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希特勒本人需要自以为是地发表意见以说服影响别人，仅此一点就足以成为他写书的动机。他一返回监狱便开始在笔记本里写一些自传性的回忆文字。10在慕尼黑接受审判时，他曾略带夸张地提到年轻时在维也纳度过的一段艰难时光。希特勒回忆这一段人生经历，意在取悦众人，并且轻而易举地将这段转变过程打上了政治烙印。两个月后，希特勒坐在了兰茨贝格监狱的七号牢房里，决心把这一宣传手法再次运用于他写的书里。
在4月或5月初的某个时段里，希特勒开始在那台接受审判前用过的打字机上打印书稿：
我庆幸自己生长在……
希特勒停止了打字。他把打字机滑架移回原位，又重新开始打字：
今天，我觉得幸运的是，自己生长在……布劳瑙小镇[1]。这个小镇位于两个日耳曼国家的接壤之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将它们的统一视为人生的崇高目标。
这些话语后来成为希特勒那本赫赫有名，又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一书的开篇段落。
希特勒在第一次尝试写书时至少写了五页。打字原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从法国士兵占领的贝希特斯加登别墅神密地消失。几十年后，又在美国的一批私人收藏品中重见天日。经学者仔细分析，又经笔迹、打字稿与纸张方面的法医专家确认，那五页书稿由弗罗里安·贝艾尔和奥斯马尔·普洛金格在2009年发表于慕尼黑《当代史季刊》（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的一篇文章中进行了详细描述。11结果证明，那五页书稿是后来出现在《我的奋斗》开篇第一章（题目为《我的家史》）中的希特勒打字原稿。
希特勒现在知道他走上了一条无怨无悔的道路。他坚信自己头脑中装着一本书——至少一本，也许更多。他还认为自己可以很快地写出一本书来。5月初，就在重返监狱以后五个星期，他就开始谈论那本书，好像它已经问世一样。希特勒在5月5日写给西格弗里德·瓦格纳（理查德·瓦格纳的儿子）的书信中说，“他最后要写一本书，彻底清算那些在（1923年）11月9日热情高呼‘万岁！’，紧接着又叛变，把暴动指责为‘疯狂行动’的人。”希特勒当时一心想要找卡尔、洛索和塞瑟尔算总账。他要写的那本书的书名就叫《同谎言、愚昧和怯懦所进行的四年半斗争：清算总账》（Four-and-a-Half Years of Struggle Against Lies,Stupidity,and Cowardice:A Reckoning）。
当这本书在很大程度还只是希特勒的一个尚未实现的写作愿望时，一场小小的投标竞购之战爆发了。显而易见，由叛国罪审判法庭上得胜归来的一名囚犯所写的全面揭秘之作，肯定非常抢手，因为作者本人掌握着巴伐利亚执政三雄和巴伐利亚国防军可疑交易的大量内幕情况。希特勒以前当兵时的一位中士，眼下担任暂时被查禁的《人民观察家报》业务经理的马克斯·阿曼在出版方面可谓雄心勃勃（后来他控制了一半以上的德国出版集团）。作为纳粹党艾耶出版社的负责人，他委托有关专家对希特勒撰写的一本书的市场前景展开调研。他收到的回复令人惊讶。“如果出版商发行500本收藏版希特勒单种著作，配以特殊装帧（采用直纹纸和半皮革装订），每本书上打上号码并带有希特勒先生亲笔签名，这样每本收藏版的售价至少为500马克。”调研评估专家预测道。12
阿曼想要购得希特勒著作的独家发行权，但是缺乏资金。他说图书市场非常不景气。希特勒似乎对于能够影响纳粹支持者以外的市场也有兴趣。他考虑过另一家民族主义出版商——大德意志联营出版集团的竞购要求。这家出版商对于竞购希特勒著作的独家发行权非常重视，并采取了有力措施。从4月初开始，这家出版商的主编、业务经理和其中的一位业主先后五次拜访过希特勒。在同一个月里，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也拜访希特勒五次。他声称很想出版希特勒的著作，但是他却无法说服他的兄弟，后者控制着家族出版公司。最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希特勒放弃了联营出版集团，将独家发行权授予了阿曼。虽然据说还有其他出版商参与竞争购书，比如恩斯特·波普勒的德国大众出版公司，甚至还有国外的出版商向希特勒开出了很高的购书价格，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这种传言。13希特勒对一些保守的出版商朋友，比如尤利乌斯·勒曼和胡戈·布鲁克曼等人，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无论如何，不管最后开出了什么样的购书价格，希特勒还是做出了正确选择，把他的著作留在了纳粹党人内部。他和阿曼因此从中赚了很多钱，腰包鼓了起来。《我的奋斗》从此成为阿曼手下庞大出版企业和希特勒个人财产的基础。这本书的所有版税收入都存在希特勒的个人账户上，同纳粹党账户无关。
