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段时间，李婉丽好像在这个位置上待烦了。别人每天都在忙忙碌碌，而她整天无事可做，便萌生了换个岗位的想法。

这天，李婉丽像往常一样花枝招展地走进了刘峙的办公室。她没有带西式点心，而是带了一幅老画，说是让刘峙帮她掌掌眼。这幅画看似普通，展开之后却让刘峙大吃一惊，原来是郑板桥的《峰石图》。刘峙对字画收藏颇有研究，他戴上老花镜，仔仔细细研究了半天，也没找出什么破绽，于是强压住内心的兴奋，问画是从哪里来的，李婉丽答说是祖上传下来的。李婉丽家几代行医，家境非同一般，刘峙再清楚不过。

“好东西！好东西！”刘峙连说两遍。

李婉丽说：“刘叔，我们家里人都不懂画，画就先放在这吧，您慢慢欣赏。我今天呀，过来想和叔叔汇报一下我工作的事情。”

刘峙将画卷小心翼翼地收起，放在了一边。

“你有什么想法啊，说给刘叔听听？”刘峙关心地问道。

李婉丽说：“我在这工作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可整天没事可做，真是无聊死了。我想换个能帮叔叔干点事的工作！”

刘峙一听，甚是高兴：“婉丽，你的想法很好，年轻人闲着闲着就荒废了，要多吃苦多锻炼！要不你就在办公厅挂个副主任，帮助叔叔张罗张罗？”

李婉丽先是一番谦让，说怕干不好。又旋即表态感谢刘叔厚爱，表示自己一定会尽心尽力干好工作，跟着刘叔一道为剿灭“共匪”做点事。

徐蚌大战之前，徐州“剿总”曾经开会制定了两套作战方案：一是以攻为守，向北发起攻击，阻止中共部队南下，伺机收复济南；二是放弃徐州，南撤蚌埠，据淮河而守，加强南京外围防御。刘峙和副手杜聿明主张实施第一方案，正着手准备组织部队向北推进收复济南，突遇东北战事告急，蒋介石急忙将杜聿明从徐州调往北平。杜聿明一走，刘峙顿时失去了主心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急得拍着桌子大喊：“这时候把光亭调走，徐州一大堆人马该怎么办？还有谁能帮我？”

李婉丽不敢多嘴，赶快斟了一杯茶端到刘峙跟前。

“刘叔叔，不要着急，办法总会有的。”

刘峙只好命令各部队暂缓行动。远在东北的杜聿明也没料到自己一走，计划就停了下来。原计划不能实施，又不愿执行另外一套作战方案，徐州“剿总”处在一种骑虎难下的困境中。

1948年10月初的一天，徐州“剿总”情报处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来者自报家门是南京汉府巷洋蜡商行的掌柜涂俊泰，路过徐州希望拜见顾一炅处长。情报处门前的卫兵说，顾处长可是个大忙人，不要说像他这样的人，就是部队的旅长师长来，不提前预约也休想见到。涂俊泰不但不走，还破口大骂起卫兵来。楼下的大声吵闹惊动了顾一炅，问清事由后，他匆忙离开办公室，毕恭毕敬将涂俊泰接到了办公室，又是赔礼道歉，又是端茶倒水。

涂俊泰是个化名，来人真名叫周其正。

周其正可不是一般人物。此人既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毕业生，又是戴笠领导的军统前身复兴社的成员，在国民党特务系统算是大名鼎鼎的资深元老。作为戴笠最得力的“八大金刚”之一，周其正在抗战期间的表现被编成教材，资历较浅的顾一炅在重庆特训班当学员时就专门研习过其实战案例。顾一炅记得，学习中间，周其正还来到重庆上了一堂实战辅导课，戴笠亲自到场做点评：“要是党国有十个周其正，不但日本人在中国长久不了，‘共匪’毛泽东在延安也长久不了！”

抗战后期的1942年，大汉奸周佛海为给自己留条后路，暗地里与戴笠的军统联络，戴笠派去潜入汪伪内部的接头人就是周其正。为联络方便，周佛海将他安插在汪伪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处，职务是第六科少将科长。周其正走马上任后，立即重组了被日本谍报机关破坏的军统南京站。周其正重新建立的南京站下设八个组，成为沦陷区的大站。“双面间谍”周其正一方面担负周佛海与重庆的情报联络工作，搜集汪伪政府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另外一方面利用自己在汪伪中央军事委员会里的少将身份，与伪军中的实力派高级将领孙良诚、张岚峰、吴化文、郝鹏举、刘夷、张海帆、洪侠、崔象山等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奉蒋介石和戴笠之命争取他们。因情报工作成绩突出，后来周其正被戴笠擢升为军统少将，成为军统内的高级特务之一。周其正最得意的成就是在日本投降前夕，与周佛海联手秘密制定了对南京、上海的接收方案，架空了伪政权的代理主席陈公博。

日本宣布投降后的当月，蒋介石为争夺抗战胜利果实，一方面电令延安就地驻防待命，另一方面却命令伪军“负责维护治安，保护人民”。居功自傲的周其正对蒋介石名不正言不顺的这一套不予理会，公开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先是接管汪伪《中央日报》和由周佛海控制的《中报》这两家南京的大报，封存汪伪中央储备银行金库，然后又派人分别控制了中山东路上的汪伪财政部、宪兵队、汪伪中央电台等重要机关，最后逮捕了一大串汉奸，包括伪中央常务委员梅思平、缪斌，伪司法行政部长吴颂皋，伪陆军部长肖叔宣，伪南京市长周学昌，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鲍文沛等。

