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营帐后，皇太极对诸贝勒将领痛骂道：“他不过是个弑母邀宠的家伙，怎么竟然轻视我到了这个地步？”随后，痛斥那些御前侍卫：“养你们有什么用？看他拔刀，你们为什么不上前护卫？”（《清太宗实录》卷十二）

大凌河战役结束后，当年十月，众贝勒议定，以莽古尔泰“御前露刃”的“大不敬罪”，革去其大贝勒爵位，降为多罗贝勒，罚款一万两白银，夺五牛录。莽古尔泰也在事后表示，当时喝酒喝多了，所以没能控制住自己。第二年，莽古尔泰参与了征伐蒙古察哈尔部与攻掠大同、宣化的战斗，十二月，莫名其妙地死去。

史书记载说，皇太极参加了莽古尔泰的丧礼，直到后半夜才回来，然后，在中门设灵堂祭奠，大哭了一场。（《清史稿》列传四，诸王三）三年后，莽古尔泰的弟弟德格类死后一个月，有人告发莽古尔泰兄妹三人合谋危害皇太极。抄家时，发现了十六块刻着“大金国皇帝之印”字样的牌印，遂削夺封爵，莽古尔泰的妹妹和一个儿子被处死，六个儿子降为庶人，所有人口财产抄没入官。莽古尔泰所属的正蓝旗收归皇太极自己统领。最后，形成了正黄、镶黄、正蓝的所谓上三旗。

现在，四大贝勒中，除了皇太极，只剩下了一个大贝勒代善。

皇太极继承汗位时，代善推举最力。当时，努尔哈赤一辈人已经基本过世，代善是年岁最长、行辈最高、资历和战功最显赫的在世者，其声望远在阿敏、莽古尔泰之上，且性情宽柔得众人心，是后金乃至大清决策层中的平衡器与稳定器。可能与母亲佟佳氏和哥哥褚英的遭遇有关，代善表现得谦退平庸，没有显示出领袖群伦的格局与魄力。我们无法断言，代善究竟为什么自动退出汗位竞争，转而全力支持皇太极。有自知之明？为了六年前与大妃的暧昧传闻？顾全大局？皇太极众望所归？我们不得而知。从代善一生行事品格推断，也许是上述因素综合发挥作用所致。

一般说来，皇太极和代善的关系还算不错，团结多，斗争少，即便有斗争也从不涉及根本的利害关系，一旦触及，代善立即谦让后退并坚定支持皇太极。譬如，莽古尔泰和皇太极争吵时，明明有可能是皇太极理亏，代善仍然气恨恨地斥骂莽古尔泰：“如此悖乱，还不如死！”（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五年十二月）并在后来主动提出不再与皇太极并肩而坐，使皇太极顺利实现了“南面独坐”。（《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四十五）

天聪九年，多尔衮远征察哈尔，获得传国玉玺，令后金人众认为这是天命所归，从而士气大振。众人仿效当年推举皇太极继承汗位的做法，纷纷立誓书拥戴皇太极上皇帝尊号。皇太极指示由于大贝勒年纪大了，可以免于立誓。代善不同意，主动要求并最后带头在众人面前发下拥戴皇太极登帝位的重誓，表示，若像莽古尔泰、德格类那样心怀不轨的话，将天地不容、遭殃而死。（《汉译<满文旧档>》）

就这样，代善大体受到了皇太极的礼遇和尊重。不过，二人之间的一些摩擦也很有意思，颇为意味深长。在代善，会不时地做一些令皇太极不那么舒服的事情，表明自己的存在；在皇太极，则随着威权日重，也时不时对代善晓以利害，甚至丝毫不假以辞色。

二人之间最严重的冲突，发生在天聪九年，事情是由皇太极的姐姐引起的。

据皇太极说，他的这位姐姐哈达公主脾气暴躁乖戾，且特别喜欢在背后进谗言搬弄是非，大约属于悍妇加长舌妇一类人物。因此，可能从努尔哈赤时代起，姐弟二人关系就不好。这年九月，皇太极率领大家迎接多尔衮远征察哈尔凯旋。在返回沈阳的路上，哈达公主和皇太极发生不愉快，赌气先走。路过代善的营帐时，代善叫他夫人把公主迎进帐，设盛宴款待，并赠送财帛礼物。皇太极知道后，震怒，除派人前去责问外，还不知会任何人，独自返回沈阳，并关闭宫门，不许任何人觐见。

