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忠也参与了邙山之役，据《周书》说，他曾经在战争中一马当先，冲锋陷阵，但是，由于西魏的失败，似乎也很难让杨忠感到快意。

但是，此战后，由于杨忠持续的良好表现，他的仕途开始进入了快车道——因功被授大都督，旋即升为车骑大将军，而后相继任都督朔燕显蔚四州诸军事、朔州刺史，加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然而，真正让杨忠感到快慰的却不是这些，而是，他终于有儿子了。

<h2>当年阔与当前阔</h2>

公元541年，杨忠35岁，距离他离开自己的故乡武川镇，17年过去了。

17年里，杨忠经历了很多：

六镇兵变那年，杨忠还是个18岁的青年，随着故乡武川镇的陷落，他的人生轨迹变得难以捉摸，有一度，在泰山脚下，当他碰到那个叫吕苦桃的民女时，他曾经以为，他找到了人生的方向。然而，在乱世之中，一个人的命运，从不是能由他自己决定的。当南梁军队杀到泰山脚下，杨忠便被呼啸而来的时代洪流卷进了中国历史的漩涡，从此之后，他就只能随波逐流了。

杨忠成为了流浪儿，甚至，连流浪到何方，都不再由他决定。

公元528年底，杨忠成了陈庆之那传奇的北伐军中的一员，在南梁待了四年后，他终于再一次回到了北魏。

此时的北魏已经处于惊涛骇浪之中。

公元534年，杨忠跟着上司独孤信从洛阳出走。

也就在这一年，北魏帝国随着这支队伍的西迁，一分为二。

还是同一年，杨忠跟着独孤信，再一次来到了阔别六年的南梁。

这次南奔，意味着中国北方的两大军事集团——宇文泰为中心的武川集团和高欢为中心的怀朔集团，正式拉开了东西之争的大幕。

公元537年，杨忠再一次从南梁回到北方，只不过，北魏已经变成了西魏。

这次北返，同时意味着，经历了漫长流浪生涯的杨忠，终于开始找到了人生的方向，他的命途轨迹，正前所未有的清晰起来，作为一个武川镇人，他的未来，也将跟武川镇这三个字，紧紧的纠缠在一起。

公元538年的河桥之战后，颠沛流离多年的杨忠，终于很难得的过上了一段相对平静的生活。这次平静生活的最终成果，就是公元541年六月十三，同州（今陕西大荔县）般若寺深处出来的那一声清脆的哭声。

35岁的杨忠，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孩子。对于颠沛流离了半辈子的杨忠而言，这一声啼哭，实在意味着太多，在那一刻，他心里所想的，并不是希求这个孩子将来能够如何呼风唤雨，他的希望实在太过简单——这个孩子能够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过完一辈子。健康、平安、顺利，这似乎并不是太高的要求，但对于杨忠而言，这样的祈求，已经相当奢侈了。

为此，杨忠给这个新生儿取了个很简单的名字——单名一个“坚”，杨坚。杨忠对孩子未来的所有期待，都写在了这个“坚”字里。

这个孩子的母亲，则是杨忠18岁那年，在泰山脚下碰到的那个女人。

对于杨忠和吕苦桃的婚姻，我们实在是知之甚少，对于吕苦桃，我们仅知道的几件事——她是济南郡人，她是杨忠的妻子，她生下了杨坚和杨瓒等人。

另外，我们通过《隋书·高祖外家吕氏》还可以了解到，吕苦桃有个侄儿叫吕永吉，在杨坚当了皇帝之后，他来千里寻亲，自称姑妈是吕苦桃，但是，据称此人“性识庸劣”，短暂当过上党郡太守后，便不知所踪。吕苦桃还有个堂弟，叫做吕道贵，据说他见到杨坚时，居然敢直呼其名，此后还多次犯此忌讳，惹得杨坚很不高兴，“上甚耻之”，最后将其外放为济南太守，但是终究还是被免了官，死于家中。除此而外，对于吕苦桃的情况，那就是一片空白了。

作为开国皇帝的母亲，生平事迹居然是“一片空白”，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是，从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却能以小看大，看出一些时代特征。其实，要解释吕苦桃的悲剧，只需要两个字就够了——门第。

所谓门第，原则就是“当前阔不如当年阔”，你说你现在很牛逼，没有用，阿Q说“我祖上也曾阔过”，那比较管用。

比如说吧，杨坚后来当了皇帝，为了门第二字，都不得不篡改族谱，找个煊赫一些的先祖——杨坚自称是“弘农杨氏”之后，东汉名臣杨震的十四世孙。

关于这门亲，我们可以试做考证。据《隋书·文帝纪》的记载，其实杨坚所能追溯到的最早的先祖，是前燕（五胡十六国之一）的北平郡守杨铉。

关于杨铉和杨震的关系，历史上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隋书》的说法，杨铉是杨震的八世孙，这种说法的优点是，时间上比较对的上，缺点是，从杨震的孙子杨馥到杨铉，其中一共有五世一片空白；

