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宋史·杜太后传》记载，杜太后得知其子黄袍加身后，没有因为这欺君罔上，诛灭九族的大罪而感到惊慌，反而还说：“吾子素有大志，今果然。”司马光《涑水纪闻》也记载，杜太后说，“吾儿生平奇异，人皆言当极贵，又何忧也。”这个“大志”，应该就是做皇帝。

第六，以当时的历史条件分析，后周皇帝年幼无知，根本没有能力带领部下一统江山。对于将士们来说，就算拼死拼活立了大功也无人知晓。他们迫切需要推出一个有威望的人，而且是能够真切地体验到他们劳苦的人出来领导他们。赵匡胤显然是具备了条件：他是军人，能够体验将士们的劳苦；他有威望，能够使人信服；他掌握着禁军的领导权，手里有军队。

所以，陈桥兵变的发生并不是偶然，它既是赵匡胤故意为之，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养不起战马的北宋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政权之后，积极地把国家军事的统领之权收归皇帝所有，因而发生了“杯酒释兵权”的事件。“杯酒释兵权”虽然有利于北宋国家政治统一、防止内乱，却也大大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因此一直以来，人们都把这个原因当成了宋朝军事力量弱小的主因。

但是，仔细分析宋代的历史和环境，会发现宋代不堪一击的背后，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宋朝没有大规模饲养战马，也没有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军团。可想而知，在冷兵器时代，骑兵在机动性和冲击力方面相对于步兵具有天然的优势。南方农耕民族的步兵在面对具有先天军事优势的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战团之时，几乎是不堪一击。既然骑兵具有如此大的作用，那么强敌环绕，渴望一统天下的宋朝为何不养马呢？

首先，宋朝国境之内，没有适合养马的场地。饲养战马，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饲养场地必须辽阔，需要大片的牧场供马生长繁衍；二是必须饲养体力较好的成年公马；三是，饲养战马需要比较寒冷的气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在古代中国适合养马的主要地区有两个：西北和东北。汉唐两朝都曾在西北大规模饲养战马，因此汉对匈奴、唐对突厥的战役之中，中原王朝都能取得重大的胜利。但是，对于主要领地在黄河以南的宋朝来说，气候湿润温暖，并不适合养马，国土境内已经找不到合适的大片牧场饲养战马。而真正适合养马的西北和东北地区早已被其他少数民族政权所占领。北宋王朝只有先夺回这两片地区才有可能建立大规模养马场。但是，军事实力较弱的北宋王朝，没有骑兵军团的帮助，仅靠步兵又如何能赶走这些强悍的骑兵呢？

其次，生态环境的破坏。相对于汉唐两朝的养马场地来说，宋王朝疆土之内确实没有适合养马的场地。实际上，靠近西北地区的甘肃东部和陕西大部分地区，也是北宋的疆土。汉王朝就曾在这片地区养过马。关中平原这片地区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许多王朝都曾在这片地区建都，最为著名的是汉唐长安城。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及其辐射之地，关中平原曾经的繁华富庶可想而知。可是繁华背后是以巨大的资源消耗为代价的。生活在这里的达官贵人为了维持生活水平，必然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燃料和草料，这就造成了周边地区植被严重破坏。有消耗就有输出，如此密集的人口消耗输出，必然导致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生态系统自我修复功能也逐渐降低。就像整个东北黑土地被消耗殆尽之后，黑土无法再生一样。关中地区的生态环境破坏之后，恢复也相当困难。而且汉朝曾在这里大规模养马，养活一匹马相当于养活6到7个人。如此大的投入，给关中地区的粮食供应带来巨大压力。这种压力在生态环境上的表现，就是大规模开垦，当地生态环境受到的破坏程度可想而知。经过历代王朝建都的破坏，以及汉代养马的消耗，到宋朝时，关中周边的植被破坏很可能已经达到了无法支持大面积养马的程度。

