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锦之战，使大明帝国的有生力量消耗殆尽，是大清帝国与大明帝国之间的最后一次殊死战。这场大会战，是皇太极生前亲临前线指挥的最后一场战役，其判断和指挥称得上出神入化，是他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从此，明王朝再也没有力量对付自己的内外敌人了。

两年后，大明帝国轰然垮台。

大明崇祯二年、后金汗国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这一年，皇太极第一次绕道蒙古奔袭大明帝国首都北京。就在这差不多同一时刻，西北山陕地区陆续发生了高迎祥等领导的农民暴动。

此后，大明帝国烽烟四起，它不得不在对抗大清铁骑的同时，费尽心机地力图遏制四处流窜的暴动农民。

在这种情形下，不论是皇太极，还是张献忠、李自成，均大受其益。他们结成了事实上的统一战线，成了素不相识、素无往来却亲密无间的战友，他们奋战于不同的战线，向他们备受憎恨的共同敌人大明帝国发起攻击。

就这样，大明帝国曾经强横无比，由于自我感觉过好而极度傲慢，如今受到了来自外部敌人和自己内部治下人民两个方面的憎恨。帝国无比艰辛地周旋于内外强敌之间，几乎是在转眼之间，便陷入了腹背受敌、四面作战的窘境。

皇太极曾经和他的部下谈起过自己对于明王朝的总体战略：大明就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要想一下子推倒它不是那么容易。因此自己要带领他们砍伐这棵大树的枝枝杈杈、根根梢梢。等到这树枝秃根朽之后，轻轻一推，它也就轰然倒地了。第一次打到北京城下时，皇太极看着壮丽如画的北京城，不无轻蔑地说道，此时拿下那皇城中的“痴儿”，大约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但是攻之易而守之难，于是他放弃了攻打北京城。皇太极具有极强的定力，其战略思想显然是明确而一以贯之的。为此，甚至有部下认为他太过于瞻前顾后，太过于谨小慎微了。

这一次绕道奔袭大明京师，皇太极获得重大战果。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又陆续发起了四次大规模的长途绕道奔袭，每一次都战果丰硕，大体上达到了下列两个目的：其一劫掠了大量人畜物资，其二极大消耗了大明的力量。此外，于有意无意之间，还在第二战场、两线作战的意义上，特别强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张献忠、李自成们的发展壮大。

松锦之战，则大体上可以看成是他对大明这棵老朽的大树，完成了诸多砍伐工作后的最后一击。

被认为是国家栋梁的大将满桂，死了；号称一代名将、被袁崇焕倚为臂膀的赵率教，死了。无论如何，他们毕竟战死沙场，死在了抗击敌人的阵地上，算是死得其所。有盖世之才的熊廷弼，死了；号称肝胆义气奇男儿的袁崇焕，死了。他们则是死在了自己的皇帝手中，死得惨烈无比，死得充满了负面的价值。而另外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孙承宗，也被皇帝不由分说地免去职务，黯然回乡了。

时人和后人谈到此时的大明帝国，时常使用的词汇是：贿赂公行，党争剧烈，刑章倒错，宵小横行。意思是说，贪污受贿成了公开的秘密，帝国官场中不问是非善恶只看是不是自己人，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国家重用奖励的大多是些坏蛋，品行高尚才干卓越之士或者命运悲惨或者很快便被边缘化，而贪官污吏、宵小坏蛋们则兴高采烈地奔走于帝国堂皇的庙堂之上。在内外敌人和上述因素的作用下，大明帝国似乎在目不暇接的转瞬之间，便完成了从花团锦簇沦入百孔千疮的全过程。

速度快得令人目瞪口呆，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

松锦之战发生在皇太极和洪承畴之间。

此时，偌大的一个大明帝国，如果说还有能够和皇太极抗衡的人物的话，或许就只有洪承畴和孙传庭了。他们之间上演了一出真正的悲喜剧。

洪承畴是福建南安人，字亨九，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此人能文能武，富有才干，曾经是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们的真正克星。

当李自成还是高迎祥部下的闯将时，闯王高迎祥就大败于洪承畴指挥的一次大战中，他本人也被洪承畴指挥的孙传庭所俘，并被送往京城处死。李自成成为闯王后，在与洪承畴的陕西潼关南原一战中，全军覆灭，李自成仅仅带领十八骑逃进商洛山中。恰在此时，皇太极发动了针对大明朝的军事行动。假如崇祯皇帝多一点点政治谋略和战略头脑，不是急吼吼地将洪承畴和孙传庭调去对付皇太极的话，李自成可能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他可能会死在商洛山中，而不是后来的九宫山。当时的大诗人、大学者吴伟业认为，大明帝国“危亡之局，实决于此”。（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六）随着岁月的推移，我们将会意识到，这种见解的确有根据而且十分准确。

