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杜聿明的观点不同，国防部作战厅厅长、中将郭如桂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共军刚攻占济南不久，风头正劲，锋芒毕露，在济南我军有生力量已损失惨重，此时北上可能再次碰到共军的钉子上，这样做是不是过于冒险？如果失误，将会陷入进退失据的危险局面。”

两种观点似乎都有道理。

反复研判两种作战方案之后，蒋介石和国防部长何应钦等人更倾向于实施第二个方案，即放弃徐州，向蚌埠撤退，坚守淮河，凭借淮河天然屏障阻止共军南下。蒋介石的理由是，徐州虽为战略要地，但易攻难守，距南京较远，后方联络战线过长，兵员粮弹补足困难，不如将主力退守淮河，以守为攻，胜算更大，这样可以绝对确保南京外围的安全。其他人不了解蒋介石，身边的几位心腹却清楚蒋介石的心思。何应钦私下悄悄对顾祝同说：“委员长没有说真心话，徐州南百余公里的灵璧睢水一带就是项羽被围的垓下古战场，他对此还是特别避讳的。”

对第二种方案，参谋总长顾祝同持有不同意见：“这样做未尝不可，只是从徐州撤防容易，再部署时一时半会并不能见成效，若共军部队也继续追击南下，并乘机在两淮苏皖等地进行渗透，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原的屏障我们拱手相让失去后，不但首都南京直接处于威胁之下，就连武汉三镇也将会陷于暴露动摇之中……”

战局未开，国民党高层举棋不定，思想不统一，已经错失提前布局的良机，犯了兵家大忌。就这样，纷纷攘攘进行一段时间的“研判”之后，大家为时局所迫，勉强认为徐州地理位置重要，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绝不可自甘气馁而轻易放弃，再加上杜聿明信誓旦旦的表态，让众人觉得胜算较大，蒋介石无奈决定采取第一套方案。

见最高军事长官拍板第一种方案，作战厅厅长郭如桂只好见风使舵：“既然共军要攻打徐州，我觉得前期光亭以徐州为中心作攻防战的计划还是可行的。把兵力布置在徐州周边，进退两利。进可以机动地向济南进攻，退可以防守徐蚌一线。”

蒋介石眼望郭如桂，最后说道：“你是作战厅厅长，一定要辅助光亭做好具体方案，确保万无一失。”

“是！”郭如桂起立，响亮地回答。

回到徐州，杜聿明立即召集邱清泉、李弥、黄百韬等将领开会，商讨在各种情况下部队的战术战法，众人一致同意守备徐州，机动出击的战术，并决定于10月15日开始行动。

但是，战场风云瞬息万变，辽沈战役中，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急需一个得力的人去救火。15日早，前往东北督战的蒋介石突然把杜聿明从徐州接走，派往东北战场。杜聿明走后，“徐蚌会战”的第一种方案不得不搁浅下来。但是被寄予厚望到达东北的杜聿明并未能挽回东北战场的颓势。10月30日，蒋介石眼睁睁看着东北廖耀湘兵团全军覆灭，沈阳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局之中，这才不得不慌忙从北平飞返南京……

南京国防部总参谋部。

几个人围在会议桌前，正在举行一个紧急作战会议。参会的有参谋总长顾祝同，参谋次长刘为章，作战厅厅长郭如桂、副厅长许正春和作战处长李炎华等。接到从北平返回南京途中蒋介石的指令，他们正在拟定一个新的“徐蚌会战计划”。

会议由作战厅厅长郭如桂主持，他信心满满地说：“目前战局对我们越来越不利，济南战役失败了，东北战场战况也很糟，共军猖狂至极，已经喊出了打什么‘淮海战役’的口号。据可靠消息，共军华东野战军已经在向济南以南集结并向徐州方向推进，我们必须做好应对的方案。现在请作战处李炎华处长把初步制定的‘徐蚌会战计划’向大家介绍一下。”

李炎华走到悬挂着的军事地图前，杖指徐州蚌埠两地之间说：“此计划的核心要义是，将徐州‘剿总’所属各兵团及‘绥靖区’各部队主力移至淮河南岸蚌埠地区，占领阵地，以攻势防御击退对方之攻击，相机转为攻势，予以歼灭。”

接着，李炎华汇报起详细的作战方案。

“主要任务是以兵团之一部守备徐州、贾汪，掩护主力转移，各部队的行动分配是这样的：新安镇附近之第七兵团经五河、临淮关附近转进；徐州附近之第十三兵团、第三‘绥靖区’经褚兰、固镇向蚌埠转进；徐州以西黄口、虞城附近之第二兵团经涡阳向怀远附近转进；柳河、商丘附近之第十六兵团及第四‘绥靖区’经蒙城向海河街、凤台间地区转进；总部及直属部队经津浦路向蚌埠转进。各部队到达目的地后应迅速占领阵地构筑工事。”

李炎华说到这里，郭如桂插话补充说道：“前一段，何部长召集大家开过一次会，大家有两种思路并提出了两个不同的方案：第一种是徐州‘剿总’除以一至两个军坚守徐州据点外，将所有陇海路上的城市放弃，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兵力于徐州、蚌埠津浦路两侧地区，做攻势防御，与共军决战；第二种是退守淮河南岸，凭河川防御，待共军攻击受挫时，机动转为攻势，击破共军。经反复研究，建议采取第一种方案。这次的徐蚌会战计划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

