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

1945年5月8日——7月31日

月8日傍晚，温特斯接到命令，要求把2营准备好当夜出发，到距贝希特斯加登以南30公里的奥地利的滨湖采尔去执行占领任务。22点，亮着大灯的车队出发了。卡车上，弟兄们喝酒、唱歌、赌博，继续开着他们的晚会，第二天早晨到达滨湖采尔时，他们个个胡子拉茬，工作服上满是污垢。

到处都是德国兵。滨湖采尔是国防军可以撤退到的最南方，再往南就是阿尔卑斯山的山峰，再过去就是意大利，迄今为止，所有的道路仍旧被雪封着。后来才发现，在不足600名弟兄的2营管理的地区内武装德军竟多达25，000名。

两军外观上的鲜明差别绝不亚于数量上的悬殊对比。征服军看上去懒散、军容不整，纪律松散，败军看上去倒是一支精锐之师，有令人过目难忘的军容和良好的纪律。温特斯想，当德军和奥地利的平民好奇地看着这第一支到达该地的美国兵时一定会很惊讶：他们怎么会输给这样一帮年轻人。

温特斯把营指挥部设在滨湖采尔南面4公里的卡普伦村。这里的山谷是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尤其受德国富人的喜爱。从农场空旷的房子到豪华的旅馆，住宿条件都好得惊人。所有的房间原先都被德国伤兵占据了。他们被迫搬出来，被用卡车或火车运到慕尼黑的俘虏营里。美国人搬了进去。

弟兄们的任务是维持秩序，把所有的德军都集中起来，收缴他们的武器，然后把他们运到俘虏营里去。5月9日早晨车队一到这里，温特斯就开始了工作。他叫人把这一地区的德军最高指挥官带来见他。“我当时是27岁，”温特斯回忆道，“像所有的弟兄一样，我穿着一套脏兮兮的、破旧的工作衫裤，头上顶了个水桶作为头盔。当我面对着这位大约年长我20岁、穿着干净的野战军装、胸前挂满勋章的职业德军上校并朝他发号施令时，我不禁感到有些可笑。”

不管怎样，温特斯还是下达了命令。他要求这个上校收集这一区域的所有武器并将他们堆集到飞机场、学校和教堂的院子里。他允许德国军官保留腰佩武器，允许宪兵保留枪械。温特斯还说第二天他将检查德军的营地、部队和厨房。

第二天——也就是5月10日——早晨，温特斯和尼克松开着吉普车去检查被收缴武器的堆放点。他们对看到的场景感到震惊：三个武器堆放处都堆满了成山的武器。温特斯意识到他说“所有武器”时犯了一个错误。他指的是军用武器，但那个德军上校却太死抠字眼了。收缴的武器真可谓洋洋大观：除了足够一个师使用的军用武器外，还有猎枪、打靶用的步枪、猎刀和各种旧式的轻武器，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都绰绰有余了。

温特斯检查营地和厨房的时候发现一切都组织得井井有条。列队接受检查的德军队伍如同接受检阅一样军容严整、衣着笔挺，情况良好。厨房秩序井然，炊事兵正在炉子上用大锅做土豆汤。

后来，温特斯开始通过一位说英语的德国参谋来进行管理，该参谋每天早上到温特斯的指挥部里来汇报情况并接受命令。一切都很顺利，用温特斯的话来说，“我们不干涉他们，他们也尊重我们。”德国参谋告诉温特斯他在东线服役时和在巴斯托涅与101师作战的故事。他对温特斯说：“我们两国的军队应当联合起来消灭俄军。”

“不，谢谢，”温特斯回答，“我只想退役回家。”

这几乎是每个人的心声，包括德国人。然而，在释放任何一个德军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必须受到监视。德国人的营地里隐藏着纳粹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换上了士兵的衣服以免被认出。（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是阿道夫·艾希曼，他穿着德国空军下士的衣服躲藏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一个营地里，身份一直未被发现。他成功地逃到了阿根廷，和他的家人过着不错的日子，直到1960年，以色列特工发现了他的行踪，突击队实施了突然袭击，将他抓获，送往以色列接受审判，最后被处以绞刑。）

