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性德《如梦令》

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

——纳兰性德《画堂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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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词句，就是放到柳永、李清照的时代，也应是毫不逊色。一句“天为谁春？”想必能问得普天下文人骚客张嘴结舌、黯然神伤了。“银河亲挽，普天一洗。”仅仅八个字，胸襟、抱负、才情、灵性便直追李、苏。那深受三纲五常浸染的明清时代诗界词坛，在这八个字面前，变得灰头土脸，再无神气。

在《原诗》一文中，纳兰性德写道：“十年前之诗人皆唐之诗人也，必嗤点夫宋。近年来之诗人皆宋之诗人也，必嗤点夫唐……矮子观场，随人喜怒，而不知自有之面目，宁不悲哉！”寥寥几句，便道出了中国数千年文化的痼疾之所在，为千年少见的真知灼见，真乃千古之评也！读他的诗文，令人常感疑惑：这位满洲少年，怎么会有如此纵横洋溢、飞扬灵动的才气？

在康熙皇帝的博学鸿儒科中，一些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一流学者、诗人被网罗其中。陈维崧是著名东林党人、明末四公子之一陈慧贞的儿子，当时影响最大的词人，号称阳羡词派宗主，他的词为天下所传唱。朱彝尊是浙江秀水人，为浙西词派领袖，是极负盛名的学者诗人。严绳孙是明末刑部侍郎严一鹏的孙子，他在考试时借口眼睛有病，只写了一首诗，并且其中有的文句还不通。康熙皇帝特别指示：修明史不能没有此人，结果，以二等最后一名被录取。毛奇龄也是名声很响亮的人物，在答卷时大写女娲补天，康熙皇帝没有在政治上计较，将他取为二等。这是一些思念前明、仇视大清却又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们视公侯权贵如粪土，偏偏全都是纳兰性德的挚友。他们当中，最大的比纳兰性德大三十多岁，最小的也比他大近二十岁，没有人拿纳兰性德当宰相公子，却全都表现出对这位忘年小友的真心喜爱。他们在一起诗酒唱和，光风霁月，其乐也融融。

在此期间，纳兰性德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做了一件很是令人称道的好事，就是帮助顺治年间遭受“科场案”迫害的著名读书人恢复自由。

科场案是清朝开国初期最著名的冤假错案之一，发生在顺治十四年。这一年，正值三年一次的乡试之年。当时，科举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在省里举行的叫乡试，中选者是举人。第二年在北京举行会试，中选者就是进士。顺治十四年江南乡试时，发榜之日，舆论大哗。不久，就传出两位主考官贪赃受贿、徇私舞弊的各种细节。以至于这两位考官离开南京时，众多学子追着他们乘坐的官船沿江唾骂，并用砖瓦石头抛打。丑闻传到北京后，顺治皇帝决心严厉惩处。本来，惩治贪官污吏是对的。可是，顺治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却想借此机会镇压江南的反清情绪，于是，惩罚行动迅速扩大化，演变为一场真正的冤假错案。

当时，两位主考官、十八位同考官全部被处死，家产充公，妻子籍没为奴。考生除了参与作弊者之外，许多被诬告的著名学者、才子，如桐城方拱乾、方孝标父子、兄弟、妻子一门和吴江吴兆骞等一百多人都被籍没家产，锒铛入狱，并被发配到当时令人谈而色变的极苦寒之地宁古塔。

这是先皇帝御定的钦案，是故，没有人敢为他们说话。二十多年过去，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陆续死在宁古塔。纳兰性德从他的那些汉族好朋友口中，知道了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于是开始设法营救。我们无法知道他都做了一些什么，但确实有人被陆续释放回来。《清史稿》中也记载了纳兰性德营救著名江南才子吴兆骞的事迹，可惜过于简略。当时，纳兰性德是康熙皇帝身边的侍卫，尽管康熙皇帝对他很看重，但仍属人微言轻。他很有可能是说服了自己的父亲，通过这位当朝重臣办成这件事。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纳兰性德出了一笔钱，将吴兆骞赎回来的。不管怎样，《清史稿》描述说：“士尤称之”——他的义举受到读书人广泛好评。