综上，宋朝之所以不养马，既是由于北宋版图之内没有适合养马的地方，也是由于关中平原的养马潜力早已被历代王朝消耗利用殆尽，生态环境的破坏不再适合养马。

辽将萧达凛死得很意外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宋辽两国以举国之力开战。宋朝由宋真宗御驾亲征，辽国由萧太后统帅三军，在澶州等地进行了一场决定两国百年命运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签订了一个历史上著名的盟约“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的内容主要是：宋朝向辽国缴纳岁币10万两白银，20万匹绢；两国结为兄弟友邦；两国约定在边境各驻守军，各守疆界；两国边境的百姓不得互相侵扰，如果有盗贼在边境流窜，两国军队没有得到对方允许不得越境追捕；两国固有的城池可以仍旧归本国驻守，不可以另建新城，开挖河道。

乍看来，宋朝向辽国缴纳大笔的岁币，澶渊之盟是以宋朝的屈辱让步达成的，但是，仔细思考的话，不难发现，如此大规模的战争，辽国得到的结果仅仅是一些钱财，却要放弃此后百余年入侵宋朝边境，大肆掠夺的权利，似乎并不划算。

但是，宋辽两国由于长期征战，致使国家经济发展受到阻碍，且宋军以步兵列阵为主，善守城，不善奔袭；辽军以轻骑兵为主，善奔袭，不善守城，两军交战，边境城池频繁易主，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土地得失，如此长年累月，就连两边的将领也出现了厌战情绪。

面对这种局面，宋辽两国君主都有一种一劳永逸的想法，因此，这场战争能够使两国君主亲征，出动全国军事主力，就足以说明战争的目的不在于谁把谁灭掉，而在双方有个足够的理由谈判，商量出一个两国相处的方法。

那么，向来觊觎宋朝富庶的辽国，怎么会以如此低的价码答应议和呢？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需要仔细研究探寻。

表面看来，很多人认为是辽国名将萧达凛的阵亡，使得辽军士气低迷，就连萧太后也在回朝之后罢朝五日，以悼念萧达凛的殉国。但是，萧达凛的死亡，真如历史上记载的那样简单、偶然，仅仅因为在其督军作战的时候，被一个宋军中的小兵用床弩射中额头，抬回军营之后不久就气绝身亡了吗？

任何历史的偶然，都有其深层次的必然。萧达凛作为辽军主将，却死得如此轻而易举，实在让人匪夷所思，这其中应该另有原因。

早在澶渊之战发起之前，宋辽两国另一个战场就已经硝烟弥漫了。历史上，任何一场正面战役，都离不开暗中的谍战交锋，宋辽两国的这场战役自然也不例外。

当时，宋朝情报网已经相当完善，暗中截获了大量的辽军作战情报，这从当时战争开始之前，宋军调动其战略预备队“广锐军”15000余骑前往河北这一举动，就可见其早已获知辽军要进军南下的战略意图。

当然，辽国也派出了大量的间谍潜入宋朝军队及朝廷各处。但是，辽国的情报头目马珠格勒在战役中被擒，使得辽国情报网被大面积地摧毁。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马珠格勒被擒后，供出了他手下的很多间谍，随后被宋朝方面一一斩杀。

这一事件，是宋辽两国谍战势力对比的分水岭，从此后，辽国间谍网基本上已经不能和宋国谍报机构抗衡了。按照《辽史》中的记载，辽对宋的间谍抓捕行动收效甚微，只是零星地抓获几个不重要的小角色，真正的宋朝大间谍则一直潜伏在辽国内部，甚至就在统治集团内部的小圈子里。

在澶州战役爆发前，曾有这样一件小事。当时的宋真宗近卫军中有一个不在编的小军官张皓，被指派到大将石普手下担任传令官的职务。在赴任途中，张皓被辽军活捉了，不过被俘的张皓并没有受到什么虐待，反而在萧太后的授意下，被很好地招待了一番之后放回宋朝，并让张皓将辽国希望与宋朝议和的信息传达给宋朝官员。