利普顿中尉是2营营直机关枪排的排长。温特斯派他去监控一个有几百名犯人的营地。其中的一个犯人便是大众车、豹式和虎式坦克的设计者费迪南德·波尔彻。5月中旬，利普顿清理出了150名准备释放的犯人。一个德国高级军官，是一位上校，请求在他们被释放前对他们说几句话。利普顿同意了。

“他的讲话很长也很精彩，”利普顿回忆说，“他告诉他们德国战败了，但他们都曾是优秀的军人，他为他们感到自豪。他说他们应该重返家园，重建自己的生活。他还说德国的重建需要他们每一个人的力量。他讲完之后，那些德国人报以响亮的欢呼。”然后他们就动身离去。

那些有理由担心自己会被以战争罪起诉的德国高级将领正躲藏在山中。有难民告诉斯皮尔斯，这个地区有一个纳粹分子，曾是奴隶营的纳粹首领，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斯皮尔斯进行了调查，又问了一些问题，认为他们所说的是事实。进一步的调查表明此人就住在附近的一个小农场里。

斯皮尔斯叫来了军士长林奇，把情况解释给他听，然后向他下达命令：“你带着穆尼、利布高特和西斯克去找他，然后干掉他。”

林奇把人召集齐后向他们宣布了任务，弄了一辆兵器载运车就向山上开去。途中，穆尼盘算着这次行动，感到有些为难。他很明白斯皮尔斯没有这样的权力，他仅仅基于从难民那里搜集来的证据就下达处决的命令是不合适的。但斯皮尔斯是连里的指挥官，而他穆尼只不过是一个执行任务的士兵。最后他决定：“我不会遵循这种胡闹的命令。如果说必须要有人下手的话，那可不是我。”

他们到了农场，没怎么费劲就逮住了那个纳粹狱官。利布高特盘问了他半小时，然后断定没错，他就是要找的那个人，他犯的罪和难民们指控的一致。几个美国兵用枪口顶着他，把他推上了兵器载运车，然后开动了车子。最后，林奇把车停在了一个峡谷旁。他们把犯人推下车，利布高特拔出手枪朝他开了两枪。

犯人尖叫着转身朝山上跑。林奇命令穆尼朝他开枪。

“还是你来吧，”穆尼回答，“战争已经结束了。”

斯金尼·西斯克向前跨出一步，端起M—1步枪对准逃犯，一枪击毙了他。

把战俘和难民进行分类，然后用船运出这个地区的工作完成后，下一项工作是对缴获的德军装备以及战争不再需要的美军装备全部进行分类和汇总。这些物资被集中起来登记造册之后，就由卡车车队运到在法国的军械库。

军官被要求上缴诺曼底空降前领到的丝制法国地图，这是一种标明了逃脱路线的地图，不上缴的要被罚款75美元。这些地图对于参加过D日空降的老兵们几乎是一种圣物，因此这个决定遭到了普遍的抵制。当被告知不上交地图就要被罚款时，温特斯借用了麦考利夫将军的一句台词——“屁话”，代表全营对赫伯特·索贝尔上尉做出了回答，作为团供需官的他只好无奈地转身离开。

由于没遭到反抗，再加上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确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到5月的第3个星期快结束的时候，几乎已经没有什么真正需要美国人做的工作了。所有的帮厨、勤务、洗衣服、清扫营房以及建筑方面的任务，都被那些急于赚钱或想要食物和香烟的当地居民承担了。于是，时间对于这些渴望回家的年轻人来说就显得太难捱了。

温特斯让人修了一条跑道、一个网球场、一个棒球场和一个射击场。连、营、团乃至整个欧洲战区展开了各式各样的竞赛。温特斯还组织了日常密集队形的训练。

有的弟兄很喜欢这些活动。对那些把运动当回事的人和那些希望将来能上大学或成为职业运动员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锻炼的绝好机会。他们被免除了各项勤务，住在独立的运动员宿舍，每天都有训练或比赛。对几个想当职业军人的人来说，这也是个培训职业技能的好机会。

