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驻守大理院巡官呈报洪述祖案判决书》（1919年3月31日），北京市档案馆，北平市警察局全宗，档号J181-017-01771。

[145]《驻守高等检察厅司法警察巡官报告审理情形》（1918年11月23日），北京市档案馆，北平市警察局全宗，档号J181-017-01771。

[146]廖大伟《袁世凯不是“刺宋”主谋考析》谓“‘激烈之举’即人身消灭”，完全错解了该函意思。见苏智良、张华腾、邵雍主编《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第567页。

[147]《京师高等审判厅刑事判决》（七年控字第二二四号，1918年12月2日），王建中：《洪宪惨史》，京兆商会联合会，1925，第83页。

[148]《在旅港广东三水商工务局欢迎茶话会上的演说》（1913年2月28日），陈奋主编《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梁士诒史料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第221页。

[149]《政府统一政策之进行》，《顺天时报》1913年3月5日，第7页。

[150]《驻守高等检察厅司法警察巡官报告审理情形》（1918年11月8日），北京市档案馆，北平市警察局全宗，档号J181-017-01771。

[151]《驻守地方检察厅司法警察巡官报告审理情形》（1918年9月7日），北京市档案馆，北平市警察局全宗，档号J181-017-01771。

[152]《京师高等审判厅刑事判决》（七年控字第二二四号，1918年12月2日），王建中：《洪宪惨史》，第79—80页。

[153]朱怀远在《宋教仁被刺案真相考辨》中也注意到了洪述祖3月6日函，但他对“激烈之举”做了错误理解。他说：“所谓‘激烈之举’到底是什么意思，洪述祖举例只说‘邓系激烈’，并未说‘除邓系激烈’，因此，很难断定他说的‘激烈之举’是杀人。”（《民国档案》2010年第3期，第82页）洪述祖既然举例说“除邓”后要于《民强报》“登其死耗”，则“除邓”即是要置邓于死地，意思十分明确。“除邓”既然就是要杀邓，则当然“除邓系激烈”。至于“或有激烈之举”“譬如邓系激烈”，的确不一定指杀人，难道只有在“邓”有杀人这样的“激烈之举”时，才能“除邓”吗？综合各方面资料来看，洪述祖所谓“激烈之举”，正如他自己所言：“非武力之激烈，亦系用文字鼓吹之激烈。”正是因为“邓”有“用文字鼓吹之激烈”之举，所以要“除邓”；如果“宋”有像“邓”那样的“激烈之举”，当然也可以“乘机下手”。错误的理解致使朱怀远未能注意到洪述祖至迟在3月6日就已经产生杀宋之意，而仍然像以往研究者那样，认为杀宋意图产生自应夔丞。

[154]《第三十七件 应夔丞寄洪述祖电底二纸原告三纸》（1913年3月10日下午3点30分由上海发寄北京四等第5519号电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29页。

[155]《中华民国军需公债章程》（1912年1月8日），千家驹主编《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中华书局，1984，第33页。

[156]《中华民国公债票章程录要》，《神州日报》1912年11月12日，第4页；《民国元年公债一览表》，《神州日报》1913年1月4日，第3页。

[157]《国务院日记》（1913年2月4日），《神州日报》1913年2月11日，第5页。

[158]《第三十八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电底一纸原码一纸》（1913年3月11日下午2点50分上海电报局接到北京发寄四等第2185号电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0页。

[159]《第三十七件 应夔丞寄洪述祖电底二纸原告三纸》（1913年3月12日下午1点20分发寄北京四等第6150号电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29页。

[160]《第三十九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电底一纸》（1912年3月13日下午3点14分上海电报局收到北京发寄第四等2625号电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1页。

[161]《刺宋案第四次会审记（二）·电报局总办呈出密电原稿》，《顺天时报》1913年4月16日，第4页。

[162]《民国元年公债一览表》，《神州日报》1913年1月4日，第3页；《旧中国的公债统计表》，千家驹主编《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第366—369页。

[163]《特约路透北京电》（2月20日发），《神州日报》1913年2月21日，第2页；《民国元年六厘公债条例》（1913年2月20日），《神州日报》1913年3月3日，第6页。