张皓回到宋营，遇到主管宋军西北方面军的内侍周文质，周文质在听到张皓的禀报之后，立即连夜与宋军的指挥官李继隆、秦翰商讨对策，而李继隆等也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应对，将士兵整军列队，并把强弩手安排在各个军事制高点上。

至此，事情的端倪就露出来了，只是一次小军官被敌军俘虏后放归，传达敌方议和信息的小事件，为什么会受到内侍周文质以及宋军指挥官们的如此重视？是否是这个小军官在敌营被俘期间接到了潜伏在辽国内部的宋军间谍的情报？由于史籍中记录不明，具体情况无法证实，但是，张皓曾对周文质说过辽军要在第二天发兵：“言彼谋以迟明来袭”。从这一句话中，可以确定张皓确实是带着辽军的军事情报来找周文质汇报的。

果然，次日辽军对宋营三面合围，轻骑兵由宋军的西北方向突进。要知道，在军事战斗中，主攻方向是非常重要的军事机密，非内部决策人员不得知，而周文质正是负责宋营西北方向防守的官员，这种巧合的偶然性实在是微乎其微。

在辽军主力进攻宋营的时候，萧达凛亲自督战，结果中了宋军埋伏，被一个小小的威虎军头张绬用床弩一箭毙命。

一系列的巧合，足以说明事情并非巧合，正是宋军情报网的得力，使得辽国名将萧达凛命丧沙场。正因如此，辽宋两国的和谈得以快速达成共识，澶渊之盟因此签订。

如何训练出这样的蒙古骑兵

蒙古骑兵向来所向披靡，百战百胜，攻城略地，少有败绩。那么，他们为何能征善战呢？蒙古人打起仗来有许多办法，并且也善用策略，蒙古骑兵服从、骁勇、顽强的精神是他们胜利的最重要因素。蒙古骑兵纪律严明，即使因小事违反军纪，也动辄受笞刑或受死。所以，蒙古骑兵打起仗来非常勇猛，快速灵活，当然所向披靡。

骑兵的勇敢是从小训练出来的，他们从三岁大就被绑在马背上，从此一生几乎都在马背上度过。蒙古马气力、耐力也非常惊人，驮着骑者能日行120公里，而且途中只需要休息一次，喝水进食。这样使得蒙古军队占尽优势，他们能迅速集中兵力，从而可以造成人马众多、声势浩大的假象。

蒙古军队的组织异常严密，而且调动起来灵活迅速。一万名战士分成十个千人队，一个千人队分为十个百人队，这万名战士由大汗的一个亲戚或亲信指挥。两万人可组成一军。另外，大汗会亲选一万名“体格矫健、技能好”的人，组成精锐的“护卫军”，在平时分为四班守卫，战时随大汗出征。

虽然全军的统一命令是由快马下达，但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个别将领在作战时享有极大的自主权力。军队消息非常灵敏，在大军前面有斥候部队，随时将敌情送回军队总部。

而且在斥候部队前面还有大量敌后探子，他们潜入敌城打探情报，扰乱人心。蒙古人特别喜欢结交商人，并招募商人从事谍报工作，可能是大多数商人唯利是图，比较容易收买吧！

此外，蒙古大汗还有一种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计划周详、时时刻刻对敌人施行心理战术。如果大汗想攻取的城市不愿意投降，那么，他们最终一定逃不掉屠城的下场。当时最大而兴盛的撒马尔罕和内沙布尔两城，就由于这个原因先后被夷为平地，居民无一幸免。这个消息传开后，别的城市就不敢抵抗。但是有的城市即使投降也不一定能避过厄运。基辅城中的俄罗斯王公投降前虽得到宽大保证，但最后还是被扔在饮酒祝捷的桌下活活压死。阿富汗西北边境赫拉特城的居民在听到赦免消息后走出城外，却被全部杀死，整座城也被夷为平地。

