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请款总要在物件到后（国会正成立之时，不宜太早太迟），为数不可过卅万，因不怕紧只怕穷也（借款不成）。[127]

函中第一项所言如此露骨，可谓洪、应借机谋利铁证，足见“洪与应假解散国会团一事见好政府，从中渔利，处心积虑已久，故一闻有人自欲取消该团，不由若辈经手，恐渔利之术，不免中败，故有‘松劲’之说云云”。[128]“超然百姓姚之鹤”对此有一段极为精彩的批评：

按详观本条正文及夹注，则洪、应二人之狼狈为奸，其利用南北之隔绝，感情之不洽，因是居中簸弄，为渔利计，固已昭然若揭矣。观其云“大约亦是谋利”，而夹注则又云“不由我辈，另是一路”，是明明不以谋利为讳矣。而其居心之最险恶者，抑若深恐欢迎团立时解散，则我辈必无可挟，所图必致松紧，因重以为忧者。噫，此辈狗彘不食，本无天良之发现，然天下本无事，由若辈介居南北之间，造谣生事，使国家陷于分崩之象，已可杀矣。乃见大局略有转机，而若辈复以私图之不遂，致生种种觖望之词，是其居心之不可闻问，无日不以构成南北之恶感为事，而宋案即缘此生。即此数语观之，洪、应之为共同犯，而此外别无主使之人，尤可见矣。[129]

对函中所谓“近日国民党有人投诚到中央，说自愿取消欢迎国会团云云（云是原发起人）”，国民党人予以否认，认为这是洪述祖在造谣，称：“本党光明磊落，何谓‘投诚’？‘自愿’取消国会团，何所据而云‘自愿’？洪述祖造谣兴谤，其肉真不足实〔食〕矣。”[130]然而，由总统府秘书张一麐给江苏都督程德全的密电可知，的确曾有人到中央代欢迎国会团发起人尹仲材传话，表示投诚之意。张在密电中告诉程德全：“有个叫岳嗣仪的人，到北京来，秘密晋谒了赵秉钧总理，说他在上海和尹仲材辩论了很多次，经过他的努力劝说，尹确实有悔过的表示，只是附从他们的人很多，解散需要经费，但听说要得不多，只是万把块钱。已经把情况向项城（袁世凯）汇报了，认为您就近根据情况解决比较容易下手。岳已经回到南京，请您酌情办理这件事。”程德全复电说：“欢迎国会团这件事，已经有人来索要过三千元了。这个团并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我没有答应他们办理。梁士诒（总统府秘书长）来南京的时候，也谈了这件事，他已经答应到上海后看情况办理，你们如果直接打电报给他，比较方便，也比较快。至于岳君来南京的话，我也会问问他情况。”[131]洪述祖能够得到这一秘密情况，并告诉应夔丞，再一次证明他与总统府之间保持着紧密关系，其消息有可能直接来自袁世凯，也可能来自张一麐。

从“自愿取消”“不由我辈，另是一路”可知，洪、应不过欲借政府解散欢迎国会团之机骗钱而已，并没有与该团接洽解散事宜，反而很担心该团解散，使他们失去骗钱机会。2月22日函在刺宋案发生不久后公开，使欢迎国会团得以澄清1月底外间所传该团曾受洪述祖运动解散之谣言，为此该团于3月27日特别发表如下通电：

北京国民党本部、民主报、国风日报、中国报、新闻团转津京各报、国会议员诸君鉴：窃本团始终主张国会自行集会，根据法律，宗旨纯正，以故南北议员，一时名流，翕然和之，而团员之艰苦进行，持之不懈，尤为海内所共谅。讵意自南北报纸揭载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挟资南下之风说以来，众指本团受其运动，诬蔑之语，时有所闻。夫三言杀人，曾母投梭，同人之贤，不为〔如〕曾子，而洪述祖挟资南下之事实，宁止三言。此本团无端受谤之往日事也。迩者刺宋案破获，乃知应夔丞曾与洪述祖在申接洽，且洪又挈应北上，程苏督亦有洪曾向渠保荐之证言。则知当日各报所载，谓洪述祖运动本团之误会，在今日已不辩自明。为〔惟〕恐远近犹未周知，特此恳登大报，藉为声明。至于本团进行一节，仍不少懈，而刺宋案之关系如何，祈议员分外注意，即日南来，筹备开幕事宜，是所为切盼。余详第二次宣言书。欢迎国会团。感。[132]