但对大多数既不想当运动员又不想当职业军人的弟兄来说，训练和竞赛是令人厌烦的。他们找到了另外4种发泄方式：游览阿尔卑斯山、打猎、喝酒和追女人。滨湖采尔是一个大约4公里长2公里宽的湖，景色非常优美，5月底6月初那些阳光灿烂、日照时间长的日子里，在湖里游泳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我的游泳衣太破旧了，”韦伯斯特5月20日在给母亲写的信中说，“请你尽快从阿伯克龙比和菲奇给我寄一件颜色鲜艳的游泳裤来好吗？32的腰围，最好是短裤，而不是游泳裤。”

卡普伦后面的山上有一座滑雪旅馆。通往那里的缆车已经彻底坏了，但人们还是可以从山间小路爬上去。温特斯制定了一个计划，每3天派一个排到这所房屋内疗养、休整。屋内有奥地利的用人和厨师、滑雪教练和打猎向导。滑雪和捕猎石山羊都是非常刺激的运动。

这里是欧洲贵族的主要狩猎场，因此这儿最少有上百头鹿。101师总是最后才拿到分配下来的食物。每个从瑟堡和阿弗尔港口来的人有机会最先领到食物，但他们都有平民女友要养，同时活跃的黑市交易也在诱惑着他们，所以带到阿尔卑斯山上来的食物并不够吃。空降兵们组织了打猎队去猎杀鹿，鹿肉成了餐桌上的主食。二等兵弗里曼弄到了一枝勃朗宁猎枪，用它打来的鹌鹑和其他鸟丰富了餐桌上的内容。

“女人、妓女、少女、女朋友、姑娘、少妇、德国小姐、法国小姐：这就是小伙子们想要的。”韦伯斯特写道。他还描述了大家在这方面的成果：“厨师们包养了情妇；排里的情侣频频光顾库房；麦克里里在镇上有了一个已婚妇女作情人；里斯把他的那位安置在一处私宅里；卡森养了一个受过教育、漂亮而老于世故的波兰金发女子（后来她与卡森结了婚）；排里当官的每晚都去光顾难民营里的女人；滨湖采尔是欧洲最漂亮女人的集中之地，伴着这些肌肤晒成古铜色的金发女子，小伙子们实现了他们的梦想——空谈女人整整3年之后，他们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东西。反亲善政策彻底失败了。”

小伙子们曾经想要伦敦、巴黎和鲁尔区的女人，这些女人也能满足他们，但据韦伯斯特的观察，“奥地利的女孩比欧洲任何其他地方的女孩都更整洁、更漂亮，身材更好，并且更好交往，因此小伙子们在这儿度过了特别愉快的时光。”

可供享用的酒源源不断。5月28日，韦伯斯特给他的父母写信道：“离开贝希特斯加登后，我们每晚都会喝醉。两天前我们抢了一所德国国防军仓库，发现了足足两箱烈酒——总计48瓶。所以你们寄给我的橘子粉就派上用场了。”

关于喝酒，斯皮尔斯上尉只制定了一条长期生效的命令——不准在兵营外面醉酒。士官们对这条命令是严格贯彻的，他们不想看到执行警卫任务的弟兄因为喝醉酒而发生什么事故，也不想看到喝醉的弟兄一个劲地在街头或山路上晃荡。然而在营房里，弟兄们只要不喝醉，就可以不受限制尽情地喝。但大多数人都会喝得酩酊大醉。

韦伯斯特所在的班里总有一满罐现成的冰茶和烈酒。他描述当时的情景说，每天晚上，“喝到8点钟时，马修斯开始结结巴巴、口齿不清起来；马什吹嘘起他的班和他的弟兄们是如何地对他惟命是从；肖提安静地坐在一张床上，呲着牙咧着嘴；温又是大笑又是大喊着一些巴斯托涅的旧事；麦克里里在夸耀自己的勇敢——‘整个排再没有比我更勇敢的人了’——这话毫不谦虚但确实是事实；吉尔摩在拼命地烫衣服，他这种表达高涨情绪的独特方式最受大家欢迎；黑尔一边流口水一边又往嘴里灌进一杯酒；从不吵闹的克里斯坐在后面冷冷地沉默着；里德烂醉如泥地瘫在扶手椅里；我醉得还比较有风度，不声不响地睡熟了。”