蒙古人虽然有时候不免会杀伤无辜，有时还驱赶老百姓到阵前做挡箭牌，却并不轻视被他们征服的民族，反而热衷于学习。但是最后，他们却逐渐沉溺于养尊处优的生活中，失去了游牧民族的活力。

被“豆腐渣工程”害惨的忽必烈

忽必烈雄心勃勃，南征北战，想将全世界都踩于脚下。公元1274年，忽必烈率兵想要征服日本，但因在海上遇到了强台风，无功而返。回到中国后，不甘心失败的忽必烈于公元1281年，第二次东征日本，没想到这次依然遭遇台风，无法登陆，忽必烈只得再次返回。如此，日本又逃过一劫。

后来，日本民间流传开来这样一个故事，说在元朝时期，蒙古入侵者的船只在“神风”的阻挠下，才没有进入日本。所以日本对神风顶礼膜拜，数百年间，他们一直认为是“神风”救了他们。

但是在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的一项考古文章中，科学家们却提出，当日阻拦忽必烈的并非是什么“神风”，而是元朝拙劣的造船工艺和设计，令元朝船队在海上行驶时，葬身大海。

忽必烈第一次东征日本时，他命风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立，以900艘战船，1.5万名士兵，远征日本。一开始，元军势如破竹，很快占领了对马、壹岐两岛，继而侵入肥前松浦郡。日军节节败退，眼看就要守不住阵地了，但是当日军退到大宰府附近时，元军的军舰却在一次夜间的暴风雨中被海浪打翻了两百余只。

按说军舰应当是由最坚固的材料制成的，暴风雨应当不会对其造成什么影响。但当台风来临，暴雨倾盆的时候，元军将舰队停泊在博多湾口，船只在风雨中飘摇撞击，无法保持平衡，而相互撞击的力度，使得许多船只破损，进而导致了沉没。

那次暴风雨使得元军死亡兵卒达1.35万人。兵力大损的元军不得不退回本土，日本这才逃过一劫。日本将那次战役称为“文水之役”。第二次东征，依然是相同的原因，元军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

看似是上天帮助日本，但从后来对打捞上来的蒙古战舰的残骸研究中可以发现，这些战舰做工粗糙，质量十分低劣。很多战舰上的铆钉过于密集，这就说明这些材料是反复利用过的，需要加固才不至于碎裂。

而根据史料记载，这些战舰大部分都是忽必烈命令高丽王朝建造的。高丽王朝并不热衷修建战舰，他们认为修建战舰会增重他们的兵役，因此建造军舰时，并不认真，很多情况下都是敷衍了事，质量自然不能保证。

军舰的粗制滥造，无法抵御海浪的冲击，再加上台风来袭，暴风雨加剧，更让这些本就脆弱的船只无法进行战斗。忽必烈估计一定没有想到，他的雄心壮志最后竟然是破灭在“豆腐渣工程”上的。

抗倭英雄怎奈被历史遗忘

明朝实行海禁制度，禁止海上的一切贸易往来，使得当时东南沿海地区倭寇横行。倭寇出现，必然就有人抵抗倭寇的行为，抗倭英雄就此出现。说到明朝的抗倭英雄，许多人都能想到戚继光、余大猷等抗倭名将，却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两个响当当的名字之前，还有一位战功卓著的抗倭英雄胡宗宪。

明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地区最著名的两大倭寇集团是汪直和徐海集团。胡宗宪抗倭的主要功绩就是成功剿灭了这两个倭寇集团，给东南海疆带来了长时间的安宁。

胡宗宪这样一位有功于朝廷的人物，本应该被历史铭记。可令人不解的是，他在历史上的名声远远不及俞大猷、戚继光，这是什么原因呢？

胡宗宪的抗倭经历主要从他担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开始，后来很快被升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取代了浙江总督张经，总督浙江、南直隶和福建等处的军务。在这段时间里，他为明朝抗倭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胡宗宪的军事才能是值得肯定的，但他却是一个失败的政客。他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得到如此大的升迁，是因为与工部右侍郎赵文华关系密切。