数日后，皇太极召集所有贝勒大臣与侍卫，当面痛斥代善。他长篇大论，痛说家史，把数十年来和代善之间的恩恩怨怨一一倾诉。他愤怒责问代善：为什么过去和哈达公主的关系并不好，如今看到哈达公主与自己闹别扭，就这样对待哈达公主？居心何在？然后，又一一点名痛斥其他诸贝勒。最后，他愤怒地表示：你们悖乱如此！我将杜门而居，你们另外推举一个强有力者为君吧。我安分守己过日子足矣。随后，怒火万丈地返回宫中，关闭宫门不再露面。

最后，心惊肉跳的诸贝勒大臣会同六部官员公审代善，拟定革大贝勒名号，削和硕贝勒职，夺十牛录，罚雕鞍马十匹，甲胄十副，银万两，并拟定处罚他的儿子萨哈廉。然后，所有人等一齐来到朝门前，跪请皇太极出宫视政。

皇太极挣足了面子，遂下令宽免代善、萨哈廉，罚款了事。（《清太宗实录》，天聪九年九月壬申）

有趣的是，这件事情过后不久，代善、萨哈廉就成为拥戴皇太极上皇帝尊号最为积极的人物。皇太极也在登上帝位之后，封代善为“和硕兄礼亲王”，成为皇帝之下的第一亲王。更加有趣的是，一年后，代善又做了一件更加意味深长的事儿。

皇太极即位后，曾经作出一项规定，限制诸王贝勒的侍卫人数。代善可能不太高兴，有一天，他不带侍卫，自己牵着马，腋下夹着褥垫去见皇太极，显然是故意做给皇太极看。后来，皇太极称帝的第二年，代善违反规定，为自己多配备了十二名侍卫，并对有关部门负责人说，皇太极的护卫也超过了定额。这件事逼得皇太极当众对证，最后，证实其侍卫人数不但没有超额，反而还不够定额。（《清太宗实录》卷三十七）我们知道，皇太极前后执政十七年。这件小事的意味深长之处在于：在皇太极继承汗位十年、登基做皇帝两年之后，代善仍然敢于和他攀比，并不将他看成是可以为所欲为、至高无上的皇帝。

崇德四年底，皇太极携众人前往叶赫地区打猎。代善马失前蹄，伤了脚。皇太极跳下马，亲自为他裹伤、给他敬酒，并且流着泪责备他：“大哥年纪大了，我再三劝你不要驰马，大哥为什么这么不善自珍重？”随即罢猎而还，并命代善坐轿缓行，一直护卫到家。（《清太宗实录》卷四十九）

三年后，皇太极死。代善为防止内乱，拥戴皇太极六岁的儿子福临继位，并可能亲自出面，断送了自己策划拥立多尔衮的一子一孙的性命。就这样，他成了大清帝国前期最受人尊敬的安全阀，并在威望崇高、地位尊荣之中，平平安安地度过了一生。虽然他可能时时感受到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深深的悒郁。

从这些事迹中可以看出，代善显然不是一个庸懦无能的人。在他的行事中，甚至能够令人部分地体味出，人口满打满算不到一百万的女真人，怎么就能够取代大明，在人口上亿的中华帝国，建立了最后一个王朝？！

严厉执法从而赏罚严明，是皇太极执政岁月里十分引人瞩目的特点。

除了上述发生在三大贝勒身上的故事，皇太极手下几乎所有著名的王公贝勒、高级将领都曾经受到过严厉的处罚。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岳托、多尔衮、阿济格、多铎、杜度、萨哈廉、阿巴泰、德格类、硕托还有皇太极自己的亲生儿子豪格等。似乎只有阿敏的弟弟济尔哈朗是唯一的例外。同时，这些人也因为各种功劳而得到过崇高的奖励、荣誉与地位。

