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特斯的表现同样相当出色。他做出了一个又一个英明决定，有时是出于本能，有时是经过深思熟虑。最英明的决定就是认为进攻是其惟一的选择。他展示的不仅是智慧还有领导才能。“跟我来”是他的准则。他亲自打死的德军以及他所冒的险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

但是尽管506团的E连非常杰出，陆军中也没有别的轻步兵连能够比得上它，但是对战场上的恐怖杀手－－现代炮兵，它却无能为力。E连必须越过大堤才能返回营地。它不能呆在空旷地带遭受轰击。但是要穿越大堤，E连会将自己暴露给已经瞄准好的德国炮兵。在经历几分钟的恐怖轰炸之后，E连的伤亡就超过了白天早些时候与德军步枪手们交战时的伤亡。

“炮兵是可怕的东西。”韦伯斯特说道，“上帝啊，我恨它。”

101空降师公共关系办公室广泛宣传了这次行动，用典型的战时套话说道：“温特斯的命令不得不是而且确实是打刺刀冲锋战。由于这一勇敢的命令，党卫军的两个连遭到惨重打击，找不到任何机会发动原定在此时发动的进攻，被迫撤退。”

就德军363师当天拂晓在奥菲犹斯登向506团的左翼发起的主要进攻而言，大堤上发生的小规模行动恐怕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德军党卫军的两个连毫无阻碍地占领了大堤南侧的话，那么他们将会在辛克上校将注意力集中在奥菲犹斯登的时候，袭击团指挥所。

辛克很是满意。他签署了将军令，嘉奖E连1排在战斗中的勇敢精神。在描述了刺刀冲锋战之后，他写道：“通过这次对数量上占优势的敌军发起勇敢进攻和灵活运用战术，该排给敌人造成惨重伤亡，并且挫败了敌人从后翼攻击营指挥所的企图。”

刺刀冲锋战几天之后，辛克上校来看望温特斯。“让你带一个营你觉得怎么样？”他问道，暗示他正在考虑让温特斯接任2营副营长。（奥里弗。霍顿少校在10月5日的奥菲犹斯登战斗中牺牲了。）

温特斯今年26岁，任上尉和连长才三个月，他深吸了一口气，回答道：“报告长官，我知道在战场上我能率领一个营。作战我并不担心，我担心的是行政管理，我从未有过行政管理的经验。”

“不用担心，”辛克安慰他道，“这一块我会担持的。”10月9日，他任命温特斯为2营副营长。

接替温特斯任E连连长的人并不称职。他来自另外一个营。二等兵拉尔夫。斯塔福德这样挖苦道：“他真的搞得一团糟。他不但不知道怎么做，而且也不想学着去做。他卧床睡觉，从不巡查，坐享其成。”不久他就被撤换。

其他来接替的军官也不合格。克里斯坦森说起其中一个，“犹豫不决是他的中间名。……打仗的时候他的头脑完全没有方向，而且死脑筋。倒是我们排里的这些军士们取而代之，把活儿给干了；他倒是从来不抱怨，因为他知道在压力下他指挥起来力不从心。”

关于在奴南战斗中的一个排长的情况，韦伯斯特写道：“激战中我从未见到他的人影。他从未上过前线。他未能履行自己的责任；排里的老战士从来没有原谅过他。因为作为士兵，如果在关键时刻失职已经很是糟糕，但是作为一名指挥，应该身先士卒，如果失职则是不可原谅的。”

马拉其讲述道：“在战斗中，瓜奈若严厉批评了一位逃避危险的军官，告诉他应该率领全排战士……人们后来在一个医护站看见了这位军官，手被子弹击穿，被怀疑是其自己所为。”