电文声明该团并未受洪、应运动解散，虽然是事实，但谓“团员之艰苦进行，持之不懈”，显与事实不符，作为该团发起人之一的尹仲材为谋利而于2月中旬通过岳嗣仪向政府输诚，便是明证。故2月17日《顺天时报》有该团“设立之初，风说种种，议论纷纷，耸动世人耳目，尔来该团消息渐归稳静”的报道。[133]吴稚晖甚至说早在1月下旬该团在上海就已没人当回事，要北方“不理他这事”。[134]从2月20日起，天津《大公报》开始刊登由叶公绰等十余人共同草拟的《铁路欢迎国会议员入京特别广告》，连登近两个月；从2月23日起，该报又刊登丁平澜等草拟的《正太、汴洛两路加入欢迎国会议员广告》，亦连登近两个月。[135]于是，欢迎国会团渐趋沉寂。上电末号召议员“即日南来，筹备开幕事宜”，不过欲借刺宋案发生后群情激奋之机，试图再起，然该团早已是强弩之末，大约十日后，第一届国会在北京正式召开，该团遂销声匿迹。

对于洪述祖2月22日函中另一项内容，《民立报》解释道：“‘请款总要在对象（原函实为‘物件’二字——引者）到后’，此‘对象’即指宋先生之生命；‘为数不可过三十万’，故三月十二日（实为三月十三日——引者）应致洪函痛陈去宋之必要，谓‘余产拼挡，足可挪拨二十余万’，盖即以洪所示之数，向袁、赵索偿也。”[136]《中华民报》也认为“请款总要在物件到后”，“与‘宋件到手，即来索款’及‘题前迳电赵袁索一数目’前后相联，盖杀宋前虽索数，杀宋后须索款也。”[137]近人方祖燊有更进一步的解释，认为：“‘对象’指宋教仁生命。括号内的文字‘国会成立之时，不宜太早太迟’……可见暗杀的时间表，此时业已定下。袁世凯在国会召开之前，电催宋入京共商国是，用以配合其阴谋，三十万为杀宋代价的限额。”[138]以上三种说法均大误。3月13日应致洪函容后再论，2月22日函中所谓“物件”仍然是指“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等材料无疑，断非指“宋先生之生命”，因“物件”与“到后”二字相连，若指“宋先生之生命”，则“物件到后”岂不意味着须将宋先生尸身送往北京，方可请款？如此则尚有何秘密可言？袁、赵至愚，当不为此。“因不怕紧只怕穷也（借款不成）”是说政府如果只是财政紧张还不要紧，但因对外借款未成，政府现在实在是穷，因此请款不能太狠，“为数不可过三十万”。之所以限以30万元，是因为2月2日“应密冬电”中曾提到孙、黄派人到日本，愿出30万元买毁“孙黄宋劣史”“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等，向政府请款30万元即以之为据。至于请款时间，洪述祖之所以强调在“国会正成立之时，不宜太早太迟”，《国民月刊》的解释是：“盖彼时五国团之大借款可以胁迫国会通过，夫然后杀宋之酬劳可得，一若逆料大借款可以唾手而得也。”[139]如上所析，此函所谓30万元并非杀宋酬劳，但洪述祖等待国会开后大借款通过，以便索款，则是有可能的。当然，更大的可能是，洪述祖欲待国会开后，议员们准备草拟宪法及选举正式大总统工作之时，忽然抛出“宋骗案”材料，从而给国民党议员以打击，使相关工作朝着有利于袁世凯方面发展，从而借机向政府索取30万元报酬。[140]

2月22日函是洪述祖第五次催促应夔丞提供“宋骗案”材料。此后大约有两个星期，洪述祖没有函电给应夔丞，直至3月6日，洪述祖才又自天津向应夔丞发出如下一函：

夔弟足下：近日叠接下关所发二月廿五号各信（计五件，并《民强》领纸），又接上海顺德里信，又驻沪巡署信计二件。此刻内中财政万窘，而取之法，手续不甚完好。如除邓一案，须将其反对各报先期邮寄，并如何决议办法（此刻近于无征不信），并可在《民强》登其死耗，方是正办。至印件言之在先，此刻既原件无有，连抄本亦未到，殊难启齿。足下明眼人，必须设一妥法（总以取印件为是）；或有激烈之举（譬如邓系激烈，似较好办），方可乘机下手也……属《民强》逐日寄我一份为盼（交妥邮，今年阴历正月起）。观川启。三月六日。[141]