另一种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说法，杨铉是杨震的十七世孙，这种说法的优点，能找到期间的源流——杨震的孙子杨馥，其十世孙杨孕，杨孕有六世孙杨渠，杨渠生杨铉；算起来，从杨震到杨铉，应该是十七代，但是从杨震到前燕，也就大概170年的时间，其中每十年就有一代……

要么时间对不上，要么时间对上了，又找不到源流，这门亲认的，当然是让人哭笑不得，但是，杨坚也不容易，这门亲，不认不行啊。

再比如说吧，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他想要把女儿嫁给唐初的功臣子弟，但是，功臣们似乎并不买账，对跟李世民结为亲家没有太多兴趣，他们想要结亲的，据说是五大豪门——崔（清河、博陵）、卢（范阳）、郑（赵郡、陇西）、李（荥阳）、王（太原）。为了跟这五大豪门结亲，据说，房玄龄和魏征这些人都挤破了头，哪怕倒贴钱都可以。

皇帝的女儿居然没人要，李世民自是气得冒烟，他一怒之下，便让人编了部《氏族志》，要求勘正姓氏。当然，怎么个勘正法，李世民没有明说，他认为手底下的人应该有数。但是，六年后，这本书编出来了，李世民却再次气得跳脚，原因是，主编高士廉居然还是把山东崔氏列为第一等……

于是，李世民当即把主编高士廉叫过来，大大训斥了一顿，说山东士族“世代衰微，全无冠盖”，仅靠婚姻维持，“不解人间何为重之？”而后，李世民就不再扭扭捏捏，也不再信任手底下人的智商了，他明确提出了勘正的标准——“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换句话说，当年阔不算阔，当前阔才是真的阔！

又过了不久，这本书总算修订完成了，李世民满意了——姓氏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崔民干被降为第三等。

事情完了吗？没完。书虽然编出来了，但是，编出来并不等于社会认可，房玄龄、魏征等人照样我行我素，那些世家大族照样混得春风得意。这下李世民无语了，当然，李世民毕竟不是凡人，虽然在他有生之年，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了，但是，他至少要给问题的解决打个基础。

李世民打基础的办法，就是两个字——科举，再加两个字——推广，合起来——推广科举。所谓“推广科举”，言下之意是，已经有人创造“科举”了，谁呢？就是为了门第乱认祖宗的杨坚。

其实，乱认祖宗的杨坚，又何尝不和李世民一样，对当时的门第制度恨得咬牙切齿？但是，他也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用“科举”这样的制度创新，为粉碎门第制度敲开条小缝了。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会做详细的介绍，这里暂且别过不提。

杨坚敲了条缝，李世民打了基础，那么，谁能功业小成呢？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头号女杰武则天了。武则天对门第制度的痛恨，那叫深入骨髓，他爹武士彟虽说是开国功臣，但由于家世实在寒微（武士彟是木材商），在新修订的《氏族志》“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中，居然没她家什么事，也就是说，武家跟门第的唯一关系——那就是没关系。

武则天一个女流之辈，都能在男权社会里呼风唤雨，弄个皇帝当当，她岂能容忍门第制度如此侮辱他们武家？

在武则天当道后，由于门第制度对她提拔武家子弟过于不利，她便让亲信许敬宗、李义府等人怂恿唐高宗李治重修谱牒，最后编出了个《姓氏录》。这本《姓氏录》共收“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李治亲自操刀写序，排名的原则跟李世民的《氏族志》差不多，但是，更为激烈，更为极端——“以四后姓、酅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师、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仆射为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为第二姓，各以品位高下叙之，凡九等，取身及昆弟子孙，余属不入。”

正因为《姓氏录》如此极端，所以此书一出，“天下”大哗——主要是士人大哗。士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哪是“谱牒”？这分明是“勋格”。很多人都以被录入为耻。当然了，武则天还是很雷厉风行，为了贯彻《姓氏录》的宗旨，她让李义府把《氏族志》全都收归烧毁。

编《姓氏录》，这只是第一步，武则天也明白，再雷厉风行，效果也不会比《氏族志》强多少，所以，最重要的东西是——用人原则。武则天在任期间，用人原则打破了以往的士族垄断，大量启用庶族官僚，也正是在武则天之后，庶族集团才真正成为唐朝的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

当然了，即便是武则天这样的超级牛人，也只能是“功业小成”，离“大成”还差得远，世家大族依然还是很有力量，但是，至少，庶族已经开始挑战士族的地位了。晚唐的“牛李党争”，便是这种斗争的延续，牛党，便是庶族官僚集团，而李党，便是士族官僚集团；而且，最后斗争的结果，俨然是唐宣宗李忱拍案定论，庶族集团牛党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此后到了宋朝，官僚集团的主要构成就成了庶族了，而到了明朝，几乎九成以上的官僚，是通过科举取士。可以说，到了明朝，从杨坚开始的事业，终于大功告成了，而这距离杨坚创造科举制度，已经800年过去了。由此可见，要彻底扫除“门第”的阴影，需要通过怎样艰苦卓绝的努力。

