实战意义的行动计划。星期四早晨，计划还是没有可操作性。“那段时间，大家对深入研究问题和充实前期谋划一筹莫展，”肖姆龙准将的情报官布赖恩如是说。

同时，星期三刚过，国防部长佩雷斯就更加确信，以色列不得不诉诸军事行动来解决这场人质危机。即使以色列国防军还没有提出行动的方案，也没有制定真正的计划。前以色列驻乌干达军事代表团的团长巴鲁奇·巴列夫，是当时伊迪·阿明总统的私交好友。他一直在国防部给这位乌干达的独裁者打电话，希望获得一些相关信息并且发挥一点斡旋作用。他们的谈话内容更强化了国防部长的一种感觉，阿明正在与恐怖分子合作，而无意于为解救人质提供安全保障。而且，恐怖分子要求释放的囚犯除了来自以色列之外还有其他国家，这使得与他们达成协议是难上加难。星期二晚上，佩雷斯与亚当和佩拉德举行会谈，这两人都是寻求武力解决方案的坚定支持者。会议一致同意，由以色列国防军来主导这次军事行动。到了星期三晚上，空军部门已经开始就空军部队的行动作进一步详尽的规划。如果空军方面不能把救援部队送到恩德培并把部队和获释人质一起带回，这次行动显然也就没有可能展开了。

与此同时，步兵和伞兵部队指挥部在星期三晚上也进行了两栖作战的演练，参与人员有海军突击队和由沙尼指挥的一个大力神飞行班组。这次演练暴露了很多难点，特别是将橡皮艇空投到水面上。星期四中午，第二次演练的成功性更大了一些。飞行中队的指挥官沙尼和包括佩拉德在内的其他空军官员一样，对两栖作战计划抱有严重的怀疑态度。同时，他也在耐心地等待空军方面准备执行的优选计划——使用大力神飞机登陆恩德培机场并实施占领。

星期三午夜时分，佩雷斯又一次在办公室召开会议，把不同方案重新审核了一遍。由于掌握的情报依然很有限，各方实际上还无法做出可行的行动计划。不过，那一天晚上，约尼接到了侦察营在凯垭的代表穆吉和其他人的电话，被告知军方高层将领开始对考虑展开军事行动有所倾向，至少很轻微的。

“星期三晚上，电话开始一个接一个打过来，”跟约尼待在一起的阿维说，“据说命令已经下达，要求侦察营开始做出行动计划。可以肯定的是，人们说话的语气看上去不是太严肃，这种情形依然如此。但是，那天晚上的电话真的很多。大部分都是穆吉打来的，而且当时提到了在维多利亚湖上进行空投的事情。穆吉敦促我们赶过去，因为大家一直在问他，‘约尼什么时候能到这里？’因为大家要求他开始制订计划……每一个电话打来，我都对自己说，‘毕竟现在有些事情真的有机会实现了。’这种压力如此的严峻，我们明白第二天的首要任务就是飞回总部。”

所以，天还没亮，约尼就吩咐一位负责后勤事务的军官，在当天的训练任务结束后，要尽快把物资装备等东西准备妥当。“把东西打包好，”约尼告诉他，“有些东西也许要随被劫持的飞机转移。”

在星期四早晨飞往以色列首都的航班上，约尼的脑海里到底在想些什么，这很难知道。他刚刚度过紧张的一周，现在正准备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崭新的、意义非凡的任务中。飞行途中，他得以有时间作短暂的休息，这几乎是他没有料想到的。因为缺乏最基本的信息，他无法立刻开始制订行动计划；甚至连给侦察营的任务都还没有确定下来。不过，很明显的是，解救人质的主要任务将会分配给他和队友们。

那个星期，也许是飞行途中，也许是航班起飞前，约尼给女友布鲁莉亚写了一封信，字里行间满是悲伤的思绪：

“我处在生命的转折点。很长时间以来，我都面临着一种内心的危机，它使我改变了看待事物的方式……我写过的大多数文字，都是以问号结尾。如果我知道答案的话，我就不会一直苦苦思索、踌躇不前。这太难熬了；在我的生命中，这样难熬的日子真的不多啊……”

“我现在必须停下来，准备离开。立刻，或者是马上。我会这么做，但又不太确定。”

“我记得很久以前看过的一部话剧，里面有一个哀伤的、歇斯底里的哭声——‘让世界停下来，我要离开，离开！’”

“但是你不能让我们身处其中的疯狂世界停止旋转，引力法则也不能让我们摆脱它而获得自由。所以，无论爱与恨，无论生与死（当然，只要可能，我会选择生），你我都无法独善其身。”

约尼没有让下属看出他的忧郁，但忧郁的情绪却不由自主。现在，他到了一个危险的关头。与日俱增的、永无休止的身体倦怠导致了他如今的精神状态。“大部分时间我都太累了，”他在这封信中写道，“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