[164]《京师高等审判厅刑事判决》（七年控字第二二四号，1918年12月2日），王建中：《洪宪惨史》，第80页。

[165]《第四十件 应夔丞寄洪述祖信三纸信封一个附〈时报〉一纸〈民立报〉一纸》（1913年3月13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1页。

[166]《第四十件 应夔丞寄洪述祖信三纸信封一个附〈时报〉一纸〈民立报〉一纸》（1913年3月13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1页。

[167]《京师高等审判厅刑事判决》（七年控字第二二四号，1918年12月2日），王建中：《洪宪惨史》，第80页。

[168]《第四十件 应夔丞寄洪述祖信三纸信封一个附〈时报〉一纸〈民立报〉一纸》（1913年3月13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2页。

[169]《藤木商会致应夔丞函》（1913年2月23日），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05；《应夔丞致吴乃文函》（1913年3月7日），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03；《藤木商会致应夔丞函》（1913年3月15日），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03。

[170]《藤木商会致应夔丞函》（1913年3月15日），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03。

[171]超然百姓姚之鹤：《宋案证据平议》（续），《时事新报》1913年5月5日，第1张第1页。

[172]《青岛洪述祖来电》（5月3日），1913年油印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

[173]《照译胶澳审判厅讯问洪述祖供词》（青岛，1913年5月31日特许钞录），罗家伦主编《宋教仁被刺及袁世凯违法大借款史料》，第230页。

[174]《驻守地方检察厅司法警察巡官报告审理情形》（1918年9月7日），北京市档案馆，北平市警察局全宗，档号J181-017-01771。

[175]张永：《民初宋教仁遇刺案探疑》，《史学月刊》2006年第9期，第44页。

[176]芦笛：《谁谋杀了宋教仁》，2011年网文。

[177]思公：《晚清尽头是民国》，第156—157页。

[178]《辞源（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88，第1062—1063页。

[179]《汉语大字典》，四川、湖北辞书出版社，1988，第2241页。

[180]《京师高等审判厅刑事判决》（七年控字第二二四号，1918年12月2日），王建中：《洪宪惨史》，第83—84页。

[181]《洪述祖致应夔丞电》（1913年3月13日），见《宋案证据之披露》，《民立报临时增刊》1913年4月27日，第3页。

[182]《致武昌黎副总统各省都督民政长电》（4月28日），1913年油印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

[183]《致上海谭巡阅使电》（4月28日），1913年油印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

[184]《致上海黄克强先生电》（4月28日），1913年油印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

[185]血儿：《驳赵秉钧之通电·铁证如山尚可掩饰耶》（四续），《民立报》1913年5月6日，第2页。

[186]蔡世襄：《赵秉钧与应夔丞同谋之铁证》，《民立报》1913年5月9日，第2页。

[187]超然百姓姚之鹤：《宋案证据平议》（续），《时事新报》1913年5月5日，第1张第1页。按“超然百姓姚之鹤”此文中所引宋案证据第十件、第二十一件、第二十三件，系根据当时各报所登43件或44件证据之排列顺序，与程德全、应德闳等所刊印的53件证据检查报告排列顺序不同。具体讲，“超然百姓姚之鹤”所引第十件，即检查报告第二十八件，也就是1913年2月2日应夔丞寄国务院“冬电”；“超然百姓姚之鹤”所引第二十一件，即检查报告第四十件，也就是1913年3月13日应夔丞寄洪述祖函；“超然百姓姚之鹤”所引第二十三件，则为检查报告第五件，也就是1912年10月29日洪述祖致应夔丞函。

[188]按姜桂题、段芝贵、张勋、倪嗣冲、胡惟德等被授予勋位后，长沙革命党人柳聘农等数十人曾致电稽勋局局长冯自由，表示“异常骇愕”，要求逐一宣布上述诸人“事前确在何种党会，临时光复何地城池，抑或建议画策，连合内应，及新闻杂志实行鼓吹，有无各项劳绩”。冯自由复电云：“大总统迭次所颁勋章勋位，本局概未与闻，无从宣布。”由此可见袁世凯在授勋一事上对稽勋局之无视。见《燕云惨淡使人愁·都门之鳞爪（三）·老袁目无稽勋局》，《民权报》1913年3月1日，第7页。

