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表达他真实体会的，应该是康熙五十五年八月的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发生在康熙与他的子孙之间，因此特别坦率。当时，康熙已经六十三岁，他告诫自己的子孙：“汉人人心不齐，不像我们满人、蒙古人那样数千万人一心一意。我治理这个国家多年，深知汉人之所以难治，都是因为他们不能齐心的缘故。国家太平的日子久了，你们一定要居安思危。”（王先谦《东华录》，康熙五十五年八月）

皇太极时代，文臣在内廷办公的地方称为“书房”。康熙皇帝亲政后读书的地方，叫“南书房”，位置在乾清门内西侧的朝房里。康熙皇帝先后选拔了一大批文臣入值南书房。表面上，这里只是皇帝读书写字、讨论经史的地方，实际上，有着很深的政治考虑。

当时，诸王贝勒推举皇位继承人的制度已经在事实上废止，而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还在发挥作用，在许多国家事务的决策上，对皇帝仍然具有钳制作用，这可能使康熙皇帝很不爽。于是，当这些文臣入值南书房之后，便成了他事实上的机要秘书班底。许多重大决策就是在这里，通过皇帝直接下发诏旨的方式，避开了王公大臣议政制度的牵制，使皇帝逐渐向独操权柄方向靠近。而那些心有灵犀的文臣，也兢兢业业地帮助皇帝暗度陈仓。他们得到的回报，则是陆续被皇帝提拔为部院甚至内阁重臣，致使入值南书房，成为当时汉族士大夫最高的政治追求与梦想。

最后，南书房终于过渡为雍正朝及其后来的军机处，并最终使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也在事实上被废止。就此，大清朝终于蜕变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极权专制政体。这些，都是在康熙皇帝仁慈宽厚的政治秀中，逐步实现的。

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十月，在康熙皇帝指导下，发生了恶名昭著的大文字狱——戴名世的《南山集》案。

戴名世是安徽桐城人，少年时代就以才识过人而闻名乡里。康熙亲政后，戴名世只是个秀才，曾经被破格任命为知县，他没有接受，自己卖文为生。他为人坦诚，说话直率，一些道貌岸然的大人物有点儿怕他那张嘴，也就自然有些恨他。康熙四十八年，已经五十七岁的戴名世参加会试，结果一举考中第一名，并在殿试中仅次于状元，成为当年的探花郎。于是，进入翰林院，授职编修。

戴名世进入官场之后，不改书生本色，仍然不大会看人脸色，实话实说，出语惊人。当时，老先生已经快要六十岁了，一辈子就这样过来的，实在是要改也难。结果，他成了官场上特别不受欢迎的另类。偏偏此人名气太大，寻常拿他没什么好办法。于是，大家便“力挤之”，希望把这个不受欢迎的同事挤出朝廷，让他回家玩儿去。

这些人找来找去，最后终于找到了戴名世政治上反动的证据——

三十年前，戴名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主要是记录几个南明政权垮台的历史。既然是写这一段历史，他自然就使用了那些政权的年号。结果，被这些小人翻腾出来，指控他妄图否定大清朝的正统地位。这戴名世生在清朝，长在清朝，考的是清朝的官职，他的文章里，只是意图写出那些南明政权，是如何由于“乱贼误国”而导致垮台的史实，希望以此警示后人，的确看不出反清复明的意思。他自己也万万没有想到，生在盛世，居然要为三十年前的一篇文章获罪。他更加没有想到，仁慈宽厚的康熙皇帝竟然会为没影的事儿而雷霆震怒，把他视为禽兽不如的乱臣贼子，下令要彻查严办。

就这样，先后有一百多人被莫名其妙地牵连进来。刑部官员经过几个月的严刑追逼，确定这是一桩相互勾结的大逆不道罪案，属于十恶不赦范围内之大罪。于是，拟定了许多人分别凌迟处死、斩首示众、发配为奴的处理意见。

到康熙五十二年，经过一年多的反反复复，终于最后定案：戴名世从宽处理——斩首，已经死去的一位学者开棺戮尸，其他一百多人抄家的抄家，流放的流放，为奴的为奴，最轻的三十二位官员，也都受到了降级撤职等处分。由此，为雍正和乾隆两朝愈演愈烈的、文化上无中生有、罗织罪名的黑暗时代，开启了恶劣的先例。

就在戴名世一案弄得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时刻，江南乡试——高考作弊案又闹得沸沸扬扬，读书人从大闹学宫开始，一直闹到两名最高地方官员互相弹劾。这是当时最有名的两位封疆大吏，他们之间的纠葛，涉及当时最敏感的问题，到了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程度。一时间，全国为之震撼，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康熙皇帝，希望知道皇帝会怎样处理如此棘手的难题。