在飞行途中这很短的一段时间里，约尼自由地冥想着，自己身在何处，自己要去哪里。从飞机着陆的那一刻开始，他将不得不汇聚巨大的身体能量、鼓起强大的精神勇气，去克服身体的疲惫和内心的紧张。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几乎是48小时连续不断的工作，约尼必须为侦察营规划地面行动，与他的上司及相关各方协调，以及为侦察营的士兵做好战斗准备。最重要的是，他必须坚定队友们有能力去迎接挑战的信念，必须获得以色列军方和政府官员对自己能力的绝对信任，必须让他们相信侦察营能够成功完成使命。因为失败，将意味着一场国家灾难。

而两天之后，约尼和突击小分队将一起登上大力神运输机，去完成他最后的使命。

※※※

当天早晨，拉宾总理召集了由内阁高级官员参加的另外一次会议。总参谋长古尔再次重申了前一天他对大家所讲的话：就目前所处的局势来看，他不能建议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来解救人质。他说，以色列国防军也没有解决这一事件的计划。5恐怖分子的最后通牒即将在当天下午2:00到期。所以，星期四当天早晨的会议作出的决定是释放被以色列关押的恐怖分子以换取在恩德培机场的人质。为了执行这个决定，以色列方面将会与劫机分子启动间接谈判。“我的目的不是利用这个计策或者精明的策略来赢得时间，”拉宾后来写道，“而是进行严肃的谈判，实现以色列政府所作出的任何承诺。”6这一决定，终于在那天早晨得到了全体内阁成员的支持。以梅纳赫姆·贝京为首的反对派也在名义上支持该计划。在以色列政府公布决定以后，当天中午，恐怖分子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宣布，他们已经将最后通牒时间延长到7月4日的星期天。5

应该指出的是，截止星期四下午，军方几乎还没有为救援任务的准备工作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空投橡皮艇的第二次实验比前一天要顺利很多，并且对一架飞机最多能搭载的人员数量进行了核算。但就在救援部队飞抵恩德培的前两天，以色列国防军还没有为行动做真正的准备：部队没有进入战备状态，武器和装备没有准备好，实战行动计划也没有制定出来。坦白地讲，整个战争机器还没有运转起来。

然而，与此同时，一些关键的信息接连传来，第一次为展开军事行动创造了很现实的机会。从恩德培释放的部分人质已经抵达巴黎，他们中有好几位提供了情报。所有被释放的人质都是非以色列国籍。实际上，早在星期二的时候，恐怖分子已经表态，他们把乘客区分为以色列国籍和非以色列国籍。他们把人质分为两组，以色列人和几个来自其他国家的正统派犹太教徒（可以从他们的瓜皮帽和头巾来辨别）被关押在航站楼两个较小的候机厅，而其余的乘客继续留在大候机厅。恐怖分子在两个较小候机厅的中间空隙处放置了一台探照灯，他们要求以色列乘客在去另一端的活动区时，弯腰经过探照灯光束的下方。虽然有一些犹太人留在了大候机厅，但我们不太清楚，恐怖分子是否完全明白他们犹太人的身份。

星期三的时候，这种分组的意图变得很清楚了，持枪的恐怖分子开始释放大候机厅的一些人质。到了晚上，第一批人质共计47名被释放，主要是孩子和老人，然后他们乘坐法航租用的一架飞机前往法国。星期四早晨，剩下的大约100名人质也被释放，然后坐飞机离开。恩德培机场还有大部分是以色列国籍的94名犹太人和12名法航机组人员，包括机长米歇尔·巴科斯在内。星期三的时候，当巴科斯听说有一部分人质将要被释放时，他把机组人员召集到一起。大家都认为，除非最后一名人质被释放，否则他们拒绝离开。机组成员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然后巴科斯向恐怖分子传达了这一决定。机组成员是否已经通过其他方式被释放，现在还没办法知道。

对于被遗留在那个世界偏远角落的106名人质来说，监狱的围墙似乎比以前高了很多。从他们在飞机上被俘开始已经过去四天了。一位母亲和两个小儿子、一位独自旅行的高中女孩、一对从集中营幸存下来的老夫妻，这些人的命运现在都掌握在巴勒斯坦革命阵线的“自由战士”手中。这些持枪匪徒的领袖人物瓦迪埃·哈达德，将决定怎么来利用这些人体“商品”。在拥挤不堪的、散发着霉味的候机厅里，人质坐在地板上或者四处散落的地垫上，彼此之间小声地交谈着。时间在一分一秒地缓慢流淌，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不过至少，时间在逝去，而没有因为某种恐惧而缩短。所有人都感受到一种复杂的心情，有期待，有绝望，更重要的，还有恐惧。他们中的10多个人会在第二天早晨被拉出去处决以作为谈判开局的筹码吗？他们的尸体会被示众吗？也许这一切就在一个小时以后呢？对于如何沦落到这般地步，他们肯定很纳闷并在心底呐喊：我什么也没有做，怎么能遭到如此对待啊！然而，他们似乎犯了一个由来已久的罪行，而且没有人可以逃避：他们是犹太人。也许这些人中有一些在自己祖国长大的以色列人，永远也无法理解自己的“罪行”是什么。但对于那些手里握着武器、在他们头顶站岗放哨的阿拉伯人和德国人来说，这个罪行太显而易见了，完全是不言自明的。

