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努尔哈赤在内心深处是应该感谢东哥的，因为这位女子为他提供了太多发动战争、灭掉其他女真部族的理由。

三年后，当努尔哈赤认为自己准备好了，决定对大明帝国宣战时，在他发布的伐明檄文——《告天七大恨》中，有四条大恨是针对大明帝国支持叶赫部落的。其中，东哥事件被他单独列为一条大恨，申诉给上天，作为他向大明帝国宣战的理由。

努尔哈赤做得真够可以的。

大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后金国，定赫图阿拉为首都，定年号为天命元年，努尔哈赤成为天命汗，全称是“覆育列国英明汗”。此后，他再也没有改变汗王的称呼。

此时，他早已不是三十三年前的努尔哈赤了。

那时，他的势力范围可能不会超过今天北方一个乡镇，如今，除了受到大明帝国坚决支持的叶赫部落，他已经差不多统一了整个女真民族。他的马鞭挥舞起来，已经可以指向今日中国东北方向的——北起外兴安岭、西到贝加尔湖、东临鄂霍茨克海、南到日本海之间的广大地区，即使对这些地区的控制要到他的儿子皇太极时代才最后完成。

至此，他的确有理由也有资格蔑视身边那个庞然大物了。

大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已经年届六十岁的努尔哈赤，终于不再对自己的真情实感做任何掩饰——

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发布了著名的《告天七大恨》文告，宣布：大明帝国根本就是女真人所有苦难的根源。这时，假如有人询问努尔哈赤，他一生中最为痛恨的人或事是什么，他一定会毫不犹豫、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大明帝国和那些汉人。

努尔哈赤的这种感情并非全无道理。原因是：帝国政治中的一切权谋智术、阴毒狠辣并不仅仅是针对汉人的，在对付异族时，这些招数使用得可能更加彻底、更加无所顾忌。在那些堂皇官修正史中，谈到对付边疆部族时，“捣巢”、“灭之”、“斩杀”、“犁庭扫穴”之类的字眼几乎比比皆是。由此，仇恨应该不难累积起来。

汉人长期以来，坚定地以天朝上国、上帝宠儿自居的心态，令“奴虏”——努尔哈赤们感受过多少屈辱，似乎也很容易想见。在当时的汉语资料中，就连努尔哈赤的名字，都要写成——奴儿哈赤。这种无聊的心态，确曾是当时帝国臣民中的普遍情状。

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知道，努尔哈赤的痛恨之情可不是说说而已。他的核心治国理念是，“诛戮汉人，抚养满洲”。（《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六十四卷）

贯彻这一基本国策的实施细则，则大体可以用两条概括：

其一，以种族灭绝式的屠杀为主，辅之以暴力胁迫其为奴；或者反过来即为其二，以暴力胁迫其为奴为主，以种族灭绝式的屠杀为辅。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情境下，这两种方式被交替使用着。有证据表明，这一治国理念和政策确曾得到过坚定的执行并持续了很久。可能直到努尔哈赤死后，才在他的继任者那里得到改变。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牛顿力学定律在社会生活中同样适用：有一个作用力，就有一个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在其当时，努尔哈赤这种过激反应，大约可以反证他们曾经遭受过痛苦与屈辱的深重程度。

然而，事情的复杂之处在于：当时辽东地区的人口分布，汉族人口约占90％上下，女真、蒙古等部族人口约为10％左右。为了抚养10％的同族人口，屠杀90％的异族，即便是怀有深仇大恨，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此种情形都很难被认为是富有胸怀和智慧的表现。若仅仅因为有能力、有实力杀人，或者叫富有军事才华，便要被颂扬为“伟大”或“雄才大略”的话，这种赞美甚至这些词汇本身，也就足以令人作呕了。

应用上述史实，已经大体可以知道，为什么努尔哈赤经过如此漫长的时间——三十六年，尚且不能完全统一女真各部，经过四十四年，还无法迈过宁锦防线，进窥山海关了。这样的统一战争，若打起来不艰难、经历的时间不漫长的话，也应该叫没有天理了吧。