沦陷区人民终于盼到了扬眉吐气的这一天。正当南京市民看到大批汉奸被抓而欢欣鼓舞庆祝之时，周其正因触动蒋介石与日本和汪伪暗地里达成的秘密协议中涉及的利益，被戴笠关进了监狱，罪名是接管南京日伪政权时犯有“贪污罪”。

戴笠飞机失事后，军统中的一帮好友纷纷替周其正鸣不平，从而使他得以获释。闲居在家的周其正虽没再担任实职，军统内部一帮后生仰慕他这位元老级的人物，遇有棘手问题，都会登门拜访，请他指点迷津，顾一炅就是其中一位。后来顾一炅转到徐州“剿总”任情报处长，上任之前和周其正立下君子协议，关键的时候请周其正化名“涂俊泰”亲临徐州，帮他出谋划策，助其仕途升迁。

在徐州“剿总”内部，除了顾一炅，参谋长李树正和军统徐州站站长陈楚文也都和周其正熟识。顾一炅本想请陈楚文一道来商谈防范“共匪”入城刺探情报之事，被周其正婉言谢绝：“老陈和我共过事，此人为人不地道，有功就揽，有责就推，你年轻，防着他点！”这番话让顾一炅觉得周其正作为老前辈不仅识人能力高超，对后生也非常关照。就这样，顾一炅在办公室和周其正闭门谢客嘀咕半天，无话不谈。最后，顾一炅说：“周老师，听您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到了吃饭的时候，顾一炅将周其正到来的消息告诉了李树正。李树正一听故交周其正来徐，立马安排李婉丽在徐州最好的花园饭店订了包厢，通知陈楚文一道来隆重接待这位为党国出生入死的有功之臣。在花园饭店门口，李树正见到周其正，先是表达热忱欢迎之意，然后解释道：“不巧，不巧，刘总司令在徐州西的商丘、砀山第二兵团邱清泉部视察，副总司令官杜聿明在徐州东的新安镇、大榆树镇第七兵团黄百韬部视察，我代他们二位宴请其正兄。”

陈楚文见到周其正，假惺惺地佯作热情，握住周其正的双手不放，不停致歉：“其正兄从首都来，愚弟有失远迎。失礼，失礼啊！”抗战期间，周其正和陈楚文分别担任军统南京和北平两个大站的站长，不论对付日本人还是对付中共地下党，前者都更胜一筹，戴笠经常用周其正的例子教育训斥陈楚文。因此，陈楚文打心眼里不欢迎这个昔日的对手来徐州，恐其指手画脚抢了自己的风头。

席间觥筹交错，周其正不停地向李树正谈及自己对即将到来的“徐蚌会战”的想法，很多观点与李树正领导的参谋部的看法不谋而合。李树正说：“其正兄真是位高人，我们参谋部同仁花了很长时间拟定出来的作战方略，在您这里一语破的，愚弟佩服！佩服！”

午饭后，意兴不减的李树正邀请几个人到他办公室继续深聊。为听取周其正的高见，他详细介绍了徐州“剿总”所辖绥区、兵团驻防情况，还把国防部计划将华中“剿总”第八十五军编入黄维第十二兵团序列，尾随刘邓北移的情况，所辖人马参加徐蚌决战的行动日期和行动路线、驻徐部队空运状况以及蒋纬国指挥装甲部队援助徐州的前期准备和李弥兵团的突围计划等都做了详细说明。周其正边听边看，其间不时插话询问部队将官的姓名，部队的成分和士气。最后，周其正给出了一些建议，说得李树正频频点头，并让旁边的参谋详细记录下来。周其正提醒李树正：“粟裕这人是个老狐狸，我们党国吃了他不少亏，一定要想出万全之策对付他。”

李树正信心满满地点头认可。

对陈楚文和顾一炅，周其正更是反复叮嘱：“徐蚌之战将至，‘共匪’一定会想方设法入城打探我方情报，我周某人现在可谓是明日黄花，既不中看也不中用，还得仰仗两位精诚合作，提前防范，该抓的就抓，该杀的就杀，不要手软。否则，他们一旦成事，我们这些人将死无葬身之地！”

陈楚文和顾一炅点头称是。

对几个大男人的谈话，在一旁端茶倒水的李婉丽表现得一点也不感兴趣，不是整理头发，就是照照镜子，直到谈话结束，也没正眼瞧过他们。

当天晚上，尽管李树正、陈楚文和顾一炅再三挽留，周其正还是坚持连夜赶回南京，说现在自己担任保密局参议一职，说不定啥时候毛局长就会一个电话将他召去。临走时，周其正无不感慨地说道：“我现在是个闲人，承蒙三位兄弟盛情招待，内心已感激不尽，再耽误你们的时间，其正就担待不起了。”

周其正刚走，刘峙就从前沿阵地回到了徐州“剿总”司令部，听参谋长李树正说周其正来过，内心极为不悦：“周其正这个人有本事不假，为党国做过大贡献也不假，但委员长一直对他心存芥蒂，今后再不要和他来往了。”

五天之后，一份详细的《徐州剿总情况》转到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手里。

毛泽东看着《徐州剿总情况》，连声说了三个“好”字。这份周详的秘密情报很快转到了华野和中野首长处，为两支部队后来制定战略方针和战术指导起到了重要参考作用。至于这份材料从哪里来，是从南京、从上海或者是从徐州得到的，因为没有署名，无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