当那些被释放的人质到达巴黎之后，一些人做了情况汇报，提供了关于恩德培机场局势的第一手信息。人质报告说，乌干达军队控制了那栋大楼并且协助看守被囚禁的人质。很显然，伊迪·阿明和恐怖分子无疑展开了全面合作。现在，有可能知道人质究竟被挟持在旧航站楼的什么地方，或者至少，人质在星期四早晨以前所处的方位，同时也收集到恐怖分子的一些信息。虽然大部分情报会转交给以色列并予以及时处理，但第一拨琐碎的信息就有可能为解救人质构想出一个更具体的计划。

既然乌干达军队的合作程度很清楚，以色列国防军的最高指挥官认为，任何救援行动一定要有足够大的规模，以便能够孤立乌干达的武装人员，以及从乌干达撤离人质和救援部队。“星期四下午，伊库提跟埃胡德和我见了面，”希埃·塔姆里上校说。“目前，根据可靠的情报，伊迪·阿明在与恐怖分子合作。我们认为，唯一的选择是展开全面的军事行动……现在不可能派遣一小队士兵抵达机场、制服恐怖分子，然后把他们移交给乌干达。我们必须要控制机场。”

后来，伊库提·亚当在军事行动指挥部的办公室召见了更多军官，其中也有步兵和伞兵指挥官肖姆龙。亚当向大家汇报了乌干达局势的严重程度，并且告诉肖姆龙，派遣部队进入恩德培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必须进入准备阶段。肖姆龙宣布了他的计划。亚当的回应是，这个计划需要在国防部长办公室召开的会议上讨论。在与国防部长佩雷斯会面之前，肖姆龙和军事行动指挥部的几位军官一起，把各种可能的行动方案审查了一遍。“这不是一个正式磋商，仅仅是一个即兴的战略会议……它不涉及具体规划，而是总体探讨。”空军部队的伊多·恩巴少校回忆说。肖姆龙建议，用以色列所有的大力神运输机运送尽可能多的部队到恩德培机场。空军方面的人士则继续强调，空军只有4组处于完全服役状态的大力神机组人员。穆吉也在讲话中表示，支持一个局部性的行动。

与国防部长佩雷斯的会面发生在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出席会议的人员有古尔、亚当、佩拉德和肖姆龙，也有几位中层军官，包括巴拉克、恩巴和亚当的助理阿维格多·本加尔准将。会议上，佩拉德再次倡议，使用军机和部队登陆恩德培。亚当则解释了采用一支救援部队实施夜间登陆的基本想法，务必要消灭恐怖分子，然后把人质转移到救援飞机上。而肖姆龙则向国防部长简要说明了控制整个机场的总体方案，而该方案是前一天在军官学院草拟并在“即兴的战略会议”上讨论过的。空军方面的人士也提出，使用救援部队携带的输油管在恩德培机场给飞机加油是可行的；但又补充说，为了以防万一，他们更倾向于有一个备用的加油中转站可供利用。会议也提及了采取最后行动的可能时机，就是要赶在恐怖分子的最后通牒到期之前，也就是星期六晚上。离这一时间点，只有两天了。7

古尔觉得，这些建议还是太笼统，实施起来危险性太大。他也指出，在某些情报仍然缺乏的情况下，他不愿意批准任何形式的军事行动。而且，他继续说道，对已经耳闻的信息他也会推迟做出最后的决断。“唯一坚定地抱有实事求是态度的人就是莫塔·古尔。其充分的理由就是，他是总参谋长并且要对事件承担全部的责任。那个时候，行动因为情报不精确而搁置了起来，没有哪个负责人敢批准它。”恩巴少校说。然而，亚当和佩雷斯两人都强烈表示支持军事行动，因此会议一致决定开始救援的准备工作。同时，肖姆龙被任命为这次行动的地面部队指挥官。

除了古尔、亚当和佩拉德留了下来，几乎所有的军官都离开了国防部长的办公室。现在，古尔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计划太冒险，更重要的是，它不切实际，因为缺乏最基本的情报资料。8他还对突击任务能够在最后通牒到期之前顺利完成表示怀疑。“伊库提当时打断了他的话，”佩雷斯后来写道，“建议我们开始做详细的计划，组织兵力投入训练，并且开展实地演习。假如行动计划在任何时间被取消，也不会造成既定的损失。没有人对此表示反对。”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