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李绅将吴湘的案子审结上报朝廷时，朝廷上下对李德裕和吴武陵的旧怨早有所闻，所以很多人怀疑李绅在其中做了手脚。吴湘虽然盗用程粮钱，但罪不至死，于是朝臣们纷纷上疏武宗李炎，请求复核此案。

在朝臣们舆论的压力下，武宗李炎派御史崔元藻、李稠前往扬州复查吴湘之案。崔、李二人经过详细核查，得出的结果是吴湘盗用程粮钱的确属实，可以依法定罪，但强娶的百姓颜悦之女，并不是继室夫人焦氏所生，而是正室夫人王氏所生，王氏本人士族出身，而颜悦也曾经担任过青州衙推，也算是有身份的人，这与扬州方面所呈报的有些出入。李德裕在得知崔、李二人的调查结果后十分不满意，认为他们的调查结果模棱两可，没有结论，于是下令外贬崔元藻为端州司户，李稠为汀州司户。

李德裕出于本派系的私利，对崔、李二人的复查结果视而不见，而且将皇帝派去复查的人外贬，从中也可以看出李德裕在会昌年间权势和地位已经达到什么程度。他没有再派官员进行核查，更没有将案件交给朝廷司法部门详断，更不顾很多人的反对，便下令按李绅最初呈报的案卷将吴湘处死。

其实，崔、李二人对吴湘一案的复查结果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如果李德裕能够稍稍冷静一下，听进去一些不同意见，对吴湘进行合理的量刑，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严重后果，而且这个案件本身并不复杂，影响也没有那么大，然而如果将它和党争联系到一起，就使得原本十分简单的案件变成了政治斗争。

事实证明，李德裕可以利用吴湘的案子大做文章，白敏中就为什么不能呢？终于在李忱当上皇帝后，本来已经结案很长时间的吴湘之案再次被翻出来，白敏中利用为吴湘翻案的机会，先后牵连进来很多李党成员，并让他们断送官职，进而一举摧毁李党势力。

大中元年（847年）九月，在白敏中的指使下，吴汝纳首先上疏李忱为吴湘鸣冤，说弟弟吴湘虽然盗用程粮钱，但罪不至死，是李德裕和李绅出于私利欺骗先帝，妄杀吴湘。

对于吴湘的案子，李忱并不十分了解，于是他召回当年复查该案的崔元藻让他重新核查此案。崔元藻因为当初核查这个案子而被李德裕贬了官，心中对其十分嫉恨，所以在重新核查该案时，心中已经有了倾向牛党的想法，因此与白敏中和令狐绹等人排挤打击李德裕的目的一拍即合。

经过例行公事般的调查后，崔元藻上奏皇帝李忱，也说吴湘贪赃之事的确属实，但不构成死罪，所娶的颜氏和其父颜悦也并非庶民百姓，所以这段婚姻根本不存在违法行为。他还进一步揭发，认为吴湘之所以会被处死，完全是时任桂管观察使的李德裕的同党郑亚首倡，推官元寿、扬府录事参军李恪等人百般罗织罪名，由西川节度使李回极力促成的。

事实上，崔元藻的奏文等于是在告诉皇帝李忱，吴湘的案子是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势力一手操控的结果。这样使得本来就想排挤李德裕的皇帝李忱更加找到借口，对李德裕加以贬黜。

于是，吴湘案件的翻案已成定局，李忱下令御史台会同刑部、大理寺，共同对吴湘案件进行最后的审核。可以预料的是最终三司一致认为崔元藻所奏与吴汝纳所陈述的一致。

大中二年（848年）正月，李忱下诏分别对当年处理吴湘案件的有关重要官员给予相关处分，贬黜李回为湖南观察使，郑亚为循州刺史。中书舍人崔嘏在起草贬黜李德裕的制词时，因为没能充分表达清李德裕的罪名，也受到牵连被贬为端州刺史，而对于元寿、李恪等低级别的官员，李忱下令进行杖刑后永不叙用。

