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曾经是一战时期飞行员的另一位慕尼黑大学学生鲁道夫·赫斯已经看出了希特勒的意图。赫斯出生在埃及亚历山大港市一个富裕的德国商人家庭。他深受以地缘政治理论而闻名的卡尔·豪斯霍费尔教授的影响。希特勒则通过赫斯的介绍，将豪斯霍费尔的受众融入他所制定的生存空间政策当中，为二战时间入侵俄罗斯提供借口。15赫斯相貌英俊帅气，但喜怒无常（“我是一个怪人，性格复杂多变”，他在寄给未婚妻的信中这样写道），是极北之地成员。另一位成员将极北之地描述为富有的“知识分子俱乐部，专门研究日耳曼人历史”。16在纳粹党内，赫斯的角色是希特勒的私人助理与秘书——这个角色后来使他成为希特勒在狱中最亲密的伙伴，再后来又使他成为纳粹党副元首。赫斯在慕尼黑大学读书时荒废学业，经常守候在纳粹党总部门外，千方百计地要使那位难以捉摸、行踪不定的纳粹领导人按着预定的时间出行。
希特勒的智囊团还包括马克斯·阿曼。此人是位退役军人，一战期间曾是二等兵希特勒在西线的中士指挥官。阿曼是位“粗人”，喜欢在啤酒馆里打架斗殴，后来成为希特勒的全权代理出版权威。希特勒任命他为《人民观察家报》业务经理和自己的著作出版人。《我的奋斗》一书让他们两人赚取了数百万马克。阿曼还担任第三帝国时期控制新闻界的铁腕强硬机构帝国新闻协会会长。
迪特里希·埃卡特是剧本《培尔·金特》的译者，做过希特勒的顾问，很懂得从各方面享受生活。除他以外，还有好几位才华出众的人士被吸引到希特勒这位激情似火的年轻演讲家身边，参加了他所领导的不断发展的政治运动。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是爱沙尼亚裔德国人，接受过俄罗斯教育，自视文采过人，后来成为纳粹党信徒，担任《人民观察家报》主编。希特勒读过罗森堡所写的反犹太主义论文《犹太人的历史足迹》，并深受其影响。那位秃顶、表情严肃的马克斯·埃尔温·冯·舒伯纳-里希特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具有波罗的海沿岸文化背景的德国人。他为希特勒身边那一伙粗鲁浅陋的干将们增添了一丝温文雅致特色，既使希特勒多了一位谋士，又通过俄罗斯富有的境外移居者们的人脉关系为希特勒增加了资金来源的渠道。罗森堡和舒伯纳-里希特对希特勒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他越发坚定地认为“有一伙犹太文学家”——比如列夫·托洛斯基和犹太人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是屠杀俄罗斯“三千万”共产主义受难者的幕后推手。希特勒反犹太主义立场越来越倚重于对俄罗斯恐怖案的反复揭露，倚重于阅读那本充满恶语毁谤的伪书《犹太人贤士议定书》（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有可能是罗森堡赠送给他的）。“那些血腥的犹太人用断头台替代了议会，造成了知识分子，最后还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灭顶之灾。”希特勒总喜欢这样说。17后来罗森堡在制定第三帝国非常严酷的种族法律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但是希特勒的个人喜好，正如他在政治上热衷于说服打动广大民众而非精英阶层一样，常常倾向于社会下层。希特勒在业余时间里参加慕尼黑市内各处的咖啡馆聚会时，经常带着他那位从前当过屠户的贴身保镖乌尔里希·格拉夫，还有克里斯蒂安·韦伯，此人身体超重，以前做过酒吧保镖和马贩子。18有时为希特勒当司机，经常陪着他逛咖啡馆的那个伙伴皮肤浅黑，英俊帅气，名叫埃米尔·莫里斯，原来是德国北部的一位钟表匠（后来发现他有犹太血统，被从希特勒的核心集团中清理出去）。摄影师海恩里希·霍夫曼早就看出希特勒可以成为一座供他挖掘的金矿，于是便加入了希特勒的纳粹党。人们可以看到这帮快活的同党经常与不同的伙伴一起出现，主要地点是画廊大街皇家花园附近高雅的海克咖啡馆和市中心古老的诺玛雅咖啡馆（星期一夜晚这家咖啡馆为希特勒预留一个专用咖啡桌）。有时他们出现在舍林大街上离《人民观察家报》驻地只有几个街区的一家名叫“巴伐利亚酒馆”的意大利小酒馆里，那里也提供一些阿尔卑斯风味的菜肴。凡是对希特勒这伙同党观察过的人都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希特勒几乎一直是自己一个人在高谈阔论。
