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民立报》又刊登宋教仁所写《答匿名氏驳词》，文章首先叙述批驳缘由，谓：

吾人囊者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中，演说中间颇有言政府外交、财政失策之语，当时不过略述现在政况，以为应答之词，初非发表政见。乃有某氏者，匿名投稿各报，大肆辩驳，似以吾之演说，已击中要害，非反驳不能已者。上海《时报》北京电谓是“某当局”，盖官僚卒徒，无可疑者。其口吻如村妪肆骂，牧童斗殴，满纸妄语，且不署姓名，非丈夫之行，亦非负责任之言。本无再辨之价值，惟其中排挤、诬陷之处甚多。官僚之派，实为国蠹，近日以来，造谣生事，捏词诬人，使民心惶惑，国事败坏，实为不鲜……故吾人对此不能不一为疏辨，以听世人之判断焉。[226]

接下来，宋教仁逐段引用“匿名氏”批驳文中围绕库约、借款等事对他本人及国民党的诬陷、攻击之词，予以严厉批驳，指出政府在二事上实“不能辞其溺职之咎”。然后反问道：“现政府果无因循苟且之罪乎？……果可称为励精图治，丝毫可告无罪之政府乎？”又斥责“匿名氏”“故意逢迎政府”，称：“此乃公等官僚卑劣之故态，吾人岂为之耶？吾人素来作事，不存权利之见，亦不畏强硬反对，吾惟行吾之素。”最后，宋教仁又就“救国团”通电附带写了一段抨击文字：

日来各报载有北京“救国团”致各省都督、民政长、各报馆、各团体公电，亦驳余演说，其文辞大抵与某氏文同，盖与某氏同系统者，而东扯西拉、文理不通则过之。其所加驳者，吾之此文皆能答辨，故不再驳。抑有进者，凡与人驳辨，须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匿名揭帖，或假造团体名义，皆有似盗贼之行为。今后再有此，吾人岂屑与较量耶！[227]

上述对宋教仁的攻击、陷害和宋教仁的反驳，出现在宋教仁被刺前10天左右，因此引起许多人注意。国民党人事后怀疑宋教仁被刺与该“匿名氏”或“救国团”有关。如《民立报》刊登“北京电报”云：“宋在上海演说，即有政界某公匿名痛驳，其后又发现一‘救国团’，而迄今不知此团系何人组织。观其鬼祟情状，似有人希承意旨，专与宋为难，此次刺客或即与该团有关者。”[228]又转引《民国报》评论道：“宋教仁被刺，‘救国团’不无嫌疑，因该团发现京津以来，无他表现，惟有驳斥宋在上海演说词一事，且其团体所在，国人无一知者，发起人亦始终不知谁氏，而通电各省都督全系一等电。”[229]国民党人宗良也发表评论，认为宋教仁被刺可能与“救国团”有关：

此次宋先生之死，原因在政治上之关系，已众口一辞，而凶手之必有同党，更为显然。宋先生未死之前，有所谓“救国团”者，通电驳宋先生之演说，此团所在地及发起人无有知者，而通电则为一等电。使非有政界重要人物在，乌能神通广大如是耶？且“救国团”所事事者，以吾人所闻，只此一电，则此团之宗旨，除与宋先生为难外，殆无其他目的可言。宋先生既被刺后，有所谓“救国协会代表铁民”者，造奇异之信件，投呈宋先生，满纸皆妄诞之言，且自任杀先生不讳。[230]此非真正之凶手，即凶手之同党，而其会之所在地及发起人，世人亦皆不知之。夫此两团体而果有也，则嫌疑之凶犯，非此两团之主体，即为政界中与宋先生反对之有力者。若不澈查其底蕴，严治其正凶，则凡稍有抱负者，人人自危，将来步宋先生后尘之案，层出不穷，谁敢乃心国事，投身政界耶！[231]

另外，云南都督蔡锷在获悉宋教仁被刺身亡后亦发表通电，将这一惨剧归咎于各报之刻意攻击。电云：

宋君奔走国事有年，缔造共和，著绩尤伟。其学识闳通，尤近今不可多得之材。民国建设方始，凡我同胞，对于特异人材，宜如何保持护惜，以为国家之计，乃各报章徒以政见之不合，往往刻意攻击，蹈隙逞私，遂演出此等惨剧，既非民国之福，尤为世道之害。前日本自由党首领星亨，即因报章攻击太甚，反对者因而乘之，遂被戕害。其后各报言论，即相戒共守持重，毖后惩前。切愿我海内各报章及各政党，以后务各持公论，持重发言，以护持国家元气。[232]

