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公元1260年忽必烈打败自己的弟弟、自称大可汗之后，构成蒙古大帝国的、远在中西亚地区的几个蒙古汗国并没有归服他的领导，甚至在理论上和名义上都是如此。公元1271年元朝建立后，其势力范围也基本局限于以中国为主的远东地区。事实上，直到公元1294年忽必烈去世，他与他那些同宗兄弟间的冲突都没有停息。因此，长期以来，元帝国精锐的主力部队主要部署在北方与西北地区。这种情形，可能是红巾军能够在黄河以南四处蔓延的重要原因。

其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元帝国手握重权、重兵的权臣武将们相互攻伐内讧，极大削弱了这个政权的力量。

其三，帝国各级政府与军队已经腐烂，其曾经有过的排山倒海般的攻击力量早已无影无踪。当时，一位帝国大将，率领号称精锐的十数万大军开赴前线，镇压暴动。敌人的旌旗刚刚遥遥出现，此人便连呼“阿卜、阿卜”挥鞭策马而逃，导致大军溃散。阿卜阿卜，乃快走快走之意。宰相脱脱的弟弟率三十万精兵讨伐汝宁红巾军，军需钱粮堆积如山，后勤保障可谓充足。汝宁的治下在今天的河南省汝南一带。当日，汝宁城下，尚未交战，大军先发生夜惊。这位统帅上马就跑，一位地方官拉住他的马缰绳不让他走，他大叫：“难道我的命就不是命？”拔刀便砍，遂扬长而去。三十万大军就此星散。而此君逃回北京后，他的宰相哥哥向皇帝报告的是——汝宁大捷。

其四，刘福通领导的东系红巾军，在黄河以北地区一度声势浩大，曾经令帝国的心脏惊惶失措，狂跳不已。因此，他们承受了元帝国的主要打击力量，使南方红巾军得到了相对从容的环境。

值此八方烽火、群雄并立之际，朱元璋能够脱颖而出，并最终一统天下，其中必定有其过人之处。按照古人的总结，这些过人之处大体包括了最重要的谋略与用人，还有胆识、才干、心胸，以及并非不重要的——运气等等。

上述诸方面，朱元璋在当时的割据群雄中，是做的最好的。这可能是他的帐下谋士群集猛将如云的原因，又是其结果。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是一位特立独行的读书人朱升给朱元璋的忠告。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朱元璋对此遵循不渝，生聚发展，埋头自强。从极度容易膨胀的国人心理考察，做到这一点相当不容易。

在此前后，割据群雄山头林立，其中最成气候、对朱元璋威胁最大的是张士诚与陈友谅。张士诚所占据的地盘是东南——江浙膏腴之地，是当时乃至今天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号称天下最富；陈友谅占据的则是荆湖——即今天的湖北、湖南、江西等大片土地，号称土地最广，国力最强。

朱元璋的绝大多数部下对凶悍的陈友谅心怀畏惧，希望先拿下张士诚，以便过上好日子。事实上，这种念头对朱元璋也有相当大的诱惑。但是朱元璋听从了谋士们的建议，张士诚富裕而不思进取，陈友谅凶悍而雄心勃勃，若先打张士诚，则陈友谅必定乘虚而入；若先打陈友谅，则张士诚可能坐山观虎斗。于是，朱元璋终于制定了一个相当具有眼光和魄力的战略规划，舍近在眼前、富裕而相对软弱的张士诚于不顾，先对付凶悍而强大的陈友谅。这表明此人善于克制自己的贪欲，不为蝇头小利所动，对对手肺腑和战略态势具有极强的洞察力。

后来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方略的正确。这样的战略头脑、眼光和气魄与其他那些目光短浅的草头王们不可同日而语。

在此，考察一下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之间的消长，可能有助于我们窥见大明帝国创立过程中的玄机。

其中，有一些中国特有的因素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在这些因素中，一个现象相当引人注目，这就是一种来自民间的江湖义气。