希特勒身边的心腹成员中有一位来得较晚，但地位却很重要的人物——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他的父亲是一位德裔美国艺术图书出版商。他本人在哈佛大学读过书，由于身材高大（6英尺4英寸，193cm），下巴突出，一副儒雅派头，因而显得鹤立鸡群，与众不同。汉夫施丹格尔有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绰号“普希”（Putzi，意思是“小男孩”）。1922年11月，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时的一位老朋友——杜鲁门·史密斯上尉，要求他亲自去听一次希特勒本人发表的演讲。史密斯当时是美国驻柏林大使馆副武官，去过慕尼黑，亲自会见过希特勒。每当有人提出一个简单问题，纳粹领导人希特勒都能针对问题发表一番完整的演讲，对此这位年轻的武官非常佩服，“就好像按下了留声机的开关一样”19。史密斯想要汉夫施丹格尔自己体验一下在现场听希特勒演讲是什么感觉。汉夫施丹格尔亲自听了一次希特勒的现场演讲，结果被深深地震撼了，他将那次演讲称为“大师级的表演，其中运用的各种暗讽和反讽手法在我听过的演讲中是无与伦比的”。在那次演讲之后，汉夫施丹格尔把自己介绍给希特勒，他们两人很快就建立了亲密关系。“你所说的95%我都同意，很想找时间同您探讨一下其余的内容。”汉夫施丹格尔这样说道。“我相信我们不会因剩下的5%内容发生争吵。”希特勒答道。20一开始情况就是这样。
汉夫施丹格尔不久便加入了希特勒的核心集团。由于他既有闲暇时间，又有经济条件，因此成为希特勒在慕尼黑的主要随行伙伴。汉夫施丹格尔经常同希特勒在一起，所以同大多数人相比，他对于这位纳粹党领导人的清苦生活方式了解更多。他介绍说，希特勒在靠近弯弯曲曲的伊萨尔河的蒂尔斯大街上租了一个很小的房间，“好像一个衣衫褴褛的小职员一样生活在那里”。覆盖着油毡的地板上铺着几块破旧的地毯。但是在希特勒同房东共用的宽敞前厅里摆放着一架立式钢琴，可算是前厅里唯一的亮点。汉夫施丹格尔钢琴弹奏水平高超，有时就在前厅里弹奏一些曲目，对希特勒的个人品位有所了解。“我弹奏了一首巴赫赋格”，汉夫施丹格尔写道。希特勒“略带冷漠地点了点头”。但是当汉夫施丹格尔开始弹奏瓦格纳的乐曲时，情况发生了变化。瓦格纳是希特勒喜爱的音乐大师和政治英雄。“我开始弹奏瓦格纳创作的歌剧《纽伦堡的歌手》的序曲。这回弹对了。这是希特勒喜欢的乐曲，他已把这首乐曲熟记于心，可用口哨外加具有奇特穿透力的颤音效果吹出这首乐曲的每个音符，而且绝不跑调。”毫不奇怪，希特勒对汉夫施丹格尔弹奏的哈佛大学那些历史悠久的战斗歌曲也很感兴趣，禁不住心潮激荡，最后竟连连叫好。21
汉夫施丹格尔同希特勒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位神通广大的出版商后来设法将1000美元借给了纳粹党。在饱受通货膨胀困扰的德国，这可是一笔巨款。《人民观察家报》有关人员用这笔款购买了宽幅轮转式印刷机，因此这份报纸就能够以更宽的幅面、更具吸引力的版式出现在读者面前。22汉夫施丹格尔还把希特勒介绍给上流社会，邀请他共赴晚宴，同潜在的支持者和捐赠者们建立联系，其中便有著名的艺术家族弗里茨·奥古斯特·冯·考尔巴赫家族。23包括希特勒内在的奥地利人特有魅力也随即显现出来。虽然希特勒有时表现得略显笨拙一些（有一次汉夫施丹格尔亲眼看到希特勒往葡萄酒里加糖），但总的来说他还是一位极受欢迎的人物，尤其受到女士们的欢迎。
