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料中看，胤祉似乎没有太大的政治欲望，是一位相当出色的学者。康熙朝的大文化工程如《古今图书集成》，就是他主持编修的。为此，康熙皇帝对他很是欣赏。为此，雍正的心里可能特别不舒服。胤祉对废太子很好，并在老大胤褆魇胜太子时予以揭发，保护了太子，为此，注定了他自己的命运。

雍正修理自己的三哥时，是从他的两位重要助手身上下手的。这两位助手，一位叫陈梦雷，一位叫杨文言。他们二人可能是当时最优秀的学者，杨文言精通天文历算与数学，达到的程度，大约还在康熙皇帝之上。但是，他们两个人都很倒霉，因为，他们先后撞上了两个不是东西的人：前一个是他们惹不起的、备受康熙皇帝宠信的大学士李光地，后一个则是他们更惹不起的雍正皇帝。

陈梦雷与李光地是福建同乡，又是同年——康熙九年一同考中的进士，考中后，一同选入翰林。帝国官场最看重的人脉关系——同乡同年同事他们都具备，因此结成了亲密的通家之好。他们在一同请假回福建探亲时，偏偏碰上了三藩之乱。耿精忠胁迫陈梦雷参与叛乱并招徕本省的知名人士。此时，陈梦雷的密友杨文言也身陷耿精忠叛军之中，李光地从老家来到福州时，对于是否响应耿精忠有些犹豫。陈梦雷、杨文言二人力劝他脱身回京，并秘密策划了一个击败耿精忠的计划，让李光地想办法带到朝廷去。李光地按照他们说的做了，结果，朝廷军大获全胜。李光地由此受到康熙皇帝的特别欣赏，并被迅速提拔，成为皇帝身边的近臣。谁知，此人当了大官之后，却坏了良心，一个人独吞了那件大功劳，并在耿精忠事败后，不为陈梦雷、杨文言二人辨冤，导致二人身陷牢狱。为此，陈梦雷写了一篇著名的《绝交书》，使李光地虽在皇帝那儿宠信不衰，却为正人君子所不齿，成了康熙朝著名的伪道学家。

此后，康熙皇帝爱惜陈梦雷和杨文言的才华，将他们重新起用，派给皇三子胤祉做助手，帮助他编校《古今图书集成》。雍正皇帝继位后不久，为了打击胤祉，把以前的老账翻腾出来，再次罗织罪名诬陷陈梦雷和杨文言，导致两位古稀之年的老学者、老科学家再次蒙冤受屈。随后，雍正罗织了一些极其可笑的理由，将胤祉发配到遵化，为康熙守陵，不久将他削夺爵位，幽禁于景山永安亭。雍正十年，胤祉在幽禁中死去。

雍正的八弟胤禩是雍正最为嫉恨的一个兄弟，他被削夺了爵位后，由四哥雍正皇帝为他改名为“阿其那”。有学者认为，这是“猪”或“肥如猪”的意思，有人认为是“不要脸”的意思，还有国外汉学家根据满洲习俗，认为是“冻死的活鱼”之意，不知道在满族习俗里，“冻死的活鱼”代表着什么意思。目前，尚没有权威的说法。这条“冻死的活鱼”被雍正幽禁后，可能受了不少罪，死后，很多人认为是雍正谋杀所致。

胤禟是老九，雍正最为痛恨的弟弟，原因是，他坚定支持八阿哥胤禩。雍正替他这个弟弟改的名字是“塞思黑”。有人认为是“狗”或者“贱如狗”的意思，也有人认为，也是“不要脸”之意。目前同样没有权威的解释。他死时，状极痛苦，人们普遍认为是被雍正毒死的。

胤祯是老十四，是雍正一母同胞的弟弟。“祯”字发“征”音，与胤禛的“禛”不是同音。起初，他支持八阿哥胤禩，不喜欢自己的亲哥哥胤禛。后来，康熙皇帝任命他为“大将军王”，派他代皇帝御驾亲征，去平息西藏、青海地区的叛乱。很多人，包括胤祯自己，也包括今天的学者认为，康熙皇帝准备让他建立功勋威望之后，继承皇位。雍正皇帝在《大义觉迷录》中，是这样驳斥这种说法的：康熙晚年，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心知肚明；胤祯远征之地距离北京数千华里，往返一次至少要一个月以上，康熙没有可能在临死前，把要继承皇位的人，派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