知道了上述情形，自然也就不难了解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的秘密了。

在努尔哈赤时代，女真人主要以渔猎为生，在山林水草肥美之地，各随血亲族党屯寨居行。女真人不论男女都必须参加射猎，只留养育婴孩的妇女留守驻地。其谋生技能与军事技能相一致，生活形态与战争形态相一致，生产条件与战斗条件相一致，遂形成全民皆兵的社会。他们不同部族之间各居一方，彼此间视弱肉强食为常态，不同族群间同类相残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禁忌或特殊的心理障碍。

女真人行猎时，采用群体围猎的方式，经常以十余人为一个射猎单位。

他们每人出箭一支，各自说明其射猎计划，为众人所赞成者，就被推举出来，负责掌握所有箭矢的分配和使用，成为该团体的指挥者。其余人必须服从调度，不许离队越伍擅自行动，否则指挥者有权力将其处死。女真语称此小组为“牛录”，据说是“箭”的意思；称众人推举的指挥者为“额真”，意思是“头儿”、“主子”。射猎结束后，猎获物按照大家的表现集体分配。牛录遂成为血亲族党部落的基本射猎单位，既适用于针对大自然的战争，也适用于针对人类的战争。

每年秋季，野兽即将过冬而最为肥美之际，人们将进行一次大规模围猎，部落中所有牛录均须参加。届时，每牛录各出箭一支，选出一个大“牛录额真”，为此次大猎之总指挥。女真语称此大牛录额真为“甲喇额真”。围猎结束后，所有猎获物按照参加围猎的牛录数量平均分配。

努尔哈赤的八旗制度，其组织、协调、指挥、管理、后勤保障、训练、战利品分配等等原则，差不多都是由此脱胎而来。

大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随着战争和军队规模的扩大，努尔哈赤将此“牛录”与“甲喇”正规化为军事制度，规定三百人为一个牛录，五个牛录即一千五百人为一个甲喇，五个甲喇即七千五百人为一个固山，每个固山用一种颜色的旗帜作为标识。这时，努尔哈赤共编成四个固山，分别使用红、黄、蓝、白四种旗帜，于是，固山就在汉语中翻译成了旗。此时，努尔哈赤拥有大约三万兵马。

十四年后，即大明万历四十三年，应军事发展之需要，努尔哈赤将四旗扩编为八旗，增加了镶红、镶黄、镶蓝、镶白四旗，八旗遂成定制。由此推算，当时，八旗部队的编制大约为六万人马。上述八旗旗主全部由努尔哈赤的儿子、侄子和孙子出任并世袭，早期跟随努尔哈赤起兵并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元勋们，或者陆续死去，或者被边缘化。

八旗组织不单纯是军事组织，同时也是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司法组织、民政组织等等，举凡财富分配、司法审判与裁决、社会生活及其组织动员也全部完成于八旗体制之中。于是，有研究者认为，八旗制度根本就是努尔哈赤确定的一种“国体”。

在努尔哈赤的主导下，女真人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等等全靠军事维持，整个社会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战争和抢掠，经济与财富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战场上的收获。

努尔哈赤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将行围渔猎的牛录制度，催生为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再用八旗制度，将行围渔猎的女真社会组织成大型军事集团。从而使女真人被转型、组织成了一个完全军事化的社会集团，或者叫完全社会化的军事集团。

就此，牛录制度发展为八旗制度，渔猎部落的基层组织一变而成长为后金国之国体，女真人由此才被称之为旗人。他们全部被纳入八旗之中，分属各自的旗主所有或管辖。旗人与旗主之间有君臣之义、主仆之别。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入关后的二百七十多年间，“主子”、“奴才”之声不绝于耳的原因。汉大臣与士大夫虽然无须在皇上面前自称“奴才”，但此种观念，却似乎深植进了他们的血液与骨髓之中，以至于直到今天，文学和影视作品中，还要让他们口口声声称呼自己为奴才。