这件事情发生在大明崇祯十一年、大清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冬天。这年冬天和后来发生的事情，充满黑色幽默，其情节之离奇，让人无法置信，可能足以令不管拥有多么丰富想象力的小说家都要瞠目结舌。

洪承畴担任大明帝国陕西三边总督时，曾经专门负责平息关中地区的农民暴动，孙传庭是他极为得力的部下。孙传庭有大才干，治军严整，作战作风凶悍而富有谋略，在与暴动农民的周旋中，屡立大功。高迎祥死在他的手里，李自成也大败在他手下，一大批农民军首领都曾经吃过他的大苦头。在早期的军事生涯中，他似乎就没有打过败仗。《明史》作者认为他“沈毅多筹略”，就是深沉刚毅多谋善断的意思。（《明史》列传第一百五十，孙传庭）假如运气足够好，或者上天能够赋予他另外一种才能的话，他有可能成为大明帝国末年挽狂澜于既倒的人物。可惜，他的运气不够好。或者说，上天对他还不够关爱，没有在赋予他处理军国大事之能力的同时，还赋予他帝国官场更加看重的才能，比如察言观色、投人所好、乖巧一点，更讨人喜欢一点等等。结果，他性格和才能上的此种特征，导致他的顶头上司很生气，后果也就变得特别严重。

差不多就在他屡立大功的同一时间，崇祯皇帝特别着迷地宠信上了杨嗣昌，几乎给了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处理军机大事的全权。偏偏孙传庭无法苟同他的诸多决策，并上书皇帝申诉自己的看法，导致杨嗣昌切齿痛恨之。在此前后，孙传庭还因为缺少投人所好的才能，把一位同样得罪不起的大太监高起潜也得罪得不轻。于是，孙传庭应该受到的奖励和晋级便多次被压在杨嗣昌手中，他的部下也自然受到了同等待遇。

潼关南原战后，李自成全军覆灭，只有十八骑随他逃遁到商洛山中。就在孙传庭和洪承畴准备彻底搜剿商洛山时，皇帝急急忙忙地命二人率部进京，前去保卫京畿并对付皇太极。就此，李自成获得了一线生机，而孙传庭则掉进了无边的噩梦之中。

孙传庭接到崇祯皇帝的调令，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赐尚方剑，代刚刚战死的总督卢象升对抗入侵清兵。当此时，孙传庭带兵来到了北京郊外。杨嗣昌和深受皇帝喜爱的大太监高起潜不愿意孙传庭见到皇帝，二人找了许多理由，证明孙传庭十分招人讨厌，说服皇帝下旨“切责”——痛斥孙传庭，并以京师戒严为名，不许他进京朝见。

恰在此时，洪承畴也赶到了京郊。皇帝不但派人来到郊区犒劳，而且命他即刻朝见天子，搞得孙传庭意兴阑珊，颇感郁闷。

随后，在杨嗣昌主持下，做出了一系列决策。此时的孙传庭还是没有学会看人脸色，他仍然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做法，和杨嗣昌辩驳不已。他认为，不应该把陕西精兵长期调离山陕地区，以防发生不可测之后果。他说的一切被后来的发展所证实。

一年之后，李自成就是在陕西部队被调走后，休养生息并东山再起的。然而，倒霉的是，预言家本人不但两个耳朵都聋了，而且在他的预言被证实的过程中，他只能在皇帝的监狱里苦熬时光。

关于孙传庭耳聋的经过，《明史》中的记载十分简略，大意是说，孙传庭坚决劝告杨嗣昌接受自己的忠告，“嗣昌不听。传庭争之不能得，不胜郁郁，耳遂聋”。（《明史》列传第一百五十，孙传庭）表明他的耳聋与心境的极度焦虑郁闷有关。

孙传庭被抓进监狱的大体过程是：

孙传庭接受皇帝的调令时，曾经上书皇帝，其中谈道：“边疆事务败坏到这种程度，原因是决策失误；目前工作告一段落之后，请求皇帝允许我当面商决大计。”（《明史》列传第一百五十，孙传庭）不久，适逢京师解除戒严，皇帝重新任命他总督保定、山东、河南军务。孙传庭也就很自然地请求觐见皇帝。杨嗣昌知道后，大惊，以为孙传庭是要在皇帝面前对付自己。于是，将孙传庭派来投书的人拒之门外，并将给皇帝的上书一并退还本人。孙传庭大为恼火，立即上书皇帝，“引疾乞休”，就是以生病为由，请求辞职。杨嗣昌一见，也立即上书皇帝，弹劾孙传庭，说他并不是真的聋了，而是以此为借口，发泄对皇帝的怨气。崇祯皇帝遂大怒，下令撤销孙传庭的一切职务，废为平民。然后，想想不过瘾，又派一位省级官员前去核实孙传庭那厮是真病还是假病，耳朵是真聋还是假聋。这位官员核实后报告说：孙传庭真是聋了，不是托词。皇帝又大怒，索性把这位官员和孙传庭一起抓进了监狱。