小伙子们会游一整下午泳或打一场垒球，来摆脱由宿醉引起的不适。温特斯是不喝酒的，他对饮酒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他的两个最好的朋友，韦尔什和尼克松都酗酒。他从不责备那些在自己的空闲时间喝醉的人。每当他想尝试一下的时候，每天下午发生的那些过激行为就会提醒他不要去碰酒。温暖的阳光下，打垒球的弟兄们都只穿着一条运动短裤。几乎每个人身上都至少有一处伤疤。有些弟兄在前胸、后背、手臂或腿上有两处、三处甚至四处伤痕。“请别忘了，”温特斯总结说，“我在卡普伦看到的只是一些伤得并不严重的弟兄。”

还有件事同样提醒人们：E连和其他单位为了到达卡普伦付出了怎样的代价。6月5日22时，弟兄们在一起庆祝诺曼底空降一周年。韦伯斯特感到虽相隔仅一年，他们的处境却是天差地别。一年以前的22时，“我的心跳得就像吉恩·克鲁帕敲出的鼓点一样，饿得前胸贴着后背……而现在的我呢，坐在阿尔卑斯山上一间舒适的屋子里，一手拿着一大杯加了冰的杜松子酒，一手握着笔。从德文郡机场出发的许多弟兄已经牺牲了，分别葬在圣母教堂的公墓、索恩和比利时，但我还在这儿，真是老天保佑，今晚我们应该用死去的弟兄们会认为最合适的方式纪念他们——开一个无拘无束的热闹的晚会。”

军官们也正在举行晚会。斯皮尔斯抢到了几箱上好的白兰地，在宿舍和一个带着小孩的漂亮的波兰难民享用美酒。辛克上校在团部——采尔旅馆举办了好几次令人难忘的晚会。有天晚上，他安排了506团的所有军官与泰勒将军及其参谋会面。那晚弟兄们玩得很痛快。斯特雷耶上校还和一位将军打了一架，用福利中尉的话来说，“他一喝多就不知天高地厚了”。福利中尉和其他几个人想出了个好主意。他们来到露天停车场把泰勒将军的梅塞德斯车（原来它属于希特勒）的汽油抽走了一大半。他们想像着半夜时分，泰勒在回贝希特斯加登的路上因为没有汽油而只能困在路上的场面一定很有趣。

第二天是星期天，一大早，辛克上校就特意把所有军官召集起来训话。大家在旅馆外面排好了队。辛克痛斥了他们一顿，说他们的行为是不光彩的。他特别提到了昨天夜里的吵闹和恶作剧。他刚接到泰勒将军的电话，泰勒的车没油了，他在车上坐了4个小时，直到他的司机找到了一个5加仑的大汽油罐。福利没有站出来坦白，他说：“辛克并不在意大家伙儿有没有听他说的话，他只是很生气地把我们痛骂一顿，并不在乎我们是否在听，只是一字一顿地大喊着让我们见鬼去。”

辛克很快就恢复了常态。一个星期后，他宣布7月4日举行大型庆祝活动。但4号下起了雨，5号仍然下雨。不过没关系，6号是一个好天，庆祝活动开始了。“辛克第六”是弟兄们对这次事件的称呼。

各种体育活动层出不穷。滑翔机乘着高山气流飞越湖面的场面随处可见。一天下午，伞兵运输机司令部借给弟兄们一架C—47，有12个人从这架飞机上空降到了湖里。食物和酒的供应十分充足。公园里，当地的音乐家穿着皮短裤演奏着“翁巴、翁巴”的调子。美国兵们要他们演奏美国流行歌曲，可惜他们演奏得并不熟练。大家都在翩翩起舞。每个女孩都带着难民的臂章（反亲善政策仅适用于德国人和奥地利人；难民不受此政策的限制，然而当地山区的女孩子们也有许多标识难民的臂章），但就像福利中尉印象中的那样，“狂欢的人群里没有一个是难民”。