军官是新的，新战士又没有达到原来托科阿营地训练标准，加上不断受到敌人炮火的轰击，以及夜间侦察的危险，所有这些都让E连付出了代价。这些情况使得局势恶化。

根据保罗。富塞尔的观点，一个战斗员要经历两个理性化认知阶段——一是危险不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二是如果我不加小心，危险就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另外还要经历一个“精确判断阶段：事情将发生在我身上，只有我不在场（前线）才能避免事情的发生。”有些人永远得不出这样的判断；而另外一些人，他们会立刻想到。前线步枪连的成员一旦产生这样的判断，那么他就几乎不可能再待在前线，尽心尽责。他的动机必须是内在的。战友情谊是迄今最强有力的动因——从积极意义来看，就是不希望自己的伙伴倒下；从消极的层面来看，就是在自己最热爱和最尊敬的人面前不能表现成一个懦夫。纪律做不到这一点，因为纪律依赖于惩罚，而军队所能给一个战士的惩罚莫过于派他上前线了。

原因之一就是格伦。格雷所称的散兵坑里的“专制现在时”。“过去”和更重要的“将来”都不存在。他解释说，“在前线的散兵坑里比在安全的家里有更多思考的时间，有更多的孤独，时间并不是用时钟和日历来测量的，而是用另外的方式。”对于冒着枪林弹雨已经达到极限的士兵来说，哪怕是最恐怖的部队监牢看上去也是诱人的。重要的是要活过下一分钟。

格雷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战士拼命收藏纪念品的原因。在布雷库特庄园，马拉其冲向一个正遭到机枪扫射的一块田地，去捡一把他认为是被打死的德国兵留下的鲁格尔手枪。在荷兰，10月5日，韦伯斯特拖着瘸腿返回后方的时候，在德军88炮火的射击中，他在一块空地上发现了“一件德国迷彩披风，这是一个理想的纪念品。”他停下来，“将其捡起”。格雷解释了这种现象：“主要来讲，纪念品似乎能给战士的未来以某种保证，它们象征超越了残酷现实的一种承诺，即他或许能够活下来。”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除了生存，几乎不可能想到其他任何事情，这也正好解释了与拼命搜寻纪念品相反的一种现象——对待自己财物的随意态度，对金钱的冷漠态度。“在极端危险的战役中，”格雷写道，“战士比平民更清楚，一切外在的东西都是可以替代的，而生命不能。”

不能替代的东西是战友的尊重，但是对一个新入伍的战士来说，新来乍到，谈不上战友情谊，因此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坚守岗位。格雷讲述了一个逃兵的故事，1944年11月，他在法国的一个树林中发现了他。小伙子来自宾州山区，习惯于野营，在林中已待了几个星期，打算一直待到战争结束。“我所认识的、和我一道训练的人要么战死，要么调走了，”逃兵解释道，“我孤独……炮弹似乎总是越来越近，我受不了。”他祈求格雷放他一马。格雷拒绝了，说必须将他上交，但是承诺他不会受到惩罚。这个战士说他心里明白；他痛苦地预言，“他们”肯定会再将他送回前线——格雷将他带去之后，他果真被送到了前线。

在前线，不仅内务卫生与礼仪礼节的纪律失效，就连命令也可以置之不理，因为在有死亡危险的地方没有监督。“老兵们从痛苦的经历中学会了独立，学会了自己做出决定。”韦伯斯特在受伤后不久给父母的信中写道：“一次，我们的中尉命令我们的班长带领8名弟兄端掉正在对一小队滑翔机开火的几门防空火炮。就凭我们拿着步枪的9个人跟空地两用的88炮和40毫米口径的高炮干仗！中士口中称是，（原文中此处文字被删除）凭着自己的判断，他救了我们的命，在这种情况下若是一个新手将会鲁莽行事的。还是这名中尉后来命令两名侦察兵进入德军阵地，但是他们更了解形势，也（原文中此处文字被删除）。”

老兵们尽力帮助新来的兵，不过，他们也尽量不去问他们姓甚名谁，因为他们认为新兵很快就会牺牲。并不是这些老兵对新兵没有同情心。“我们的新兵，”韦伯斯特给他的父母写道，“他们刚满18岁，征兵入伍，但是太过年轻气盛，把他们送上战场似乎是一种犯罪。我们伞兵部队挑选的是军队中最优秀的人，但是对一个从未离开过家或学校的年轻人来说，来这里本身就是一种悲惨的命运。”