纳兰性德才华横溢，为人却极为谨慎，避而不谈世事、政事。他的忘年挚友严绳孙说他“惴惴有临履之忧”，意思大约是说他时常处于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状态之中。我们无法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会这样。按理说，他出身世家豪门，二十岁出头——康熙十四年就考中了进士，是满族人中少见的学识渊博、风华绝代人物，本来应该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才对，为什么他会如此忧伤抑郁？至今，这始终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团。

《清史稿》记载说，康熙皇帝对他很是青睐，从三等侍卫，很快将他提拔为一等侍卫，在他生病时，皇帝正在外地，专门派人回来命令御医给他看病，并要求随时将他的病情报告给皇帝。这种情形若发生在一般浮浪子弟身上，早就令他们得意忘形了。但，若如此，纳兰性德便不成其为纳兰性德了。

在纳兰性德的诗文中，一种深深的忧郁悲伤始终挥之不去，并时常流露出对官场生涯的厌倦、对人生的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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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才自古难通显。独憔悴，斯人不免；

失意每多如意少。须知道，福因才折；

丈夫未肯因人热，且乘闲，五湖料理，扁舟一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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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从他诗词隐隐约约透露出来的信息中判断，他很可能有一位青梅竹马、彼此深深眷恋的爱人，却不幸按照满洲皇家的规矩，被选秀入宫了。更不幸的是，诗人每天的工作却是在皇宫中担任侍卫。这可能是他心情特别坏，又完全无法也不敢说出口的部分原因。

然而，从上面的词句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即便如此，这也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

在今天学者满口称颂的康熙盛世里，一位风华正茂的满洲贵胄少年，于膏粱锦绣、殿阁宫阙的包围下，每天出入于大清帝国最高门户之间，却发出如此多的不和谐之音。他似乎在提醒人们，浮华喧嚣的下面，尽有全然不同的另一面，诚所谓“太平有道莫轻题”。年轻的诗人已经看透了帝国政治的无奈，泡沫下面，方才是生活本来的源流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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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

重泉若有双鱼寄，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我自终宵成转侧，忍听湘弦重理。待结个他生知己。还怕两人俱薄命，再缘悭，剩月残风里。清泪尽，纸灰起。

——纳兰性德《金缕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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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仅仅三十一岁，纳兰性德就患病去世了。时为康熙二十五年五月三十（公元1685年7月1日）。他为他的时代增加了一道极为靓丽的异彩，为后世留下了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却也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疑惑和遗憾，让人为他难过为他感伤。

纳兰性德逝去，帝国文化昌明的时代似乎刚刚现出曙色，便匆匆黯淡下去。从此，越来越多的倾轧、争斗浮出水面，且渐趋凶狠，帝国官场的千年痼疾——贪官污吏日益活跃，围绕着太子名位，皇家与帝国决策层里翻云覆雨，终至在康熙皇帝手中酿出新的恶名昭著的文字狱。面对帝国深层次的制度缺陷，即便是康熙皇帝玄烨，也难免堕入其彀中而不自知……从此，帝国政治文化渐渐跌入雍正、乾隆主政后至为黑暗的时代。

为了收拾人心，重整河山，康熙皇帝将打击贪官污吏、澄清吏治当成自己施政的极其重要环节。他曾经说过：“我恨贪官污吏更甚于恨噶尔丹，要是澄清吏治能像收拾噶尔丹一样就好了。”他深知帝国政治以下事上为其根本，官员层层巴结必然导致层层腐败。因此，他对中央官与地方官一级级交往时馈送贿赂极为厌恶，曾经专门下令严禁，一经发现，官员立即撤职，经手人要处以死刑。