[189]《第二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信两纸》（1912年10月24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7页。

[190]《第五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信三纸附三纸》（1912年10月29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9页。

[191]《江苏都督程德全给驻沪巡查长应夔丞训令》（1913年3月17日），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J222-001-00002。

[192]《应夔丞致言仲达书》，罗家伦主编《宋教仁被刺及袁世凯违法大借款史料》，第196页。

[193]《第四十件 应夔丞寄洪述祖信三纸信封一个》（1913年3月13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2页。

[194]血儿：《驳赵秉钧之通电·铁证如山尚可掩饰耶》（四续），《民立报》1913年5月6日，第2页。

[195]《致上海谭巡阅使电》（4月28日），1913年油印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

[196]《致武昌黎副总统各省都督民政长电》（4月28日），1913年油印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

[197]《上海程都督应民政长来电》（4月26日），1913年油印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按电文中夹注为手迹。又，应夔丞3月13日寄给洪述祖的是“快信”而非电报。由该信开头“三月初九来函及十三号电均敬悉”一句可知，应函系回复3月13日洪述祖“燬宋酬勋位”来电，而非先有应夔丞3月13日函，后有同日洪述祖“燬宋酬勋位”复电。当然，也就不存在“一日内往来两电”的情况。

[198]《宋案证据政府逐条辨明书底稿》（1913年4月底），稿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至公：《刺宋案证据之研究》，《亚细亚日报》1913年5月1日，第1页。

[199]廖大伟：《袁世凯不是“刺宋”主谋考析》，苏智良、张华腾、邵雍主编《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第568页。

[200]廖大伟：《论民初帮会与社会的紧张——以共进会与刺宋案为中心》，《史林》2005年第1期，第65页。

[201]张永：《民初宋教仁遇刺案探疑》，《史学月刊》2006年第9期，第43—44页。

[202]朱怀远：《宋教仁被刺案真相考辨》，《民国档案》2010年第3期，第79页。

[203]《应夔丞致洪述祖信》（1913年3月13日），见《宋案证据之披露》，《民立报临时增刊》1913年4月27日，第3页。

[204]血儿：《驳赵秉钧之通电·铁证如山尚可掩饰耶》（六续），《民立报》1913年5月8日，第2页。

[205]蔡世襄：《赵秉钧与应夔丞同谋之铁证》，《民立报》1913年5月9日，第2页。

[206]《宋案证据披露》，《新纪元报》1913年4月30日，第2页。

[207]蔡世襄：《赵秉钧与应夔丞同谋之铁证》，《民立报》1913年5月9日，第2页。

[208]超然百姓姚之鹤：《宋案证据平议》（续），《时事新报》1913年5月12日，第1张第1页。

[209]按应欲杀宋，中间是否有个人恩怨，尚可进一步研究。曾有报道谓应夔丞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庶务长兼下关兵站站长时，“自以有功光复，骄恣跋扈。宋遯初时为法制局长，不善其所为，曾面斥之。后应夔丞落职，疑宋构陷，恨之刺骨，有‘不杀某不瞑目’之语”。既而，宋组织国民党，“独排斥共进会，不令混入”，应“尤怀怨愤”。（《宋案悬谈》，《时事新报》1913年5月6日，第1张第1版）然而，据应夔丞讲，他与宋教仁在南京时仅见过一面，“颔首而已”，两人之间并无私怨。另据时任孙中山侍卫郭汉章回忆，应夔丞“随中山先生到南京来，千方百计地把总统府庶务科长搞到手以后，更是唯我独尊，目中无人。遇有中山先生革命老友，从国外回来的华侨，叫他招待，他竟对来的华侨说：‘临时大总统府倒象你们的两广会馆，只要来了，有得住，有得吃，什么都不愁。’来访问总统的华侨们便向总统反映说：‘此人万不可用，不但撤职，还要查办。’中山先生为了团结陈其美的关系，仅仅把他撤职，让他回上海去。应居然要挟总统说：侍从队四十名卫士，是他从上海带来的，应当仍由他带回上海去”。并要郭汉章下令把40人带回上海。郭不愿回上海，应竟拿了4支左轮手枪，交给4个亲信卫士，要他们找机会把郭打死。郭得知消息后报告禁卫军总司令洪承点，洪打电话给陈参军要他报告总统，总统立刻指派秘书长胡汉民处理此事。胡汉民了解情况后，“下令把四支左轮手枪没收，并传应去，大加训斥一番，教他好好改过自新”。（郭汉章：《南京临时大总统府三月见闻录》，《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295—296页）据此，曾经训斥应夔丞的并非法制局局长宋教仁，而是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在应夔丞所写革命履历中，也曾提到他担任庶务长时，“会中山兄孙眉至宁，从卅余人，径居公府，（夔丞）以窒碍诸多，强令遣出”。（《应夔丞就身史及革命时经历上大总统呈文底稿一》（1912年），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22）又说：“中山兄来，驱逐之，因带人有三十余人之多。”（《应夔丞就身史及革命时经历上大总统呈文底稿二》（1912年），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06）照此看来，郭汉章的回忆比较可靠，应夔丞并未受过宋教仁面斥。又据《胡汉民自传》云：“庶务长沈〔缪〕某，自称内务大臣，招摇于外，又强役民间车马，不予值，余执付江苏都督庄思缄诛之。继者为应夔丞，兼卫队长，渐跋扈。余欲并诛之，先生（指孙中山——引者）不可，乃褫其职，而以朱卓文代。”（《胡汉民自传》，中华书局，2016，第100页）此亦可证与应夔丞关系不睦的是胡汉民而非宋教仁。

