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的幸运儿，由秦始皇开创并主导的秦国，在很多方面的建设对后世是有深远的影响的。统一文字和度量衡，国家道路的规划和修建也是，当然也包括郡县制的实行，县的存在及县长的存在使很多在基层的百姓也有机会挤进管理层。毕竟是基层组织，更贴近百姓的管理，让很多人对国家充满了信心。

秦朝根据县的大小不同还采用了灵活机动的官职设置，万户以上的县还设置县令，不满万户的设县长。这样一来基层项目的领导班子就确定了下来：县令（长）、县丞、县尉，分别管理政务、军事和司法。这些官职都需要皇帝直接任免，因此，那些盖着玉玺的委任状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郡县制里除了郡和县，还有乡和亭，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乡和村级组织，亭为治安大队，乡是隶属于县的基层行政组织。其职能主要有四：（1）摊派徭役；（2）征收田赋；（3）查证本乡被告案情；（4）参与对国家仓库粮食的保管工作。

乡长级官职设有“三老”、“啬夫”、“游徼（音教）”。“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诉讼、收赋税，“游徼”掌捕盗贼。多数乡官由当地地主豪绅担任。这些官职不是由皇帝直接任命，委任状上也无须盖上玉玺，主动权都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因此可操作性就大了很多，组成人员大致就是县长的亲信和得力助手。

亭长之下秦朝还设有里。里设里正或里典（为避秦始皇名“政”之讳，而改“正”为“典”）。里中设置严密的什伍户籍组织，以便支派差役，收纳赋税，并规定互相监督告奸，一人犯罪，邻里连坐。

亭属于治安系统的基层组织，其大体情况相当于目前的基层警务室和派出所，系县尉的派出机构。亭有亭长，下面还设有“亭父”、“求盗”各一人。亭除了主要管理治安，还负责接待往来的官吏，掌管为政府输送、采购、传递（文书）等事。

秦朝通过君主集权制和郡县制，建立起了一套严密而完整的地方与基层的政权系统，强化了国家对老百姓的管理。自秦以后各朝代对其制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沿袭。很多领导者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这一套管理系统用起来很方便、很顺手，非常符合当时的封建君主制度，因此这套体系一直在中国延续了近两千年之久。

始皇帝嬴政家传天下的思想确实使后世效仿了又效仿，着眼他精心构造的帝制和一整套国家制度，他确实开创了此后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华帝国的基业。

春秋战国时期，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们集体塑造了一朵极为绚丽的思想奇葩——民本思想。孟子有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也说过：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就是这样一种思想真真正正是代表了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民本思想也从此开始泛滥。

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由于是由自然法则中逐渐延续而来的，它从不试图在制度的层面上排斥和否定君主与君权，而是从另外一个方面上让民权制约君权，两者之间造成一种张力，张弛有度则为和谐，显然这根本不符合始皇帝的统治理念。然而秦始皇建立的政治体系其实从根本上否定和摈斥了民本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本思想还是非常具有时代性和超前意识的，这种民本思想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点：一、君权的根本在于民；二、立君的目的在于保民；三、如果君不称职，民可以批评以至反抗。但是这种理论性的民主思想显然是走不长的，到了秦朝，已逐渐凋谢。

民本思想的没落也代表着儒家思想的衰退，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逐渐站上了统治地位。那些法家代表人物为了符合统治者的口味，渐渐地将君权至上推向极端。他们刻意地宣扬君权至上。再者，统一六国的秦始皇也犯了左倾主义错误，在对自己的才智和力量的估计上，有点儿膨胀，一厢情愿地想“独擅天下之利”。

思想的形成最终都必须和时代风气联系在一起，更是和政治紧密相连，在动荡不安的年代，儒家思想所宣扬的那套仁、义、礼、智、信自然不会占到便宜，而适应于战时特点的法家思想受到政治家们的青睐和采纳，而民本思想的积极鼓吹者儒家却往往不能见容于这个崇生活场景尚攻取的时代。

一些法家人物在为大一统的专制帝国摇旗呐喊时，将君权至上论推向极端。《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说：“冠虽穿弊，必戴于头；履虽五采，必践于地。”照他们看来，君主再坏，终究是君主，臣民再好，终究是臣民。这就好比再破烂的帽子也要戴在头上，再美好的鞋子也必须踩在脚下。

法家也有一些重视“民”的言论。然而为法家所看重的，主要是可直接用于耕战的“民力”，而非“民心”。丝毫不见民心的向背对为政、治国的重要性。他们还将欲“得民之心”的儒家，斥之为“不知治者”，以为“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为政如果想要适合民意、民心，乃是“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