中国的江湖义气，在其早期，表现为侠义道所倡导的扶弱抑强、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等行侠仗义行为。太史公笔下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中那些重义轻生、“以武犯禁”的好汉，便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人物——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郭解。他们“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意思是说，这些人的行为虽然不符合正统亦即官方的行为规范，但是他们言必信，行必果，对于自己作出的承诺，必定全力以赴地去做，不惜牺牲性命也要急人所难。而且，游侠们还有一个极令人钦佩的重要特点：施恩不图报。曾经被他们救过命的人当了大官之后，他们会远走他乡，终身不复相见。其格调着实令人赞叹。他们一诺千金，舍生取义，他们的故事每每一唱三叹回肠荡气，至今常常会让人情不自禁地热血沸腾。

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愿意改变自己、以便使社会相对公平一些的统治阶层注定会越来越不安地发现，这种令他们无比厌烦的江湖义气，正在逐渐由一种个体行为，转化为一种群体或者集体行为，而且，在日益组织化、制度化与意识形态化。

这相当可怕，却实在不难理解，其起因有时简单得惊人。其情形，正如我国古代那句著名格言所说：胸中小不平，酒可以消之；世上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这是《水浒传》出现后几百年间，人们读到打虎英雄武松在鸳鸯楼一口气杀掉十几口人，不但不反感，反而觉得相当痛快的原因。

于是，当这种不平积累出足够大的破坏性能量时，替天行道的梁山泊好汉便出现了，明教出现了，弥勒教出现了，白莲教出现了，青红帮、哥老会等等一一出现。它们的出现，常常是一种改朝换代的先声。一旦统治者应对失当，社会就将由此进入到一种暴烈的激荡之中。

到朱元璋的时代，江湖义气已经带有了浓厚的帮派、团伙色彩。其特点在于，立身处世只论交情，即只看是不是“自己人”，而不问是非善恶。之所以会如此，我们在浩如烟海的元末明初史料中，很容易找到答案。

叶子奇是元末明初与刘伯温、宋濂齐名的大学者。甚至有今人认为他的思想、见解远比刘、宋高明。在其著作《草木子》一书中，叶子奇告诉我们，当时的官吏完全不知廉耻为何物，想出了极多敲诈勒索的名目。比如——

部下第一次见上司要交“拜见钱”，没有理由也跟人索要钱财叫“撒花钱”，逢年过节需有“追节钱”，过生日时必收“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迎来送往叫“人情钱”，审计追账曰“赉发钱”，论诉是非曰“公事钱”；弄钱顺利叫作“得手”，得了美差叫“好地分”，补上好缺曰“好巢窟”。

叶子奇记载说，当时的人们已经将这些官吏看作衣冠禽兽，与土匪强盗等而视之。我们知道，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监察、审计、司法、风纪部门都是维护这个社会健康秩序的最后一道关口，有如人体中的免疫系统，这一系统若失去效用，表明已经无药可救。据叶子奇记载，当时，监察、审计、司法、风纪部门的官员到下面去办案或处理问题时，其随从中常带有关于金银珠宝和财务方面的专家级私人顾问甚至司库。其职能是在第一时间检验被处理对象所奉献物资的品质、分量、成色与价值，以便为决策者们提供决策参考——这些各级官员们，在处理问题时，选择什么样的角度与分寸，是需要上述那些数据作为依据的。从历史记载中判断，此种情形可能已经是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普遍现象。

人类发展到今天的历史告诉我们，每当一个社会鼓励追逐利益，又缺少健康的秩序手段时，江湖义气甚至比它更坏的东西就会大行其道。届时，国家公器、权力与社会公共、公益事业全部以家族、帮派是否受益为前提。翻检我国历朝历代的兴衰治乱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惊心动魄的事实，这种东西的出现常常表明该社会的道德与秩序底线已经被击穿，其发展已经没有限度，其社会后果一般都是极度的凶险。

事实上，读一读《水浒传》，再将此书与元末社会两相比较，我们会很容易看出，这样一部通篇描写社会黑暗景象与梁山泊好汉江湖义气的巨著，在此时出现，绝非偶然——梁山泊好汉的出现，与北宋王朝的覆灭之间脚跟着脚；而《水浒传》出现时，大元帝国已然天下大乱。

朱元璋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

他的行为方式，基本没有脱出这一历史背景所给出的条件。

朱元璋的江湖义气，在许多史料和传记作品中都有记载。

公元1949年以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以明史权威著称的吴晗先生，在其《朱元璋传》中，曾经对此绘声绘色地作过描述：