[210]《第四十件 应夔丞寄洪述祖信三纸信封一个》（1913年3月13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1—32页。

[211]《答匿名氏驳词》（1913年3月15日），郭汉民编《宋教仁集》下册，第567—568页。

[212]《宋案证据之研究》，《神州日报》1913年4月27日，第1页。

[213]孤愤：《互相诿过之大文章》，《时报》1913年3月11日，第1页。

[214]《苦口婆心医国手·城头顽石也点头》，《民立报》1913年3月11日，第7页。

[215]《国民党宁支部欢迎会演说辞》（1913年3月9日），郭汉民编《宋教仁集》下册，第554—556页。

[216]《应夔丞致洪述祖信》（1913年3月12日），见《宋案证据之披露》，《民立报临时增刊》1913年4月27日，第3页。

[217]《宋案证据之披露·程应通电宣布之证据》，《民立报》1913年4月26日，第11页。

[218]《北京专电》（三月八日午刻），《时报》1913年3月9日，第2页。

[219]《上海欢迎宋钝初君之大会》，《中国日报》1913年2月26日，第6页。

[220]《驳宋遯初演说词》，《新纪元报》1913年3月8日，第1页。

[221]《驳宋遯初演说词》，《大公报》1913年3月11日，第2张第3页；3月12日，第2张第2—3页；3月13日，第2张第3—4页。

[222]《宋内阁不能成立之先声》，《亚细亚日报》1913年3月12日，第2页；《北京救国团电》，《大公报》1913年3月13日，第2—3页。

[223]按《大公报》刊登《北京救国团电》末有记者附识，谓：“此电与连日附张所登来稿大同小异，惟来稿未署名，而此系救国团通电，故译录之。”“连日附张所登来稿”即《驳宋遯初演说词》，从3月11日起分三次在《大公报》登载。