胤祯富有才干，威信也很高，雍正继位后，他始终不买雍正的账。据说，他们母亲的死，就与老太太对他的疼爱和为他抱不平有关。对于这个亲弟弟，雍正还算手下留情，一直将他幽禁在那儿，留下了他一条性命。乾隆继位后，被释放出来，并恢复了所有福利待遇。

在《大义觉迷录》中，雍正对于自己荼毒诸兄弟的做法进行了辩解，大意是说，这些兄弟都不是东西，自己为了国家利益上的考虑，不得不如此云云。近年来，为雍正唱的赞歌响彻云霄，对上述事迹也做了符合雍正愿望的解读。因此，在人性与人格上将这些歌唱者与雍正归入一类，想来应该是他们所乐于接受的。

这些人伦惨剧的形成，有制度上的原因，有政治上的需要，也有个人品性上的因素。各方面交互作用，使我们应该懂得一个特别浅显的道理：人性常常是靠不住的，需要有效的监督与制约。仅仅靠《三字经》中骗小孩子的“性本善”之类愿望，或者孔孟之道提倡了数千年的“慎独”之类说教，是治理不好一个现代国家的。一个好的制度，必定应该是一个惩恶扬善使人不敢也不能作恶的制度，必定是一个让英雄有用武之地的制度，必定是一个作恶后要受到惩罚的制度。从现如今对雍正的赞美声中，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要走的路可能还很漫长。

除了这些皇家兄弟之外，说起大清帝国功高权重的知名人士的死，大约就要算抚远大将军年羹尧之死最为富有戏剧性了。

《清史稿》中，评价年羹尧时说：此人“才气凌厉”。从其一生行事判断，这位抚远大将军的确够得上是文武双全、才气纵横。年羹尧出身帝国高级官宦之家，他可能有许多种方式为官为宦，如恩荫、荐举等，但此人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参加科举考试，硬是一举高中进士高第，从此顺风顺水地走上仕途。

在康熙的诸多皇子中，老四——后来的雍正并不是那么受人待见的。因此，在相当长时间里，该人似乎从来没有能够身登大宝的迹象。以至于他最重要的一个谋臣，甚至沮丧地建议未登基前的雍正，想办法把自己安排到台湾去做地方长官，以便形势不好时，可以把主子四阿哥胤禛接到那里去避难。

在官场上上升速度很快的年羹尧怎么会投靠这位四阿哥，看准了他来烧冷灶，是一个很难找到确证的谜。有一种说法认为，就是因为年羹尧投靠了四阿哥，才在这位皇子的保举下，一路青云直上的。这种说法，有它的可疑之处。

显然，年羹尧不是那种只会拍马屁、靠人际关系或裙带关系才能混迹江湖的宵小之辈。此人一生颇多风浪，没有真本事，是很难在那么多风浪中屡屡过关斩将，从而功勋卓著的。《清史稿》记载说，康熙年间，年羹尧在四川为官时，处理突发或紧急状态时的举措很受康熙皇帝的欣赏，一路晋升为四川巡抚。更加不同凡响的是，因为年羹尧“治事明敏”，康熙皇帝鉴于巡抚没有督兵权，特别因人设职，专门为年羹尧设立了四川总督一职，让他担任总督，兼管巡抚事宜。康熙不是一个糊涂皇帝，很难想象他会因为儿子的影响做出这种安排，除非在一种可能性之下：他存心要为这个儿子培植势力才会这样做，但是，这种可能应该是微乎其微。

康熙去世前后，年羹尧在川陕总督的岗位上，可能为雍正顺利继位做出了绝大贡献。原因是，当时皇十四子胤祯是大将军王，正在青海用兵，而年羹尧的位置恰好卡住了他的咽喉，使他在有形和无形的形格势禁之下，几乎没有可能对雍正形成什么威胁。

事后，年羹尧受雍正重用，取代皇十四弟胤祯出任大将军，西北用兵之军政大权尽入其掌控。在那一段岁月里，年羹尧的军政才华被尽情释放出来。他收发随心，每战必胜，称得上用兵如神，终于大获全胜。以至于雍正皇帝兴奋得简直有点语无伦次，他情不自禁地把年羹尧称为自己的恩人，要求子孙后代世世代代牢记年羹尧的丰功伟绩——“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

可惜，和我国历史上许多性格强悍之能臣猛将的命运一样，年羹尧在令人炫目的人生事业巅峰上待的时间实在太过短促。他遭遇到的问题已经困扰了我国政治数千年——他没有可能一边率领千军万马出入于血肉横飞的战阵，一边还能徇徇如也，保持着满口仁义道德的谦谦君子形象。