朱元璋少年当放牛娃时，有一次与同村的徐达、汤和、周德兴等一干小伙伴，在山上玩饿了，又找不到吃的，于是，朱元璋提议，将自己替人家放牧的一头花白小牛犊宰了来吃。大家欢呼雀跃，吃得心满意足。随后，当一群小坏蛋们意识到无法向主人交代时，朱元璋一个人拍胸脯承担了全部后果。他想出的主意是：将吃剩下的小牛尾巴插进山上的一个石头缝里，然后告诉牛主人，说是小牛钻进石洞里，拉不出来了。最后，事情以朱元璋挨了一顿痛打并丢掉放牛的差事而告结束。

吴晗先生评论道，朱元璋虽然吃了苦头，丢了饭碗，“却由此深深得到伙伴们的信任，认为他敢作敢为，有事一身当，大家心甘情愿把他当作自己的头目”。这里可能有一个小小的误差，《明史》“徐达传”中说，比朱元璋小四岁的徐达，在朱元璋成为造反部队的部帅时，“往从之”，与朱元璋“一见语合”。如果此处的说法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徐达应该是在参加红巾军之后才认识的朱元璋并且意气相投。由此看来，他似乎没有参加这次分吃小牛肉的恶作剧。

朱元璋投奔扯旗造反的红巾军以后，在相当长时间里，都保持和发扬了这个特点，这可能是他能够迅速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朱元璋识文断字，见多识广，机智果断，敢作敢为，轻财重义，而且打仗不怕死，这可能使他在基本上属于乌合之众的造反部队里相当引人注目。

为此，这支部队的大头目元帅郭子兴很是赏识他，才几个月时间，就将他提拔到了自己的亲兵卫队里担任小头目，并且很快亲自主婚，把自己的养女——就是后来名声很大的那位马皇后——嫁给了他。但是，使他能够真正团结起一批死党并得到死心塌地拥戴的，除了才干能力等因素，他的胆识与江湖义气所起的作用恐怕不小。

当时，在这一伙造反部队中，分成几个不相统属的山头，相互间时常发生摩擦与内讧。有一天，郭子兴一个人上街，撞上了冤家，结果被对方绑架后关进了地窖。他的所有亲信、亲属包括两个儿子都被吓坏了，纷纷躲藏起来，不知如何是好。朱元璋是人们公认的郭子兴心腹，肯定也是被打击的对象。此时，他恰好领兵在外，躲过了此劫。得到消息后，出乎人们意料，朱元璋立即动身，准备返回去营救郭子兴。有人力劝他不要自投罗网，白白送死。朱元璋回答得大义凛然：“郭公有大恩于我，现今有难，我若只顾自己不去搭救，还能算个人吗？”结果，他回去后利用那几派之间的矛盾，又打又拉，竟然平息了一场一触即发的派系残杀。朱元璋自己则爬墙上房，身蹈险地，最后纵身跳进地窖，砸烂枷锁，将郭子兴背将上来。在这次危机处理中，朱元璋表现得有勇有谋、有情义有担当，可圈可点。

后来，当郭子兴被其他造反好汉挤兑得很难受、不得不离开自己的根据地投奔朱元璋时，朱元璋甚至将自己已经发展得实力很大的数万人马拱手交给他，然后一如既往地辅佐这位并不成器的末路英雄。幸亏不久后这位郭子兴一病不起，否则，后面的故事极有可能会演变得特别复杂。

朱元璋曾经做过一件事情，酷似当年李世民收服尉迟恭。

尉迟恭，字敬德，是一位传奇人物，中国民间神话中百邪不侵的两位门神之一。他曾经是李世民的敌人刘武周手下的一员猛将，归降李世民后很受重用。后来，与他一起投降的其他人反叛李世民。有人认为他也不可靠，劝李世民杀掉他。尉迟恭陷入惶恐不安之中。

这时，李世民把他请到自己的卧室，拿出一笔钱说：

“大丈夫相交以意气相许。如果你不想在这儿干了，这笔钱不多，权当是感谢你过去对我的帮助，咱们今后还是朋友；如果愿意留下来，我决不会做辜负你的事情。”