[224]《宋教仁君之时事谈·驳某当局者》，《民立报》1913年3月12日，第2页。

[225]《驳某当局者》（1913年3月12日），郭汉民编《宋教仁集》下册，第556—559页。

[226]宋教仁：《答匿名氏驳词》，《民立报》1913年3月15日，第3页。

[227]宋教仁：《答匿名氏驳词》（续），《民立报》1913年3月17日，第2页。

[228]《北京电报》，《民立报》1913年3月22日，第3页。

[229]《北京电报》，《民立报》1913年3月24日，第3页。

[230]按宋教仁被刺次日，即3月21日，曾在沪宁铁路医院接到一封发自上海本埠的信件，信纸为上等洋纸，用红色墨水书写，落款为“救国协会代表铁民启”，信外署名“铁民自本支部发”，信内称刺杀目标本非宋，结果误中了宋，内容如下：“钝初先生足下：鄙人自湘而汉而沪，一路欢送某君赴黄泉国大统领任。昨夜正欲与某君握别，赠以卫生丸数粒以作纪念，不意误赠与君，实在对不起了。虽然，君从此亦得享千古之幸福。因某君尚未赴新任，本会同人昨夜曾以巨金运动选举，选举结果，则君最占优胜，每票金额五千元，故同人等请君先行，代理黄泉国大统领。俟某君到任后，自当推举你任总理。肃此，恭祝荣禧，并颂千古。救国协会代表铁民启。三月二十一日上。”（《奇怪之信件》，《民立报》1913年3月25日，第10页）有人认为凶手目标原本是黄兴，结果误中了宋，但此种说法并不能成立，《北京英文日报》有一段评论，最为精彩：“噫，何其自相矛盾若是之甚也！夫黄、宋之相貌迥乎不同，且每演说于大会场中，凡各都会之人，鲜有不能区别者，岂有行刺之人，反不能辨别者乎？即令始也不知，由湘而汉，由汉而沪，相送数百里，同行十余日，尚不能区别其为黄为宋，此又不通之论也。推是函之意，盖恐人之疑己，故欲藉是函以掩护之，殊不知若无此函，则人之疑之也或不如有此函之甚，尔以为人皆愚，而尔独智也？是诚所谓欲盖弥彰者也。”见冰《论宋教仁之被刺》（译《北京英文日报》），《亚细亚日报》1913年3月30日，第6页。

[231]宗良：《宋先生死后之民国》，《民立报》1913年3月25日，第2页。

[232]《致袁世凯及各省都督电》（1913年3月25日），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662页。

[233]《车站纪事》，《大公报》1913年3月9日，第6页。

[234]《关于刺宋案演说中之要闻》，《大中华民国日报》1913年3月1日，第2页。另参阅本书第247页相关内容。

[235]《第二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信两纸附信封》（1912年10月24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7页。

[236]《第四十一件 应夔丞寄洪述祖电底一纸原稿一纸》（1913年3月14日下午7点20分由上海电报局发寄四等第7863号电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2—33页。

[237]《在尚贤堂的演说》（1913年3月13日），郭汉民编《宋教仁集》下册，第566—567页；《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1913年3月12日），郭汉民编《宋教仁集》下册，第559—562页。

[238]《第四十二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电底一纸》（1913年3月17日下午3点15分上海电报局接到北京发寄四等第3495号电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3页。

[239]蔡世襄：《赵秉钧与应夔丞同谋之铁证》，《民立报》1913年5月9日，第2页。

[240]《主使杀人者之权力何其大耶》，《民主报》1913年4月10日，第2页。

[241]《致上海谭巡阅使电》（4月28日），1913年油印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

[242]《致武昌黎副总统各省都督民政长电》（4月28日），1913年油印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

[243]《财政部公布民国元年六厘公债施行细则》，《大公报》1913年3月11日，第2张第2页；3月12日，第2张第2页；3月13日，第2张第2—3页；3月14日，第2张第2—3页。

[244]《周总长施行六厘公债之政见》，《大公报》1913年3月29日，第2张第1页。

[245]《六厘公债尚拟缓办》，《大公报》1913年3月30日，第2张第1页。

[246]凤冈及门弟子谨编《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第138页。

[247]《致上海谭巡阅使电》（4月28日），1913年油印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

[248]《宋案旁征（五）·赵总理私邸之一席话》，《神州日报》1913年4月18日，第4页。

[249]《宋案证据政府逐条辨明书底稿》（1913年4月底），稿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

[250]《第四十一件 应夔丞寄洪述祖电底一纸原稿一纸》（1913年3月14日下午7点20分由上海电报局发寄四等第7863号电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2—33页。

[251]凤冈及门弟子谨编《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第147页。

[252]《第四十一件 应夔丞寄洪述祖电底一纸原稿一纸》（1913年3月14日下午7点20分由上海电报局发寄四等第7863号电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2—33页。

[253]《造专制乎造共和乎》，《神州日报》1913年4月30日，第1页。

[254]《应夔丞致洪述祖密电》（1913年3月14日），见《宋案证据之披露》，《民立报临时增刊》1913年4月27日，第3页。

[255]《宋教仁之被狙击》，《民立报》1913年3月21日，第10页。

[256]《苦口婆心医国手·城头顽石也点头》，《民立报》1913年3月11日，第7页。

[257]《宋案证据政府逐条辨明书底稿》（1913年4月底），稿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