此函乃宋案证据中最关键之函，其内容已不再只是催促应夔丞提供所谓“宋骗案”材料，而是出现了关于“除邓”一案的表述。此案在宋案证据中仅此函提到过，案情不明。时人对宋案证据的各种解释也多不及此函，似乎此函与宋案关系不大。惟《民立报》曾分析道：“此函所云‘除邓’，未写明何人，然以事实揣之，必为《中华民报》邓家彦君。邓君主张激烈，不畏强御，其为袁、赵所忌无疑。然杀邓君而以杀耗登《民强报》，《民强报》讵肯为之作此大逆机关乎？是又太忍矣。”[142]《民立报》国民党人显然不知，《民强报》其实早已在袁世凯金钱支持下被洪述祖、应夔丞收买了。邓家彦所供职的《中华民报》也认为：“此函所谓‘除邓一案’者，自其语意观之，当为邓君家彦。”[143]不过，应夔丞后来在上海地方审判厅供称，邓“系邓良财，因在外招军，经其报告中央，由徐州军官捕杀”。[144]洪述祖则于京师高等审判厅供称，“除邓”之函系赵秉钧令其代发的，“赵总理曾对其说明邓之名字，伊因日久忘记了”。[145]其实，细读洪函中“除邓一案，须将其反对各报先期邮寄”一句，可理解为：“除邓”之前，“须将登载其反对政府文字各报先期邮寄”。既然可于各报发表反对政府文字，则“邓”为文人而非武人可知，《民立报》推断“邓”为《中华民报》邓家彦就有很大可能，因该报正是以登载激烈反袁文字著称。不过，《民立报》和《中华民报》都只是就“除邓”对象为谁而论，并未注意到洪述祖何以在此函中忽然提到“除邓”一案。

由该函看，洪述祖是在收到应夔丞2月25日自下关所发各信，以及上海顺德里信、驻沪巡署信等一系列信件之后，在回复应夔丞时提到“除邓”一案的，这就说明，“除邓”一案在此前洪、应往来信件中很可能曾经提及，否则洪述祖于回信中忽然提及“除邓”，应夔丞将不明所以。退一步讲，即使洪、应此前往来信件不曾提及“除邓”，应夔丞也一定对此事有所了解，否则洪述祖不会以“除邓”这样的机密事件为例，来向应夔丞说明如何从中央领款。

洪函云“此刻内中财政万窘，而取之法，手续不甚完好”，意思是，现在中央财政万分困难，而我们取款的手续不甚完好，因此难以取款。紧接着，他举例告诉应夔丞，应当如何做才能取到款。他说：“如除邓一案，须将其反对各报先期邮寄，并如何决议办法，并可在《民强》登其死耗（此刻近于无征不信），方是正办。”也就是说，若要“除邓”领款，必须将登载“邓”反对政府文字之各报先期邮寄，并就如何“除邓”提出办法，“除邓”之后还要在《民强报》登其死耗，这样才好领款。洪述祖举这个例子，是针对应夔丞迟迟未能提供构陷“孙黄宋”的材料而言，尽管两者性质不一，但都以从中央攫取款项为目的，从中央角度讲，都需要看到实际成效，方可给款。故洪述祖紧接着写道：“至印件言之在先，此刻既原件无有，连抄本亦未到，殊难启齿。”所谓“印件”即“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等，既然原件、抄本都没有，“殊难启齿”向中央要钱。