赵文华是严嵩的义子，而严嵩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桧之后的第二大奸臣。所以在他人眼中，胡宗宪已经属于严党。这就是尽管胡宗宪战功卓著，但仍然遭人诟病的主要原因。

事情是这样的：浙江总督张经因没有投赵文华所好，而被陷害致死，而胡宗宪极力讨好赵文华，得到了升官发财的机会。胡宗宪有没有伙同赵文华共同害死同是抗倭名将的张经，不得而知。但是张经死后，胡宗宪取代了张经的位置，这是世人所共知的。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就成了胡宗宪人生最大的污点。

伴随胡宗宪抗倭经历的，是他多次遭到弹劾。胡宗宪为了保官保位，多次通过赵文华重金贿赂严嵩，得到严嵩的帮助。被弹劾期间，严嵩多次帮助他化险为夷。善恶到头终有报，嘉靖四十一年（1562），作恶多端的严嵩倒台了。“树倒猢狲散”，胡宗宪再一次遭到政敌的弹劾，失去了官位。皇帝念其战功，留胡宗宪一条生路。对于胡宗宪本人而言，事到如今，能求得一条生路已很不容易，告老还乡、隐居乡野是他最好的选择。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一封胡宗宪曾经写给严世蕃的贿求信件，又将胡宗宪送进了大牢。这一次，胡宗宪就没有以前那么幸运了，在大臣们反复罗织的罪状面前，胡宗宪不愿再受辱，公元1565年愤然自尽，时年54岁。

胡宗宪遭后人诟病，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便是他侵吞军饷、生活奢侈。他出任浙江总督期间，聚敛了数额巨大的钱财。对于老百姓，也额外加赋，竭力搜刮。老百姓早已怨声载道，切齿腐心了。这些从老百姓身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都被他用来挥霍以及贿赂严党了。胡宗宪在民间的声誉极差，这也是他被后人遗忘的原因之一。

为了招降祖大寿，皇太极接受背叛

公元1631年七月，皇太极为实现清军入关、一统中原的愿望，走出了入关战略的重要一步——亲率大军攻大陵河城。大陵河城是战略要地锦州的门户，并由明朝祖大寿率兵1.6万余人守城。

皇太极率兵围城三月，祖大寿弹尽粮绝，为了城中1.6万将士与3万百姓的安危，祖大寿投降了。皇太极对于祖大寿极为礼遇，不顾他人的劝阻接受了祖大寿的智取锦州之计，放祖大寿回锦州。就像皇太极所说：“朕以诚待他，他必不负朕。即使他负朕，朕在所不惜，要的就是心悦诚服。”

然而，令皇太极始料未及的是，祖大寿失信了。回到锦州城的祖大寿，彻底地断绝了与皇太极的联系，甚至不顾送给后金军作人质的儿子祖可法，以及部将30余人的性命。面对祖大寿“我绝对不做失信之人”的誓言，皇太极却表现出了空前的宽容和耐性，依然厚待祖大寿的儿子和部将。

历史总是在不经意间显示出其戏剧性的一面。十年之后，清军进攻战略要地锦州城，守卫锦州的依然是祖大寿。因为锦州城是山海关最后的屏障，攻下锦州，就好比是一把利剑直抵明朝的咽喉。皇太极从满洲贵族的特殊利益和满族本身的具体历史情况出发，决定屯兵义县，将其作为攻取锦州的前沿阵地和后勤基地。面对“塞上之兵，莫劲于祖大寿之兵”的形势，皇太极悉心采取了《三国志》曹丕的话：“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明朝降将张存礼也为皇太极献上了一计：将明军内部的蒙古兵作为争取对象，里应外合就可轻而易举地夺取锦州城。