希特勒有了自己的出版商。到5月中旬，他对来自萨尔茨堡（在奥地利境内）的探访者们说，他写的书“很快就要出版了”。14为了表明要进入日常写作状态，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的木匠塞巴斯蒂安·施普林格那里订购了一个工作台。5月8日那天施普林格开出了一张15马克的账单，为希特勒制作了一个“涂过油漆的褐色小尺寸打字桌”。15一个房间，一张小桌，安静的环境，充裕的时间。一位作者唯一想要的另一件物品就是一台新打字机。也该着希特勒走运，想什么来什么。守护天使再次降临到他的生活当中。她就是柏林著名钢琴制造商的妻子海伦娜·贝希施泰因。她同丈夫和女儿一起在5月15日那天“乘坐一辆配有身穿制服司机的大型轿车”前来看望希特勒。16关于此次来访，人们只知道这位在慕尼黑四季饭店拥有私人套房的贵妇人同监狱看守闹得很不愉快。让她气恼的是，看守要对她送给希特勒的那包礼品进行常规安全检查。贝希施泰因夫人一怒之下撕开了礼品包装，“精品胡桃糖”散落一地。她高声叫道：“检查吧！看看里面有没有机关枪！”17
海伦娜·贝希施泰因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又来了五次，她已经迷上了希特勒，当时又是纳粹党资金赞助人。因此人们认为是她给希特勒捐赠了一件正好需要的写作工具——一台崭新的美国制造的雷明顿便携式打字机（黑机白键）；18从其产品编号上看来，一个月前刚刚在纽约问世。19这台亮铮铮的小巧雷明顿打字机同希特勒那个配有小尺寸崭新打字桌的狭小房间正好珠联璧合，弥补了缺憾。无论其来历如何，希特勒正是用这台雷明顿便携式打字机几乎打印出了《我的奋斗》第一卷的全部手稿（一开始，希特勒只打算写一卷）。
希特勒平时邋遢，用起他那台新打字机来却是井井有条，令人吃惊。他用那台德国造旧打字机打印出《我的奋斗》开篇自传内容之后，又开始用崭新的雷明顿打字机打印该书其余内容的纲要。此时他采用质量更好的新型纸张，据说是纳粹党印有信头的信纸，每一页左上角均饰有纳粹党党徽图案。（研究人员贝艾尔和普洛金格认为，也许是海伦娜·贝希施泰因把纳粹党信纸带给了希特勒。这暗示着贝希施泰因夫妇在去往兰茨贝格监狱的路上到过慕尼黑纳粹党总部，或者他们在酒店时有位纳粹党代表前来拜访过。）
打印出的纲要共18页，里面有许多下面这样的语句：“解决政策只能出现在欧洲……需要立刻开战”，“放弃国际贸易与殖民地，放弃海战舰队”。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这句话：“我从来就不是和平主义者。”这个纲要条理分明，结构清晰，采用自传式框架讲述希特勒本人的政治经历，宣传其思想观点。使人吃惊的是，希特勒在写作《我的奋斗》一书过程中继纲要之后又写了许多离题的话。
5月末至6月初，整个要塞牢狱里响起了希特勒的那台崭新打字机发出的“噼里啪啦”的声音。据新来的狱友鲁道夫·赫斯披露，希特勒经常在每天早晨5点开始打字。赫斯在一封家书中写道：“早晨5点钟，我为希特勒（他正在写书）和我自己沏杯茶水。”20希特勒还经常自掏腰包支付电费，让自己房间的电灯在晚上10点宵禁以后继续亮上两个小时。希特勒在用铅笔记笔记、写部分草稿时，就把废弃的一些手稿用纸扔进垃圾箱里，每天早晨又由看守很负责任地捡回来。“根据希特勒那种几乎难以辨认的字迹，我们可以断定其内容同政治有关，”黑姆里希这样写道，“起初我们把那些活页纸送到信件检查员那里。不过既然希特勒在离开监狱时必须把写完的那本书送到信件检察员那里，所以我们按照吩咐把废弃的稿纸毁掉就行了。我叫人把垃圾箱里的废物都倒进了火炉里。”21
虽然希特勒仍然处于初稿写作阶段，阿曼在6月中旬却先行一步，制定了一份四页宣传册，宣布要推出一本“近400页”的新书，书名便是希特勒写下的有关“谎言、愚蠢和怯懦”的复仇性冗长书名。第一页几乎用整个版面印着一幅希特勒胡须翘起，留着背头的正式照片。一些支持民族主义的报纸开始刊登有关那份宣传册的报道，以及（6月份）即将出版的新书广告。纽伦堡《大众回声报》刊登了一篇头版大型报道，标题是：“希特勒做出的牺牲！”两天后，该报又以异常激动的笔触报道希特勒新书（还没有写出来）首印五万本的传言。该报已经将希特勒的这本新书称为民族主义运动的“圣经”。22
阿曼在吊起读者胃口方面无疑大获成功。但是到那时为止，根本看不到新书的踪影。
【注释】
[1] 希特勒出生地，位于奥地利的东奥地利州。——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