崇德二年，在进行第二次征服朝鲜的战争总结时，皇太极认为：“诸王以下，诸将以上，多违法妄行，命法司分别议罪。”刑部审议后，认定自礼亲王代善以下共计六十四人犯有不同程度的罪过，分别判处二十四人死刑，十三人撤职，五人鞭刑，二十二人罚款处分。其中，有皇太极的儿子、哥哥、弟弟、侄子、额驸（即驸马），皇亲国戚占四分之一左右，将官一级占三分之一。最后，从代善开始，这些人分别受到了处罚。据说，这帮家伙全部心悦诚服。（《清太宗实录》卷三十六）仅此一项，与中国历史上所有最伟大的帝王相比，都毫不逊色，甚至出类拔萃了许多。

在皇太极身上，曾经发生过几件小事儿：一天，皇太极出宫时无意中违背了礼仪规定，按照制度，需要接受罚羊的处分。有关部门将此事通过皇太极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了皇太极。他立即认错，并将所罚羊只送往该部门。就在这一次，针对法治废弛、有法不依，他说了一句堪称千古经典的话：“朕若废法，谁复奉法？”（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五年二月）

天聪四年十一月，正值禽兽最为肥美准备度过漫长冬季的时节，皇太极率众进行大规模秋冬围猎。两员高级将领追逐一只被射中的狍子，然后，说是皇太极所射中的，将猎物贡献了上去。皇太极说，这不是我射的，我严禁别人强取他人财物，我也不取不是自己的东西。遂将狍子还给了射出那支箭矢的人。

有一天，莽古尔泰的奴仆强夺一个士兵猎获的鹿和野猪。皇太极知道后，叹息道：“大凡出兵行猎不错不乱，事业才能成功。一个小卒人困马乏又能得到多少东西？如此妄行，下面的人怎么活？”莽古尔泰遂将鹿退还原主，却把野猪留下给了皇太极。皇太极说：“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凡事不要以为小，最怕积小成大呵。”据说，莽古尔泰很羞愧，把野猪也还回去了。（王先谦《东华录》，天聪四年十一月）从许多类似的记载中，大体可以知道，皇太极是一个能够设身处地为下属着想的上司。

为了推行重用汉官、调和民族矛盾的政策，皇太极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措施，他将肆意骚扰汉族官民，视同企图作乱的罪魁祸首，以连同妻子一起杀死相威胁，以此强力制止女真王公贝勒荼毒归顺或投降的汉人。（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七年六月）为此，他甚至说出了准备辞职的话，从而导致努尔哈赤之后，后金政权局势的全面迅速好转，以至于许多辽东汉人认为：后金是可以安居乐业的乐土。（《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三）

皇太极特别注重研讨辽、金、元三朝历史，部分原因是为后金政权寻找历史和法理上的合法性。为此，他多次特意指出：这些朝代都是“夷”民族在中国境内建立的政权。言外之意是：属于哪个民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人民是否有恩德。这样的见解，就是放在今天也应是足够精彩。还有另外部分原因是，皇太极显然在寻找并汲取上述少数民族政权兴衰治乱的经验教训。

从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讲，相对于中原农耕文明地区的汉族文化而言，契丹、女真、蒙古文化属于一种截然不同的游牧渔猎文明的异质文化。世界文化发展史表明：在两种文化剧烈碰撞、融合的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优质或精华部分相互结合后，会孕育出更加灿烂饱满的文明花朵和果实。同时，另外一种情形也不在少数，即不同文化中劣质或糟粕部分同样具有异性相吸的强大力量，从而，催生出千奇百怪的恶之花，结出足以令人目瞪口呆的丑陋怪胎。这种情形，在人类发展史上屡见不鲜。历史事实表明，辽、金、元三个政权，在其建立之初，全部具有似乎可以无敌于天下的力量。然而，在吸纳了汉族政治文化传统之后，这三个曾经生机勃勃的政权，大体都迅速衰变，其堕落的速度惊人，其腐败的花样百出，其朽烂的深重程度，全都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意料。

有证据表明，在皇太极执政之初，这种情形已经在后金政权高层初露端倪。

努尔哈赤刚刚死去的服丧期间，据说代善和皇太极十分悲恸，在家素衣素食哀悼乃父；莽古尔泰兄弟和妹妹则将歌舞伎召到家里，大排盛宴，欢歌燕舞，不知是否与努尔哈赤逼死他们的母亲有关。