经过这次整治，李党势力在朝廷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但以白敏中为首的牛党，对李德裕的打击排挤并未就此收手，在李忱下诏贬黜李党没多久，大理卿卢言、刑部侍郎马植、御史中丞魏扶等人继续就吴湘案件大做文章，他们联名上疏皇帝李忱，认为李绅妄杀无辜，造成吴湘被处死的冤案，都是因为李德裕在会昌年间专权的结果，甚至达到了贬黜御史的地步，实在是没有天理。如果仅仅是贬为潮州司马，不足以震慑其心，希望皇帝陛下重新考虑处置李德裕的问题。

在牛党成员的煽动下，皇帝李忱决定继续贬黜李德裕，继上次下诏贬黜李党成员的八个月后，李忱再次下诏贬李德裕为崖州司户参军，在诏文中李忱对李德裕处置吴湘案件给予了最终的定性：

“夺他人之懿绩，为私门之令猷，附会李绅之曲情，断成吴湘之冤狱。”

李忱在诏文的结尾，依然加上了“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这句话，充分说明李忱时刻没有忘记要将李德裕狠狠地踩在脚下，绝不给李党势力东山再起的机会。

当时再次被贬的还有李回这个李德裕忠实的追随者。最初，李忱是想让他以太子宾客的身份分司东都，可是诏文起草完毕后，给事中认为处分太轻，将诏文奉还李忱，于是李忱改贬李回为贺州刺史。

李德裕倒台后，被牵连的官员为数不少，绝大部分人都是朝廷中的文臣，当然受牵连的也有武将，其中以兼任河中、河阳、凤翔三镇节度使的石雄为典型代表。

石雄作为武宗李炎时期反击回鹘、平定泽潞之乱中战功最为卓著的将领，深得李德裕的赏识和信任，就连武宗李炎本人也称赞石雄的勇猛是很少有人能比得上的。所以在会昌年间，石雄仰仗皇帝和宰相的绝对宠信而身兼三镇节度使，算是李党成员之一。

可是随着李忱即位后对李德裕的打击排挤，李党失势后，石雄也失去了靠山。朝廷内取而代之的牛党势力对石雄颇为忌惮，虽然他们知道石雄是一位智勇双全的武将，是帝国镇守边塞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出于本派之私利，他们还是以防止李党死灰复燃为借口，鼓动皇帝李忱解除了石雄三镇节度使的职务，并让其奉诏入朝听候安排。

石雄虽然是个武将，但李德裕倒台，他十分明白对于自己意味着什么，在奉诏入朝后，他立即前往政事堂求见白敏中，希望朝廷看在自己曾经有功于国家的分上，委任自己一个偏远地区的节度使之职以终老。

但是石雄的请求最终被拒绝了。牛党解除石雄的职务，就是因为他是李党成员，白敏中为此还挖苦石雄，说他过去的功劳，朝廷以三镇节度使作为对他回报已经足够了，他实在不应再奢求什么。不过白敏中并没有将事情做绝，在充分考虑石雄的请求后，他委任了石雄一个左龙武统军的职务，将他留在了皇宫之内。事实上，等于是将石雄置于自己的眼皮底下加以监视。

石雄是牛党势力排挤打击李党势力官员的最后一人，随着石雄被变相软禁，和牛党势力斗争40余年的李党势力终于以惨败而告别朝廷政治舞台，其党魁李德裕在大中三年（849年）到达贬所崖州。

事实上，凡是被贬到崖州的官员，基本上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当年杨炎和韦执谊被贬崖州，一个没走到崖州便被缢杀，一个在崖州郁郁而终。而现在李德裕也要到那里去，这让他心中不禁产生阴影，在到达崖州后，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李德裕登上崖州城楼赋诗一首：