既然已经说到了“门第”的衰亡，我们不妨再从头说说“门第”的兴起。

“门第”自然不是无源之水，强调“谱系”的行为，是在远古史就开始了，原因很简单，远古最小的政治单位，不是别的，正是“氏族”。“门第”这玩意，追根溯源，就是从“氏族”开始的。

认亲这个活动，也由来已久，除了夏启因为距离黄帝王朝比较近，没必要认亲之外，商汤和周武，都认过亲。

商汤认为祖宗是帝喾（三皇五帝中的第三帝，黄帝曾孙）的儿子契（此人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在帝舜设立九官制时，被任命为“司徒”，相当于现在的国土资源部部长，在九官中排名第三，可说是帝舜时代名义上的四号人物）。

周武认为祖宗是帝喾的儿子弃（此人同样在帝舜时代异常显赫，他是九官中的“后稷”，相当于农业部部长，九官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司空（国务院总理），名义上说，是帝舜时代的三号人物）。

如此情形，一直到秦朝灭亡。建立西汉的皇帝，是个标准的平民——刘邦，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没有“认亲”的皇帝，《史记》对他家世的介绍，只到他的父母，并没有追出去十几二十代。西汉的开国功臣，也大多不是豪门贵族，汉初三杰里头，除了张良是韩国的官X代之外，萧何和韩信都是一般般，萧何是个地方小吏，而韩信呢，一度穷到饭都吃不上。

所以，某种意义上说，西汉是个平民帝国，是门第制度的一个断点，当然，与之同时，这也是又一个门第制度的起点。随着西汉的不断发展，社会结构再一次出现板结化，一批新贵族形成，门第制度开始逐渐显出苗头。

到了东汉，情况就变了。光武帝刘秀之所以上台，是因为河北豪族的大力支持，可以说，没有河北豪族，就没有东汉，也正因此，东汉就彻底成为了豪族统治的朝代。到了东汉末年，那些呼风唤雨的诸侯，就多是豪族出身了——曹操、孙权都是如此；刘备虽然混得很惨，都到织席贩履了，但是，还是硬着头皮攀上了皇族这门高枝，当了皇叔；当然，这几个还不算最典型，最典型的还是袁绍、袁术他们家。袁术是东汉末年第一个称帝的，为什么？一、他拿到了传国玉玺，二、他家世显贵，袁家四代三公，富贵无朋；因此，当个皇帝，有何不可？

其实要论起来，袁术算个屁啊，在东汉末年的枭雄里，数他最挫，但是，谁让他出身好呢（袁术他哥袁绍是小老婆生的，袁术一直瞧不起他）？

然后便是西晋和东晋了。西晋创造了一个人才选拔的制度，叫做“九品中正制”，这个制度是干什么用的呢？简单说吧，就是为世族豪门垄断政治用的，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正为此也。

而到了东晋，门阀集团的力量更是占据压倒性优势，最牛逼的就是两家，王家和谢家——王导是拥立司马睿的最大功臣，一度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谢家最出名的人物是谢安，代表作就是与苻坚的淝水之战。王谢在后世就成了高门豪族的代称，牛逼的一塌糊涂，唐朝刘禹锡有个名篇，其中两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里头的“王谢”就是与“寻常百姓”相对照的豪门。

当然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是到了中唐才有的事，事实上，在整个南北朝时期，王谢两家都是牛到爆的豪门。比如说吧，前文提到了侯景，此公后来投靠了梁武帝萧衍，为了自抬身价，他主动提出要跟王谢两家结亲，结果萧衍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这话说难听点，你侯景就是个土包子，怎么能跟王谢这样的世代豪族结亲呢？拜托一下，撒泡尿照照自己好不好？

（顺便提一下，此时距离东晋灭亡已经120多年过去了，但是，王谢两家的牛逼依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也是门第制度特点最好的写照了。）

侯景信誓旦旦的想要融入南朝社会，结果一张热脸，却贴上了人家的冷屁股，他当然非常非常非常的不爽。后来，他发动叛乱之后（即是著名的“侯景之乱”，以后我们会说到），占领了建康，为了一血当年结亲未果之仇，他就让那些看不起他的江南门阀们倒了大霉。也是在侯景之乱后，江南门阀们近乎是遭遇灭顶之灾，从此逐渐走下了历史舞台。