1944年6月6日以前，E连没有一个参加过战斗，但是到10月的时候，6月5日晚从英格兰起飞的在荷兰仍然活着的所有成员，都经历了两次战斗跳伞和两次战役。很多人受过伤；一些伤员从医院不辞而别来到荷兰。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热爱打仗，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不回E连参加战争，他们将会被和陌生人一道送上战场，而在欧洲战场上，步枪手的惟一出路就是阵亡，或是掉胳膊断腿的重伤。如果说他们一定得打仗的话，那他们倒是铁了心要与自己的战友并肩作战。

新兵们很少能够达到这个层次的认同感。另外，军队在加速训练为战场提供人员，新兵的素质已经达不到原来托科阿营地集训出来的水平。在威格海尔，韦伯斯特看到一名叫马科斯的新兵“哼哼唧唧地紧抓他的右手”。

“救命！救命！来人救命啊！”

“怎么啦？还有哪儿受伤了吗？”

“没有，没有。好疼啊！”

“为什么不站起来跑？”

“他不想这么做。他惊恐不已，只是想躺下呻吟。……说起惊恐很有意思。有些小伙子脚被炸掉了，还是凭着自己的毅力拖着瘸腿来到医护站，而有些，像马科斯这样的，看到流血就吓傻了，拒绝自助。有人说惊恐主要是生理反应，但在我看来它与人的精神态度关系很大。马科斯没有进攻意识，不坚强，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

在经常不断的压力、紧张和极易遭到攻击的情况之下，军官和士兵精神崩溃并不出人意料。出人意料的倒是有这么多的人竟然没有垮掉。

接替温特斯的连长走后，“麋鹿”弗雷德。海利格中尉接管了E连。海利格毕业于美国候补军官学校，在诺曼底（在此被提升为中尉）和荷兰曾经担任直属连的迫击炮排长。早在美国时他就是E连的成员，从一开始温特斯就非常喜欢他。

海利格是一名优秀的军官。他夜间巡哨，本人亲自巡逻侦察。他注重让战士们发挥最大的潜能。跟散兵坑里的队员一样，他从来没有放松过，弦总是绷得紧紧的。他的连队兵力太过分散，无法阻止德军侦察人员渗透进来，他的脑子里常常会想到，很可能会再发生像10月5日那样规模的突破的危险。他顽强地承担起责任，承担起压力，恪尽职守。

“英国人是谋划大师，”下士沃尔特。戈登说，“我不一定需要他们帮助我从侧翼进攻某个目标，但是我肯定会让他们做好计划，因为他们非常擅长计划。”

他指的是发生在10月22日——23日午夜的“营救”行动。一周以前，被德军俘获的英军第1空降师的奥。多比上校（外号“安海姆的疯子上校”）从德军医院逃脱，游过莱茵河，与辛克上校取得了联系。多比称，有125名英军，大约10名荷兰抵抗战士正遭到德军的搜索，还有5名美国飞行员躲藏在下莱茵河北岸的荷兰地下组织处。他想救回他们，需要帮助。辛克同意合作。因为穿越地点要经过E连的阵地，辛克点名让海利格率领营救侦察队。按照戈登的话说，“我们提供人员，而英军提供想法，我想还有创可贴。按照英国人的标准，可真是公平的交易。”

多比通过电话联系上另一边的荷兰地下组织（不知何故德国人从未将这些电话线切断）。他定下行动在10月22日——23日夜进行。美军第81防空－反坦克营将使用博福斯式高射炮向莱茵河上空发射曳光弹，照亮营救地点，到时荷兰人会将人员带到该地等候营救。为了麻痹德军，消除其怀疑，行动前一连几个夜晚，81营都在午夜发射曳光弹。

行动的当晚，海利格和韦尔什中尉、爱德华。沙姆斯中尉，以及由海利格挑选的17名战士从大堤顺着工程梯下到河边，头一天夜晚已经将英军折叠帆布艇藏在此处。跟往常一样，夜色黑暗，蒙蒙细雨更增加了黑暗。颤抖着的队员们将小船缓缓移到河中。午夜时分，博福斯式高射炮向正北方向发射了数枚曳光弹。荷兰地下组织从河北岸用手电筒画出了代表胜利的V字形。E连开始尽可能悄悄地将小船划向对面。