《明史》记载说，举朝皆知其冤，可是没有人为他讲话，原因是没有人敢于让皇帝和杨嗣昌不高兴。

此后，孙传庭在监狱里一待就是三年。三年间，杨嗣昌一败涂地，孙传庭曾经作过的预言成为现实，而且是所有的可能中最糟的那一种——陕西精兵离开山陕地区之后，李自成得以东山再起。崇祯皇帝又一次想起了孙传庭，于是，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让他再立新功。三年时间，天下已经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李自成和张献忠已然成了气候，在皇帝的逼迫下，孙传庭稀里糊涂地死在了战场上。

如果说孙传庭遭遇了黑色幽默般的命运，洪承畴演出的就是一出悲喜交集的、相当经典的小剧场实验话剧了。

洪承畴肯定十分了解孙传庭的才干与为人。我们没有确切的资料，无法知道孙传庭的遭遇对洪承畴产生了什么影响。

差不多在孙传庭被抓进监狱的同时，洪承畴接受了总督蓟辽军事、对抗皇太极的重任。这真是一个不祥的职位，从萨尔浒之战开始，近二十年时间里，没有一个人在那个位置上能够建功立业后全身而返。几乎所有面对这个使命的人，不是身败名裂，就是家破人亡。事实上，仅此一点，就足够证明大明帝国在自己生死存亡的问题上，是何等轻浮乖戾了。

洪承畴富有谋略，声名卓著，深孚众望，在这个足以令人精神分裂的凶险岗位上，他被成功地撕扯成了两个人，从而成为一个特殊的例外。

大明崇祯十三年、大清崇德五年（公元1640年）。皇太极在第四次派遣大军远道奔袭并大获全胜之后，接受一些汉族官员的建议，开始调整自己的整体战略，将兵锋正面指向了宁锦一线，其标志性事件就是派兵修筑义州城。

在这些汉族官员的建议中，提出了对明战略的总体设想，分为三策：其一，为刺心之策，主张直取北京，拿下大明帝国首都后，再行平定全国；其二，为断喉之策，主张绕过宁锦，直抵山海关下，一举拿下天下第一关，然后，回手扫荡宁锦等城，再图关内；其三，为剪重枝伐美树之策，先下宁锦，再抵关门，进取全国。

皇太极接受了第三策，并进一步发挥为：选义州（即今日辽宁省义县）作为屯兵、进取锦州的前进基地。这里位于锦州北侧九十里处，位于广宁与锦州之间，地势开阔，土地肥沃，利于垦荒屯种。清军屯田于此，极为有效地逼近了明军的山海关外诸城，令其生产与生活大受威胁。

经过数次绕道长途奔袭，皇太极必定深切意识到了辽西走廊的重大战略价值：不拿下锦州、宁远，不但无法打通由山海关到北京的大道，而且，绕道破长城入关也时时面临被切断退路之危险，从而，成为绞杀大明帝国那根铁索中最为薄弱的链条。大明朝如果出现一位坚强有力、具有战略头脑的统帅的话，长途奔袭的远征军立即就将陷入被反封锁的境地之中，且驻守在锦州、宁远、山海关的明军，在与八旗铁骑十余年的反复搏杀中，也锤炼成了一支颇有战斗力的队伍，号称关宁铁骑。他们完全可能乘虚捣袭盛京沈阳，届时，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

一个伟大的统帅与一个庸才的区别经常表现在：前者时常从最坏的可能出发考虑问题，而后者则总是以为自己没有理由不胜利。拿破仑曾经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他之所以百战百胜，仅仅是因为作战之前永远觉得对手比自己聪明得多；而他的对手们却总是把拿破仑当成傻瓜。稍为认真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上述情形恰好出现在大清与大明这一对冤家之间。

大约就是出于此种考虑，皇太极几乎每次在出兵远道奔袭时，总是会派兵不停地打击宁锦一线的明军，敲打他们，使他们的神经总是处于紧张状态，整日提心吊胆，生怕被鞑子偷袭、围困或断了后路。有时，皇太极甚至会亲自领兵前往锦州、宁远等地，牵制明朝军队，“使其东西疲于奔命，首尾不能相顾，我西征将士得以从容直捣中原耳”。（《清太宗实录》卷四十六）