南朝有南朝的门阀，北朝自也有北朝的门阀，这个情况，留待我们以后再说。

因此呢，这就是杨坚所处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当前阔固然重要，但当年阔更是重中之重，所以，杨坚在“当前阔”了之后，也得想办法搞出个“当年阔”。然而，杨坚的母族，吕家，用《隋书》的话说，“其族盖微”，就算想要编一编，也实在编不出来，所以，也就只能玩个“存而不论”了。朋友们，那个时代的人，还没有“皇帝也有三门穷亲戚”的觉悟呢！

然而，正因为这个“存而不论”，一段本来充满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却被掩埋在了历史的黄沙中，以至于我们后人不得不费尽心力，将故事还原。

根据已知信息我们可以得知以下两点：

一、杨忠跟吕苦桃成婚，必然是在杨忠18岁那年，原因非常简单——吕苦桃是济南郡人，而杨忠这辈子唯一一次来到山东，就是在他18岁那年，躲避六镇兵乱之时。杨忠也必然是在吕苦桃家乡跟她成的婚，因为，若非如此，后世也不会有吕永吉千里认亲的故事了。

二、杨忠18岁娶吕苦桃，而35岁才有第一个儿子，这是不正常的。道理很简单，杨忠是个正常的男人——他有五个儿子，而吕苦桃也是个正常的女人——杨忠的五个儿子中，有三个是她生的。

综上，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结论——这对小夫妻，曾经失散多年。

一个合理的猜测是，自从南梁军队将杨忠从泰山脚下掳走后，这对小夫妻就失散了，而且失散了十多年。在这十几年里，吕苦桃从没有忘记过他的丈夫，而杨忠也没有忘掉这位患难中认识、曾经想要粗衣淡食过一辈子的结发妻子。

然而，由于杨忠的行踪飘忽不定，甚至连他自己也不清楚明天将要何去何从，所以，茫茫人海之中，吕苦桃又岂能轻易找到他的郎君呢？

苍天不负有情人，公元537年后，杨忠再度从南梁北返，他的人生方向开始清晰起来，次年的河桥大战，他又声名鹊起，于是，苦苦寻找了丈夫十几年的吕苦桃，终于在几经辗转之后，找到了他日思夜想的丈夫。

朋友们，在那样的乱世，一个男人能够苦苦守候一个女人十几年，一个女人可以苦苦寻觅一个男人十几年，而且，任凭时势推移，也不改初衷，这是不是一个很精彩的爱情故事呢？这是不是要比现如今烂俗的琼瑶剧里头，那些恶心到爆的“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你满出来了，我就漫出来了”的台词，更加能感动人心呢？朋友们，这才是一个活生生的“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的真实故事啊！这才是真正能激励人心的啊！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却被“门当户对”这四个字，彻底埋藏了起来，埋葬了一千五百多年，这岂非是中国历史的悲哀？

杨忠为自己的长子所取的名字，杨坚，这个“坚”字，是不是也某种程度代表了这个孩子的父母那坚不可破的爱情呢？

<h2>那罗延的传说</h2>

好，我们重新回到杨坚出生这件事来。

大凡中国历史的皇帝，出生时总是要有一些“异象”显现——就算是出了名的烂咖刘阿斗，也会有其母梦见北斗入怀的故事。当然，由于中国历史的皇帝实在太多，好咖烂咖不好不烂咖加一起，从秦始皇算起，足有408个之多，如果要算上夏商周、乃至春秋战国的诸侯，那就有806个之多，这么多皇帝，每一个出生都得有“异象”，大家想，这对后世的史官提出了多高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大部分皇帝的“异象”，都没有什么“特别”，毕竟，史官们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然而，杨坚的牛逼之处就在于，在中国历史的这么多皇帝里，这么多“异象”里，他的出生依然是显得这么的卓尔不群，这么的“特别”。

杨坚出生在佛寺，在中国历史的皇帝里头，这大概是唯一一个。

杨坚出生时，“紫气充庭”，当然，这也不算稀奇，跟后世朱元璋的“红光照室”差相仿佛。真正有意思的事情，还在后面。

杨坚出身的时间，是农历六月十三，正是盛夏，从初生婴儿到耄耋老叟，无疑都要承受酷热的考验，杨坚后来虽贵为皇帝，但也不能例外。为了给孩子祛暑，吕苦桃也不免辛苦一些，为他摇摇扇子，然而，这扇子一摇，却摇出了新问题，原先是太热，如今变成了太冷。据说杨坚被扇得直打寒战，几近气绝，一开始还哭哭啼啼，到后来，连哭都哭不太出来了。

（虽说是劳动妇女力量大，但是，吕苦桃的力量也实在大到不可思议了，似不合常理，史书姑妄写之，我姑妄抄之，大家也姑妄听之吧。）

就在此时，门外走进来一位自河东而来的神尼，据隋朝的文人们说，是“无因而至”，用现在网络流行语说，是个“空降兵”。

出现之后，奇了，杨坚立马好了；而后这位神尼就对杨忠夫妻说道：“无需为此儿担忧，他有神佛保佑。”然后，神尼便给杨坚起了个小名，“那罗延”。

“那罗延”在佛教术语中，是指古印度的一个大力神，类似于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意译过来，就是“金刚力士”的意思，倒也跟坚字对应。