从整体上看，大清入主中原之前，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柄国政制度，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均实行八旗分治、分享、分立原则，众目睽睽之下，徇私舞弊变得很困难，加上努尔哈赤、皇太极的严于执法，因此，在大清早期，很少见到关于贪赃枉法的记载。大清入关之初，多尔衮认为，贪污受贿是败坏国家政治、人心的第一位因素，大明垮台，“罪莫大于此者”，因此，打击起来不遗余力，达到一经发现，就要处死示众的程度，受到广泛拥护。这是大清朝能够在备受贪官污吏荼毒的中原地区迅速站稳脚跟的重要原因之一。到康熙时代，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康熙处理起来难免投鼠忌器，有时显得异常艰辛。

康熙二十四年下半年，曾经揭出过一场震惊全国的大贪腐案。

五月，监察御史钱珏上疏皇帝，指出山西省火耗甚重，请严行禁止。康熙问他：“何以见得？”他回答：“去年山西最高地方长官听到有人谈论这个话题，就立刻下令禁止，但却连一个人都没有查处，由此可知，他是在巧为掩饰，阳奉阴违。”康熙没再说什么，但心中很不高兴。原因是，他知道山西官员不善者多，所以专门派了一批满族官员前去任职，穆尔赛担任巡抚。如今，就连他信得过的满族官员也有问题，他不胜叹息，为此，咨询了不止一个人。结果，所有被问到的人，都说那位穆尔赛口碑不好。于是，他决定要一查到底。

九月，他听取法纪部门的人汇报关于穆尔赛案件的进展情况，发现所有的人都在回避实质性问题，处理意见也不痛不痒，遂命令带头揭发的那个监察御史钱珏，公开揭发事实。九天后，钱珏拿出了很扎实的材料。康熙皇帝大怒，把维护穆尔赛等人的几个满族重臣痛斥一番，下令将山西所有涉案贪官全部押解来京，严加审问。

当年十月，审问结果出来后，康熙皇帝命令将庇护穆尔赛的满族大学士降二级、满族部级干部降三级，命令他们继续穷追犯罪事实，倘若胆敢以“弥天之手”徇情包庇的话，将严惩不贷。

十一月，案件核实清楚后，皇帝下令，将巡抚（相当于省长）穆尔赛及其部下布政使（主管财政的副省长）纳鼐、按察使（主管司法的副省长）库尔康及知府、知县等十余人全部处死。一时间，举国人心大快，官场风气为之一振。

像这种贪腐案件，康熙皇帝一般处理得干净利索，并不拖泥带水。然而，还有一些情况，牵一发而动全身，则使他大伤脑筋。

康熙二十八年，纳兰性德死后三年，他的父亲明珠被弹劾，牵出一批高官。不久，湖北最高行政长官在贪污案件中，供认出了两位皇帝身边的中枢重臣曾经接受过他的贿赂。其中，一个是徐乾学，另一个是高士奇。

徐乾学在当时名气极大，他和他的两个弟弟徐元文、徐秉义三人连中进士，一门三进士是当时流传极广的盛世佳话。徐乾学学问渊博，是大清修撰《明史》的总裁官、《大清会典》和《大清一统志》的副总裁。他入值南书房，升内阁学士，是陪伴在皇帝身边读书并负责机要文秘工作的心腹重臣，他还是纳兰性德的老师。在随后的一些弹劾奏章中，揭发出这位帝国重臣本人和他家人许多贪赃受贿、横行乡里的不法情事，称得上是劣迹斑斑。当时，和明珠一起被扳倒的一位大学士，名叫余国柱，人称“余秦桧”，而这位徐乾学，则被称为“徐严嵩”。民间歌谣曰：去了余秦桧，来了徐严嵩。

