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幸运，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所藏档案中，我们找到了四份经总统府修改过的、内容大体相同的《赵总理呈请解职文》底稿，其中两份末尾有“四月廿号已清”字样，说明草拟及修改时间就在赵秉钧进入法国病院之后。呈文云：

查该二员（指洪述祖、应夔丞——引者）虽经荐引，素乏私交，谓其才有所长，委以一定之事，其出范围之外，自非长官所期。至于犯法行为，更难代负责任。惟该二员尝以职务关系，曾与函电往来，而语不涉私，事可指实。其在该二员互相交通事件，则非所知。盖个人意思之与机关意思，司法问题之与政治问题，本截然两事，各不相蒙者也，理最普通，原易索解……惟是悠悠之口，愈传愈讹，随时辩解，则不胜其劳，坐任纷纭，则欲甚其惑。故秉钧在职，实于政府威信总有妨害，即司法检查，亦难以间执其口而折服其心，勿宁暂离政局，使个人行为与机关意思，司法事件与政治问题，两不相蒙，断绝关系，庶几政府之威信、司法之尊严两无所损，不至因此一案影响治安，而秉钧亦得静养调摄，以图后效。为此呈请大总统，解去秉钧国务总理、内务总长本任，另行派员代理。[89]

值得注意的是，总统府将呈文最后“解去秉钧”四字改成了“准予暂离”四字，说明总统府并不同意赵秉钧彻底解职离任。与呈文一起保留下来的，还有总统府的批示底稿，最后一句为“赵□□应准暂离国务总理及内务总长本任，仍望加意调摄，勉为国事自重”，[90]与修改后的呈文中“准予暂离国务总理、内务总长本任”一句意思保持一致。

然而，呈文及批示并未正式宣布，原因当是4月25日晚江苏都督程德全、省长应德闳通电宣布宋案证据后，举国为之震动，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民立报》当日以《杀人犯之主名·欢迎赵秉钧》的醒目标题，发表评论道：

宋案发生一月余矣，人人欲睹此案之真相，人人欲知杀人之正犯，及今而证据之大部分，已共白于天下矣。自应、武获案而表面之证据中，得一洪述祖。自应、武引渡，而大部分之证据中，得一赵秉钧。呜呼，赵秉钧！尔非万恶政府之国务首领耶？尔之名字，何赫然发现于宣布证据之通电耶？海运局之营仓（武士英、应夔丞关押处——引者），检察厅之横舍，现已准备欢迎矣。呜呼，欢迎者，又岂独一赵秉钧耶！[91]

次日，《民立报》又开始连载血儿《综论大暗杀案》一篇长文，分析袁、赵为何要杀害宋教仁，以及国民及国会应当如何对待袁、赵，提出“袁、赵自行解职，组织特别法庭，以受法律之裁判”之法。倘若袁、赵不归法庭对质，则“国会当依据《约法》提出弹劾案，使袁、赵解职，由国民组织特别法庭，为公正之审判，以为此案最后之解决也”。[92]《民权报》则于同日刊登徐谦《布告国民》书，云：“我民国何不幸，而有此暗杀民党、阴谋不轨之政府！……此案实施犯罪者武士英也，共谋杀人者应夔丞也，故唆杀人者洪述祖也，而造意杀人者，非他，乃政府也……政府杀人之证据，今宣布于我国民之前矣。袁世凯也，赵秉钧也，洪述祖也，应桂馨也，若此诸犯，皆为刺宋之共同犯罪人，皆应受民国法律之制裁。”[93]4月29日、30日，《民立报》又连载《数袁世凯十大罪布告国民》，历数辛亥鼎革以来，袁世凯实行“武人专制”“军警干政”，滥杀共和有功之人等十大罪状。[94]

袁、赵不得不全力应对国民党及舆论铺天盖地的攻击。4月28日，赵秉钧发表自辩“勘电”。同日，袁世凯亦发表“堪电”，声援赵秉钧。很快，舆论又予以批驳，认为“宋案证据，不可以电辩了事”，“剖白大总统心迹，不可以一电了事”，“为赵秉钧计，宜赴有司受法律之裁判”，大总统“亦惟但赴法庭求伸辩于法律而已”。[95]5月1日，共和党人孙武亦上书大总统，提出“为保持全国政务进行计，似应准予（赵秉钧）暂行辞职”。电云：

