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

[1]著作如刘晓民《法治的迷思——宋教仁案与中国法治困局的历史诠释》，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论文如石彦陶《宋案后孙中山并非一贯主张武力倒袁》，《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周兴樑《“宋案”后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态度》，《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石彦陶《孙中山、黄兴对“宋案”态度之比较再研究》，《益阳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石彦陶、石胜文《孙中山对“宋案”处置态度演变蠡测》，《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6期；成方晓《宋教仁遇刺案中的“哿电”考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杨晓娟、杨月君《试论“宋教仁案”舆论风潮的政治影响》，《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等等。

[2]朴庵：《哀宋先生敬告本党及他党》，罗家伦主编《宋教仁被刺及袁世凯违法大借款史料》（《革命文献》第42、43合辑），台北：兴台印刷厂，1968，第262页。

[3]仲材：《刺宋案之六不可解》，《民权报》1913年3月26日，第3页。

[4]《洪述祖有杀宋先生之必要乎》，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岳麓书社，1986，第168页。

[5]《应夔丞致洪述祖密电》（1913年3月21日），见《宋案证据之披露》，《民立报临时增刊》1913年4月27日，第3页。

[6]《赵秉钧为宋案自辩电》（1913年4月28日），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260页。

[7]《致上海黄克强先生电》（4月28日），1913年油印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致上海谭巡阅使电》（4月28日），1913年油印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

[8]其中，关于国民党党史方面著述，如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上海民智书局，1929，第950—954页；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第161页。关于中国近代通史性著述，如陈功甫《中国最近三十年史》，商务印书馆，1928，第107—108页；魏野畴《中国近世史》，中江书局，1930，第261—262页；孟世杰《中国近百年史》下册，百城书局，1932，第12—13页；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商务印书馆，1948，第384—388页；李守孔《中国近代史》，台北：三民书局，1974，第218页；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第433—434页；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第911—912页；陈旭麓主编《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531—534页；李云汉《中国近代史》，台北：三民书局，1986，第287—288页；李侃等《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2004，第405页；徐中约《中国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第481页；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第6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第29—31页；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113—114页。关于辛亥革命史、北洋军阀史、民国史方面著述，如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9，第165—166页；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上海泰东图书局，1914，第117—124页；马震东《袁氏当国史》，团结出版社，2008，第99—102页；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1卷，中华书局，1987，第188—194页；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1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36—139页；朱汉国、杨群主编《中华民国史》第1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第43—44页；朱宗震《民国初年政坛风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第132—145页；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507—533页；唐宝林、郑师渠《共和与专制的较量》，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第95—106页；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第163—172页；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1卷，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第404—407页；来新夏等编《北洋军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第255—259页。传记方面，如吴相湘《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第223—224页；方祖燊《三湘渔父——宋教仁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第438—504页；陈旭麓、何泽福《宋教仁》，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第96—100页；陈志让《袁世凯传》，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第167—171页；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第233—243页；侯宜杰《袁世凯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第283—303页。

[9]沈云龙：《暗杀宋教仁案的要犯洪述祖》，《现代政治人物述评》（中），《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第119—131页；王涵：《试论宋教仁之死》，《文汇报》1980年12月16日，第2版；何泽福：《宋教仁与袁世凯》，《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第71—78页；饶怀民：《宋教仁血案及其政治风潮》，《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7年第3期，第101—105页；刘大年：《宋教仁被暗杀案》，《江苏文史资料》第33辑，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印，1989，第1—25页；朱怀远：《宋教仁被刺案真相考辨》，《民国档案》2010年第3期，第78—86、126页；袁伟时：《民国时期的袁世凯：成就与罪错》，《缠斗：方生与未死》，线装书局，2013，第95页。

[10]萱野長知『中華民国革命秘笈』東京、皇国青年教育協会、1941、188—190頁；松本英紀『宋教仁の研究』京都、晃洋書房、2001、195—199頁；片倉芳和『宋教仁研究：清末民初の政治と思想』東京、清流出版、2004、193—226頁；菊池秀明：《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清末中华民国》，马晓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151—159页；欧内斯特·P﹒扬：《1912—1915年的袁世凯》，张华腾等译，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第138—139页；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丘权政、符致兴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第388页；K.S. Liew，

<i>Struggle for Democracy：Sung Chiao-jen and the</i> 1911 <i>Chinese Revolution</i>，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pp.191-201；片倉芳和「宋教仁暗殺事件について」、『史叢』第27號、1981年、19—34頁；渡辺竜策「宋教仁暗殺事件の意味するもの——民初政争の一断面」、『中京大学论丛·教養編』1962年第3號、51—71頁；樋泉克夫「宋教仁研究ノ-ト-1-」、『多摩芸術学園紀要』1980年第6巻、25—42頁。