从现代文化人类学和政治学的角度考察，这种制度粗糙简陋，很像是原始军事共产主义和氏族贵族共和制的混合体，世界许多民族发展的早期都曾经历过这样的阶段。

不必说西方世界，仅仅我国秦汉以降的游牧渔猎民族，比如匈奴人、鲜卑人、突厥人、契丹人、乌桓人、西夏人、北宋时期的女真人和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人，直到努尔哈赤，大体都有过不但“神似”，而且就连“形”也很类似的组织。甚至在对待头发的处理上，他们都大致相同或者相似：前边大部剃光，仅留周围或后部的头发，或用帽子盖住，或者编成辫子，垂在脸旁脑后。他们中的大部分，经常会在一个出色领袖的率领下，以极快的速度崛起，排山倒海般扫荡马蹄践踏过的土地，然后又以极为神奇的速度在历史舞台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学者指出，近代以前的日本人也有类似的组织形式，甚至包括对头发的处理。

与那些古代英雄一样，努尔哈赤和他的八旗制度中，有太多游牧渔猎部落共同或相通的原始氏族色彩。假如从某种概念出发，一定要将其认定是独特的创意、突出的贡献和伟大历史功绩的话，自然也无不可。

事实上，八旗制度是一个原始渔猎部落和战争杂交后生下的怪胎，其中所具有的一点点贵族共和制的光辉，根本就无法敌过深植于其天性中的凶残基因。战争胜利后，当八旗勇士们兴高采烈地将掠夺来的财富、奴隶、牲畜分成八大堆，然后再行瓜分时，就注定了这种制度嗜血的天性。

这种天性热烈而神秘，具有激动人心的功效，其从亢奋转向恐怖经常只在一瞬之间或者一念之间。

舒尔哈齐是努尔哈赤的同胞弟弟。在将近三十年时间里，兄弟二人并肩作战，相濡以沫，努尔哈赤的基业有弟弟的不少心血。

据说，有人曾经在舒尔哈齐家的门上，看到过一幅汉字书写的残破对联。上联曰“迹处青山”，下联曰“身居绿林”云云，表明此人颇有汉家文化之风致。这位身居绿林的好汉大约十分勇敢善战，因此，曾经是著名的巴图鲁，并始终被看作是仅次于努尔哈赤的第二号人物，多次代表建州部落前往北京朝贡，与帝国朝野上下有着广泛交游并颇受礼遇。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导致他之后悲惨命运的重要原因。

舒尔哈齐从失去地位到死亡的过程高度诡秘，大约是大清帝国最不愿为人所知的最高机密之一。是故，在翻检有关史料时，阅读者可能会一头雾水，完全无法明白：这样一个声威显赫、地位仅次于最高统帅的人，怎么会时不时就要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受到侮辱，并被夺去兵权，如此彻底地被边缘化。

这种情形不太可能令人满意。据说，舒尔哈齐感到生不如死，于是打算移居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努尔哈赤立即杀死舒尔哈齐的两个儿子，将舒尔哈齐的家产全部没收，把一个忠实于舒尔哈齐并可能很勇敢的军官，吊在树上活活烧死。

目前，没有人知道舒尔哈齐究竟是怎么死的。有研究者根据努尔哈赤的一生行事风格，断言是他杀死了自己的弟弟。

如果说舒尔哈齐死得足够蹊跷诡秘的话，还有一个人的死就称得上是彻底地蹊跷诡秘了。这个人就是努尔哈赤的第一位妻子、他的元妃佟佳氏。这位女士为努尔哈赤养育过两个孩子——嫡长子褚英、次子即后来的大贝勒代善。

仅仅从这一点出发，就可以断言：佟佳氏必定对努尔哈赤的早期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