独上高楼望帝京，

鸟飞犹是半年程。

青山似欲留人住，

百匝千遭绕郡城。

或许此时的李德裕已经明白，在政治斗争中，一个人无论是得势还是失势，其实都没有道理可讲。那一刻我们几乎可以听到李德裕对世事无常的那一声长叹，长叹悠悠之间涵盖了他的一生，也涵盖了一部历经40余年牛李党争的晚唐历史。

大中十三年（849年）闰十一月，李德裕病逝于崖州，终年63岁。

一代名相就此悲情谢幕！

李德裕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关于他的话题以及牛李党争的历史，千百年来却始终没有停止讨论。与他同时代的李商隐评价李德裕是“成万古之良相，为一代之高士”，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或许，李商隐的评价只说对了一半。

不是终结

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势力在持续40多年的牛李党争中，最终以惨败彻底退出政治舞台而告终，但我们不能否认，李德裕依然是晚唐的著名政治家。从元和年间开始步入仕途，历经宪、穆、敬、文、武、宣六朝，长期地方任职的经历，担任过浙西、郑滑、剑南、西川、淮南、荆南等镇观察使和节度使。在朝廷中历任监察御史、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兵部尚书、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加官至太尉，晋封卫国公。

李德裕在政治上主张强化中央集权，在大唐帝国国势逐渐衰弱的情况下，主张树立朝廷权威，对不听命的藩镇采取强硬对策，以维护的帝国的统一，而且强调整顿吏治，提高行政效率。

武宗李炎在位的会昌年间，是李德裕人生最为得意的时期。由于他深的李炎的信任，其胆识和才学得以充分发挥，并在处理会昌年间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德裕从幼年起，就继承家学渊源，勤奋刻苦地攻读《汉书》《左氏春秋》等史料典籍，成年后喜好著书写文，官居宰相后虽然政务繁忙，但依旧笔耕不辍。在他长安城的安邑里府邸中有起草院，其中又有精思亭，每当遇到朝廷需要用兵的大事时，李德裕都要独处其中，凝思运筹地为皇帝起草诏令文书。而且李德裕著述颇丰，流传至今的有《会昌一品集》《次柳氏旧闻》，已经散佚的有《文武两朝献替记》《会昌伐叛记》《大和辩谤略》等。

除了李商隐给予其极高的评价之外，近代的梁启超也对其颇为赞誉，将他与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并列，称他是中国古代六大政治家之一。可是我们知道，与这五个人比起来，李德裕无论从名气还是历史功绩来看，都无法和他们相比。究其根本原因则是因为他陷入了影响大唐帝国国运的党争事件中，而且从个人品格来讲，李德裕虽然才学俱佳，但实事求是地说，其心胸并不宽广。

政治上的有所作为不应该掩盖自身性格和气质的缺陷，李德裕为人孤峭，以才学自负而特达不群。虽然他对朝廷中的党争问题深恶痛绝，但因为特殊的出身以及心胸狭小，尤其在他手握大权之时，没能摆脱维护本派系之私利的想法，致使其热衷于党同伐异。

即使在他被贬黜之后，又著《穷愁志》三卷共计四十九论，深刻阐述党争问题。虽然他在著述中一再为自己开脱，在序文中也称这本著作仅仅是在朋友间作为交流使用，但文章中依旧散发着浓厚的朋党气息，而且隐含着对牛党成员的人身攻击，这不能不说与他的个人品格和心胸有关。

对于牛党的魁首的牛僧孺，即使在李德裕最为失意潦倒之时，依然没有忘记诋毁攻击。他在评论牛僧孺所著的《周秦行记》时，利用牛僧孺的姓氏大做文章，称之为“太牢”，甚至说牛僧孺“阴怀逆节”。而那个时候牛僧孺已经死去，但李德裕仍以如此恶毒的语言对逝者肆意诋毁，并以未处置牛僧孺的族人而深深遗憾，甚至将对牛僧孺的报复转嫁到其子孙的身上。他对牛僧孺刻骨铭心的仇恨，使得他心态完全失衡，而这对于评论他这个晚唐政治家来讲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如果将李德裕的功过做一个划分，会昌年间的励精图治与深陷牛李党争，单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李德裕的功过可以划分为五五开。但如果站在晚唐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因为“牛李党争”使得大唐帝国加剧了内耗，李德裕实在无法和前边提到的五位宰相相提并论。