事情是从一桩考试作弊案开始的。

当年九月九日，江南乡试放榜后，引起一片哗然。原因是，中榜者大多是盐商或官宦子弟。苏州考生近千人，只录取了十三名，除一人之外，其他入选者都十分可疑。随后，有消息说，其中至少有五人是给考官送了钱的。当时，主考官是都察院副都御史左必蕃，副主考是翰林院编修赵晋。考生们写了一副对联，曰：“左丘明有眼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国家考试场所的大门上，有人将“贡院”两个字增减笔画，改写成了“卖完”二字；扬州考生将左必蕃的祠堂拆毁，以发泄愤怒。九月二十四日，终于发展到了顶点：上千名考生抬着财神像浩浩荡荡来到教育管理机构，将财神爷像和孔圣人像放到了一起。

康熙皇帝在收到的报告上批下了五个字：“可羞之极矣！”遂派出钦差大臣前去查办，并命令两江总督噶礼和江苏巡抚张伯行会同查办。

谁知，案子刚刚开始查，就演变成一督一抚两位封疆大吏之间的殊死战。原因是，案子牵涉了两江总督噶礼。

当时，通过复试，查出确实有被录取者作弊，作弊者不但文理不通，就连卷子都是枪手代考的。审讯中，作弊者供认了行贿作弊的过程。结果，发现有三百两行贿的黄金下落不明。继续深究时，一个叫李奇的家伙当堂招供说，那三百两黄金是行贿给了两江总督噶礼，会同办案的主审官一下子成了犯罪嫌疑人。当着钦差大臣的面，噶礼怒不可遏，下令将李奇乱棍打死。就在衙役们抄起大棍时，江苏巡抚张伯行坚决制止，会审公堂一时几乎变成全武行。随后，在那李奇家里搜查出银两。李奇大叫“陷害”，坚决予以否认。至此，案子变得扑朔迷离，复杂万分，显然已经无法继续往下查了。

几天后，噶礼和张伯行的奏疏分别到了康熙皇帝手中。张伯行弹劾噶礼，在此一案中收受贿赂五十万两白银——相当于今天几千万元人民币。张伯行说那噶礼“卖官、卖法兼卖举人”，可谓罪恶累累。噶礼则弹劾张伯行“猜忌糊涂”，眼下正在查办的戴名世《南山集》在苏州就印了三千册，张伯行并不查办等等。弄得康熙皇帝也不识就里，只好下令将二人一起停职，以便钦差大臣放手查案。

结果，没有几天，从江南织造曹寅那儿，送来了秘密报告，说是被牵连进案子里的两个县官，一个翻供，一个上吊自杀，江南人民纷纷传说是杀人灭口。那两位钦差可能是害怕案子拖久了不知还会闹出什么事情来，于是便草草结案，建议皇帝将涉案人员该杀的杀，该抓的抓，该流放的流放，该抄家的抄家。对于噶礼和张伯行则是这样判定：二人互参，查无实据，是属虚妄。张伯行无端弹劾总督，导致二人互参，所以，噶礼降一级使用，张伯行革职流放。

这个报告还没送到皇帝手上，江南地区已然是群情激愤。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两个钦差大臣根本就是一对浑账，是非颠倒、黑白不分。曹寅在给皇帝的秘密报告里告诉康熙：此次，钦差大臣在江南地区的名声受到极大损害，人人都认为这个判决是糊涂徇私的结果。眼下，已经有大批士子、百姓聚集在江苏巡抚衙门，为张伯行申冤请愿。

康熙皇帝随即发布指示，斥责钦差大臣草率，认为必须将一督一抚的互相弹劾一案彻底查清。朝中重臣们开会商量后，建议皇帝仍然让二人继续审查。皇帝认为不可，此二人已经不堪信任，另派两名重臣前去审理。

这两位重臣在盛夏时节，来到江南，于挥汗如雨的酷暑之中，走马灯一般审理案情，煞有介事。大家一看，觉得挺像那么回事儿，应该是有一个公正了。谁知，判决一出来，竟然比前一个判决惹出的众怒还要大。原因是，这次判决中，对考场舞弊一案的涉案者一律从严从重处理，然后判处噶礼与此案无关，张伯行诬陷帝国重臣，应该撤职查办。

此时，皇帝两派钦差，历时一年，查办的结果，除了噶礼之外，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没有天理，甚至认为，根本就是康熙皇帝在袒护贪官。