奇怪的是，这位努尔哈赤的原配夫人、两个具有崇高地位和影响的儿子的母亲，竟然在历史上消失得几乎无影无踪。舒尔哈齐在《清史稿》上好歹还有大半页纸的传记，而这位佟佳氏则只有一行字的记载，曰：“元妃，佟佳氏。归太祖最早。子二：褚英、代善。女一，下嫁何和礼。”她的身世如何？她的一生怎样？她的性情与为人有什么特点？她到底出了什么事？甚至她死后埋在哪儿？等等等等，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就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这种历史也算得上是混账透顶了。同样可以断言的是：其中一定隐藏着与努尔哈赤有关的不可告人的重大机密。

佟佳氏的命运，可能极大地影响了她的两个儿子。褚英的乖戾和不可理喻，代善的庸懦和凡事忍让，应该与他们的母亲有着绝大关系。

褚英是努尔哈赤与佟佳氏的嫡长子，幼时曾经被送到李成梁处充当人质，长大后号称能征善战，多次立下显赫的功勋。因此，努尔哈赤曾经让他代理国政，看上去很像是要培养他做接班人。结果这位褚英很快以自己的作为，让他周围几乎所有人感到恐惧和愤怒。

当褚英的母亲可能失去了影响力时，这些手中掌握了不小权力的亲贵，便觉得无法继续忍受下去了。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向努尔哈赤控告他的儿子。

据他们说，褚英至少有三点令人厌恶的罪行：

其一，他企图使这些控告他的人——除了他的弟弟们之外，全部都是努尔哈赤最信任的人——彼此之间失去信任与和睦。

其二，褚英对于通过战争获得财富已经不能满足，他还要不停地勒索弟弟们的马匹和财物。

其三，当周围的人使他感到不愉快时，他曾经不止一次放出狠话，说是等自己继位之后，就要干掉那些让他厌恶的弟弟和大臣。

努尔哈赤十分烦恼，采取了让他闭门思过的措施。据说，在此期间，褚英做的事情是——祷告上天，诅咒父亲和他不喜欢的人快点儿死。于是，努尔哈赤下令将他圈禁在四堵高墙之内。不久，将他处死。

佟佳氏之后，努尔哈赤的第二位大妃是富察氏，有人称呼她为衮代皇后。她为努尔哈赤生育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四大贝勒之一、著名的三贝勒莽古尔泰就是这位衮代的亲生儿子。

努尔哈赤起兵不久，衮代便成为他的妻子之一，与他患难与共，度过了最为艰难的岁月。《清史稿》中记载：当九部联军前来攻伐努尔哈赤时，这位衮代夫人担心努尔哈赤胆怯，焦虑得寝食不安。

从中可以看出，在努尔哈赤创业之初，这位女士曾竭尽全力支持过丈夫的事业。因此，至今在东北满族地区流传着不少关于她的传说。可见，这不是一个平庸的女人。

努尔哈赤成为天命汗之后第五年，年近五十、已经色衰的衮代突然获罪，被努尔哈赤下令离弃。不久，她的亲生儿子莽古尔泰竟然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妈妈。而且，不久这个恶子便被努尔哈赤封为四大贝勒之一，成为后金主持国政的最高决策层成员。这使人有理由怀疑，努尔哈赤与这桩恶行有关。

努尔哈赤死后，他的几个儿子以他的遗命为由，杀死了努尔哈赤生前最宠爱的大妃阿巴亥，为他殉葬。从努尔哈赤的品性与为人上考察，他十分可能留下这样的遗命。这样做，和女真人的生死观念、丧葬习俗也颇为吻合。与中国历史上那些类似或坏得多的宫廷烂账比较起来，这应该算不上是特别恶劣。