当然，这也还算寻常，当时南北朝时代，以神祗来给自己命名的人不计其数，“那罗延”还只是小名，有人的大名就直接是神祗的名号了。比如说，前文提到的尔朱家族，尔朱荣的两个儿子，便是以神祗为名，一个叫做尔朱叉罗，另一个叫做尔朱文殊。甚至皇室宗亲里头，也有叫元夜叉、元罗刹的。

这位神尼呢，便是大名鼎鼎的“智仙”了。在告诉杨忠夫妻此儿不凡后，智仙立即提出了要求：“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言下之意，她要自己抱走。杨坚是杨忠和吕苦桃的第一个儿子，历经千难万险才有的爱情结晶，怎么能让不相干的人说抱就抱走呢？杨忠和吕苦桃当然舍不得。

然而，奇妙的是，这个婴儿似乎还认准了这位尼姑——他一看见神尼，就停止哭泣；而一离开神尼，就啼哭不停，不论杨忠夫妻如何哄抱，也无济于事。无奈之下，杨忠夫妻只能忍痛割爱，将孩子交给智仙。

当然，智仙也没有把杨坚带到什么远地方去，杨忠“割宅为寺”，智仙和杨坚，就住在这个“宅寺”里，实际还是住在自己家里，只是平时见不着罢了。

“割宅为寺”这个事，在当时也很常见，在北魏末年，很多王公贵族都是如此，《魏书·释老志》就说：“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为一寺。”当时王公贵族们迷信的很，他们经常会请僧侣来为他们预测吉凶，于是，在算命业的支撑下，僧侣的活动范围也空前扩大，不仅有住寺僧，也有云游僧，像智仙这样的，可以算作“家僧”。

智仙便是个很神奇的算命家。她除了一眼就看出杨坚“此儿甚异”，她还帮别人做出过许许多多的预言，《佛祖历代通鉴》就说她“时言吉凶成败事，莫不奇验”。杨忠割宅为寺，将其奉为家僧，应该跟这个有很大关系。

当然了，这本《佛祖历代通鉴》有点不解风情，在谈了智仙神奇的算命本领后，居然把智仙的“空降兵”属性给拆穿了——居般若寺，会文帝生于寺……就是说，智仙根本就没有“翩然而至”这个桥段，她本来就住在般若寺里头，只是恰好碰上了杨坚出生而已。但又为什么说智仙是自河东而来呢？是因为“释尼智迁（即智仙）者，河东蒲坂刘氏女也”……

唉……大家继续将就吧。

儿子住在自己家里，自己却见不着，吕苦桃自然是饱受思儿之苦。有一次，吕苦桃实在挨不住了，就蹑手蹑脚的进了杨坚的卧房，然后一把将其抱起，突然之间，吕苦桃看见儿子的头上居然长了角，身上长了鳞，这下吓得非常小可，就不慎把杨坚摔在了地上。此时，智仙恰从外边经过，叹息道：“已惊我儿，致令晚得天下。”儿子本来是要得天下的，被你一摔，延期了，这还了得？自此之后，杨家人再也不敢过问杨坚的起居生活了。

这段“变形记”当然是针对杨坚的相貌后人的附会之言了，据《隋书》说，杨坚的相貌是这样的：为人龙颜，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常上短下，深沉严重。这又跟刘邦的相貌有异曲同工之妙了：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不过，这段变形记倒是让我想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稗闻。

袁世凯大家都知道，民国初年的时候，此公大总统当不过瘾，称了帝，最后落得天下唾骂，只当了83天的皇帝，就被国人骂下了台，最后糖尿病发，一命呜呼。直到今天，袁世凯称帝，都被很多人称之为“丑闻”，袁世凯也因此一直被骂到了今天。但是，袁世凯明明已经当到了终身大总统，后来修改的《总统选举法》中，甚至说连下任总统都由前任指定了，除了不穿龙袍，不坐龙椅，不被手下山呼万岁，跟皇帝也没啥大区别，为啥他还要当皇帝呢？

据民间传闻，事情是这样的：

袁世凯早年的时候，好像从25岁起，就喜欢用人参、鹿茸当补药，后来自己发达了，权势喧天，更是落下了这个毛病，每天中午都要喝碗参汤，而且，连用什么碗都有讲究，必得用西太后赏赐的碧玉杯。

某天中午，一个丫鬟照例端着杯参汤进了屋，然后，这位丫鬟就吃了一大惊，慌乱之下，居然杯子掉到了地上，啪嗒一下，碎了……这声清脆的声响就把袁世凯给闹醒了，睁开眼一看，心爱的碧玉杯摔坏了，还了得？当即发了飙。