“我看这样做不妥！从徐州至蚌埠有二百多公里，在津浦铁路两侧摆上数十万的大军，毫无既设阵地可守，势必会形成首尾难顾、到处挨打的态势。”刘为章参谋次长瞟了一下郭如桂，提出了不同意见。

在参谋总部内，人人皆知一个事实，刘为章和郭如桂均是精通军事理论的实力派人物，一山二虎，经常尿不到一个壶里。仪表堂堂、留学日本陆军大学的刘为章擅长谋略，外加与白崇禧私交甚笃，恃才傲物的他从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黄埔五期生郭如桂也不是盏省油的灯，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过，堂兄是大名鼎鼎的四川军阀郭汝栋。他本人抗战时期以出色的参谋能力获得陈诚赏识，纳为心腹，成为陈诚“土木系”十三太保之一，内战期间一年内调动三次直至荣升国防部作战厅长。作战厅长是个实职，因此郭如桂向来不买官高半级的次长刘为章的账。

一看两人见面就交火，参谋总长顾祝同急忙出来打圆场：“委员长已经看过这个计划，基本上同意将主力集中于蚌埠附近与共军决战，但认为计划还太笼统，请大家好好斟酌，进一步修改完善。”

总长这么一说，刘为章就没再持有异议，只是漫不经心地围绕计划提些细枝末节的问题。

会后，低头不语的刘为章随顾祝同一起回到了办公室，顾总长问刘为章：“你还有事吗？”

刘为章见四下无人，小声说道：“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你刘为章可是从来没有这么吞吞吐吐畏首畏尾过啊，讲！”

“我觉得老郭有问题。”

一句话把顾祝同说愣了，急忙问：“他怎么有问题？！”

两人坐定，刘为章说：“我的怀疑是有根据的：第一，老郭天天穿制服，不管是工作时间还是业余闲暇，甚至私人宴请也没见他穿过别的像样的衣服。吃饭呢，也是很简单，曾听光亭说见过他们家晚饭只有区区两个菜，且从来没有宴请同事到家中吃过饭。最不可思议的是，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嗜好，除了抽烟，不打牌不赌钱，有时同事和朋友间小来小往他一概不参加。据说家里沙发都打着补丁，如此谨慎和清廉的人，我至今听说过的就他一个，怎么看我都觉得他不像我们的人，倒像共产党的做派；第二，看他带着作战厅一帮人弄的这个计划，明眼人一看就有问题，表面上看着合情合理，但暗地里却正中共产党的下怀。所以，我怀疑是共党方面指使老郭这么干的。”

顾祝同听后，闭上眼睛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说话，最后，意味深长地笑着摇摇头：“你多虑了！”

他想起就在前一天下午，也是在这个办公室里，同样有人神神秘秘地向他反映情况，只不过对方换成了郭如桂。郭如桂状告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刘为章。郭如桂说：“我有一件要紧的事向总长反映，一次听喝醉酒的二厅厅长冯怀西说，咱们的次长是共产党，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的。听说在日本几年，他经常暗地里参加共党组织的抗日宣传活动。”

当时，房间内的空气一下子凝固了，顾祝同还没有从诧异中回过神来，郭如桂继续说道：“次长这个人，仗着自己能饮、能唱又能讲的那点本事，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在公共场合旁若无人、口沫横飞，次次大言不惭，除了您，根本没把其他同事放在眼里。如果不细加分析地听他这个人讲话，既像听到一位学者、教授或是专家在讲学，又像见到一位雄辩家在演说，头头是道，面面俱圆。可是，当慢慢地体会他所说的内容，却又驴唇不对马嘴，空无一物！他虽然身负重任参与作战计划的制定，可从来没有听过在哪次大会战中他有了不起的贡献，或是在哪次战役中因为他卓越的见解、判断与处置，打了大胜仗。他唯一的一点本事，不是别的，是每次战役后八面玲珑和花言巧语般的分析，可这些东西，仔细想想，又有什么用呢？！”

昨天来了个告状的，今天同样又来了一位，而且是相互告状，攻讦的内容如出一辙——对方是共产党。想到这些，顾祝同脸上飘过一丝不易觉察的诡异笑容。

顾祝同认为，刘为章和郭如桂都不是共产党，只是都有后台的两个人之间互不服气，谁也看不惯谁，官场上的钩心斗角而已。以后如能利用两人之间的矛盾，说不定对自己地位的巩固有好处。于是，顾祝同像劝郭如桂一样劝导刘为章：“没有真凭实据千万不要乱说，看人要看人家的长处。谁说我们国民党的高官就一定要享荣华富贵，一定要锦衣玉食？！老郭这种节俭的品性也是蒋委员长推崇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讲到委员长面前去，否则挨一顿骂是小事，弄不好还要说是有意侮辱党国形象。”

顾祝同的一席话说毕，刘为章额头上已沁出一层细汗，便不再吱声。

“大家都是同事，大战来临之际还闹不团结，会葬送党国大好前途的。”

就这样，顾总长把这事压了下去。

刘为章和郭如桂虽然互相猜忌，但苦于没有真凭实据，也只好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