[11]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67—68页。

[12]廖大伟：《袁世凯不是“刺宋”主谋考析》，苏智良、张华腾、邵雍主编《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第569—570页。

[13]廖大伟：《论民初帮会与社会的紧张——以共进会与刺宋案为中心》，《史林》2005年第1期，第65—75页。

[14]张永：《民初宋教仁遇刺案探疑》，《史学月刊》2006年第9期，第42—49页。

[15]侯宜杰：《袁世凯传》，第295页；《暗杀宋教仁的主谋尚难定论》，《史林》2013年第1期，第125—128页。

[16]马勇：《1894—1915：梦想与困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第170页；《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305、312页。

[17]张华腾：《中国1913——民初的政治纷争与政治转型》，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第83—99页。

[18]张晓波：《民国的开端：宋教仁评传》，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第16—60页。

[19]思公：《晚清尽头是民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110—202页；金满楼：《退潮的革命：宋教仁的1913》，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第62—105页。

[20]张耀杰：《谁谋杀了宋教仁：政坛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团结出版社，2012，第106页。

[21]北一輝『支那革命外史』北大輝、1940年改訂版、290—293頁。

[22]根据1913年5月26日《大中华民国日报》第2页“程经世之趣史”介绍，程经世为京剧名伶程长庚之孙，同文馆德文学生。清末曾为直隶候补道。民初先在总统府任翻译，后转而为国务院秘书。另据《政府公报》，程经世于1912年10月18日被国务总理赵秉钧呈请任命为秘书。见《临时大总统令》（1912年10月18日），《政府公报》第171号，1912年10月19日，第114页。

[23]宗良：《国民勿为所惑》，《民立报》1913年3月27日，第7页。

[24]血儿：《宋案正言：国民所宜知者如是而已》，《民立报》1913年3月31日，第2页。

[25]《宋案证据全录》，《申报》1913年5月1日，第1页；《宋案证据全录》（二），《申报》1913年5月2日，第1页；《宋案证据全录》（三），《申报》1913年5月3日，第1—2页；《宋案证据全录》（四），《申报》1913年5月4日，第1—2页；《宋案证据全录》（五），《申报》1913年5月5日，第1页；《宋案证据全录》（六），《申报》1913年5月6日，第1—2页；《宋案证据全录》（七），《申报》1913年5月7日，第1—2页；《宋案证据全录》（八），《申报》1913年5月8日，第1—2页；《宋案证据全录》（九），《申报》1913年5月9日，第1—2页；《宋案证据全录》（十），《申报》1913年5月10日，第1页；《宋案证据全录》（十一），《申报》1913年5月11日，第2页；《宋案证据全录》（十二），《申报》1913年5月12日，第1—2页；《宋案证据全录》（十三），《申报》1913年5月13日，第1页。

[26]《宋案证据全录》（一），《顺天时报》1913年5月6日，第4页；《宋案证据全录》（二），《顺天时报》1913年5月7日，第4页；《宋案证据全录》（三），《顺天时报》1913年5月8日，第4页；《宋案证据全录》（四），《顺天时报》1913年5月9日，第4页；《宋案证据全录》（五），《顺天时报》1913年5月10日，第4页；《宋案证据全录》（六），《顺天时报》1913年5月11日，第4页；《宋案证据全录》（七），《顺天时报》1913年5月13日，第4页；《宋案证据全录》（八），《顺天时报》1913年5月14日，第4页；《宋案证据全录》（九），《顺天时报》1913年5月15日，第4页；《宋案证据全录》（十），《顺天时报》1913年5月16日，第4页；《宋案证据全录》（十一），《顺天时报》1913年5月17日，第4页；《宋案证据全录》（十二），《顺天时报》1913年5月18日，第4页；《宋案证据全录》（十三），《顺天时报》1913年5月20日，第4页；《宋案证据全录》（十四），《顺天时报》1913年5月21日，第4页；《宋案证据全录》（十五），《顺天时报》1913年5月22日，第4页；《宋案证据全录》（十六），《顺天时报》1913年5月23日，第4页。

[27]个别书籍，如张耀杰《谁谋杀了宋教仁：政坛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虽然征引证据超过40件，但实际上只是抄录证据，并对一些无关紧要的背景性故事进行演绎而已，对证据本身的内涵基本不能理解，更不能揭示各项证据之间的内在关联。

[28]《京师地检厅吊阅宋案卷宗》，《申报》1918年6月28日，第10页。

[29]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5卷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第345页。

[30]《举国同声一哭之宋先生·宋先生案之一线光明》，《民立报》1913年4月5日，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