这位丫鬟也知道自己是得倒霉了，忙乱之中，急中生智，编了一套瞎话：“报告总统爷，我刚才端着杯子进了屋，突然看见床上盘着一支五爪大金龙，我一害怕，不小心就把这个杯子摔坏了，奴婢该死……”

这位女婢还有什么该死的呢？袁世凯可是乐坏了，当即便令丫鬟住嘴，然后非但不追究她摔破杯子的责任，还给她打了赏呢。

后来老百姓就说，袁世凯为什么要当皇帝？就因为这个丫鬟说了这个事儿，袁世凯一直把自己视作金龙转世、真命天子，所以就非得当上这个皇帝不可。

当然咯，据说呢，这位丫鬟之所以摔破了杯子，根本不是因为看见了什么金龙，她确实是看到了些奇怪的东西，只不过只大蛤蟆罢了……

后来北京老百姓牵强附会，把清王朝的大人物排排坐，搞出了个西山十戾的名单——多尔衮（熊）、洪承畴（獾）、吴三桂（鹗）、和绅（狼）、海兰察（驴）、年羹尧（猪）、曾国藩（蟒）、张之洞（猴）、西太后（狐）、袁世凯（蛤蟆）。这其中，蛤蟆精袁世凯也便名列其中了。

袁世凯的这个事儿，说明杨坚的这出“变形记”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有市场的，也不算是他的专利啦。

杨坚的所有事情，一件一件单拆开来的话，自然不算特别了，但是连在一起，那就特别的很了，尤其是，杨坚的佛教背景，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可说是独树一帜。当然了，非要说起来的话，这也是时代造就的呢。

佛教并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是个舶来品，外来货，印度人的玩意。据说，佛教是在东汉时期就传到了中国，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受重视；佛教得到井喷式发展，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南北朝时期。

为什么会如此呢？要我说的话，就是两个字——填空。

宗教呢，实际上本身就是一套伦理和价值体系，但是，在中国，要想输入一套价值体系，也实在很不容易。道理很简单，中国人不敢说别的，在“精神文明建设”上，向来有自己独到的一面，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人便奉儒家为圭臬，以儒家作为统治性的价值体系了。

以此，尽管佛教在东汉就传入了中国，但是，由于儒家的强大影响，佛教并没有能得到太快速的发展。然而，到了南北朝，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很著名的一段乱世，尤其是北朝，在五胡乱华之后，曾有过“五胡十六国”的大混乱时期。伴随着政治经济军事的大混乱，思想也出现混乱了，尤其是，儒家的“王道”思想，开始搞不定了。

其实呢，对于乱世，儒家向来是搞不定的。孔子出身在春秋，孟子出身在战国，二位大贤自始至终都在兜售他们的“王道”思想，但是，有没有谁对他们的这套理论感兴趣呢？答案是——没有。最悲催就是孟子，这么伟大的一位雄辩家，经常要碰到鸡同鸭讲的情况，比如那位梁惠王，就让他碰足了钉子。

为什么呢？因为在乱世，讲的不是“王道”，而是“霸道”。

所谓“王道”，包含的对统治者道德优越性的赞颂。儒家最爱追颂先贤了，动辄“尧舜禹汤”，认为，古时的圣王，最牛逼的地方，就是“仁者无敌”了。儒家这一吹牛逼，就把“仁”吹到了天上去，认为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了。其实，到底是怎样的，写出史家奇书《春秋》的孔子，自己心里有数嘛。

所谓“霸道”，跟“王道”正相反，无所谓道德，谁拳头硬谁说话。孔孟之悲哀，就在于春秋战国搞的是“霸道”，看的是谁拳头硬。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乃至最后统一天下的秦始皇，都是“霸道”哲学的拥趸。

当然了，到了治世，情况就不一样了，“王道”就能大显其威了。道理很简单，“霸道”是用来争天下的，但是，任何一个把天下争到了手的人，都不希望别人再跟他来争，所以，他们就不能再讲“霸道”，而要扯出“王道”这件虎皮大衣了。当然，如果有人不服，比如秦始皇，统一了天下，依然搞“霸道”不搞“王道”，那就等着倒霉吧——什么万世？二世就让你完蛋！

说白了吧，“王道”是什么东西？就是维护当前王朝正统性和合法性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相对完善的秩序。但是朋友们，治世最重要的就是秩序嘛，老百姓最需要的，也是秩序嘛——毕竟，谁当皇帝不吃饭呢？老百姓的要求很简单——别折腾。“王道”相对于“霸道”，是不折腾的政治哲学，所以，对老百姓有好处。

然而，很不幸，乱世又来了，东汉末年，群雄逐鹿，而后三足鼎立，好容易三分归晋，刚传到第二代，偏偏晋惠帝是个白痴（不是骂他，是真白痴），妻子贾南风又是个超级悍妇，于是闹出了八王之乱，紧接着来了个五胡乱华，再然后，中国历史的大动荡就此拉开了帷幕。