皇太极的对手依然是祖大寿，采取的方法依然是围城。这次围困让祖大寿又想起十年前的大凌河之围。与大凌河城一样，锦州城也陷入了孤立无援、弹尽粮绝的境地。而城内还有部分有意归降清军的蒙古将领，可谓内忧外患。崇德七年（1642）农历二月十八日，洪承畴在松山被俘，松山失陷，祖大寿等待明朝援军的希望破灭，又受到已经投降清军的两个兄弟祖大成和祖大乐的劝导，无奈之下于公元1642年农历三月八日再次投降清军。这一次皇太极依然对祖大寿礼待有加，祖大寿被皇太极的诚心所感动，真正地投降了清军。如果说第一次投降是祖大寿无奈之下的背叛，那么第二次他就是真心归降了。

但是，在有了祖大寿第一次投降时的背叛，皇太极为何还要再次招降祖大寿呢？

皇太极深知祖大寿在军事上的价值。祖大寿抗清20多年，有多少满洲人都是在“取祖大寿项上首级，夺南朝花花江山”的梦想中长大的，祖大寿是一代满人在军事上的精神目标。而且对皇太极的雄图大业来说，锦州之后的下一个战略目标就是重镇宁远。宁远总兵、辽东提督吴三桂统率了关外明军，成为清军的最大阻力。但是，祖大寿却是吴三桂的舅舅，可想而知，祖大寿在对吴三桂的战役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皇太极招降祖大寿的真正目的其实就为了吴三桂，就像欧阳修所说的“醉翁之意不在酒”。

对内压制火器发展，对外便要挨打受辱

众所周知，火药是中国发明的。中国火器的研究和使用也一度领先于他国。明朝的时候，中国对火器的生产和应用程度超过了之前的历朝历代。国人更是创制了地雷、喷筒、手铳、水雷、大炮等数十种火器，又于弘治年间自主发明了开花炮弹。然而在清朝时生了彻底的转变，中国火器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大踏步地倒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满人入关后，出于对汉人的防范，开始限制科技的发展，尤其是可以应用于军事的科技。因为当时军队中的汉人数目远远超过八旗军的人数，清朝的统治者为了防止汉人大量拥有先进武器后开始造反，干脆禁止他们接触先进的军事科技。其实早在入关之初多尔衮就立下规定：大炮等当时先进的火器只有八旗军可以使用。按照这一规定，上百万的清王朝军队中，只有一部分能够装备火器，这也是清朝军队的火器装备程度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的原因。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军队大踏步地向热兵器迈进的时候，清军始终脱离不了冷兵器时代，清军的火器更是处于世界低端水平。由于清军对火器的需求量极低无法拉动军火制造业发展，也无法刺激军事科技的进步，这样一来，逐渐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致使清朝的火器发展越来越落后。接触火器的人少了，的确可以防止汉人造反，但也致使研究发展火器的人随之减少，从而滞后了清朝火器的发展进程。

清朝不仅对军事科技成果的应用严加限制，还对汉人在科技方面有研究成果的人才进行打压，出身于明末火器制造世家的戴梓就是一个受害的典型。他自幼就投身于火器研制，后又加入清军，为清军创制和装备了“威远将军炮”、子母炮，为清朝击败“三藩”和准噶尔势力立下汗马功劳。戴梓还向清朝献上了自己发明的一种与机关枪原理一致的连环铳，一次可发射28颗弹丸，被军器史家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机关枪。但是，戴梓不仅没有因此获得荣华富贵，反落得一个悲惨的命运。康熙帝听信谗言，将戴梓发配到辽东，终结了他的武器研制生涯，戴梓在辽东被迫以卖字画为生，一生贫寒，郁郁而终。而他发明的连环铳也没能流传下来。

综上，清朝政府对先进火器使用的限制和对精通火器制造的汉人的打压，是这一时期火器发展大大滞后的主要原因。

冷兵器战胜热兵器的奇迹

火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早在宋朝，中国人就围绕着火药开发一系列的热兵器——火器。火器威力奇大，因此当时的宋、金、蒙都争先添置。