队员们过河的时候，心里怦怦直跳，但是没有发生事故。他们跃出小艇，向前移动。戈登将机枪放在左侧；然后架起机枪，准备防御进攻。弗朗西斯。梅利特下士将机枪放在右侧。二等兵斯塔福德此时正在帮助队伍与荷兰地下组织取得联系，海利格紧随其后。

斯塔福德悄悄地向前移动。没有枪声，没有照明。这是敌人的地盘，美国人毫不熟悉，而且一片漆黑。“绝对的寂静几乎让我窒息。”斯塔福德回忆道。

斯塔福德小心翼翼地又向前移动了一步。一只大鸟从离他脸不到一英尺的地方飞了起来。“我肯定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斯塔福德回忆说，“我轻轻拔开我的M－1的保险，正准备射击，这时海利格中尉平静地说了声#039;别着急。#039;”他们继续向前，很快就见到了英国部队。斯塔福德看见的第一个英兵“拥抱了我，并且把他的红色贝雷帽送给了我，我保存至今。”一个英军准将上前一步，握住海利格的手，夸他是他所见到的长相最好的美国军官。

海利格提议让英军列队上船，叮嘱他们保持安静。但是他们就是憋不住。二等兵莱斯特。哈西记得有一个英军说，“我从没想到见到美国佬我这么高兴。”在河边负责船只的韦尔什中尉听到英国佬们不停地喊着“美国佬，上帝保佑你们，”他被激怒了，告诉他们如果再不闭嘴，大家就统统会丧命。

英军上船了；海利格用交互战术撤回了自己的队员；不一会儿，大家准备好起程。戈登最后一个回到船边，他坐在押后的小艇上，穿越了河流。“有些兴奋，也有些急迫。”他说，他肯定德国人随时都会将他们所有人击沉。但是他们始终未被发现。到凌晨1点30分的时候，全体人员安全抵达河的南岸，越过无人地带来到大堤后面的美军阵地。

第二天，辛克上校签署命令，嘉奖此次行动中的英勇行为。他声称“营救部队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和沉着是这次营救成功的主要因素。这次行动组织严密，实施完美，敌人根本不知道受困人员被撤离。

“这支掩护部队的所有成员勇于进攻，勇敢无畏，服从命令，忠于职守，特此予以表彰。他们的名单如下。”

其中包括戈登的名字。我对他说，对于这次危险的行动他主动请缨并且如此出色地完成，他应该感到骄傲，他回答说他成功的惟一原因是海利格选择了他。“这不是一次志愿行动。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不会主动请战，我只是想说我并没有主动请战。”

10月28日，101师的责任区扩大。506团调防到河岸东面，正对安海姆。E连的防线位于德里尔村附近，这样使得E连处于盟军向德国发动进攻的最东端。E连是来接替一支英军部队的。

E连进入新的阵地之后，军士长利普顿和副营长温特斯与英军指挥官交谈起来。英军指挥官说他们能够看见德军四处调兵，并且沿铁路向东在挖战壕。（E连现在位于德里尔村，处于506团的右翼；在这个位置其防线正好形成一个锐角，有一个排面向南，另一个排面向东，还有一个排待命。）

“那么，既然你发现了他们，为什么不开火？”温特斯问道。

“因为我们开火，他们会还击。”

温特斯和利普顿将信将疑地彼此看了看。E连可总是尽力压着德军的头打，一旦抵达前线便采取积极防守战术。

在德里尔村就是这样做的，他们保持积极的侦察巡逻，炮兵也继续猛力轰击。德军依然凭借占据河北高地的优势，因此白天行动是不可能的。前线的两个排待在散兵坑里。雨几乎下个不停。没有人身上真正干过。胡须没法刮，没有澡洗，没有休息。真是痛苦的生存。