乱世来了，“霸道”又开始了统治，“王道”又衰微了，比谁拳头硬的竞赛又开始了，老百姓的苦日子又来了，而儒家宣扬的那套伦理道德，在乱世中被狠狠的粉碎了，以至于，老百姓都出现了信仰危机，不知道何去何从了。

当一个价值体系衰微后，另一个价值体系就会填上它的空缺，这就是佛教在南北朝所扮演的角色，一个填空者的角色。

佛教如果搞得好，当然是有机会就此取代儒家，成为中国的主体思想的，就比如说吧，基督教就在罗马帝国衰微的时候，控制了整个欧洲。

然而，佛教能扮演这样的角色吗？能够重塑中国的伦理和道德体系吗？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当然，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不能。而且，给出答案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在佛门中待了13年时间的杨坚，当他重新统一天下，试图重建社会秩序时，他没有选择佛教，而选择了儒家。关于这个问题，也留待我们以后再来详细讨论吧。

这就是杨坚所处的时代，战乱、门第、佛教，这些都是历史赋予杨坚的使命——他要结束战争，挑战门第制度，乃至，重建价值体系。

<h2>贵二代</h2>

杨坚的佛寺生活持续了13年，在中国南北战火纷飞之际，他却在青灯古佛之下，过着刻板平淡而又肃穆的生活。

公元553年，杨坚13岁，他被送入了太学读书。

西魏以武立国，领导者多是武川镇的军人子弟，从六镇兵变流离失所直到如今三分天下有其一，这帮人大半辈子干的都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买卖，论起刀枪棍棒斧钺钩叉，自是其之所长，但要论起经典古籍圣贤之学，那也不免人人大摇其头。当然，宇文泰也知道，文化很重要，所以，在他的行台设有学堂，每天白天当手下们忙完了之后，晚上总要去学堂例行学习，但是，这种“学习”也无非就是些最基础的扫盲教育，学术是决计谈不上的。

西魏的太学，虽是国家的最高学堂，但由于元修当年是仓皇西奔，连干粮都没带足（不开玩笑，这是真事，后来元修走半道断了粮，有个叫王思村的乡民拿出了馒头、麦饭和茶水来招待他，元修都激动的什么一样，免了此人十年赋税呢），更遑论典籍，而领导人则刚脱离文盲，因此，其学术水准也就可以想见。

杨坚入太学，当然学不到什么子曰诗云的正规学问，其性质，跟如今很多公司大老板上MBA课程倒是颇有类似。其实，对于这些久经沙场的商业巨子而言，MBA课程真能教给他们什么东西呢？他们真正看重的，不是书，而是人——跟他们一起上课的这帮同学，将来很可能就是他们潜在的商业伙伴。太学也类似，因为，能在这里上课的，都是贵族子弟，于杨坚而言，这才是最重要的。

由于13年的佛寺生活，杨坚的心智比之一般同龄人要成熟得多，他深沉严肃，不苟言笑，少言寡语，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以至于他的同学看到他时，都不禁肃然起敬。对杨坚的太学生涯，《隋书》只用了八个字就做了概括——虽至亲昵不敢狎也（就算是最亲密的人，也不敢对他态度轻狂）。

这是一段很好的经历，因为在一帮贵族子弟面前，13岁的杨坚，很早就展现了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东西——领袖范儿。

14岁，杨坚正式开始政治生涯，他被京兆尹（即长安市市长）薛善看中，提拔为功曹（相当于秘书，这应该是个虚职，算是官二代步入政坛的起手式）。

15岁，由于杨忠平定江陵的功勋，杨坚被授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被封为纪县公；16岁，杨坚被授予骠骑大将军，加开府。

这些职位当然多是虚衔，但是，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已经是西魏帝国最高的勋位，可以说，杨坚刚入政坛，就处于一个高得吓人的位置。

杨坚年纪轻轻就到如此地位，只能说是“老子种树，儿子乘凉”了。

彼时的杨忠，在度过了人生最颠沛的岁月后，苦尽甘来，正在到达其政治生涯的顶点，他如今已经名列西魏十二大将军，成为了西魏的核心统治成员。

公元542年，在邙山之战前后，在跟东魏较量了多次之后，意识到实力差距的宇文泰，着手进行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军事改革——创设“府兵制”。

所谓“府兵制”，最大的特点，就是兵农合一，士兵平时为农民，在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而到了战时，则操起武器上战场。这个制度，是宇文泰为了解决西魏跟东魏较量中集中体现的两个弱点——一、国穷；二、人少。

最初的时候，宇文泰的“府兵”来源，是流入关中的六镇子弟和本在关中的鲜卑诸部，总的来说，是以鲜卑人为主体的军队。然而，邙山一战，第一天西魏就损失了三万人，可以说，以鲜卑人为主体的“府兵”已经处于崩溃边缘，战后，为了继续跟东魏抗衡，宇文泰吸收了大量的陇右强豪的地方部队，以鲜卑为主体的“府兵”，逐渐变成胡汉混杂，乃至胡汉一体。