然而，皇帝偏偏对他网开一面。原因是，这位徐乾学的舅舅是大名鼎鼎的当代大儒——誓死不肯和大清朝合作的顾炎武。皇帝正在大力推进满汉一体，大力争取汉族士大夫的合作。打骡子马也惊，打了徐乾学，会不会影响这一基本国策的效果，这使康熙皇帝颇费踌躇。此时，徐乾学斯文扫地，自知没有脸面出入朝堂，请求皇帝“放归田里”。康熙批准他以原级别退休，但要留在北京继续修撰那几部大书。

不料，监察官员们得理不让人，他们不依不饶，连连上疏，陆续揭发出徐乾学及其家人大量恶劣事实，弄得康熙皇帝毫无办法。虽然一再斥责甚至打压那些监察官员，无奈皇帝也无法命令这些人收回已经吐出嘴唇的话。最后，因为徐乾学的名声实在太坏，已经影响到了朝廷的形象，皇帝只能将他革去官职，逐出北京。即便如此，皇帝在他离京时，还手书匾额，曰“光焰万丈”赐给他。几年后，皇帝想想不对，下令仍然叫他回京来修书。这位名誉扫地的学者型大官僚，没能看到皇帝的恩眷就死掉了。

另外那位高士奇更是一个异数。此人博览群书，天资颇高，写得一手极漂亮的书法，但一直穷困潦倒，步行千里来到北京找机会，颇有点儿今天“北漂”的意思。不料，机会还真让他找到了，而且还是个天大的机会。当时，康熙皇帝正在如痴如醉地迷恋书法，对真、楷、行、草各体都下过很深的功夫，尤其喜欢米芾和董其昌的作品。皇帝曾经对身边的儒臣们表示：“治国之道首先推崇儒雅。”因此，他命令翰林院的官员们要把他们的诗赋辞章和书法作品随时送给他看。这还不算，皇帝命令翰林们要随时发现外面长于辞赋书法的人，把他们的作品也要送给自己。结果，高士奇被皇帝一眼相中，不但将他破格补为翰林，而且，直接让他入值南书房。这一步登天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鸡犬也跟着升天了。

高士奇成为皇帝的贴身机要近臣后，全力以赴，忽悠得皇帝对他特加宠爱，甚至说，“有了高士奇，我才找到了做学问的路径”，高士奇俨然成了帝王之师。于是，门庭若市，中央各大机关的龌龊官儿们纷纷奔走其门下。他则一会儿和这个结下亲家，一会儿和那个认了干亲，再不然就结拜为异姓兄弟。许多地方官员拜托他关照，馈送起来“成千累万”，中央部门官员则给他送“平安钱”，求他指点“真门路”。到最后，这厮居然和帝国最高监察长官合伙做起生意来。这位长官名叫王鸿绪，官居左都御史。他和高士奇两人合伙，在苏州、松江、淮安、扬州一带大发利市，生意经营得红红火火，达到了相当于今天几亿元的规模。有民间传唱的歌谣为证，词曰：“五方宝物归东海，万国金珠贡澹人。”那东海，指的是徐乾学，而这澹人，就是高士奇的字，他名士奇，字澹人。

这一回，事实俱在，皇帝也无法宽容。于是，罢了高士奇、王鸿绪等一帮子龌龊官员的官儿，让他们回家玩儿去。后来，皇帝南巡到杭州，还专门驾临高士奇的西溪山庄，赏赐给他一幅自己的书法作品。这个智商极高、品行不见得高的高级文化混混，在江南士林中不见得有什么崇高的影响，却有极广泛的交游。他从潦倒到发迹的过程，已经成为士林中的传奇。这可能是康熙给予他不同寻常宽容与厚爱的主要原因，因为，皇帝同样需要求才若渴、礼贤下士的传奇。