雍正二年十月，年羹尧回到北京觐见皇帝，受到隆重而崇高的表彰。可能就在同时，雍正皇帝已经下定了收拾他的决心。十一月，在回任的路上，年羹尧收到皇帝发来的一份谕旨，话里有话地警告他：“若以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

三个月以后，雍正三年二月，天空上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连珠”之天象，被认为是大吉大利之征兆。对于年羹尧来说，却成了真正的恶兆。他和众臣一样，给皇帝上贺表。结果，把赞美皇帝励精图治的“朝乾夕惕”，写成“夕惕朝乾”。雍正认为，这是有意不敬。他说：既然你不想把朝乾夕惕许给我，那你的青海之功是不是许给你，我还没一定呢。

四月，皇帝下令免去年羹尧总督一职，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九月，命令将年羹尧押解进京。十二月，众臣认为年羹尧犯有九十二款大罪，请求将他立即处死，以正国法。雍正皇帝不忍处死，恩赐年羹尧自尽。就此，年羹尧家破人亡。（《清史稿》列传八十二，年羹尧）

年羹尧是皇亲国戚。他的妹妹嫁给了皇四子胤禛，胤禛成为雍正皇帝后，年羹尧的妹妹被晋为贵妃，在后宫中地位崇高，使年羹尧成了雍正皇帝名副其实的大舅哥。不过，这丝毫没有妨碍皇帝收拾自己这位大舅哥，也没有证据表明这样做时，雍正皇帝更加手下留情。

雍正为什么一定要置年羹尧于死地？当时的群臣和后世，包括今天的知识分子们为皇帝找到了很多理由。从众多关于他的民间传说乃至传奇看，普通老百姓似乎并不认同这些罪名。和那些官员与知识分子比起来，他们好像更懂得中国政治传统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道理。于是，对于年羹尧之死便呈现了众说纷纭，言人人殊，五彩缤纷的景象。

不管怎么样，年羹尧被赐死了，留下了许多传说，许多无奈。

隆科多的死，和年羹尧有某些类似的性质。

隆科多是佟国维的儿子。从亲族关系上，他既是康熙皇帝的表弟，又是他的内弟。因为隆科多的姐姐是康熙皇帝的孝懿仁皇后。雍正皇帝幼小时，曾经由孝懿仁皇后抚养，因此，雍正皇帝称呼隆科多为舅舅。康熙皇帝晚年，隆科多担任步军统领一职时间长达十一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职位，相当于首都警卫部队的最高首长，紫禁城等皇家要地的警卫工作全部由他负责。康熙皇帝经常将一些极为机密的事项交给隆科多办，表明对他的特殊信任。

康熙皇帝临死时，只有隆科多在场。他一个人代表大行皇帝宣布了雍正继位的遗诏，因此，许多人认为是他篡改了康熙遗诏，扶持雍正登上帝位。雍正继位后，隆科多立即成为最为显赫的新贵，与大学士马齐一起，总理帝国事务。

隆科多与雍正皇帝的蜜月期大约也只有两年时间。到雍正三年初，他的步军统领一职被解除。当年，在收拾年羹尧时，雍正顺便把隆科多一起修理了一番。皇帝警告他：“各宜警惧，毋自干诛灭”——你们要老实点儿，不要自己找死。

两年后，雍正五年，隆科多被捕，群臣审议出四十一款大罪，其中的一些罪名，比加给年羹尧的还要可笑，但只要皇帝认可，就自然成了真正的罪恶。最后，雍正皇帝仍然不忍杀死他，下令在畅春园边上盖了三间小房，将他永远禁锢在那里。第二年，隆科多在禁锢中死去，死因不明。

其实，隆科多和年羹尧一样，他们犯的最大错误，就是离皇帝太近。有一句西方谚语说：知道隐情最多的那个人，就是最该死的人。事实上，年羹尧和隆科多就是这样走上死路的。

孟森教授在谈到雍正皇帝时认为，康熙皇帝的这些儿子，都很没有教养；唯独雍正皇帝，在治国上，“天资独高”。他“好名图治，于国有功”，上天保佑大清，使大业偏偏落到他的手里。孟教授认为，雍正皇帝不失为像唐太宗一样“逆取顺守也”。（孟森《明清史讲义》下，第468页）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说法或许是有道理的。

雍正皇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勤奋的皇帝之一，是实行了最多制度革新与善政的皇帝之一，是对后世中国影响最大的皇帝之一。同时，由于上面所述和下面将要谈到的原因，在清朝的皇帝中，他也是在后世挨骂最多的皇帝。雍正在位十三年，有两项重大的制度创新。