在大清朝历史上，出身叶赫部落并值得特别关注的人不少。除了那位东哥之外，叶赫部酋长的另一位格格孟古，也颇为不凡。这位人称孟古姐姐的格格，十四岁嫁给努尔哈赤，并且可能曾经深受努尔哈赤的喜爱。她是皇太极的母亲。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的汗位之后，将大金国的汉语国号改为大清国，并正式称帝，成为大清朝理论上的第一位皇帝。他的母亲孟古格格被追认为努尔哈赤唯一的皇后——孝慈高皇后。由此，这位出身叶赫那拉氏的孟古也可以被看成是大清朝的第一位皇太后。

孟古格格生活得很不幸：努尔哈赤是她的丈夫，叶赫部落是她的亲人和家乡。前一位叶赫部落酋长是她的堂哥，死在努尔哈赤的部下手里。这还不算，努尔哈赤下令将她堂哥的遗体劈成两半，只将一半还给其亲人。在笃信人死之后有灵魂可以转生的古代，这种做法的意思就是让你永远不能超生，在当时算是狠毒残忍到家了。

叶赫部落酋长金台吉，对抗努尔哈赤，兵败后纵火自焚未死，被努尔哈赤下令用弓弦绞死。两家结下的应是血海深仇。但是，叶赫部落的人仍然有不少赫赫有名的人物：除孟古可以被看成第一位皇后——皇太后之外，清朝的最后一位孝定皇后——隆裕皇太后也出身于叶赫那拉氏。康熙朝重臣明珠是叶赫部落酋长金台吉的嫡系孙子，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则是整个大清朝享有盛名的满族第一才子；鼎鼎大名的叶赫那拉氏慈禧，在世界范围内可能是大清朝知名度最高的人物了，虽然不见得是好的知名度。

这种情形似乎蕴含了某种特殊的政治遗传基因密码，表明女真人并不以种族仇恨为政治分野的依据。

据说，金台吉自焚时曾发出毒誓：哪怕我叶赫部只剩下一个女人，也要灭你爱新觉罗。这句话似乎成了魔鬼的诅咒。二百多年以后，当大清朝葬送在慈禧老太太手中时，曾经有人油然想起这句不祥的咒语。

在血腥和杀戮中发育出来的制度，势必需要血腥和杀戮方能维护。

平心而论，和那些古代游牧民族的英雄如成吉思汗等人比较起来，如果一定要找出努尔哈赤究竟有什么长处的话，大约只能说，他很幸运，因为他有两个不错、或者说是优秀的儿子——皇太极和多尔衮。

除此之外，真的看不出他还有什么特别出色的地方。假如不是因为这两个儿子，他和他的什么八旗制度可能像“四长制”、“大人会议”之类一样，早就烟消云散在历史的尘埃里面了。

大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公元1625年）努尔哈赤下令迁都，将首都由辽阳迁到了当时还不到辽阳一半大小的沈阳。

努尔哈赤迁都的理由特别有意思。他说：“沈阳四通八达，如果想向西讨伐大明，渡辽河，路直而且近；要想向北征伐蒙古，两三天路程就够了；若是南向进攻朝鲜，走清河一路即可。沈阳的浑河与苏子河相通，在咱们老家苏子河源头伐木顺流而下，木材都用不完；想出游打猎，这儿山近野兽多，而且河里的鱼虾之利也可以兼收并蓄矣。”

就这样，前一半，表现了一位游牧渔猎部落酋长成为后金汗国汗王的雄心勃勃；后一半，则从后金汗国汗王退回到了一个游牧渔猎部落酋长。

事实上，这就是努尔哈赤。他到死也没有完成从一个部落酋长到一位政治家的转变，更遑论伟大的政治家了。

其实，与其花时间讨论努尔哈赤及其八旗制度究竟为历史贡献了什么，实在不如深入考究一下：为什么大明帝国——一个发育得如此成熟、如此富庶、如此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饶、自我感觉又如此之好的国家，怎么就会被一个人口还不到自己的百分之一、文化发展刚刚离开渔猎时代、起家于穷乡僻壤的半原始部落，搞得如此之狼狈，最后竟至万劫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