山区的好天气，丰富多样的体育活动，无拘无束地与女人交往，放开肚子喝酒，轻松的勤务工作，受欢迎的狩猎运动，加上一个脾气暴躁却人见人爱的上校，在韦伯斯特看来，在滨湖采尔的日子正是“军人梦寐以求的生活”。

这个夏天对E连的弟兄们来说可谓有生以来最完美的夏天。可事实上，头几个星期一过，大多数的弟兄们就都厌倦了。军队的官僚作风使他们失望和厌烦，他们过量地饮酒，他们很想回家。

要想回家就得积到相应的分数，于是积分几乎变成了弟兄们聊天的惟一话题，这个话题又让大家的心情变得更糟。按照陆军的积分系统，服满一个月现役、参加一次作战、获得一枚奖章、结婚都可以得到加分。那个让人感觉遥不可及的基本分数是85分。只有达到或超过这个积分的人才有资格退役，可以马上坐船回家。分数不够者注定只能留在师里，很有可能还要参加在中国或日本的“大空降”。

军官和士兵破天荒地特别重视起奖章来。一枚铜质紫心奖章可以积5分。毋庸置疑，军队的等级制度和官僚主义体系不可避免地对积分产生了不公平的影响。福利中尉回忆道：“有传闻说团里的某个副官仅仅因为挑选了采尔旅馆作为辛克的团部，就捞了个铜质紫心奖章。”

E连的弟兄们在另一方面也同样有受骗的感觉：在伞兵部队，除了紫心奖章外几乎不可能赢得其他勋章。“比如在101师吧，”韦伯斯特写道，“只有两个人被授予过荣誉勋章——502团的一个二等兵和一个中校——他们都在行动中牺牲了。温特斯少校参加过在诺曼底与德国炮兵连的激战，理所当然地应该得到荣誉勋章，但他只获得一枚优异服务十字勋章，而且这在2营也仅他一人。在E连，获得银星奖章的只有斯皮尔斯上尉和另外两三人，约有12个弟兄获得过铜质紫心奖章。但是，获得紫心奖章的人很多，而且它算不上什么奖章，只不过是步兵的徽章而已。”

E连的大多数弟兄在他们的欧洲战区饰带上只有4颗星形战斗奖章，不比那些从来没有离开基地的文书所获得的更多。“比如说麦克朗，”韦伯斯特抱怨道，“他沉默寡言、瘦高、看上去一点也不起眼，没人注意到他。但和他同在第3排的弟兄们却敢发誓，这个老家伙干掉的德国人比营里的任何一个人都多。麦克朗能嗅到德国佬的踪迹，寻而歼之；他在黎明的进攻和夜晚的巡逻中追杀他们；他费尽周折地杀德国人，他冒的风险和自愿承担的危险任务比E连的任何其他弟兄都要多。麦克朗一天不落地参加了诺曼底、荷兰和巴斯托涅的战斗。他得到了什么功绩呢？仅仅是一个欧洲战区的饰带和4颗星形战斗奖章。”

希夫提·鲍尔斯中士也和麦克朗的情况差不多。和101师的其他优秀战士一样，他没有奖章，连紫心奖章也没有，所以也没有足够的积分。大伙的怨气日趋高涨，泰勒将军不得不决定以连为单位举办一次抽签活动，抽中的人可以轮流回家。鲍尔斯不想参加抽签。“见他的鬼去吧，保罗，”他对罗杰斯中士说，“我这辈子啥也没赢过。”罗杰斯劝他去试试，没想到他真的被抽中了。

他刚一抽中，就有一个士兵提出用1，000美元跟他换这次回家的机会。鲍尔斯回忆道，“我想了一会儿，1，000美金的确是一个大数目，但最终我还是回答他，‘不，我还是要回家。’”