[258]《第六次预审记》，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第271页。

[259]《洪述祖之供词》，《申报》1917年8月1日，第10页。

[260]《洪述祖预审终结》，《申报》1917年8月3日，第10页。

[261]《第三十五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信三纸》（1913年2月22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28页。

[262]《车站纪事》，《大公报》1913年3月16日、18日，第6页。

[263]《第四十二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电底一纸》（1913年3月17日下午3时15分上海电报局接到北京发寄四等第3459号电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3页。

[264]《第四十三件 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电底一纸》（1913年3月18日下午3点7分上海电报局收到北京发寄四等第3724号电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3页。

[265]《洪述祖致应夔丞密电》（1913年3月18日），见《宋案证据之披露》，《民立报临时增刊》1913年4月27日，第3页。

[266]《刺宋案内之朱王供词》，《时事新报》1913年4月12日，第3张第2页。

[267]《第四十四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电底一纸》（1913年3月19日下午12点35分上海电报局收到北京发寄四等第3937号电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4页。

[268]《破获暗杀宋教仁案十一志·暗杀案中之朱荫榛》，《神州日报》1913年4月4日，第6页。

[269]《第四十五件 应夔丞寄洪述祖电底一纸》（1913年3月21日上午2点10分由上海电报局发寄三等第11628号电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4页。

[270]《第四十六件 应夔丞寄洪述祖电底一纸》（1913年3月21日上午9点20分由上海电报局发寄四等第11641号电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4页。

[271]《应夔丞致洪述祖密电》（1913年3月21日），见《宋案证据之披露》，《民立报临时增刊》1913年4月27日，第3页。

[272]《应夔丞致洪述祖密电》（1913年3月21日），见《宋案证据之披露》，《民立报临时增刊》1913年4月27日，第3页。

[273]《委任本署探访员虞震寰、蒋瑞森、陈□□承缉行刺本党宋遯初君之凶手信牌稿》（1913年3月21日），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13。

[274]按应夔丞被捕后，虞震寰、蒋瑞森二人亦被抓。租界公堂第一次预审时，有“虞震槐”（即虞震寰）一人受审，据供：“嘉兴人，向在汉口某铁厂办事，光复时在沪军政府谍报科长应桂馨处当科员……问与武相识否，答并未相识，惟知其是售花瓶之人。应家住十余天，应曾嘱我侦缉此案，我因关系重大，未允。”又有蒋瑞森受审，据供：“无锡人，前在北京探访局当差，光复后回无锡，由应桂馨派充侦探只三个月。后应奉委巡查长，于阳历十四日（3月14日——引者）到申，由应给我牌票，令我侦缉九龙山匪党及宋教仁一案，与武复民、陈玉生等均不识。此次往应宅领取薪水，致被拘拿。”见《刺宋案会审记·法公堂讯究应桂馨羽党》，《顺天时报》1913年4月6日，第4页。

[275]《第五十件 应夔丞令朱荫榛稿一纸》（1913年3月20日送稿），《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7页。

[276]《第四十九件 应夔丞寄金台旅馆信一纸信封一个》（1913年3月20日亥正），《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6页。

[277]黄远庸：《闷葫芦之政局》（1913年4月7日），《远生遗著》卷3，商务印书馆，1984年影印版，第98页。

[278]吴叔班笔记、张树勇整理《吴景濂口述自传辑要》，《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第60页。

[279]血儿：《驳赵秉钧之通电·铁证如山尚可掩饰耶》（四续），《民立报》1913年5月6日，第2页。

[280]《举国同声一哭之宋先生·言敦源之鬼话》，《民立报》1913年4月23日，第6页。

[281]《第九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信三纸》（1912年11月29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12页。

[282]《第三十四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信一纸信封一个》（1913年2月11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27页。

[283]《第三十五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信三纸》（1913年2月22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28页。

[284]《第三十六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信二纸附一纸》（1913年3月6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29页。

[285]《孙宝琦致盛宣怀函五十》，王尔敏、吴伦霓霞主编《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第1495页。