接下来，洪述祖提出两个办法，供应夔丞选择：“足下明眼人，必须设一妥法（总以取印件为要）；或有激烈之举，方可乘机下手也（譬如邓系激烈，似较好办）。”前半句洪述祖仍然要求应夔丞设法取得“印件”，不论原件、抄件均可，这是洪述祖第六次催促应夔丞。但自从2月2日应夔丞于“冬电”中向国务院报告已向日本购买“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等材料以来，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中间虽经洪述祖一次次催促，应夔丞始终未能提供材料，洪述祖对此显然已不抱多大希望，他甚至可能已经意识到了应夔丞是想“空手套白狼”。事情到此，本应有个了结，可洪述祖却不这么想，他需要向袁世凯有个交代，更主要的是他并不想放弃谋取私利的机会，于是头脑中开始生出邪恶想法，笔锋一转，向应夔丞提出了另外一个办法，即“或有激烈之举，方可乘机下手也”，其实就是“或宋有激烈之举，方可乘机下手也”之意。洪并举例：“譬如邓系激烈，似较好办。”意思是，“邓”这个人反对政府主张激烈，所以比较容易找到下手机会，而宋并非激烈之人，所以需要在宋“有激烈之举”时，“方可乘机下手”。[146]不论“邓”为邓良财，还是邓家彦，所谓“除邓”“登其死耗”，均指置“邓”于死地无疑。洪述祖以“除邓”为例，向应夔丞指示无法提供“宋骗案”材料时对付宋教仁的另一办法，已明确露出杀害宋教仁之意。而且，洪述祖自此以后给应夔丞的函电中，“关于提票之事，并无一语道及，可见毁坏名誉之意思，业已变更”，[147]杀宋之意，自兹确定。

需要指出的是，洪述祖转而产生杀意，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或许是欢迎国会团经过三个多月的纷纷扰扰，渐归沉寂，也使他不得不另谋对待国民党领袖的办法。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曾于2月底在香港的一次演说中提到，有人问他欢迎国会团有无势力，梁回答说：“此系三五人把持，必不足为国会碍，现各省国会议员抵京者已有二百名外，广东也已到七人，正式政府必不致改期。”[148]一般舆论也认为：“该团体声焰虽炽，然其实绝非有力团体，不但革命巨子与该团无涉，且该团主义万难贯彻，势力渐归弩末。其中实状，早为明眼人窥破，故政府召集议员，组织议会，夷然进行，毫无窒碍。”[149]洪、应二人原本欲借政府欲解散欢迎国会团之机，操弄宪法起草，并损毁国民党领袖声誉，从而向中央索取30万元报酬，现在该团既然“势力渐归弩末”，甚至其发起人都向中央投诚，而二人又无法搞到所谓“宋犯骗案刑事提票”，因此不得不“于所图略加松劲”。但洪述祖显然不想放弃谋利机会，因此他很自然地想通过别的手段谋取利益，杀宋之意由此发生。

另须指出的是，应夔丞在受审时将“邓”说成邓良财，似有防止法官将“除邓”与“杀宋”关联之意，因应夔丞口中之邓良财为一武人，而宋教仁为国民党之思想家、活动家，两人差别实在很大，很难让人把二者联系起来。洪述祖则在1918年受审时，一方面将3月6日函说成是已经死去的赵秉钧授意，企图卸责于赵，掩盖其造意杀宋的事实；另一方面又称自己忘了“邓”之名字，回避应夔丞所谓“邓”即被徐州军官“捕杀”之邓良财的说法，以免法官由“除邓”联想到“杀宋”，其做法与应夔丞可谓异曲同工；洪甚至莫名其妙，将“邓”说成一“州官”，故意扰乱法官视线。[150]洪又说：“其‘激烈之举’者，非武力之激烈，亦系用文字鼓吹之激烈。”[151]试图否认“邓”为被杀之武人邓良财，却不料弄巧成拙，暴露出“邓”之激烈乃“用文字鼓吹之激烈”，然则非指《中华民报》邓家彦而谁？这样一来，“除邓”并“登其死耗”于《民强报》，不就是暗示要“杀宋”吗？京师高等审判厅1918年对洪述祖的二审判决，虽然采用了应夔丞的供词而未确认“邓”为邓家彦，但也指出：“‘邓’字既系邓良财，且死于被杀，洪述祖以之引譬‘激烈之举’，其为教唆应夔丞以‘除邓’之法除宋，事实已属明确。”[152]应该说这样解释基本还是正确的，未为洪述祖之诡辩所迷惑。[153]

宋案发展至此，毫无疑问，案情开始发生重大转折，由构陷“孙黄宋”，特别是构陷宋教仁，开始转向对宋“乘机下手”。洪述祖作为杀宋造意人确定无疑，他在3月6日函末要求应夔丞转嘱《民强报》“逐日”寄其一份报纸，意思就是说，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将要密切关注该报何时会登载宋教仁“死耗”了。宋教仁的命运如何，接下来就将取决于应夔丞如何回应洪述祖3月6日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