曹寅又一次紧急呈递秘密报告，称：江南地区民心不服。第一次判决时，张伯行从扬州返回苏州，数万扬州民众担心张伯行被人谋害，沿江列队保护，苏州人民则扶老携幼携带瓜果饭食沿途奉献兼作保护，场面极其壮观感人；如今这第二次判决下来，张伯行回苏州候旨之际，整个苏州家家焚香遮道，为张伯行祈福，从枫桥到葑门，张伯行经过之沿路二十余华里，人山人海，拥挤不可行。谁都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如此颠倒黑白的判决，人们认为不是皇帝袒护贪官，就是贪官勾结蒙骗了皇帝，否则，不会有这么离奇的判决。

其实，百姓们的判断很有道理，事情还真的和皇帝有关。两拨钦差大臣捣糨糊、弄出一本浑账，原因特别简单——皇帝态度暧昧，他们摸不清楚皇帝的底牌，只好委屈张伯行，做出有利于噶礼的判决。原因同样特别简单：噶礼是满洲勋贵的后代，皇帝对他比对张伯行要亲近信任得多。

这噶礼不是一般人，他的曾祖父是努尔哈赤时代赫赫有名的开国五大臣之一何和礼。噶礼本人也极受皇帝赏识，因为在康熙亲征噶尔丹时，正当前线军粮不足，即将影响军心士气时，噶礼及时将粮草送到了前线，从而保证了战事的顺利进行。此事，给皇帝留下至深之印象，认为他勤敏能干、忠诚可靠，很快就将他提拔为山西巡抚。从此，这家伙贪赃枉法，纵容部下盘剥百姓，把山西人民坑得不轻。《清史稿》说他：“抚山西数年，山西民不能堪。”就是说，这厮主政山西几年，山西老百姓被他搜刮得痛苦不堪。

康熙四十二年，皇帝西巡太原、西安。噶礼驱赶着山西百姓一直迎接到了河北省的望都县，花了三十多万两白银——约合五六千万元人民币，为皇帝修建行宫。迎接到康熙以后，他进献了四位美女给皇帝。康熙揶揄噶礼说：“怎么着，想给我使美人计是不是？把我当什么人了？”（李光地《榕树续语录》卷十八，第828页）康熙虽然没有收下这些美女，有证据证明，从此以后，皇帝对噶礼是更加信任了。此后，凡是弹劾噶礼的监察官员，不是报告送到皇帝手中便没有了下文，就是不让继续追查，甚至还曾经将几位弹劾噶礼的官员撤了职。随后，大约是觉得山西太穷，不方便噶礼施展的缘故，在屡屡被弹劾“贪酷无比”之后，康熙皇帝将他升迁为两江总督，调到了天下最富庶的膏腴之地——江南，让他来到“天下赋税，尽出其半”的鱼米之乡大展拳脚。

张伯行则是康熙一朝最负盛名的清官之一，其名声之大，差不多可以和汤斌、于成龙比肩。他比噶礼晚半年被派任巡抚江苏，在此之前，他是福建巡抚。其离开福建时，曾经发生了数万福建百姓拦住马路，哭着挽留他的景象。

来到江苏之后，张伯行很快就意识到，和这位噶礼在一个省里共事实在不好玩，于是，上疏皇帝，以年老体衰的名义，请求退休，求皇帝放归田里。皇帝批示说：“我知道你操守清洁，江苏重地，不得以衰病辞。”把他的请求驳回。就在张伯行进退两难时，发生了这场考场大案，把他身不由己地卷了进来。

十月五日，钦差大臣的判决结果送到朝中复议。帝国重臣复议的结论是：张伯行撤职，噶礼免议。报告呈递皇帝后，皇帝终于正式表明自己的态度了：他先是把噶礼和张伯行各打五十大板，认为此二人互参是出于私心，实在可耻。随后，话锋一转，他认为钦差大臣担心噶礼权势显赫，所以不敢较真，害怕给自己招祸，也很可耻。再往后，皇帝明确指出：张伯行的操守天下第一，断不可参；这个判决，是非颠倒，同样可耻。皇帝下令，重新审议再报。

这回，帝国重臣们终于知道皇帝的底牌了。第二天，重臣会议后对皇帝说：皇上的评议极为精辟，天下臣民无不心悦诚服。但如何处理，重臣们还是没有定论。皇帝很英明地指示说：“张伯行居官清廉，天下共知，噶礼的操守，我没法相信。如果没有张伯行在江苏，噶礼有本事把江南的一半装进自己口袋。我自幼饱读诗书，要是这样的清官都不能保全，那么数十年读书有什么用！你们这些重臣明明知道张伯行是清官，为什么一言不发！如今，我说出来，你们才表示赞成，晚啦！”