有一次多尔衮出征，按照惯例，皇太极率领诸贝勒大臣出城送行。多尔衮的亲弟弟多铎以避天花为名，实则很快乐地躲在家里和妓女们厮混。当时，他身着优伶服装，学习“傅粉”之态。（王先谦《东华录》，崇德四年五月）其情形，大约就是涂脂抹粉，男身女态吧。

战争中，前线军帐里甚至出现过召歌舞伎和优伶吹弹歌舞之事。（《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一）

翻检史书，这种情形和元朝末期“以肉阵为军阵，以酒令为军令”已经相去不远。

这种情形，可能是皇太极吸取历史经验，以霹雳手段严明执法的重要原因。平心而论，若没有他的努力，他的后继者想要入主中原，恐怕远远没有那么容易。

在皇太极的诸多作为中，肯定还有一个动机也在发挥着重大作用，那就是尽可能削弱其他大小贝勒的权势、地位与影响，将权力最大限度集中到自己手上，从而形成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动机的形成，大体与下列因素有关：努尔哈赤在世时威厉暴烈、一言九鼎的影响；后金政权整体形势的发展；建功立业的冲动；威权日重后的心理膨胀；还有一个绝非不重要的因素，即汉族官员们极力、大量的怂恿。

这个话题敏感而令人颇费踌躇，但却很可能是事实。皇太极继位之后，立即开始重用汉族官员，并通过各种方式大量选拔汉族儒生进入政府机构。他们对于后金政权的国家管理、缓解内部民族矛盾肯定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同时，翻检史料也会很容易发现，这些汉官发表了数量不小的言论，核心思想在于抨击八大贝勒共治国政制度，反对四大贝勒并肩而坐，要求皇太极独坐称尊。这些汉族官员大声疾呼，为皇太极“虽有一汗之虚名，实则无异于一旗之贝勒”的情形鸣不平，对这种状况表现出了真诚的痛心疾首，并且断言，凭借八旗铁骑，即便拿下中原，也必将在数年之内错乱不已，终至不可收拾。（《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胡贡明《五进狂瞽奏》）结论则是不言自明：仿效明朝“君权至上”的集权制度，对后金政权进行改革。

这种表面慷慨激昂实则其媚入骨的取媚之术，实在是太能搔到皇太极的痒处了。受过近两千年历史的帝制、儒家思想训练和朱元璋强化培训的汉族官员与知识分子，在此方面的才能早已臻于化境，其解语花一般的善解人意，已经锤炼得登峰造极、炉火纯青，无往而不胜、无坚而不摧。揣度皇太极听到这些言论时的心境，应该是高兴得想翻跟头才对。

为此，皇太极采取大量措施贯彻这一意图：继位伊始，皇太极沿袭旧制，仍然在八旗设置八位总管大臣，但扩大了他们的权限，规定,“凡议国政，与诸王贝勒偕坐共议之”。（王先谦《东华录》，天命十一年九月）同时，增设十六位佐管大臣、十六位调遣大臣。两年后，以不愿三大兄长贝勒过于操劳的名义，取消了四大贝勒按月轮值掌理国政的制度，改由诸小贝勒代理。（《清太宗实录》卷五）同时，实行科举考试，大量选拔汉族儒生士大夫进入政府各部门。再过三年，完全仿照明朝制度，设立六部，制定各种仪仗礼仪，取消四大贝勒并肩而坐之制，并在住房、行路、仪仗等方面突出了皇权高于一切的特征；设置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等等。这些措施，可以理解成适应了形势的发展，可以理解成完善了国家管理制度，可以理解成实现了政府机构正规化，等等。

同时，这些举措也和修理三大贝勒一样，实实在在地达到了“君权至上”的目的。

此时，大明帝国已经烂到了骨头里，皇太极和汉官们所要仿效的却是那朽烂的制度。他们明明身体在向前走，头却偏偏扭到背后去寻找方向。此种状况，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们政治思维的发育已经停止，他们的头脑已经凝固，滋养心灵的政治智慧资源已经枯竭。

到天聪十年四月，皇太极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就此，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三月规定并实施了十余年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那具有浓厚贵族共和色彩，酷似上议院的制度，变成了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度，变成了真正的附庸和婢女。大清朝由此进入了帝权独尊时代。从此，就应该称呼其为大清帝国了。从那时起，注定了皇太极没有能够超越升华于他的时代，注定了他无法在中国历史上占据更加崇高而伟大的地位，而大清朝只能作为中华帝国垂死前最后回光返照的宿命，也由此注定。