除了钢琴生产商的妻子海伦娜·贝希施泰因以外，对希特勒痴迷的女士中还有一位由迪特里希·埃卡特介绍的富有的夫人，名叫爱尔沙·布鲁克曼。她是保守派出版商胡戈·布鲁克曼的妻子，他们在慕尼黑市的纪念碑区拥有一座大型豪宅。爱尔沙·布鲁克曼贵为罗马尼亚公主，是一位远近闻名的沙龙女主人。若能收到请帖参加她主办的社交晚会，那就是跻身于慕尼黑社交界的象征。希特勒收到过许多这样的请帖，成为她所举办的社交聚会上的稀奇人物。贝希施泰因和布鲁克曼两位女士常常设法将丈夫的现金送给希特勒，有时甚至采取拐弯抹角的方式把财产转到希特勒的名下。一天夜晚在柏林的豪华住宅里，埃德温·贝希施泰因拒绝了希特勒在晚宴中提出的新的捐赠恳求。他说资金短缺。但是正当希特勒告辞时，贝希施泰因的太太赶忙把自己易于变换成现金的一些熠熠闪光的珠宝塞到希特勒手里。后来她又把自己收藏的一些昂贵绘画作品慷慨地赠给了希特勒。希特勒从未公开地与女士有染，直到生命的最后两天依然未婚，但是他对许多女士有着近乎神秘的吸引力。
1922年秋季，有关希特勒政变的传言已经在慕尼黑传得沸沸扬扬（整整一年后，希特勒果然采取了行动）。这次政变传言之所以扩散开来，其原因并非是希特勒本人发表了什么言论，或者采取了什么行动，而是由德国境外发生的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所引发。1922年10月，本尼托·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政党突然发动据说是一开始便“向罗马进军”的政变，继而接管了意大利政府。历史学家指出，那次进军只是象征性的，并无多大实际意义，最后以协商接管政府而告终。但是大进军的神话及其生动情景已经深入人心，尤其在德国，深深影响了像希特勒那样的未来革命者。希特勒把墨索里尼的大胆行动视为“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他立即将进军罗马的概念转变成了德国版的向柏林进军。24希特勒梦想着把他身后在巴伐利亚的所有武装力量全都汇聚调动起来——强大的右翼准军事组织，国防军驻在巴伐利亚的一个师，再加上军事化的巴伐利亚警察力量，然后发动一场由慕尼黑向柏林的大进军，举行“全国起义”，夺取政权。他将领导一支军事力量和一场伟大的正义事业——他所向往的德国的“复兴”，直奔柏林城门，一路上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希特勒是一位坚定不移的一流宣传鼓动家和极其浪漫的人物。向柏林进军那电影画面般的生动情景强烈地影响并触动着上述两种本能品性。他不仅仅想要推翻魏玛共和国，而且还要大张旗鼓地取而代之——就像墨索里尼接管意大利政府那样。
希特勒也深受凯末尔·帕夏的影响（此人后来被称为土耳其国父）。当年凯末尔·帕夏从安卡拉外省基地成功发动政变，推翻了君士坦丁堡政府。希特勒在自己的政变企图中要把墨索里尼和帕夏的方法结合起来，在外省基地慕尼黑举行起义，主要行动目标直指柏林。
希特勒认为自己有理由对此番冒险出击计划感觉良好。就在墨索里尼大胆起事一周前，希特勒便已发动了一场厚颜无耻的侧翼行动。当时希特勒受邀率领一个小型代表团，以和平方式参加在巴伐利亚北部小城科堡举行的一次民族主义欢庆活动。但是，希特勒率领650名冲锋队员乘专列到达那里，基本上接管了科堡。他的武装部队猛烈袭击了前来参加庆祝活动的左派团体，第一次为希特勒赢得了使一座城市摆脱“红色恐怖的解放者”的名声。25那次亲身经历使希特勒忘乎所以，也使他的信心空前高涨。“从现在起，我要独自走自己的路。”26他这样振振有词地宣称道。
尽管希特勒没做任何准备，也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理由认为他随时要主动出击，但他已经明显开始认真考虑要举行包括进军柏林在内的暴动活动。271922年11月，希特勒在一次“讨论晚会”上对追随者们说：“墨索里尼向我们表明，在民族主义积极性的感染激励下，少数人也能干成大事。”此番言论足以使谣言四处扩散，而且随着1923年开始，巴伐利亚当局感到困惑。一旦灌输了进去，采取大胆行动这个念头便在希特勒的心头扎下了根。用一位对手的话说，就此变成了“无法改变的想法”。只要是希特勒心里所想的事情，几乎早晚都要付诸行动。
【注释】
[1] 或译“领袖原则”。——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