[286]《欢迎国会团与洪述祖》，《大中华民国日报》1913年3月29日，第2页。

[287]《举国同声一哭之宋先生·言敦源之鬼话》，《民立报》1913年4月23日，第6页。按此则材料为《民立报》记者采访言敦源的报道，言在谈到洪述祖之为人时称：“洪素来招摇撞骗，其特性在善窥人意，以为媚上之术。今举一例。一日，赵总理闲话，谓国事棘手，真欲入山，言次叹息。旋谓欲嘱人绘一山居图，门前立强盗二人，以示入山亦不能安居之意。此时在座者数人，均未留心。越数日而洪述祖忽偕一画师来，云是常州人，名张诚，荐之总理。此人寓赵邸月余始去，赵厌之而亦不便谢绝也。其善于逢迎如此。”

[288]《专电·北京电》，《申报》1913年4月17日，第2页。

[289]《宋案旁征（五）·赵总理私邸之一席话》，《神州日报》1913年4月18日，第4页。

[290]《青岛洪述祖来电》（5月3日），1913年油印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

[291]《大总统与某政客之谈话》，《神州日报》1913年3月2日，第5页。

[292]血儿：《驳赵秉钧之通电·铁证如山尚可掩饰耶》（六续），《民立报》1913年5月8日，第2页。

[293]捄炎：《宋案勘言》，《民立报》1913年5月3日，第2页。

[294]《第二十二件 应夔丞呈制定宪法稿三纸附原稿一纸》（1913年1月30日），《第二十三件 王博谦章佩乙信七纸》，《第二十七件 应夔丞寄国务院东电稿一纸》（1913年2月1日午刻发四等电），《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20，21、23页。

[295]《宋案证据之研究》，《神州日报》1913年4月27日，第1页。

[296]《刺宋案破获后之各方面·可骇之暗杀布告书》，《亚细亚日报》1913年3月27日，第2页。

[297]《第四十七件 第一法庭油印品寄各报馆信四十二封》，《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5页。

[298]《奇奇怪怪国务院之通电》，杞忧子编《宋渔父》第2集，上海杞忧书社，1913，第26页。

[299]《应夔丞就身史及革命时经历上大总统呈文底稿一》（1912年），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22。

[300]《此函发现又是诡计》，《大中华民国日报》1913年3月27日，第6版；《刺宋奸徒之函件》，《民主报》1913年3月28日，第6页。

[301]《应夔丞自造之神圣裁判机关宣告文》（誊写品共四十二件），见《宋案逆证之披露》，《民立报临时增刊》1913年4月27日，第4页。

[302]蔡寄鸥：《鄂州血史》，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第253页。

[303]陶菊隐：《六君子传》，中华书局，1946，第105页。

[304]大悲：《宋案片言折狱》，《大自由报》1913年5月1日，第7页。

[305]超然百姓姚之鹤：《宋案证据平议》，《大自由报》1913年5月25日，第10页。

[306]《应夔丞就身史及革命时经历上大总统呈文底稿一》（1912年），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22。

[307]《第三十二件 应夔丞妻致应夔丞信一纸（1913年2月8日）钞电二纸》，《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26页。

[308]《皖垣官报》，《申报》1892年12月10日，第9页。

[309]《安徽官报》，《申报》1893年7月3日，第9页。

[310]《上海县案汇纪》，《申报》1895年1月17日，第4页。

[311]《应夔丞就身史及革命时经历上大总统呈文底稿二》（1912年），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22。

[312]《饬探再查私匿军火》，《申报》1906年6月16日，第18页。

[313]《破坏以原就被之定例》，《申报》1909年9月24日，第19页。

[314]《应桂馨又被控告》，《申报》1910年4月23日，第19页。

[315]《陈其美与应桂馨相识之颠末》，《盛京时报》1913年4月8日，第3页。

[316]《暗杀案开审前之种种·应犯之胡言乱道》，《时报》1913年5月27日，第7页。

[317]《宋先生在天之灵·胡翡云之叫苦》，《民立报》1913年3月29日，第11页。

[318]《宋案过去之历史》，《亚细亚日报》1913年4月23日，第2版；本馆驻京记者闻雷：《北方对于宋案之研究》，《时事新报》1913年4月28日，第2张第1版。