鲍尔斯收拾了他的战利品，主要是手枪，办好了必要的文字手续，领了回家的路费，和另外10名幸运的弟兄一起去了慕尼黑。没想到他们乘坐的那辆车在转弯时出了车祸，一辆美国大兵的卡车迎头撞了过来。鲍尔斯被甩出车厢，摔在车道上，摔断了好几根骨头，还摔出了严重的脑震荡。另外一个“幸运”的士兵在这次事故中死了。鲍尔斯住进了医院，在那儿他的路费和纪念品都被小偷偷走了。最后，他坐一艘医疗船回了家，比原先被他甩在后面的弟兄们还要晚几个月。

厨师和文书也能得到和身处一线的步兵一样的积分，这已经让弟兄们十分恼火，而混乱的积分制度更加深了这种不满。弟兄们花费了大量时间计算分数，但关键在于使团里的副官相信。韦伯斯特确信自己积了87分，但积分记录却显示他的分数还不到80分。

泰勒将军竭尽全力帮助他的这些老兵。他宣布任何一个曾参加过诺曼底、荷兰和比利时或由于受伤而错过其中一场战役的弟兄都将获得一枚铜质星形奖章。当然，这一举措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但在起初的一段时间里却招致了大家更大的不满，那是由于在泰勒宣布该决定之后，又拖了好几个星期，奖章和嘉奖令——以及随之而来的最重要的那5分——才变成了现实。

所有这些琐碎无聊的军纪细节都让弟兄们对军队及其作风的不满与日俱增。征兵人员正在军官和弟兄们之间来回游说，劝他们加入常备军，几乎无人响应。韦伯斯特说出了大多数军人的心声：“我对陆军厌恶至极，这种深深的憎恶从来就没停止过。我只要活着就不会说它一句好话。”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觉得我在军队中90%的时光都被浪费了。”惟一一件让他有收获的事是“我确实学到了如何与人相处”。当辛克想给韦伯斯特一个正式任命时，韦伯斯特想了一会儿后说他情愿放弃。

除了记分体系会带来不满与怒气外，陆军里随处可见的酗酒现象、过量的手枪和缴获的汽车过多也都成了引起麻烦的祸根：对在奥地利的101师来说，交通事故的危险性决不亚于当初在比利时面对的德国军队。在奥地利最初的3个星期里一共发生了70起车祸，比6月和7月内的6个星期发生的事故还要多。共造成20人死亡，近百人受伤。

一天晚上，罗伯特·马什中士开着辆德国卡车带着二等兵约翰·詹诺威克从关卡走小路回营房。詹诺威克斜靠在一扇不结实的车门上。车撞上了一根木头，詹诺威克失去了平衡，摔下了车，头部着地。马什火速把他送到滨湖采尔的团救护所，但由于颅骨破裂，詹诺威克死在了路上。他的私人物品很少，只有一只手表、几枚空降徽章、钱包和伞兵绶带。斯皮尔斯上尉把它们收拾在一起，寄给了詹诺威克的父母。“他已经走过了漫长的旅程，”韦伯斯特写道，“他曾空降在荷兰，战斗在巴斯托涅。他讨厌陆军，但当今天，战争已经结束了，回家的美好前景就在眼前的时候，他却死了。”

马什并非酒后驾车。让弟兄们引以为豪的是，在这方面，E连始终保持了良好的记录：一向只委派那些头脑清醒、责任心强的士兵去执行守卫任务或在关卡执勤，而且弟兄们从不酒后驾车。其他连就没有这么小心谨慎了。二等兵奥基夫回忆起某天晚上，他和二等兵劳埃德·盖伊在萨尔费尔登和滨湖采尔之间的关卡里执勤时遇到的一件事。“一辆德军的敞篷小汽车沿着路飞驰而下，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盖伊和我跳出来挡在路上迫使车停了下来。车里有两个穿着德国军装的人，都喝醉了。他们喊着‘见鬼，你干嘛拦我们？都是自己人。’

“他们是我们的空降兵，但不是我们连的。我们警告他们，‘该死的，你们不要脑袋了吗！’

“他们最后答应减速行驶。我们告诉他们再开约10英里会遇到另一个岗哨，他们必须小心而且开得像爬那样慢。他们打包票叫我们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