至于“匿名氏”或“救国团”究竟是何来头，无人能够说清。如上所述，国民党人怀疑其背后“有政界重要人物在”，实际上是将矛头指向袁、赵。但对袁、赵而言，如果要对宋教仁进行反驳，完全可以光明正大进行，没有必要采用匿名方式。从“匿名氏”驳词和“救国团”通电内容来看，其背后为袁、赵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袁、赵分别作为临时大总统和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对于政府应对库伦独立及与银行团交涉借款等事的实情，应是清楚的，而“匿名氏”驳词和“救国团”通电内容却似是而非，以至于遭到了曾任首届内阁国务员且较为了解内情的宋教仁的严厉驳斥。

比较而言，“匿名氏”驳词和“救国团”通电出自洪述祖之手，或洪述祖为幕后主使人的可能性极大。其一，洪述祖刚刚于3月6日在天津致函应夔丞唆使其对宋“乘机下手”，3月7日就有人在北京向《新纪元报》投出《驳宋遯初演说词》，而洪述祖又恰好于当日“由津晋京”，[233]这恐怕不能以巧合视之，极有可能该篇攻击文字在天津已经写好。其二，洪述祖是内务部秘书，是袁世凯之私人，与唐绍仪、赵秉钧也都很熟悉，并曾参与南北议和，对于政府应对库伦独立及与银行团交涉借款等事，或多或少知道一些情况，但又不可能完全了解内情，而这恰与“匿名氏”驳词和“救国团”通电内容似是而非的特点相符。其三，更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新纪元报》于3月8日、9日、10日连载“匿名氏”《驳宋遯初演说词》的这几天当中，洪述祖面见袁世凯，挑唆谓：“总督行政诸多掣肘，皆由反对党之政见不同，何不收拾一二人，以警其余。”[234]可以说内外两方面动作相互配合，意图十分明显。至于“救国团”通电以一等电（即致武昌黎副总统、各省都督、民政长等）发出，其手法与洪述祖假托中央名义抛出“燬宋酬勋位”，如出一辙。洪述祖作为政府中人，完全可以凭借其地位或通过收买报馆而刊出此电，《民强报》被洪、应收买就是一例。另外，洪述祖在1912年10月24日写给应夔丞的第一封信中，就商量过帮人收买北京报馆之事，信中写道：“京中报馆前说四家，请开示名目，吾弟可告知前途来通机关。”[235]虽然后来二人往来函电中未再谈到此事，但以洪述祖在京津一带的活动能量，在报上刊登一篇匿名驳词和一则一等电报，并不是什么难事。

由此，我们可以大胆做一推断：“匿名氏”驳词与“救国团”通电，实际上出自洪述祖之手，或由洪述祖做幕后推手。他一方面通过3月6日函唆使应夔丞在发现宋教仁有“激烈之举”时“乘机下手”，另一方面通过发表所谓“匿名氏”驳词和“救国团”通电，激起宋教仁的反驳，而这恰又成为洪、应眼中的“激烈之举”。因此，应夔丞才在3月13日函中向洪述祖“裁呈”《时报》的相关文章，以及宋教仁3月9日在国民党宁支部欢迎会上的演说，并且在3月14日致洪述祖电文中报告“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236]所谓“顷又四处扰乱”，即指宋教仁继3月9日在宁演说之后，又于3月12日在《民立报》刊登《驳某当局者》，并于3月13日在尚贤堂再次发表演说，就如何分划国家行政与地方行政阐述意见，认为“中央集权制固不宜，偏重地方官制之地方分权制亦不宜”，应当取折中办法，“以对外的消极的各政务归之中央，以对内的积极的各政务归之地方。其地方制中，则尤注重于地方自治一途，使人民直接参与施政，以重民权”。国家行政与地方行政范围确定，国家税与地方税之划分始有所依据。[237]这种中央、地方分权，重视民权的主张，毫无疑问会招致官僚党的仇视。

就这样，宋教仁于不知不觉当中，一步步走向洪、应二人设下的刺杀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