其中一项制度创新是“定火耗，加养廉”，通俗地讲就是过去官员们鱼肉百姓是巧立名目暗中进行的，就如今天的各种回扣、附加费之类；现在要把这些名目化暗为明，变成官员们的养廉银子，将各种不合法的附加费合法化，使得官员们极为有效地合法增加了收入。

可是，令为数不少的官员不舒服的是：这些回扣、附加费化暗为明之前，若狠狠心再加上手段辣，本来是可以拿到更多的，如今却没有了名目，只能拿那有限的养廉银子，这未免使当官少了许多乐趣。于是，他们嘴里也很难有什么好听的话了。当时，有“康熙朝有清官，雍正朝无清官”一说。意思是说：康熙爷在时，虽然有巧立名目的衣冠禽兽，却也有洁身自好的清官。如今，没有巧立名目了，却也没有清官了。过去，清官们还能造福一方，如今老百姓却要一体遭受搜刮了。

从后来发展的情况看，大清朝中后期帝国官员贪赃枉法的程度并没有减少，与以前历朝历代比较起来，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康熙在位时，官员们大量挪借公款，成为国库中的呆坏账。雍正采用霹雳手段予以清理，为此，可能逼死了不止一两个各级各类官员。雍正整饬吏治的努力及其力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因为这种种原因，当然使那些掌握了话语权又心地龌龊的士大夫，不会说他什么好话了。

他的另外一项重大制度举措则是“拼地丁，停编审”。

通俗地讲，就是摊丁入亩，或者叫地丁合一。也有人将其解释为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这项政策是在大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开始推行的，实际上是从康熙时代的一项重大治国政策中引申和发展而来。

大清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康熙皇帝发布了一项重大国事宣言，宣布从这一年开始，“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在其当时和后来的世代里，这被看成是一项极其伟大的善举德政。九年后，雍正皇帝继位伊始，便在此基础上，继续完善之，开始实施摊丁入亩，将在中国实行了至少一千五百多年的人头税取消，改为田亩税。在制度层面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却也把官僚士大夫阶层享有数千年的一项特权剥夺了。过去由普通老百姓承担的徭役，如今根据官绅拥有的田地数量也要一起承担了。

毫无疑问，这是一项极大的善政与德政，是不需要任何怀疑的好政策。这项政策应该毋庸置疑地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缓解了人民的痛苦。同时，也势必加重了官绅的负担，有效加剧了士大夫们的痛苦。

这项制度的另外一层深意是：至少在经济或者叫财政赋税这个层面上，有效地将普通老百姓和官僚士大夫拉成了一个平面，在皇帝面前，他们变成了人人平等。

显然，这项制度变革不可能不受到士大夫们的切齿痛恨。中国士大夫阶级没有受过“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的训练，因此，在掌握话语权的这批人口中，要想听到关于雍正的好话，自然是不太容易了。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谁也不会想到的是，这样一项德政善举在和其他社会因素交织缠绵后，竟演化得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历史记载和后世研究统计中看，在此之前的一两千年间，中国历史上的人口从来没有超出过一亿人，排除天灾人祸、改朝换代的因素，最多时，基本在六千万上下徘徊。实行上述善举德政之后，解除了人头税压力的中国人再无顾忌，人口迅猛增长。康熙五十一年颁布“永不加赋”政策当年，中国人口总数为两千四百六十二万人。（孟森《明清史讲义》下，第475页）其后，以年增长率达千分之二十五以上的速度膨胀。四十年后，到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中国人口总数已经突破两亿，到公元1793年英国国王第一次派遣特使马嘎尔尼访问中国时，这个国家的人口达到三亿以上；到鸦片战争前后，该项数字突破四亿。这便是在后来很多年间，我们一直听到的“四万万同胞”这一说法的由来。

事实上，一百多年来，已经不断有学者指出：人口过度膨胀的压力，人口与资源的不平衡，是这个国家诸多社会问题与动荡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远在千万里之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早就注意到：中国的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七；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

然而，视科学研究为旁门左道、“奇技淫巧”的中国人，虽九死而其犹未悔，于是，直到今日还生活在这个巨大的梦魇之下。没有人能知道，它的后果会是什么。

于是，上述一切，最终形成了在历史拐角处的——雍正悖论。

但是，不管怎样，假如有所谓康乾盛世这回事儿的话，有意将雍正去掉是不公正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没有雍正的努力，就不会有所谓康乾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