皇太极在其执政岁月中，干过几件混账事儿，桩桩件件被记录在案，大清朝官方史书上亦有记载，应该不必怀疑。

天聪元年三月，皇太极继位后半年，一位名叫岳起鸾的读书人上书皇太极，建议他不要进兵朝鲜，应该和明朝议和，尽快把俘获的汉人归还给明朝。皇太极认为，议和可以，但俘获的人乃“天之所与，岂可复还敌国耶？”随即让汉官讨论此事。谁知，汉官们竟义愤填膺，所有人都发起怒来，一致认为该人最好的出路是被判处死刑。皇太极不同意，认为不能因为别人提不同意见而杀人，那样就没有人敢说真话了。努尔哈赤再暴烈，也没有这样干过。不料，汉官们不依不饶，一再力请，说是此人蓄谋向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结果，皇太极就把这个读书人干掉了。（《清太宗实录》卷二）

十二年后，崇德三年八月，礼部承政祝世昌建议皇太极，改变把俘虏的妻子沦作娼妓的做法。不料，皇太极大怒，下令痛加批驳，并严厉查处。最后，将相当于礼部尚书的祝世昌发配到极寒的边远之地，将为他润色文稿的助理孙应时处死，还牵连了几位赞同这一看法的官员。（《清太宗实录》卷四十三）揣度皇太极的心理，可能也觉得这种做法不是什么光彩事儿，但又害怕此事过于敏感，张扬开既丢人又可能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于是就将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聪明孩子杀死了。

另外两件特殊残暴的事情发生在松锦大会战中。松山城破后，皇太极下令，除了洪承畴之外，其余被俘的三千多人一律处死。随后不久，锦州城内“粮尽，人相食，战守计穷”。守城主将祖大寿率部投降。结果，清军入城后，“屠戮城中人民”，将全城洗劫一空。皇太极更下令：除祖大寿家人及妇女儿童外，已经跟随祖大寿放下武器的三千余守城官兵，全部被杀死。（《清太宗实录》卷五十七）这两次杀俘、杀降事件与皇太极一贯的做法差距很大。有人认为，这是为了杀给洪承畴和祖大寿看，以寒他们的胆，令他们对自己更加感恩戴德。显然，不管为了什么，都不能成为这种恶行被原谅和饶恕的理由。

皇太极先后五次率领或者派遣大军，绕道进入关内烧杀抢掠，给至少数百万生灵带来深重痛苦。皇太极认为，这个责任，应该由明朝皇帝和政府来负。在某种意义上，这并非毫无道理。

大明崇祯十六年、大清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九日亥时，即夜九点到十一点之间，皇太极坐在沈阳皇城中宫清宁宫东暖阁的南炕上，端坐着猝然死去。从症状上判断，很有可能是高血压导致的脑溢血。死前有两道“遗谕”，内容是安排减免朝鲜历年贡额等，只字未提身后继承人之类事项。（《清世祖实录》卷二，崇德八年九月丙午）

皇太极是十五个妻子的丈夫，二十五个儿女的父亲，在后金汗王位和大清皇帝位上，前后执政十七年。在这十七年的漫长岁月里，皇太极和他的父亲努尔哈赤有一点相同之处：二人死前，都曾经缠绵病榻，也都是在神志清醒的状态下死去，没有任何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可以表明，他们准备指定哪一个人来继承自己的家业与事业。虽然在帝制传统之下的中国人看来，这是普天之下、世界之上最最重大的一件事情，已然涉及了“国本”——国之根本，但这二位——此前的努尔哈赤和此后的皇太极——都是这么做的。同样，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皇太极曾经着意培养过哪一个儿子做自己的接班人，表明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改变本民族政治文化中的根本原则。

皇太极享年五十二岁。他死后八个多月，他的弟弟多尔衮而不是儿子，率领大军杀进山海关，并一举拿下全中国。他死后正好一年，多尔衮迎接皇太极的儿子，从沈阳迁都到了北京。这本来是皇太极的梦想。

不管怎样，从此，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