在后方，在指挥所以及更后的地方，条件有所改善。炮兵轰击仍是问题，但能够吃到热饭，还有其他一些补偿。队员们通过收音机收听一个德国宣传播音员“安海姆的安妮”的节目。在播放美国歌曲的间歇，她邀请队员们过河投降，享受舒适生活，直到战争结束。补给人员可以将《美国佬》和《星条旗》等杂志带给队员。101师的新闻日报《袋鼠纪事报》恢复出版。德国人散发一些小册子《为什么为犹太人打仗？》，506团的战俘审讯队也用喇叭向德国军队发出投降邀请。

双方宣传的惟一效果，就是引来一阵大笑。

温特斯干厌了。当副营长“不带劲儿，很不带劲儿。在军队我的最大的乐趣，我所做的最满意的事是当连长。当下级军官很辛苦，要从两方面考虑，考虑自己的战士，也要考虑索贝尔上尉。但是作为连长，却可以施展自己的那点儿才能。我亲自上前线，在现场亲自做出许多关乎我们连队前途利益的决定，并完成每项任务。”

但是作为副营长，“我是个管理者，不用做出任何指挥决定或者类似的东西，只是向连长、向营情报参谋提些建议。”

我说，有些人认为得到这样的机遇是一种解脱。

“我没有这种感觉。”温特斯回答道。

哈里·韦尔什中尉带领的2排的防线面朝东。他的指挥所设在一个谷仓，离铁路大约50米左右，德军在铁路上设有岗哨。他的排兵力下降到了两打。即使他派一半的人担任警戒，那也意味着12个人要负责1，500米的防线任务。间隔200多米设一个岗哨，德军侦察员就很容易在天黑以后渗透进来。他们经常这么做，目的并不是要发动进攻，而是要弄清美国人并没有增加兵力，因为他们也和盟军一样，已经接受了眼下这种静态的局面，他们自己的防线也很脆弱。

有了10月5日的经历，温特斯对前线漏洞百出的情形非常担忧。一名参加10月22日——23日营救任务的战士将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渗透进德军防线描绘为“神奇壮举”，他听到后没好气地说：“德军不也是这么#039;神奇#039;地对我们的嘛。他们渗透进来两个连，我们却一枪未发，直到人家登上大堤。既然如此，那这又有什么了不起的？”

温特斯对自己的新工作也感到苦闷。他渴望行动，对德军的渗透激愤不已。10月31日下午，他打电话给海利格，建议当天夜晚他们两人亲自查哨。海利格同意了。晚上21点，温特斯抵达E连指挥所。海利格电话通知韦尔什说他和温特斯正前往见他。

“我和‘麋鹿’顺着通往韦尔什的指挥所的道路走过去，”温特斯讲述道，“我们并肩走着，因为道路只有大约6英尺宽，稍微高出地面。道路的两边是落差大约在3英尺左右的灌溉沟。”

黑暗中传来一声命令：“站住！”

海利格是个冷静、随和的人，是个不轻易紧张兴奋的指挥官。因此当温特斯感觉他深吸了一口气的时候，温特斯紧张了。他猜想海利格是忘了口令。

海利格开口想说“麋鹿”，但是刚说了一半，就听到“砰！砰！砰！”——从10码开外的地方射来三发M－1子弹。

海利格哼一声倒在路上。温特斯纵身跳入公路左侧的沟里。他担心撞上了德军侦察队，因为射击速度之快可能会是德军的冲锋枪。这时，他听到有人跑开。

温特斯爬回路上，抱起海利格，将他拖到路边。他的右肩中弹，伤口相当干净，他的左小腿也中一弹，伤势严重——他的小腿看上去好像已经炸掉。温特斯开始为他包扎左腿。

几分钟之后，温特斯听到有脚步声向这边跑来。他正要抓枪，听到韦尔什高声喊道：“是麋鹿吗？是迪克吗？”

韦尔什和两名队员帮忙将海利格伤口包扎好。他们给他注射了吗啡，将他抬回了营指挥所。此时，他已经失血很多，注射了很多针的吗啡，脸色腊白，因此温特斯怀疑他能否挺得过来。