以李德裕大中三年（849年）死于崖州贬所为标志，这场从宪宗李纯在位已开端倪，历时约40余年的“牛李党争”，终于以牛党的全面胜利和李党的彻底失败而宣告结束。

“牛李党争”是晚唐历史的三大祸害之一，两党之争既有社会的历史根源，又与同时代的政治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牛党成员多为出身庶族，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而李党则代表那个时代日趋没落的世家大族。事实上，“牛李党争”的主要分歧是围绕对待藩镇和科举采取什么态度展开的。

在对待藩镇的问题上，从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担任宰相时起，就极力主张抑制藩镇势力的发展，对敢于和中央分庭抗礼、不听朝命的藩镇，坚决以武力讨伐。但牛党则由于自身与藩镇势力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对藩镇多采取妥协迁就、曲线救国的一种策略，但在李党看来完全不能容忍。

如果我们仔细梳理，就会发现无论是李吉甫还是李德裕担任宰相的宪宗、武宗时期，藩镇们大为收敛，不敢过分造次；而在穆宗、敬宗、文宗时期，藩镇势力颇为嚣张，这不能不说与两党对藩镇的态度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李党的压制藩镇政策，减轻了因藩镇割据和混战所造成的危害，有利于大唐帝国的统一和改善民生，元和中兴恰好说明了这一点，这是对李党应该给予积极评价的一方面。但在对待科举问题上，李党成员因为出身的缘故而产生了局限性，特别是李德裕顽固坚持门第观念，肆意诋毁科举制度，在科举制度已经成为那个时代主要选官途径，并且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形势下，李德裕的攻击否定科举制显然与时代背道而驰。

而且在李德裕的影响下，李党成员甚至有了废除科举的呼声，这其中以文宗时期的李党成员郑覃最为积极。当时他上疏文宗李昂，认为南北朝时期多用文采华丽之士，所以出现不治的局面。在郑覃看来，只要有才能就可以重用，为什么偏要通过考试才决定重用谁呢？

郑覃还进一步举例说，陈后主、隋炀帝都是能写文章的高手，但就是不懂得怎样治理天下，所以最后搞得天下大乱，写文章只是雕虫小技，希望皇帝陛下不要过分看重。

由郑覃的话我们可以明显看出，牛、李二党的政治主张和观点各有所长，同时也有各自的短板，客观地说不能一概而论，不能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如“长庆销兵”事件就不能完全说牛党对待藩镇只是姑息。

但是“牛李党争”毕竟是大唐帝国逐渐走向衰落的一个源头，无论他们是怎样的政治观点，其斗争不仅加剧了帝国的内耗，而且不可避免地带有帝国高层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痕迹。

“牛李党争”虽然是唐朝初年以来士族和庶族两种政治势力斗争的继续，但唐朝建立以后的二百多年时间里，通过科举制度进入仕途的庶族出身的官员，已经在官员队伍中占了绝大多数，他们的政治地位已经与唐朝初年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早已经成为李唐皇室所依靠的主要统治势力。

同样，这些庶族出身的官员在皇帝那里得到了过去只有士族势力才能享有的政治和经济特权，一部分庶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摇身变成世家大族，因此牛李党争能够持续40余年已经不能与唐初的士庶斗争同日而语。

因为自身的切身利益，牛李两党党争激烈之时，李党得势时，牛党必非之；同样牛党走红时，李党也是诋毁不断。长期的朋党之争，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互为表里，加剧了大唐帝国政治走向没落的速度，虽然两党之争终结，但大唐帝国的衰落却并没有终结，虽然“小太宗”李忱勤于政事、孜孜求治，但终究挽救不了大唐帝国走向衰弱的颓势。