秦始皇和李斯在秦国崛起的过程中一直推崇法家思想，但却没有领略法家的精髓所在。法家思想的本意，显然不是为了造就一个绝对化的皇权，让君主毫无约束，而是为了让天下通过法实现大治，但思想界的这种动向，却在事实上为绝对化皇权的出现，做了舆论上的开路工作，这些法家的创始人们其实是为统一后的国家制度绘了一个雏形。

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军事家、政治家又是比较出色的心理学家的尉缭就评价过秦始皇是个寡恩少义之人，不过，由于国家利益和政治的需要，那个时候秦王嬴政对自己的“虎狼心”还时常加以克制，对别人的批评和指责有时也能接受和容忍。对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他甚至还可以屈尊相待。

在秦始皇没有成就霸业之前，人们可以经常看到一个重视人才，从谏如流，体贴下属的优秀国王所具备的素质，正是由于这一点，洞察秦王嬴政本性的尉缭，最后还是被秦王嬴政挽留在秦国，并担任国尉，为秦的统一大业奔走效劳。

随着秦王专制政权的巩固和发展，特别是在整合六国资源成功上市后，秦始皇的变态性格就完全暴露了出来。秦国统一六国后，再也没有可以与始皇帝为敌的强劲对手，秦始皇以为，凭借自己强大的国家机器和一整套的严刑酷法就可以任意“臣畜天下”。他视人民为草芥，无休止地横征暴敛，肆意地摧残、蹂躏，自己则穷奢极欲，纵情享受，完全不顾及老百姓的感受。

嬴政对周围的大臣从不放心，他每天要亲自处理各种奏章文书，以竹、木简一石（120斤）为标准，不尽此数不休息，并随时召见相关官员垂询。公卿大臣们只是仰承秦始皇的鼻息行事，个个诚惶诚恐。背逆他的意愿或惹他不高兴的，随时会遭杀身之祸。以至后来，全国上下臣民皆敢怒而不敢言。

身为大秦帝国最高领导的始皇帝嬴政显然并没有想到自己的暴政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从横扫天下、一统六合的英雄，突然变成了作威作福、荼毒人民的暴君。这使得本身还对各种法律、各种政策还不是很习惯的天下臣民对其政权开始怀疑起来，他的这一变态暴政把他的“千秋万代”的梦想带入深渊。

从古至今，兴旺由俭败由奢，许多亡国之君都灭亡在挥霍无度、大兴土木上，虽然秦始皇不是亡国之君，但头脑极度膨胀的他却也做出了无限索取民力无限制挥霍的举动，具体表现在大肆修筑宫、穷全国之力修建陵墓等大型建筑，由于劳民伤财，这些举动极大动摇了秦国根本，这为秦朝迅速灭亡埋下了伏笔。

秦始皇在政权巩固之后便开始了兴土木、修宫殿。在发展建筑工程产业的同时，秦朝高层也没忘记对道路桥梁业的发展。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三十五年，秦始皇再次不顾众人反对决定修直道。这种路桥工程早在平定六国的次年就已经实施过，但头脑发胀的秦始皇认为规模还不够，还要扩大些。

秦国统一六国当年，秦始皇下令修驰道和甬道，连接极庙与咸阳。所谓“甬道”，就是在道路两侧筑起高墙，专供秦始皇从中行走，不让路人瞧见。这目标也太明显了，每当听到甬道里有动静，很大可能就是暴戾的嬴政又出来散心了。

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始皇帝养成了爱好建造宫殿的爱好，每当消灭一国，他就派专人到该国摹绘那里的宫殿建筑，然后依照其式样，在咸阳附近的北阪，筑起同样的宫殿。这种心理就好像是占有了一样东西然后把它存在记忆里，没事儿的时候去回忆回忆自己当年的辉煌一样。

秦始皇的宫殿建造之后自然是不会让他们空着，但是又没有一个发达的室内装饰装修设计产业，只能将缴获的看起来还不错的一些战利品放置其内，另外就是美女了，有人说美女才是男人最好的装饰，据记载，秦始皇的后宫宫殿群里列女万余人。北阪顿时也变成了东方建筑的博览会、东方美女的展示地。

秦始皇的享乐欲望和好大喜功的心理给整个秦国带来了相当大的浩劫。在这些大型工程中，秦始皇无偿征讨民工干活，还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滥征民力，而且在施工过程中不仅没有安全生产保障措施，还对劳力进行打骂，其中流传很广的孟姜女的丈夫就是典型的受害者。残暴的统治，使秦王朝领导高层逐渐的失去了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