他挺住了。一周以后，他回到英国的一家医院。在那里他被提升为上尉，并且因为在营救行动中的出色表现被授予英军十字奖章。但是对海利格来说，战争到此结束了。

击中海利格的士兵当时很紧张，害怕，不知如何是好。这次事故毁了他。他是老兵，不是新手。温特斯决定不惩罚他。不久之后，他被调出E连。

11月7日，海利格从医院的病床上写信给温特斯。“亲爱的迪克：我现在躺在这里，清闲无忧。我要感谢你那天晚上在我中弹后对我的照顾。被打中的确是太蠢了。

“我来到这儿的时候光着身子，像一只松鸡。什么东西都没有穿。我知道你保存着我的银翼徽章和手枪，但是我急切盼望的是我铺盖上的衣服，还有野战包里的胶卷……

“天哪！迪克，他们在我的伤口上涂的敷料，闻起来就像床上的猫粪。真是无法摆脱这种臭味。

“不过时间不会长的，不过我的右臂还是很虚弱。代向大家问好。”

接替海利格担任E连连长的是小诺曼·S·戴克中尉。他来自师部。高挑的个儿，长得很帅，受过良好的教育，讲话一副军人腔调。给人的印象很好。

在营部当副营长，温特斯每天都能接触到尼克松，尼克松现在担任营的作训参谋。他俩之间的差异不可谓不大。温特斯成长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尼克松的父亲却极为富有。温特斯10多岁的时候还没离开过宾州，而尼克松已经在欧洲的许多不同地方住过。温特斯毕业于一个小的学院，而尼克松毕业于耶鲁。温特斯从不饮酒，而尼克松嗜酒如命。但两人却是最要好的朋友，因为他们的共同点是对本职工作的奉献精神以及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非凡能力。为本书接受采访的每一位E连战士都说，温特斯是他曾见过的最优秀的战斗指挥官，而尼克松是他在战争中所知道的最睿智的参谋军官。

“尼克松早晨总是赖床。”温特斯说。11月的一天，温特斯想早点开始工作。尼克松和平常一样，根本叫不醒。温特斯走到他的床前，他还在睡袋中，温特斯抓住他的双脚，掀到他的肩膀上。

“还不起床？”

“走开，不要碰我。”

温特斯发现大水壶是半满的。于是扳住尼克松的双脚靠肩，又抓起水壶，开始将里面的东西往尼克松脸上倒下。尼克松睁开眼睛，吓傻了。“不要！不要！”他求饶道。但是已经晚了，水壶里的东西已经倒下来了。此时温特斯才明白，尼克松并未将酒后吐的东西吐到外面，而是吐在了水壶里。

尼克松吼叫着，大骂着，继而开始大笑起来。这两位军官决定到奈梅亨去调查一下，听说那里的军官可以洗热水澡。

整个战役仍然拖着。每天阴雨不断，而逐渐寒冷的天气更增添了痛苦。终于，11月下旬，加拿大部队开始接替101师。E连的换防发生在11月24日夜，当时E连撤出了前线。早晨，队员们登上卡车，返回法国休整，接受新兵补充，再洗一个淋浴，这些士兵已经69天没有洗过淋浴了。

E连于9月17日出征，共有官兵154人。从荷兰撤出时官兵为98人。中尉布鲁尔、康普顿、海利格、查尔斯·哈德森及45名士兵受伤。阵亡的E连官兵有小威廉·杜克曼、詹姆斯·坎贝尔、弗农·门兹、威廉·米勒、詹姆斯·米勒、罗伯特·范·克林肯。在诺曼底，E连已有65人伤亡，因此到11月底，伤亡人数共为120（其中有些两次战役均负了伤），没有一名被俘。

卡车沿着“地狱公路”行驶，荷兰人列队在公路两旁欢呼自己的解放者。车队经过奈梅亨，于登，威格海尔，艾恩德霍芬的时候，所到之处都听到荷兰人喊“9月17日”。

E连的战士们并不觉得自己是征服的英雄。军士长利普顿总结道：“在广播中‘安海姆的安妮’说过，‘你们可以欣赏我们的音乐，但是却不能在我们的街道上行走。’她说得对。我们并没有真正进入安海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