这个改革对于西魏至关重要，因为，这是西魏跟关中地方势力融合的开始，也是鲜卑族和汉族历史性融合的关键阶段，跟东魏依然靠鲜卑人打天下，依然实行种族歧视政策，已非同日而语。

8年后，也就是公元550年，宇文泰的府兵制正式成型，基本的组织构建，最上层乃是八柱国（宇文泰，元欣，李虎，李弼，赵贵，于谨，独孤信，侯莫陈崇），其中，宇文泰是当家老大，而元欣这个北魏宗室则是挂名傀儡，因此，真正意义上统领军队的有六柱国，李虎、李弼、赵贵、于谨、独孤信和侯莫陈崇。

六柱国手下，每人有两位大将军，所谓十二大将军，分别有元育、元赞、元廓、宇文导（宇文泰侄儿）、宇文贵、李远、达奚武、侯莫陈顺、杨忠、豆卢宁、贺兰祥（宇文泰外甥）、王雄。

另外，每位大将军手下还有两位开府，每位开府统领一军，一共24军，这就是所谓的二十四开府。

因此，府兵制的组织结构就是“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

然后，从“八柱国、十二大将军”这处于权力中心的二十人名单中，我们可以考察一下西魏的统治结构：

北魏宗室：元欣（柱国），元育、元赞、元廓（大将军）；约占20%；

武川镇人：宇文泰、李虎、赵贵、独孤信、侯莫陈崇（柱国），宇文导、侯莫陈顺、达奚武、杨忠、贺兰祥（大将军）；约占50%；

关陇强豪：宇文贵、李远；约占10%；

其他：于谨（河南洛阳人），李弼（辽东襄平人），豆卢宁（昌黎徒何人，前燕贵族），王雄（太原人）；约占20%。

西魏的统治集团，被陈寅恪先生称为“关陇贵族集团”。

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说，这个集团有两个特点：

一、“融治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

二、此集团中人“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

简单说，就是两个一体——“胡汉一体”，以及“军政一体”。

其实呢，还应该有第三个一体，因为，西魏的统治核心武川镇人对于关中而言，实际是外来力量，如果不能跟当地势力有效融合，也是很难站稳脚跟的，因此，外来力量和当地势力的一体，同样也是该集团的特色。

“关陇贵族集团”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政治集团，因为，其将开创中国历史的崭新纪元，未来将统治中国将近四百年。如今的西魏，即将到来的北周，乃至我们要讲的隋朝，以及在中世纪将中国推向顶峰的盛唐，其统治核心，皆出自该集团。

杨坚小小年纪便能有宰相级的勋位，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是“关陇贵族集团”的重要一员——他的父亲杨忠是十二大将军之一，而他的岳父独孤信，则是八柱国之一。

顺便说一下，在杨坚步入政坛之时，他的父亲已经为他定下了终生大事。杨忠的老上司独孤信，对仪表非凡气度不俗的杨坚非常欣赏，大概在杨坚十五六岁之时，将自己十四岁的七女儿独孤伽罗嫁给了他。

这段婚姻对于杨坚的政治生涯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位独孤伽罗不仅只是个贤内助，以后我们会知道，她在政治上也同样有着不俗的见识；当然，更直观的是，杨坚的政治资本也将因此更加雄厚。

一切似乎都在朝着顺利的方向发展，然而，杨坚的政治生涯也不总是一帆风顺，很快，年纪轻轻的他就遇到了政治生涯中第一个严峻的考验。

<h2>开国功臣的宿命</h2>

公元556年十月，一手创建了西魏的宇文泰，在北巡途中身染重疾，在病重之际，他招来了自己的侄儿宇文护，交代后事。

宇文泰的遗言是：“吾形容若此，必是不济。诸子幼小，贼寇未宁，天下大事，属之于汝，宜勉力以成吾志。”

不日，宇文泰便在云阳逝世。云阳距离长安仅有半日之遥，受托孤之重的宇文护此时采用了十分慎重的方式，他秘不发丧，直到宇文泰的灵柩运至长安，宇文护才公开发丧。

“秘不发丧”，这一般是政治局面非常严峻的时期采取的特殊手段。比如说，当年秦始皇在东巡路上暴卒，赵高说服李斯，发动“沙丘之谋”，篡改秦始皇遗诏，拥立胡亥二世为帝，不久后逼死扶苏；为了阴谋顺利实施，赵高和李斯对秦始皇的暴卒，所采用的手段，就是“秘不发丧”。

如今的宇文护，也采用了这一招，这只能说明一点——局面不容乐观。局面的不乐观，其实从宇文泰的遗言中就能略见一斑，尤其是，宇文泰的那四个字，实在是暗藏玄机——诸子幼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