而大明帝国军队似乎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也可以偷袭沈阳，也可以断掉入了关的鞑子们的后路，把他们围困在充满敌意的长城里面，让他们找不到回家的路，在敌人的土地上死得特别难看。这种想法可能远远超出了大明帝国君臣们的想象力，会把他们吓坏，令他们想都不敢这样去想。

令人不胜叹息的是，情况若仅仅是这样的话，还算是很不错了。大明帝国此时糟糕的景象，早已远远超出了这些，达到了糟不可言的地步。

有一次，皇太极率兵来到明军城下，皇太极挑战说：“如果你们出兵一万人的话，我就只以一千人应战；你们要是出兵一千人，我就以一百人应战。咱们堂堂正正地打一仗，你们也可以掩饰一下欺蒙皇帝的罪过，要不然，总是空口说白话地骗你们的皇帝，你们不觉得太可耻了吗？”这种挑战，皇太极做过不止一次，大明帝国军队从来没有人应战。（《清太宗实录》卷十九，天聪八年八月己卯条）

一位大臣告诉崇祯皇帝：山西崞县（即今日之原平），只有两千左右敌人，俘获了一千多当地男女，经过代州城下时，被俘的人们与城头上的亲人遥遥相对哭泣，城上始终不发一兵一卒救援，任清军饱掠而去。崇祯皇帝听后，“顿足太息”，没有任何办法。（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六，东兵入口）

有一位兵部尚书，名叫张凤翼。清军攻破长城进入内地后，他担心皇帝问罪，于是，主动请缨，愿意率领各路援军抗击清兵。皇帝十分喜悦，立即批准了他的请求，并赐给他尚方宝剑，白银万两，赏功牌五百。于是，张凤翼很威风地率军出发了。此后不久，清军在河北地区攻城略地，我们的兵部尚书和当时的蓟辽总督梁廷栋仿佛送行一般，仅仅跟在清军后面转来转去，始终没有接战。

事情的高潮出现在最后。

清兵饱掠女子、玉帛、牲畜之后，决定回家了。他们选择建昌、冷口北撤。按照一般军事常识，撤兵时，应置精兵殿后，以防备敌人追袭。此次，清军大模大样地采取了一个很少见的做法——将大军主力放在最前面，将所有辎重和抢劫来的物资放在最后，大小车辆装满胜利的喜悦，一路逶迤而去。史书记载说，他们让所有抢来的妇女一律穿上鲜美的服饰，浓妆艳抹之后坐在车上，然后，鼓乐齐鸣地一副凯旋景象，就这样，连续四天才陆续走完。张凤翼带领大军躲在坚城之内，目送敌人在他眼皮底下招摇远去。最后，居然是一位监军太监刘景耀忍受不了这种侮辱，带着自己的部下，杀出城去，据说，他们颇有斩获：袭杀了一百多个敌兵，并抢回来了一些人口、牲畜和物资。

战后，为了害怕皇帝追究责任，恐惧已极的兵部尚书张凤翼与蓟辽总督梁廷栋相继服食大黄麻求死，并陆续死掉。让人完全无法明白，他们既然知道难逃一死，为什么却不愿意选择轰轰烈烈地战死在沙场。

在与皇太极的博弈中，最有喜剧色彩的一幕出现在洪承畴之前一任蓟辽总督身上。

这位总督名叫吴阿衡。当皇太极派遣的大军打进长城时，他和总兵吴国俊正在为皇帝派来的监军太监邓希诏举办生日宴会。监军太监权力很大，因为他直接对皇帝负责，并且掌握着钱粮、辎重、火器等等。因此，前敌将领没有人敢得罪这些皇帝身边来的人。

在生日宴会上，吴阿衡总督和邓希诏监军酒逢知己千杯少，约定：在场者每人都必须干满一百杯，为监军祝寿。结果，喝到中途，传来清军破关入侵的紧急军报。吴阿衡总督很有点儿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大将风度，他镇定如常，派总兵吴国俊前去御敌，然后，仿佛根本就没听过那十万火急的如火军情，仍然坚持必须喝完一百杯、决出胜负方可罢休。

最后，终于胜利喝完一百杯的总督，于酩酊大醉之中，居然还没有忘记敌人已经打进来了。于是，烂醉如泥的总督被部下扶上马，一路趔趄着杀向前敌，最后，稀里糊涂地死在乱兵之中。那位倒霉的总兵吴国俊也战死在疆场上。

就像我们到目前为止所不停看到的那样，两千多年的帝国史告诉我们：每当皇帝的龙椅上坐着的是一头猪时，皇帝的部下中不是猪的那一部分，就会迅速被淘汰出局，比如熊廷弼、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等等。剩下来的人们就会集体表现得比他们的万岁爷陛下更像猪，比如这位吴阿衡总督。人们具有充足的理由，由衷地感叹“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句俗语的精当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