当时，较为的著名的有类似今日炸弹的“震天雷”和如今枪械类武器的始祖“突火枪”。而那时候，西方人尚不知火器为何物。

震天雷出现于北宋末年。从外面看，它与一个普通的大铁球没什么两样，但它的上面插了一根大铁球所没有的引信，而它的里面塞满了火药。震天雷爆炸后，无论是四处飞散的铁片，还是它燃起的火焰，都足以伤人。震天雷可以用投石器投掷，所以引信的长短要看投掷目标的远近。金天兴元年（1232），蒙古人攻打汴京，金守将赤盏合喜，“其守城之具有火炮名‘震天雷’者，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亩之上，火点着甲铁皆透”。

与震天雷相类似的，是“霹雳炮”。霹雳炮是北宋首都开封的火药制造厂“火药窑子作”生产的武器。靖康元年（1126），金人围攻汴梁，宰相李纲坚守不屈，“夜发霹雳炮以击贼，军皆惊呼”。

金朝的女真人和蒙元的蒙古人，都是马背上的民族，他们打仗，多以骑兵为主。若将震天雷、霹雳炮等投入马队、马阵中，胆小的马儿必定给吓得长嘶短叫，四蹄翻飞。因此，无论是赤盏合喜以之对付蒙人的骑兵，还是李纲以之抗击金人骑士的攻城，都收到奇效。

除震天雷外，还有突火枪。突火枪与今天的枪械类武器非常相像，当然，它非常粗糙，不可能如同AK-47那样精巧。现在的枪械都是金属制造的，可是突火枪的枪身却是一个巨竹筒。把子窠（类似今天的子弹）装进突火枪内，再通过引信点燃火药，在火药的冲力作用下，子窠就从筒内飞出，打伤、打死敌人。如果火药的量加的合适，突火枪的射程可达150步（230米），比之一般的弓箭要强上不少。不过，突火枪的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装火药比引箭上弦费时、费力得多。所以它被采用、上战场的机会非常少。

到了明代，火器有了长足的发展，式样也多了起来。主要的火器，除了突火枪的进化版鸟铳和火铳以外，竟然还出现了威风赫赫、威力无比的远程武器——火炮。

无论是体型还是口径，火炮都远远大于鸟铳。火炮的内部，可以填充石、铅、铁等“实心弹”，也可以填充“爆炸性”的弹丸。鸟铳的射程只有数百步，火炮却可以击中几里以外的目标，对敌人是很大的威胁。一般说来，火炮都是给架在城墙上用来守城的，但把它放在车上，也可以用于野战，而把它放在船上，则可以用于海战。火炮的出现，使得很多战争的结果发生了逆转。明朝末年的时候，努尔哈赤统领的八旗军是当时欧亚草原上最强大的骑兵，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不过当他率领剽掠如飞的八旗军南下攻打明朝时，却被守在山海关的蓟辽督师袁崇焕一炮轰死。这口轰死清太祖的大炮叫作大将军炮，匠人改进工艺，给它的炮管外增加了铁箍，所以它发射起炮弹来，就不会那么容易炸膛了。

明朝人虽然一直实施海禁，却也没有完全与外界断绝联系，他们从国外引进了一种非常厉害的炮类武器——红衣大炮。红衣，其实是“红夷”的谐音。所谓红夷，就是指荷兰人。那时候，西欧已经开始资本主义进程，无论是工业还是科技都爆发出巨大的能量，造出红衣大炮这种可怕的武器并不奇怪。