大总统钧鉴：敬启者。武日来叠阅上海程都督、各〔应〕省长宣布宋案证据通电，及赵总理对于各项证据剖析申明通电，知将来非诉诸法律，必不能证清案源，以安英灵而彰公道。在证据中，一月十四日赵总理致应犯函“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一节，国务院为各部长官会同办事之地，私计阴谋焉能出此。即此一节，已足证赵总理与应直接交涉，断无特别隐事。直至三月十三日应犯致洪电，始有“若不去宋”之语，更可知谋宋动机，系当时由应动议主谋，洪且在被动地位，何论总理。将来水落石出，有罪无罪，必足以昭示天下，此固无庸为赵总理虑者也。惟是当此案未明之时，舆论分歧，赵总理不免处于嫌疑地位。国务总理既处于嫌疑地位，国人之信任心或因之薄弱，一切政务何能积极进行。武微闻总理前已提出辞职书数次，我大总统为保持全国政务进行计，似应准予暂行辞职，静候该案结清，再行复位，庶此案不致牵动政府，民国前途或增稳固。武困思熟虑，以为似应如此，始足以维持大局。一得之愚，是否可采，伏希酌夺，敬请钧安。孙武叩。[96]

在此情形下，赵秉钧又一次提出辞职。据5月2日《亚细亚日报》载，“赵总理日前面谒总统，力陈病体不支，坚求辞职。总统颇致慰留之意，而赵退志甚坚，回寓后即饬办免官呈文，立时呈递”。[97]呈文以“日来头眩益甚，困顿不支，力疾从公，倍形竭蹶，设有贻误，关系匪轻”，请求“准予免官，俾资调理”。但袁世凯并未批准免官，而是批示：“该总理病体未痊，应给假十五日，俾资调理。所请免官之处，应毋庸议。”[98]同时令段祺瑞暂代国务总理，接着又令言敦源暂代内务总长。对于这一人事变动，张国淦记道：

宋案出后，举国哗然，除公布文电外，空气紧张，日甚一日。府方正筹对策，适四月三十日，府秘书长梁士诒自沪返京（在宋案前梁以私事去粤），建议：“此事只有先免赵职，改任唐绍仪，另组内阁，以平民党之气。至赵有无嫌疑，再待国民评判，庶可缓和。”其时，赵辞职呈文已递多日，总统采用梁说，即令府秘书办赵秉钧免职、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命令。当电召我到府，嘱将命令带院，由总理署名，交印铸局发表。时有一人在座（不识其人，年约五十岁以上），力言为“汉杀晁错，不能止吴濞之兵。总统能始终迁就，即可牺牲晁错；若果有决心，今日万不必出此”云云。袁迟回半晌，将命令收回。至五月一日而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之命令下矣（内务总长以次长言敦源代理）。[99]

此段中，“宋案出后”是指程、应4月25日通电全国，撮要公布宋案证据一事。“公布文电”指政府方面，袁、赵于4月28日发表“勘电”等事。“赵辞职呈文”当指前文所引赵呈请解职文稿。由张国淦所记可知，袁曾考虑接受梁士诒的建议，同意赵秉钧辞职，以应对国民党和舆论攻击，但在有人提出“汉杀晁错，不能止吴濞之兵”后，袁决定收回成命。由于外界普遍将赵秉钧视为袁世凯心腹，并且当时袁世凯事实上也已受到攻击，“汉杀晁错，不能止吴濞之兵”一说显然触动了袁世凯。袁让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却未准赵免官之请，而是给假15日，令其调养身体，用心十分明显：一方面做出姿态，以缓和国民党及舆论攻击，另一方面继续让赵秉钧充当“挡箭牌”。只要赵秉钧不免职，袁世凯就多一重“防火墙”。原本担心袁世凯会牺牲自己的赵秉钧此刻大概也明白袁的用意，知道自己对袁世凯还有用，但心里总是不舒服。故有报道云：“赵自迁三海后，终日吞云吐雾，忽曰：我老夫老妻，落此下场，实不甘心。”[100]5月15日，赵秉钧以“病体依然”，呈请续假15日，获得袁世凯批准。[101]6月3日，赵秉钧以“病体仍未就痊”，第二次呈请续假15日，又获得批准。[102]进入6月中旬后，宋案对袁、赵的冲击渐弱，心力交瘁的赵秉钧于6月16日再次呈请“准免国务总理、内务总长本官，遴员继任”，但袁世凯仍不同意，批以“再给假半月，安心调治，所请免官之处，仍毋庸议”。[103]7月12日，“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与国民党人彻底决裂，赵秉钧完全失去“挡箭牌”作用，袁这才于7月16日同意免去赵秉钧国务总理、内务总长本官。此时的袁世凯对赵秉钧应当是既感激，又愧疚，因此隔天便任命赵秉钧为“步军统领兼管理京师巡警事务”。12月16日，又委赵以直隶都督重任。1914年2月27日赵病卒任上。