十月十二日，全体朝官一致决议：将二人同时撤职，张伯行是否革职留任，请皇帝定夺。皇帝下令：噶礼革职，张伯行革职留任。

就这样，号称操守天下第一的张伯行，好好地做着官儿，却无端地被贪官牵累，受了个革职留任的处分，成了此案中的输家之一。

噶礼明明天下贪渎第一，却仅仅是被革职。而且，还不再追究其罪行。这简直是贪官污吏在这个世界上所能得到的最好出路了，从此，他算是安全着陆，再也不必提心吊胆，他可以用他那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银子，幸福地享受生活了。于是，噶礼成了事实上的赢家之一。

而最大的赢家则毋庸置疑是康熙皇帝。

史书记载说，皇帝的圣旨下达到江南时，江苏百姓欢声如雷，人们纷纷书写条幅贴在大门上，上面大字书写道：“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在宣读圣旨时，曾经出现了数万人拜谢皇恩，齐声欢呼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壮观场面。半个月之内，有数万苏州百姓手持香火，集体跪在畅春园外，愿意每人各自减寿一年，献给皇帝，愿吾皇长命万年。

据说，福建百姓也出现了万众欢呼万岁的场面。史书上没有记载，我们无法得知皇帝的反应如何。无法知道，面对此情此景，他心中是不是会泛起一丝不安？或者，他可能会一笑，说：这帮人，真是天下最好的百姓！他们真够可以的。

这里面，最叫人牵挂的，其实是噶礼的命运。《康熙起居注》记载说：这厮回到家里，享受了一年半的幸福生活。忽一日，他的老母亲竟然来到皇宫门前叩阙告御状，说自己养了个忤逆不孝的儿子。原来这厮派人在老太太的饭菜里下毒，要毒死他妈。悲愤的老人家还揭发了儿子其他一些不为人知的劣行。刑部报告皇帝：依大清律，噶礼需抄家后凌迟处死。康熙大怒，以至于有点儿前言不搭后语，曰：“噶礼断不可留。当官就不是个好东西，又不孝，还有这么多劣迹。问问九卿，九卿虽然被问，谁敢说这家伙该杀？能这样说的人本身就是该撤职的人。满洲人还从来没有这样的东西，凡满洲应共杀之！”（《康熙起居注》第二册）随后，皇帝命令宽大处理，将凌迟处死改为赐令自尽。

对于大清帝国来说，康熙五十年前后，是个真正的多事之秋。两废两立太子发生在此期间，给康熙朝带来恶名的戴名世《南山集》案发生在此期间。江南考场案和噶礼、张伯行互参案发生在此期间。在处理这些无穷无尽烦恼的同时，康熙皇帝受到后世无穷赞美的著名仁政——“永不加赋”也发生在此期间。

所谓“永不加赋”，并不是指永远不增加赋税，而是说，从康熙五十一年起，新增加的人口不再征收人头税。原话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从而，在未来的岁月里，引发了雍正皇帝一项意义极为深远的赋税制度改革，对中国的巨大深远影响，至今还在发生极为重大的作用。目前，尚看不清后面的发展会是什么样的景象。

康熙皇帝有多少妃嫔是一个没有人能够说清的话题，有名号的大约是六十七位。这个庞大的女性群体，为皇帝生出了五十五位子女。其中，有三十个儿子，二十五个女儿。就目前所知，在中国的高产皇帝中，宋徽宗赵佶以六十五个拔得头筹，唐明皇李隆基以五十九个位居第二，康熙皇帝的五十五个，只能屈居第三。

《清朝外史》第二篇关于康熙朝的记载中谈道：康熙的大学士张英备受皇帝宠信，他的一个儿子就是后来雍正与乾隆朝大名鼎鼎的张廷玉。张廷玉的弟弟也是朝廷重臣，据说，其夫人乃国色天香。一次，太后过生日，贵戚命妇进皇宫朝贺，他的妻子，出宫后虽然服饰依旧，却面目全非，被换成了另外一个人。原因是，康熙大帝对这位美丽女子一见钟情，他自己留下享用了。据说，汉族命妇不允许进宫朝贺，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可能是为了维持皇家的尊严，保护皇帝的体面。于是，也就有了“脏唐，臭汉，鼻涕宋，邋遢清”一说。

在承德避暑山庄，康熙往山坡上抛洒金银钱儿，为的是看那些脚踩花盘底高跟鞋的妃嫔宫娥前仰后合地争抢，以此作乐。

曹雪芹的祖先曹寅留下来的档案资料表明，到康熙皇帝晚年时，他还在江南搜罗美女以充实后宫。皇帝的大儿子四十多岁时，皇帝的小儿子们还在陆续出生。

曹雪芹说得没有错，盛世当中，除了门前那一对石狮子，干净的东西真不是特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