就这样，贪官污吏们前赴后继，雨后春笋般一茬接一茬地冒出地面，沐浴着帝国温暖的阳光雨露茁壮成长，生长得无比茂盛。康熙皇帝心知肚明，却也并没有采取什么特别的应对措施。他要笼络人心，却不知道杀贪官污吏最得人心；他要仁慈宽厚的名声，却不知道，在帝国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政治家只能以霹雳手段，方能显菩萨心肠。他可能真的想为自己的人民做好事，却没有为深受贪官污吏之苦的人民解除这种痛苦，这些贪官污吏事实上已经成为帝国最为危险的敌人，康熙皇帝却以他具有特殊政治目的的所谓宽厚仁慈，庇护了一大批这样的敌人。在他执政后期，贪官污吏渐有泛滥的趋势，令他的儿子雍正皇帝不得不以“杀势”来制止这种趋势。这已经成为历史的定评。帝国政治因人而异之吊诡，真是举世无出其右者。

为此，康熙皇帝写了许多文章、文告、训谕，发表长篇谈话，苦口婆心地试图教化世道人心和那些贪婪的官员，从实际情况看，收效甚微。他自己克勤克俭，居住的宫殿里，一块地毯铺了近四十年，仍然不许更换；他吃穿用度之俭，可以列入帝国有史以来最节俭的帝王之列。他苦心发现了一批清廉正直的官员，在全国范围内大力表彰，将他们树立成官员典范，希望全国的官员能够在他们的感人事迹面前，感到羞愧，从而天良发现。这些官员如江苏巡抚汤斌、张伯行，两江总督于成龙、傅腊塔、张鹏翮，江宁知府陈鹏年，嘉定知县陆陇其等都是他先后大力表彰并树立的清官榜样。这些人确实优秀，在历史上也的确受到了长久的尊敬，但是，榜样的力量是有限的，只能在特定的共鸣与共振点上发生作用，离开了这些条件，他们甚至会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成为笑柄。何况，形格势禁之下，这些榜样本身就有着无穷的烦恼，譬如汤斌。

汤斌是康熙一朝最著名的清官，品行高尚，为官公正廉洁。他做江苏巡抚时，深受人民爱戴，后来被调到北京担任太子的老师。消息传出后，江苏人民扶老携幼哭成一片试图挽留他，皇命不可违，他只能去京城赴任。临行时，南京市人民罢市三天，人山人海地焚香送行。到北京后第二年，天大旱，一位中级官员上疏皇帝，指斥当朝重臣。皇帝命令群臣讨论此人的奏章。一位大学士说：“通篇胡言乱语，杀掉他就完了。”汤斌听说后，说道：“他是照皇帝的命令上书言事，怎么会有死罪？大臣不说，小臣说出来，我们难道不该反省吗？”结果，自然招致重臣们的痛恨。汤斌在江苏时，曾经发布过一篇文告，其中有“爱民有心，救民无术”字样。这些人认为这是在诽谤皇帝，遂向皇帝报告，并相继找出一些不是理由的理由，请皇帝降罪汤斌。皇帝倒是很明白汤斌的为人，下令不许。这时，重臣们在外面散布消息说，皇帝要重重处置汤斌。当时，汤斌正在生病，他扶病上朝，准备接受皇帝的处罚。《清史稿》记载说，“道路相传，闻者皆泣下”——听到这个消息的人们，没有不哭泣的。当时，很多居住在北京的江苏人，聚集在一起，准备到皇宫前敲登闻鼓为他鸣冤。《清史稿》作者感叹说，假如不是因为康熙皇帝始终信任并重用汤斌的话，他不知要受到什么样不可测之祸呢。

就是这样一位广受爱戴的清官，死后，康熙皇帝仍然很惆怅地问身边近臣：“我待汤斌不薄，他为什么总是不停地对我不满呢？”

康熙皇帝，据说是一位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明君；汤斌，一位当时与后世公认的贤臣。他们之间尚且如此，其他真是不谈也罢。这种情形唯一可以表明的就是：帝国政治中的智慧资源与空间已经枯竭。

步履蹒跚的老大帝国，走到今天实在不易，前方，已经接近山穷水尽。在未来的岁月里，随着政治争斗的加剧，帝国日益步入了回光返照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