[319]廖大伟：《论民初帮会与社会的紧张——以共进会与刺宋案为中心》，《史林》2005年第1期，第65—75页。

[320]仲材：《刺宋案之六不可解》，《民权报》1913年3月26日，第3版。

[321]就在刺宋前一周，应夔丞通告各处共进会云：“照得共进会之设，原以合三帮之旧团，使镕化于一炉，革除开堂放票之恶习，勉为善良，共趋正路为宗旨。组织之初，即宣布约法，并迭经训示，已不啻三令五申。乃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开堂放票之事，依然层出不穷，聚众敛钱，赌博伙劫，种种不法，皆以时为媒孽。即如九龙山一案，系洪帮之放票，芙蓉山一案，系青帮之开堂，株累及于无辜，扰害洎乎地方，言之真堪痛恨。兹特再行明白布告：本总长以维护治安、尊崇法律为前提，不问帮不帮，只辩匪不匪。如果在会者不知悛改，再有开堂放票、违背法律之行为，一经查实，不待地方官厅闻风捕治，定当据实先行报告，从严惩处，决不姑容，以清匪源而维秩序，庶免毁损会务，盖关于团体之名誉者犹小，关于地方之安宁者实巨也。”（《特任驻沪巡查长应夔丞通告》（1913年3月13日），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04）刺宋前两天，应夔丞又一次向共进会会员发出训词，称：“凡在会员，亟宜痛自湔涤，互相惩劝，恪守会章，各安职业，庶免受人口实，致玷社团。本长办事惟以法律为依归，而又素抱人道主义，故不吝三令五申，谆谆劝告。嗣后倘再有红帮放票、青帮开堂情事，仍延旧习，怙恶不悛者，一经查察，例禁森严，自有司法官厅执法以随其后，决不稍事姑容。”（《特任驻沪巡查长应夔丞劝告共进会总支分部各会员训词》（1913年3月18日），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01）这些都说明，应夔丞并不想让共进会卷入刺宋案中。而宋案证据宣布后，共进会副会长宋伯飞等曾集合多人，公电政府，称“近因宋案发生，总机关原在应处，致逮捕时将本会图记、名册、证书，被捕抄去”。“今检查证据，确与本会无涉”，请饬江苏都督及上海交涉使，“将无关宋案之一切文件索还，以释群疑”。（《共进会竟敢请还文件》，《亚细亚日报》1913年5月8日，第3页）这也证明，应夔丞杀宋并非共进会组织行为。

[322]应夔丞在预审期间，曾与其律师爱理斯有过如下对话。爱问：“汝与刺死之宋教仁认识否？”应答：“不认识。”爱问：“从未见面否？”应答：“在南京政府时曾见过面，仅颔首而已。”爱问：“其时宋当何职？”应答：“法制局局长。”爱又问：“宋为何党？”应答：“国民党。惟在南京时，我不知其何党。”（《宋遯初先生遇害始末记》（续），《国民月刊》第1卷第2号，1913年，第4页）可见，应夔丞与宋教仁并无个人恩怨，甚至可以说对宋教仁并不十分了解。

[323]《宋遯初先生遇害始末记》（续），《国民月刊》第1卷第2号，1913年，第4页。

[324]《辛亥上海光复前后——座谈会记录》，《辛亥革命回忆录》（四），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第12页。

[325]《撤销谍报科通告》，《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390页。

[326]《工商部无汝等位置矣·沪军都督陈批示》，《神州日报》1912年4月28日，第5页。

[327]《刺宋案破获后之各方面·应夔丞之历史》，《民主报》1913年3月29日，第6页。

[328]《宋先生被刺之痛史·凶犯拿获之详情·应夔丞之历史》，《民立报》1913年4月2日，第7页。

[329]《覆应桂馨书》，海阳汪德轩编《程都督书牍》上卷，广益书局，1912，第17页。另，此函原件藏北京市档案馆，“合亟声明”之“亟”写作“即”。函末署“程德全再拜廿一日”，应为1912年6月21日，其时应夔丞正筹备成立共进会。见《江苏都督程德全致应夔丞函》（1912年6月21日），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03。

[330]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6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