在此之前，中国人自己也能制造火炮，其原理与红衣大炮毫无差别。但因为我们的火炮多是用质软的铜金属制作的，炮管又薄，很容易在发射炮弹的过程中遇热变形、炸膛。红衣大炮就不同了，它的炮管厚度是旧炮的几倍——从炮口到炮尾逐渐加粗——管身也更长，又配备了可以用来调整射击角度的炮耳和用来瞄准的准星和照门，无论是在设计上还是工艺上都大大优于我们自己制造的火炮。传说，红衣大炮最远的射程可达十里，在那个时代，这个数字可说是非常惊人的。

论单体攻击力，热兵器要远远强过冷兵器。不过，由于工艺和技术的原因，与冷兵器相比，热兵器的数量还是太少，而且其连射的速率也大大赶不上骑兵的机动性，所以是否用热兵器还不足决定战争的胜负，所以宋明两朝虽然有着更加灿烂的文明，也有着“领先于时代”的热兵器，但还是挡不住蒙古人、女真人的来去如风的进攻，最终丢了江山。

中原王朝为什么总喜欢用和亲政策

恩格斯在谈到中世纪封建主之间的联姻现象时，曾直言不讳地说：“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借一种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意愿。”伟大思想家如此精辟的结论，将几千年来世界各国古代和亲政策的实质道了个通透。

和亲，名义上是停止民族、国家战争，彼此捐弃仇怨、和平共处的外交手段。外表看似有着爱情韵味，实则是军事、政治协调策略的灵魂。和亲双方的决策人心中藏的都是叫对方“为我所用”的算计，而牺牲品就是那些没有话语权的女性。

纵观中国历史，早在周襄王（前651～前619）时期，欲讨伐郑的周襄王怕自己实力不足，遂娶狄女为王后，联合戎狄兵力共同讨伐郑地，继而双方各自得到土地和财富。这是中国史料上可见的最早的和亲事件，很显然，如此和亲不过是双方为了赢得利益的需要。此后，无论汉唐还是宋、明、清，为了缓和边疆紧张的民族关系，和亲成了惯用的手段。也正因为如此，“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的情景，便常浮现于茫茫荒野、枯山之间，化作诗人笔尖的凄美感叹，后人对此想象无限，但却如何能体会个中“梧桐秋雨”的悲凉。

今日我们所熟知的和亲，并不是为政者突发奇想的政策，它受到帝王青睐实则是有历史根源的。当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不足以轻松抵御外来者的入侵时，便会采取软化敌人的政策，一则以钱财诱惑对方，只要彼此和平相处，我方会奉上足够的金银珠宝供彼方享受；二则以和亲来表示尊敬、喜爱，我方嫁个公主、郡主给彼方，还把我方的发达技术教给彼方，彼方看在这些好处的薄面上，礼应和和气气地接受。一旦双方达成共识，还可以携起手来打击共同的敌人，将第三方拆吞入腹。

中国数千年里更替的各代王朝，皆居于风水宝地的中原，周边少数民族国家钦羡不已，都想到聚宝盆般的中原掳上一二。一旦中原王朝稍显弱势，例如汉代，采取和亲政策的目的便如上述所言一样，无非是求得周边的安稳。不过，和亲不仅仅是中原王朝的自保手段，在唐朝，它还是“以夷制夷”的手段，也是彰显国威的策略。

唐朝初期通过与突厥的和亲，招揽突厥贵族进入皇族，帝王赐其高官和财富。表面上看似突厥人受到优待，实际上是唐朝政府用“糖衣炮弹”来同化突厥，令其再无反抗之心。再者，有了突厥的支持，一些漠北、漠西的少数民族就不敢再轻举妄动，唐王朝也省去很多力气去应付外患。在当时，有许多弱小的少数民族还主动向唐室请求赐婚，愿做汉家女婿，从中原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以增强自身实力。

其实，总结和亲政策仍旧是一句话，攀亲双方无非是希望对方“为我所用”，一旦这种互相利用失去了平衡机制，某一方再无价值可言，和亲便再也成不了和平的手段，战争才是决定最后结局的方法。不过，我们不能否定和亲政策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在不同时期，它的确保护了人们免受战争的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