由以上叙述可知，从刺宋案发生直至“二次革命”爆发的三个多月中，赵秉钧几乎一直在要求辞职或免职，但每一次都被袁世凯拒绝，并遭到袁世凯周围多数人反对。一些舆论对于赵秉钧坚欲辞职，也从一开就持反对论调。如《亚细亚日报》专门刊登社说，对闻听赵秉钧决意提出辞表，表示“较闻暗杀宋教仁消息之传来，尤为震骇”，认为“宋君为社会中之个人，其被暗杀亦为通常习闻之事，即极其关系之重大，不过为政党中重要分子与有学识之一人材”，“若因社会上杀一个人而总理辞职，则吾未之前闻；即杀一政党中人与有学识之人材，而总理辞职，吾人未之前闻”。又认为，洪述祖虽然是内务部秘书，但“洪述祖之与刺宋案，为个人行动，为有所主使，尚未可知。但使能实行拿洪解沪，总理对于此案，即可不复过问。若谓社会中有嫌疑总理、指目总理者，则悠悠之口，何所为而不可。身当政局，焉有如许闲情，与社会争气，与报馆斗口”。因此，批评赵秉钧提出辞职“为无意识之行动，乃妇人女子负气之所为，岂当国重人之所宜出此乎？真所谓不识大体者也”。[104]又认为：

惟赵氏身任国务总理，自应对于国务员负完全之责任，乃因此偶尔嫌疑之风说，挟气辞卸总理之职。倘继任者后因偶被嫌疑，亦相继而辞职，国务总理何等重要，焉能儿戏若此。况临时政府行将告终，乃一切不顾，毋乃太不负责任，盖适足形其无意识而已矣。[105]

《时事新报》论调亦复相同：

赵之蒙此嫌疑，固赵之不幸，然堂堂总理，以此等嫌疑而即思辞职，视总理太轻，视自己亦太轻，可谓无意识，不负责任者矣。如负国务者皆以嫌疑而即须辞职，则凡欲推倒内阁者，但制造一嫌疑案而已足矣，又何须以万钧之力，与政府激战哉！然有中国之共和程度，乃有此不负责任之总理，固无足怪矣。[106]

《新纪元报》也刊登社说，对赵秉钧欲辞职赴沪对质表示“大愚不灵，大惑不解”，称其不仅“规模狭，局量褊小”，而且“视国家之轻，不如其视自身之重”。又云：

宋遯初虽政党之重要人物，而自社会方面言，乃个人耳。其死纵属可悲，然因社会上个人之生死，而使国务总理辞职，藉使违反法律须负政治上之责任，赵总理又将若之何？且国务总理者，国家之机关也……如宋遯初之遭暗杀，果其赵总理与之有关系，即辞总理之职，仍不能逃于法网之外；如其与之无关系也，则辞职只增政治上之纷扰，而轻视国家之机关。而赵总理者，其行动乃于小丈夫不识大体，而与妇人女子争负气之概，其有辱国务总理，虽沸东海之波，不足湔除其污者也。[107]

这些批评看似立于某种高度，出于理性，实则完全不顾宋案实情。宋案非普通刑事案件可比，对政局影响甚大，固不必细论。赵秉钧辞职原因之一，是他认为应夔丞“口供牵及部员（即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引者），己有管辖之责，若不离任，则于缉凶、搜据诸有不便，理应回避”。[108]这恰是识大体、负责任的行为，却被批评为“无意识”“不识大体”“不负责任”。退一步讲，就算赵秉钧的举动只是为了个人名誉计而不顾大局，也是为了向国民证明他并非刺宋案幕后主使，理应得到理解。而那些批评赵秉钧要求辞职的报纸，无一例外是支持袁世凯的，其目的无非是要在袁世凯亦受到冲击的情况下，以稳定大局为言，助其一臂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