然后，解下佩剑扔到一边，就和尉迟恭在同一间卧室里呼呼大睡。

从此，尉迟恭死心塌地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并在玄武门事变中下死力帮助李世民，亲手杀掉了李世民的弟弟李元吉。成为凌烟阁上二十四位开国元勋之一。

朱元璋在打败一支曾经背弃他的部队后，俘获了数万名将士。这些人极度不安，害怕遭到报复。朱元璋下令在其中挑选了五百名勇猛壮士，担任自己的宿卫。当晚，星汉灿烂。朱元璋蒙头大睡，原有的警卫全部撤换成这五百人。灯火通明之中，这五百人静听着朱元璋鼾声大起，相当感佩。从此，全军死心塌地地冲锋陷阵，极大扩充了朱元璋的实力，并成为朱元璋夺取天下的基本队伍。

这种榜样性的江湖义气，其心理上的示范作用应该不可小觑。

有一个细节，透露出了许多信息，相当值得注意。

汤和比朱元璋大三岁，是当年一起分吃那只小花牛肉的小坏蛋之一。

《明史》记载说，汤和“幼有奇志”，村里的孩子们玩骑马打仗的游戏时，他总是扮演指挥官的角色。这个情节和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中的描述略有出入。在吴晗先生的笔下，相当细致地描写了朱元璋在游戏中扮演皇帝的过程。我们无法知道这种描写是否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想想古代社会足可以灭族的十大恶罪名，当时的成年人是否敢于让孩子们玩这样的游戏很值得怀疑。倒是《明史》中骑马打仗的说法似乎更靠谱一些。

《明史》中说，汤和长大后“身长七尺，倜傥多计略”，“沉敏多智数”。表明此人高大魁梧，换算成今天的尺度，其身高大约在一米九十以上，而且十分洒脱，富有谋略，沉着、敏捷、颇有才智。汤和比朱元璋更早投奔了红巾军，有一种说法认为，正是汤和写信给朱元璋，劝诱这个游方和尚也来投奔了红巾军。当时，由于战功，汤和已经官居千户，但他对朱元璋却相当恭敬。史书记载说：朱元璋受到郭子兴的信任，从一个马弁迅速崛起为部帅后，军中诸将以同辈视之，没有人肯做小服低，唯独年龄与资历都胜过他的汤和，很是奉命唯谨地遵从他的约束与指挥。这使得朱元璋“甚悦之”，感觉特别愉快。

这种情形，显然不是中国人社会生活中的常态。我们找不到更多细节说明何以会如此。从常理推断，这种情形的原因，一定应该到朱元璋本人的素质、品性、才干、谋略中去寻找才对。

稍微用心看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上述故事和朱元璋参加红巾军之后的一系列故事中，已经具备了古代江湖义气的全部要素和现代黑手党故事的一些最重要特点。朱元璋显然也具备了成为团伙老大的基本素质。翻一翻历朝历代史料，我们会很容易发现，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攫取权力和利益的故事，大抵都是以这种“有肉大家吃，有事一身当”的动人情节开始的，但是其结局具有同样喜剧效果的却并不多。原因在于这种所谓义气之中，实际上包含着反人性的悲剧基因，这种基因与我国帝制文化传统中天性凶残的基因结合后，其果实通常都很难赏心悦目。

后来发生的一切，可以成为上述判断的依据。这些分吃过小牛犊肉和后来在红巾军中受过朱元璋恩惠的伙计们，大多成为朱元璋武装集团中的重要战将，出生入死地跟着他打天下。据说，这种同乡人共有二十四位，其中一部分是和朱元璋一起“撒尿和泥”长大的。大明帝国建立后，他们全部成为帝国的开国元勋，享有崇高的荣誉、地位、权力与待遇。比朱元璋小四岁的徐达甚至成为这些武将中的首席功臣。最后，这些人除了早死的之外，只有一位中风后不停地淌口水的汤和算是逃脱了洪武皇帝的荼毒，其余无一善终，有的还死得极其悲惨。这些都是后话。

而在打江山的过程中，无论如何，朱元璋的舍生忘死、“有肉大家吃”的义气、才干及其对未来的预期，可能是相当多的好汉死心塌地跟着他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